所有的人都將為房產大泡沫付出沉重的代價

/葉楚華 余治國

我們最近連續寫了近十篇包括高利貸、溫州局域性經濟崩盤和人民幣升值等主題在內的與房產相關的文章。這些論述都是針對一時的經濟現象從政治與經濟兩個角度做具有一定時效性的分析。但是，房產泡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因為政府有意為之，或是因為中國文化的特色，還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本身所具有的嚴重缺陷？

其實，房產大泡沫的根源在于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泡沫之生成與破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巴菲特陰謀》一書指出，““我們不妨設想這樣一個縮微的社會：有1個房地產老板雇傭了100個工人，這100個工人可以建造120套住房。如果老板給這些工人發的工資正好可以購買100套住房，那么老板就擁有了剩下的20套住房。對于老板來說，資本投入是100套住房的價值，資本回報是120套住房的價值，賺取的利潤是20套住房，因此老板的資本回報率是20%。但是，這種情況表明，始終有20套住房賣不出來，這就是生產過剩。要解決生產過剩，老板給工人發的工資正好可以買下120套住房，此時，老板一無所獲，利潤為零。”（《巴菲特陰謀》第175頁）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辦法便是科技上的突破性進步，并且是不斷的進步。有意思的是，科技進步并非如經濟教科書上所講的——所謂的市場推動，很多時候反而是軍事競爭推動的。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進行大規模的軍備競賽，這導致軍事科技的進步十分迅猛。隨著冷戰的結束，幾十年積累的軍事科技開始逐漸轉入民用。在軍事科技基礎之上，民用科技一日千里，如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手機技術等等。

就拿網絡技術來說，原本是美國人用于對付蘇聯的利器。冷戰期間，美國軍隊最擔心蘇聯的飛機繞道北極前來空襲。為此，在美國軍方的授意和資助下，1951年，麻省理工學院成立了著名的林肯實驗室，專門研究防范蘇聯轟炸的“遠距離預警”系統，這是由軍方主管并操縱的一種中央控制的網絡結構。1962年，美國軍方提交給肯尼迪總統的一份建議書認為：盡管美國軍事網絡按照當時的標準是高水平的，但是這種由中央控制的網絡從一開始就先天不足，蘇聯的導彈只要摧毀這種網絡的中心控制，就可以摧毀整個網絡。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通信聯絡的網絡化程度越高，受到破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美國軍方認為，可以設計出一種分散的指揮系統。它由一個個分散的指揮點組成，當部分指揮點被摧毀后，其它節點仍能工作。1969年，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依照此思路資助幾所大學建設成ARPA網，這就是互聯網的雛形。

但是，冷戰以來的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與企業利潤率的促進作用已經結束。現在所謂的高科技就是一個噱頭。二戰后在美元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實物產出國必須要儲備美元才能換取本國所缺的資源。當時美元以黃金為錨，不能任意亂發。因此，美國相當于是一個大銀行，存美元就相當于把實物與資源存在這個銀行中。美國吃肉，英法等西歐戰勝國喝湯。“英鎊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儲備貨幣”（《世界金融五百年》下冊第106頁）。依靠實物生產換資源總比金融投機要辛苦多了。英法等西歐戰勝國很快就有樣學樣，紛紛退出制造業，大力發展金融業，通過金融手段榨取實物生產國。不勞而獲畢竟名不正言不順。為了給這種金融掠奪的手段罩上一層合理的面紗，西歐戰勝國把科學技術請上了神龕。由于西方近代以來的崛起確實是因為科技的突破與發展，西歐所創造的“高科技”（high-tech）一詞確實容易蠱惑人心。“高科技”一詞迅速躥紅，就連好萊塢電影也變成了所謂的高科技電影。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高科技”對實業經濟并無多少促進作用。

技術進步停滯后，要解決生產過剩、提高利潤率只能壓榨勞動者階層，經濟全球化的動力也在于此。隨著蘇聯的衰落與崩潰，資本方與企業管理層日益使用自動化裝置代替工人的高超技術，原先是工人自主控制與操作，現在則是機器控制了工人的操作。技術創造本身也成為一種封閉的權力控制體系，削弱了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在資本方及其代理人看來，更重要的是資本增值而不是技藝高超的熟練工人。反過來，資本需要的是廉價、溫順、奴性并受過一定教育、具有一定技能的勞動力。什么叫廉價，看看中國大陸勞動力的收入便一目了然。什么叫奴性？即奴隸之品性——不追求公平、平等、自由而甘受奴役的品性。《把信送給加西亞》這樣垃圾的書和“感恩的心”這樣垃圾的歌所灌輸的思想就是典型。

這樣的奴工源源不斷地涌入全球市場。20世紀60年代，美國廢除移民法中只有歐洲人和白種人才擁有移民到美國的特權，法國積極吸收北非勞動力，德國引入大量土耳其勞工，瑞典成為南斯拉夫人趨之若鶩的伊甸園，英國則成為其19世紀殖民地人民的移民首選地。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蘇東劇變的發生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行，幾十億勞動力進入全球市場。在這個進程中，相對于稀缺的資本來說有近乎無限的勞動力涌入世界市場，嚴重壓低了全球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比如英美等發達國家紡織行業非熟練勞動力成本相對于中印這樣的國家毫無競爭力，而非熟練勞動力以及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員難以轉換行業，從而造成發達國家的工人收入降低。

