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對克魯格曼反思的觀察與評論

此次美國起源的全球經濟危機，不僅嚴重打擊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美國經濟體制與政策的信譽，也嚴重打擊美國主流經濟學以新古典學派為首的宏觀經濟學和以有效市場理論為代表的金融經濟學，從西方經濟學內部引發反思和批判的浪潮，呼吁對經濟學進行徹底的變革。

嚴格解，西方經濟學的反思運動在經濟危機前就在西方的大學校園開始。2000年6月，法國一群經濟學大學生發起一場簽名運動，反對與現實脫離的 “自閉經濟學”(autistic economics)， 引發法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并席卷為國際學生運動。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主任，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Olivier Blanchard 當時曾站出來為經濟學辯護，劍橋與哈佛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Amartya Sen 加入對話試圖妥協，德克薩斯大學教授 James Galbraith則親到巴黎表示支持學生。法國學生至今堅持在網上辦《替代經濟學》雜志 （http://www.alternatives-economiques.fr/），但因為主要用法語寫文章，對美國校園沖擊不大。

這次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首先來自古典經濟學的發源地英國，也是和美國同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昔日金融帝國。2008年11月，英國女王首次訪問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時，一向謹慎言論的女王，問了接待的經濟學家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何你們沒人察覺信用危機的到來？英國皇家學院為此在今年6月17日，專門召集了一個33人的專家論壇，包括當選為皇家學會會員（相當于科學院院士）的著名經濟學家，政府金融機構和媒體要員，進行研討，于今年7月22日正式給英國女王寫信回復，并將檢討公之于眾。其中承認經濟學界至今只注意個體風險，不了解系統風險; 而經濟學家，政治家，和社會各界人士對市場魔力的集體幻覺(delusion, collective  imagination) 使經濟學界不能預見到經濟危機的來臨，并保證努力總結經驗，預防下次危機的重演。但是主流經濟學家也列出許多客觀因素，為主流經濟學辯護，激起不同意見的十名英國與澳大利亞經濟學家，以制度經濟學雜志主編 Greffrey Hodgeson 為首，于今年8月15日連名發信給英國女王，批評主流經濟學濫用與現實無關的數學模型，誤導經濟學學生，要求改革經濟學的教育體系（見附件10EcostQueen809.pdf ）。

真正沖擊全世界的是英美的主流媒體，也加入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與反思。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 Simon Johnson 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重頭文章“安靜的政變”，指出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政府被金融寡頭俘獲，要走出金融危機必須拆分金融巨頭機構。并指責某些著名經濟學家也被金融利益集團的俘獲（見附件 SJQuietCoup509.pdf）。今年7月1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以“郁悶科學”為題，以顯著地位報道去年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格曼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講演，克魯格曼宣稱過去三十年的宏觀經濟學處于黑暗時代，“至多是無用的，最壞是有害的。”一石激起千層浪。緊接著，7月18日的經濟學家雜志，以“經濟學錯在哪里？”作為封面故事，集中報道了兩組經濟學家分別的宏觀經濟學與金融經濟學的檢討，并在8月6日，邀請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家，以七十年代發動反凱恩斯運動的新古典學派領導人盧卡斯做了題為“為郁悶科學辯護”的反駁（見附件 LucasDefense809.pdf ）。

陳平立即在于8月7日《經濟學家》網站上做了嚴肅的評論（http://www.economist.com/business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165405&mode=comment&sort=recommend），至今在網上被讀者推薦的評論中排名第一 （見附件 PingChenCommentLucas80709.pdf）。

對經濟學反思的高峰在今年9月2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克魯格曼的長篇文章，“經濟學家為何如此錯誤？”，系統批評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并點名批評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其中最尖銳的論斷是：

"Few economists saw our current crisis coming, but this predictive failure was the least of the field’s problems. More important was the profession’s blindness to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catastrophic failures in a market economy ...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went astray because economists, as a group, mistook beauty, clad in impressive-looking mathematics, for truth ... economists fell back in love with the old, idealized vision of an economy in which rational individuals interact in perfect markets, this time gussied up with fancy equations ... Unfortunately, this romanticized and sanitized vision of the economy led most economists to ignore all the things that can go wrong. They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rationality that often lead to bubbles and busts; to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s that run amok; to the imperfections of markets – especially financial markets – that can cause the economy’s operating system to undergo sudden, unpredictable crashes; and to the dangers created when regulators don’t believe in regulation. ... When it comes to the all-too-human problem of recessions and depressions, economists need to abandon the neat but wrong solution of assuming that everyone is rational and markets work perfectl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nd , 2009.)

