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通貨生態險象叢生——試析當前復合型通脹的成因與對策

于祖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我國經濟深陷高通脹泥潭已經持續半年多。貨幣當局采取了最嚴厲的緊縮政策，但收效甚微。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已經蛻變為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面對通脹形勢惡化的嚴峻態勢，我們應當認真反思。目前學界與政界對這場劫難眾說紛紜，事關億萬人民的切身利益，我們必須調整研究思路，擺脫新自由主義教條的羈絆，不就事論事。只有將通脹問題置于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大環境和特殊背景下進行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實際的判斷。

——我國持續高通脹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當政者曾斷言：“我國物價處于政府掌控之中”、“我們有能力控制通脹”、“宏觀調控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現實情況卻是通脹形勢日趨嚴峻。CPI自去年6月的3％一路攀升至今年6月的6.4％，高通脹已持續一年之久，為近30年所少見。一年來央行6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3次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緊縮力度之大，為歷年之最，但收效甚微。通脹率一旦走上節節攀升之路，任何行政權力都對它奈何不得。

——現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是個有缺陷、有局限性的指標，并不能準確判別通脹態勢。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是國際上通行的衡量通脹水平的指標，政府通常把控制CPI作為施政目標之一。和發達的、規范化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國是發展中的、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不穩定性、過渡性、不平衡性、對外依附性，是我國經濟運行的重要特點。CPI指數要能相對準確地反映我國經濟運行狀況，其構成項必須充分考慮我國國情，不可照抄歐美，不可片面強調所謂“國際接軌”、“國際慣例”。
我國現行CPI由8大類商品及服務品價格指數構成，其中雖有“居住”項，但不是指房屋交易價格。“理由”是美歐等國家將該項列入“投資”項，而非居民消費支出。對于人均GDP2萬美元以上、已經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發達國家而言，居民普遍將投資房產列為生財之道，該項列入“投資”項是恰當的。但對中國而言，將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排除在CPI之外，CPI勢必成為摻水過多的數字，失去了真實性。人們早已將房價列入欺壓盤剝民眾的“三座大山”之一，稱購房者為“房奴”！
CPI構成選項不考慮我國市場秩序亂象叢生的特殊性，是CPI指數失真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國物價早已市場化，除個別品種外，商品定價均已讓位于市場。在市場化改革的旗號下，各種收費名目繁多，成為消費者不堪承受的沉重負擔。僅以高速公路為例：全世界共有14萬公里收費公路，其中10萬公里在我國，路橋收費約占運輸成本的1／3，“買路錢”成了許多地方和利益集團的搖錢樹、提款機，路橋經營成為僅次于房地產業的暴利產業。我國CPI統計中對類似居民“消費”情況沒有核算統計，物價數據并不能真實反映居民消費價格水平。
以次充好、以劣充優、以假充真、價格欺詐，已成為某些行業牟取不義之財的通病。如美容美發業，不少江湖醫生騙取執照開設美容院，不惜損害顧客健康甚至性命謀取暴利。在人們視為高雅的學術界和出版界，收取“出版補貼”、“版面費”等已成為出版“慣例”，成為學界眾生的沉重負擔。出版一本20～30萬字的學術著作，要收取2～3萬元的“出版補貼”，而且不付稿費，已成為出版行業的通行“規則”。
在服務行業，非法的“黃賭毒”在一些城市和地區已經形成了地下產業鏈。它涉及眾多從業者、業主和消費者。我們在法律上視它為非法行業，進行堵壓和打擊，但在經濟上卻無法不正視它的客觀存在。由于它要占用和消耗社會資源，影響收入的支配和再分配，政府經濟統計和調控部門不能視而不見。我國CPI核算中對類似居民“消費”的特殊情況避而不見，導致CPI數據失真嚴重，居民消費價格的實際上漲幅度遠高于CPI指數。