對于欠發達國家本身來說，國內生產總值成為衡量其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唯一指標，完全不考慮資源的浪費、人力資本的濫用與環境的惡化。實際上，早有學者指出，實際GDP的計算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名義GDP才具有貨幣意義上的價值。即便承認實際GDP的核算意義，盡管從表面上， FDI對中國GDP的彈性系數為0.12-0.17，這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會拉動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地區的經濟增長。但從1982到2006年的FDI對中國社會總投資的平均彈性系數為0.18的數據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對欠發達國家的國內投資具有顯著的擠出效應與替代作用，并且，外資企業出口占總出口的一半以上，而70%為低技術含量的加工貿易，一味依賴外資的欠發達國將難以擺脫被迫依賴出口尤其是FDI創造的低技術含量出口的附庸經濟模式。占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與金融機構在全球化過程中受益最多，而欠發達國家中的大多數人則受損。不僅如此，壟斷資本在欠發達國家獲取的利潤和最初的投資最終都會返回母國，欠發達國家留下不過是統計意義上的GDP。同時，欠發達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即新興買辦階層則通過經濟、政治、法律、輿論等各種手段，幫助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地區的壟斷資本來剝削邊緣地區的資源。 這些因素使得欠發達國家的勞動者收入與生活狀況愈加惡化，據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哈維教授給出的數據，全球范圍內女性做傭人或賣淫的人數高達20多億，每天的收入卻不足2美元。因此，欠發達國家新建的生產體系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本國及全球的生產過剩。

這一點在理論上也有嚴格的論證。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所　羅門　教授（Sorin Solomon）采用物理學方法建立市場模型，得出結論­——一旦市場實現了全球化，所有財富便會逐漸集中到少數區域與少數人手中。當然，計劃經濟也不是萬能的。波蘭克拉科夫雅杰羅南大學的　貝爾達　教授（Zdzislaw Burda）的研究指出，計劃經濟也會導致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平等，社會的絕大部分將落入一人之手。因此，極端的計劃經濟與極端的市場經濟都會妨礙生產，導致貧富差距的極度拉大，生產過剩難以克服，最終將造成災難性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這個老板既要獲取利潤，又要將所有的住房都賣出，只有一個辦法，老板除了開房產公司以外，還要開辦一個銀行。銀行借出可以購買20套住房的錢給工人，此時，老板不僅獲得20%的房產投資回報，還可以收取工人借錢的利息。巴菲特的錢就來自于利息，這就形成了食利者階層。如果工人還清貸款，那么又回到了原來的情況，利潤降低為零。因此，巴菲特這樣的食利者階層和直接生產的企業無論如何都必須要讓工人始終負債累累，只有這樣才能既然可以獲取利潤和利息，又不會發生生產過剩。這就導致了金融泡沫與經濟泡沫。可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況會越來越嚴重，要維持利潤，只能不斷吹大金融泡沫與經濟泡沫。”（《巴菲特陰謀》第177頁）

為了平衡勞動者階層微薄的收入與相對過剩的產品（包括房產），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金融機構大規模放貸。它們一邊放貸給房地產開發商，一邊放貸給購房者。如果全款購房的話，按照現在的房價，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絕大多數房產將會滯銷。我們要注意，任何一個企業只做富人生意的話都不會活得太好，沒有哪個富人需要消費100艘游艇，1萬套房子。金融機構一手控制著房地產的供給，一手控制著房地產的需求，房地產這樣的消費品在金融魔術中變成了與其他金融資產相似的金融品。

正是實業經濟的利潤率下降導致資本從實業經濟轉移到虛擬經濟領域，全球金融品價值600萬億美元，而全球每年的生產與服務所創造的價值才區區55萬億美元。金融市場變成了一個大賭場。美國如此，中國也如此。只是美國不僅表現在房地產上，還表現在各種金融衍生品上。而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才是最為顯著的賭場。在美國，華爾街上的各種金融機構賺得盤滿缽溢，而在中國，發達卻是房產商與一些地方政府。正因如此，我們才能看到，美國富豪排行榜往往都是一些金融家，而在中國則是房產商。

但是，貸款創造了存款，房產等金融魔術制造了惡性通脹。信貸擴張必然會遭遇通脹與失業的瓶頸。在某個臨界點上，勞動者階層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持信用泡沫時，要么接受通脹與資本外流的惡果，要么眼睜睜看著泡沫被戳滅。因此，無論怎么做，房地產大泡沫的興起與破滅必然導致實業經濟的萎縮與失業率的暴增，還有最不能忍受的惡性通脹與資本外流。更為嚴重的是，房地產等金融資產的膨脹不僅不能創造新的財富，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利潤率，反而會導致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進一步加劇了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之間的兩極分化。嚴重到一定程度，必然導致如中東、北非一樣的社會革命與政權崩潰。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我們不能認為，中國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能保證國家經濟的穩定，防止國際熱錢的狙擊。中國外儲的增加主要是由外資企業的貿易順差和熱錢所構成。就2010年來看，我國外儲凈增額中的88%為外國直接投資、外資企業順差和熱錢流入。其中熱錢占到49%，外資貿易順差占28%。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不僅不能維護國家的金融主權，反而極易引起人民幣信用危機。一旦資本大量外流，外資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必將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引發房地產泡沫的大崩潰，中國將迅速由債權國轉變為債務國。就像《世界金融五百年》一書所講的，“賭場終不能長久，一旦有風吹草動，金融資產就會土崩瓦解，整個虛擬經濟就會崩潰，將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世界金融五百年》下冊第173頁）無論怎樣，這些可能的后果都是所有人都將為房地產大泡沫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

若要解決房產大泡沫所引起嚴重后果，必須要扭轉整個社會的投機風氣，老老實實地將資本投入在科技進步上，并極力防止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壓制資本對勞動力的主導權，實實在在地縮小貧富差距。但這是一條曲折而漫長的道路，但愿天佑中華！

葉楚華 余治國房產系列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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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響樓市泡沫的喪鐘，歷史很快會把陳寶存們掃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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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巴菲特陰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

《郎咸平說對了嗎》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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