Hodgeson 教授等立即發起一個簽名運動，支持克魯格曼。雖然克魯格曼在政策分析上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十分尖銳，但在方法論上只批評空想的數學模型 (fancy math model) 脫離現實, 被芝加哥大學的 Cochrane 教授抓住把柄，反問以后的經濟學是否還要用定量分析數據的辦法來加以研究

（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john.cochrane/research/Papers/krugman_response.doc）。

陳平于9月11日在紐約時報的克魯格曼博客上發表評論，指出制造均衡幻想的數學模型，不僅是脫離現實的，而且本身就是錯誤的模型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09/09/11/mathematics-and-economics/?apage=2#comments）。

陳平也同時寫信給 Hodgeson 教授，指出誤導經濟學家的不僅是數學模型，口頭表達的理想實驗，例如弗里德曼的匯率市場上的套利妖精可以自動驅除噪聲交易者和直升機撒錢模型，科斯的兩方交易，無需第三方中介，可以解決利益沖突，從而為解除市場規范辯護的交易成本理論，都應當對這次金融危機的解除思想武裝承擔責任。Hodgeson 教授立即復信表示同意。

目前，中國各大高校的經濟學教育，把引進美國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作為經濟學現代化的重要步驟，從方法論上當然比傳統的經濟學用直觀代替定量分析有所進步，但是思想上忽視經濟學與科學的基本差別：即經濟學沒有像物理學那樣的被實驗證明的統一框架。主要的經濟學流派有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體系。這次經濟危機的對策辯論，重新回到大蕭條時代，古典經濟學派，凱恩斯派，與奧地利學派的爭論，而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又深受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影響，中國的結構調整早已超出西方經濟學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范圍。但是國內重啟的“國進民退”的爭論， 似乎還落在西方政治家的后面。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今年1月21日的就職演說中指出，“今天的問題不是政府太大還是太小，而是是否有效？”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在今年4月3日的二十國首腦峰會上公開宣布：“老的華盛頓共識已經就此告終。”中國經濟學家在中國政府的復蘇政策領先世界的時候，是否也應當鼓勵經濟學的學生為發展經濟學的新思維，走出新古典經濟學的陰影而努力呢？

我把對克魯格曼的評論放在文末，給有志于經濟學創新的朋友和同學參考。歡迎大家關注這一僅僅開始的辯論。我們將用科學的研究，來推進對中國實際與經濟學本身的認識。

卡蘿塔·佩蕾絲已經推出了幾部極富原創性的著作，這些著作有助于理解長期的技術轉型，以及這種轉型同更大范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遷的互動方式。本書可能是她最有原創性、也最能引起爭議的一部作品。早在20世紀70年代，這些深層變遷就引發了佩蕾絲濃厚的興趣，那時她還是一位研究石油行業的年輕學者，而石油行業在當時和現在都是她的祖國委內瑞拉的關鍵部門。為了嘗試解釋1973年所謂歐佩克危機的原因和后果，她變得確信全球經濟已經開始了一種長期轉變，從基于廉價石油的大規模生產經濟走向基于廉價微電子產品的“信息經濟”。微處理器的到來——芯片上的計算機——像一次大爆炸一樣宣告了這種可能，佩蕾絲也得以在這一時期完成她在加利福尼亞的博士研究項目，而加州正是信息革命的前沿陣地。

在這項研究以及后來同政府和工業部門合作的一些后續工作的基礎上，她在1983年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此文的標題——“結構性變遷與新技術在經濟和社會體系中的吸收”——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它的內容。有三項理由說明了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首先，此文指出重大的技術變遷不僅意味著一批新產業非同尋常地迅速成長，還意味著在長期內許多“舊”產業的新生，這些舊產業在新產業的影響下，找到了利用新技術、并在組織和管理上進行變革的方法。佩蕾絲將關于生產體系（包括其組織、技術、及其相互依賴性）的各種新的思維方式的結合，稱作“技術-經濟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變遷。這一伴隨著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的范式變遷的概念，已為人們廣泛接受，當阿蘭·格林斯潘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用這一表述來解釋當時美國經濟的高漲之后，則更是如此。

佩蕾絲在這篇文章中做出的第二項貢獻在于，她指出了一種影響整個經濟的“元范式”（meta-paradigm）的變遷，這種變遷包含著對新投入品非常廣泛的利用。在每次技術革命中，無論是早年利用鐵、煤、鋼或是今天利用石油和芯片，這些投入品的生產都可能產生巨大的規模經濟，而且由于經濟的和純粹技術的原因，大幅下降的價格常常變得非常有吸引力。

最后，佩蕾絲指出了為歷史學家所知的“技術決定論”的某些謬誤，她堅持認為，任何技術轉型只能在社會變革、政治變革和管理變革的互動與合作中發生。這意味著范式變遷不僅在企業層面影響了管理和組織，同時也作用于整個社會和政治調節系統，并受到后者的反作用。這在教育和培訓領域更為明顯，因為對新技術的強大需求推動著變遷；在知識產權體制（商標、專利等）、公司法框架、安全規則甚至國際貿易與競爭方面也同樣顯著。所有這一切都可見證于“信息社會”的制度建設。佩蕾絲指出了要害所在，即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這種制度變遷的能力和愿望是不一樣的，這取決于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特殊的歷史環境，以及其他社會的和政治的沖突和觀念。

在本書中，佩蕾絲甚至做出了更富于原創性和啟蒙性的貢獻。她考查了以下兩者的互動關系，一方面是通常被看作金融資本的那部分經濟，另一方面是從其產生直至在經濟結構和行為中起主導作用的新技術的崛起。在約瑟夫·熊彼特的主要著作《商業周期》（1939）中，他雖然把經濟增長的重要波動和技術變革解釋為“連續的工業革命”，但仍然堅持認為成批的重大創新有賴于金融資本。事實上，他在書里談金融比談技術的篇幅還多，然而奇怪的是，熊彼特的后繼者們——通常以“新熊彼特派”（neo-Schumpeterians）之名為人所知——忽視了他這方面的工作。佩蕾絲以富有膽識的個性嘗試著填補這一鴻溝。在網絡“泡沫”已經凸顯這一鴻溝之時，她早已開始了自己的工作。

像熊彼特一樣，佩蕾絲相信新技術早期的崛起是一個爆炸性增長時期，會導致經濟出現極大的動蕩和不確定性。風險資本家為高額利潤的新的可能性所鼓舞，這種可能性在新技術的最先運用中得到證實（佩蕾絲恰當地稱之為“大爆炸”），他們迅速投資于新的活動和新的企業。然而，不確定性無可避免地伴隨著這種革命性的發展，許多早先的預期都以失望而告終，金融投機產生的泡沫，與技術狂熱癥和“非理性繁榮”一起破滅了。新產業和新企業爆發性地興起于一個仍被“舊”產業主導的環境里，這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巨大沖突的時代，許多經濟學家稱之為“結構性調整”階段。佩蕾絲強調了新技術的擴散過程，并稱之為“啟動期”（installation period）。她進一步將它分為兩個階段：“爆發階段”(Irruption)和“狂熱階段”(Frenzy)。在后一階段，金融資本將投資傾注于各種新產業、新的活動和新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此密集，使它們變得非常強大，以致于至少在那些領先的國度，日益明顯地需要一套新的調節體制。

最后，隨著政治和社會變革的經驗的積累，以及許多企業逐漸適應了新技術，新技術就成為日常生活的“常識”，啟動期的紊亂狀態可能讓位于更加和諧的增長。佩蕾絲將這一增長階段稱為“拓展期”（Deployment），并進一步把它分成兩個階段：“協同階段”（Synergy）和“成熟階段”(Maturity)。拓展期可能是一個建立在技術和制度框架彼此協調的基礎上的、相對穩定而繁榮的發展階段。雖然結構性失業很可能伴隨著啟動期，但許多國家會在拓展期達到高就業水平。這一因素促使人們把拓展期看作“黃金時代”或是“美好年代”，盡管在某些國家，測得的GDP增長在啟動期的狂熱階段可能更高些。在拓展期的成熟階段，就（現在）已經不再陌生或成熟的技術而言，其收益正在遞減。一些一度充滿活力的企業和經營活動像是患上了關節炎。工程師和經濟學家同時觀察到了收益遞減的情況，而遞減的收益引發了新一輪的啟動期，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下一代的重大創新上，它為工程師和金融家帶來了更為激動人心的前景。

這一理論當然不是套在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上的緊身衣。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言：

    所有的理論都是灰色的，

而金色的生命之樹常青。

佩蕾絲十分清楚金融、技術和政治變革的世界有多么復雜。她的四階段模型并非一個還原論的模型，而是一種理清和考查歷史進程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闡明某些一再發生的趨勢，這些趨勢可能現在就存在，也可能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和理解過去和現實。一株枝繁葉茂的綠樹在春夏兩季會是一幅美景，冬日里葉落后的樹叢則通過它們稀少而優雅的主干枝條展現出更多的生長結構和源頭。

我強烈地推薦這本引人入勝的著作，不僅向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推薦，還向工程師、科學家、經理人、工會活動者和政策制定者推薦，其實任何對我們復雜的社會系統的過去和未來演化感興趣的人都應當讀讀這本書。另一方面，它超越了熊彼特和他的大多數后繼者的討論：此書富有成效地研究了新技術擴散到“第三”世界的方式以及金融和債務在這種擴散中的作用。總之，它是一部激發思想和激蕩人心的著作，應當獲得世界經濟各個領域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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