——通脹是對民眾的公開掠奪，但現行CPI指數遠不能完全反映民眾利益的損失和受害程度。

有人說，4％～5％的通脹率不算高，中國曾有超過20％通脹率的經歷，老百姓承受力高，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饑，說話不怕牙疼！
此番通脹也許不能算惡性通脹，但它對人民群眾利益的損害卻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工資指數化”缺位，“死工資”不與CPI指數掛鉤，通脹導致人民幣購買力下降，民眾由此受到的損失得不到相應補償。二是長期負利率，居民儲蓄存款利率低于物價上漲幅度，一年損失上萬億元。三是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目前醫療保險覆蓋人群僅有1億人，農民享受合作醫療的僅占1／10，城鄉醫療費用中自費負擔比例約占60％以上。通貨膨脹導致居民醫療負擔加重，嚴重影響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四是間接增加居民稅賦。我國實行的是流轉稅而非增值稅，消費稅征在暗處，包含在商品價格內。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既支付了價格也納了稅。即使稅率不變，納稅金額也會隨著商品價格升降而變動。因此，通脹必然間接增加了消費者的稅務負擔，攪亂國民收入再分配。五是進一步加劇了占人口總數的弱勢群體的生活困境。此番通脹是在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加劇的大環境下發生的，對于久已陷入困境的弱勢貧困群體，通貨膨脹無疑是雪上加霜。如果按照聯合國頒布的貧困線標準（人均每天消費1.5美元到2美元），我國貧困人口為世界之最。通貨膨脹對這些貧困人口而言，是公開的殘酷的掠奪！
CPI指標的功能是表示報告期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即幣值的變化，反映民眾實際生活水平的升降。CPI 與其他經濟指標互相補充、互相制約，構成反映經濟運行及居民福利狀況的完整的指標體系。與CPI相關指標中較為重要的，是國際上許多國家采取的貧困線指標，它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物價規定的、維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費支出。我國CPI核算體系積極搞“國際接軌”，貧困線指標一直沒有與國際標準接軌，且始終沒有與根據物價變化靈活調整。CPI未與工資水平、貧困線等接軌，導致CPI指數遠不能完全反映民眾利益的損失和受害程度！

——CPI持續攀高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消費和勞動收入比重持續下降形成反差，由此進一步加劇了貧困群體的生活困境，加劇了貧富兩級分化。

早在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對我國分配不均、兩級分化的狀態就表示了極大不安，向人們敲了警鐘。他說：“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級分化，實際上兩級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均會導致兩級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鄧小平年譜（下）》）時間已過去二十余年，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日趨嚴重。
分配不公，首先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社會財富分配是指生產資料的占有，也就是對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占有和支配。它是實現生產的物質前提，是決定可分配產品的數量和分配方式的因素。現在研究分配往往就事論事，避開所有制談論分配。通脹對財富占有者生計的影響，是不可與靠勞動謀生者等量齊觀的。有資料顯示：我國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京華時報》2009年12月11日）。
其次才是收入分配不公，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過低，且呈下降趨勢。按收入法分析GDP結構，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1990年為53.4％，2009年降到46.6％ ，20年間下降6.8個百分點，其中2007年最低點降至39.74％。同期GDP總量從18667億元增加到340803億元，國民經濟與財富分配不公同步“增長”。
分配不均最嚴重的社會惡果，就是催生出一個人數眾多的貧困群體，加劇了貧困群體的生活困境。貧困群體對通貨膨脹的承受力最低，受害最大。本輪高通脹形成過程中，食品價格持續暴漲是重要的推動因素，7月份豬肉價格同比漲幅高達57％，創歷史高位。消費支出結構中，貧困群體的恩格爾系數遠高于其它階層，食品價格暴漲對貧困群體的生活影響更大更明顯，顯著惡化了貧困群體的生活壓力。

——此番CPI大幅上漲具有典型的通貨膨脹的性質和特點，是2008年以來天量貨幣投放造成的惡果。

貨幣經濟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貨幣投放量必須以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為限，超量投放則形成金融泡沫，引發通貨膨脹。根據我國的實踐經驗，廣義貨幣（M2）的流通量大體上等于GDP年增長率加通脹率，再加幾個百分點。超出這個比例就會出現人們所說的“流動性過剩”，引發通貨膨脹。
但是，近些年不知什么緣由，一些人中了“GDP主義”的邪，迷上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在“金融創新”的旗號下，指望依靠超經濟投放貨幣，刺激經濟超高速增長，甚至想依靠它擺脫經濟衰退、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2008年西方國家爆發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波及到我國，引起出口下降、加工貿易陷入困境等問題，沿海地區企業出現倒閉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依附性發展戰略難以為繼。面對如此境遇，我們本應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實事求是地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反思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對外經濟戰略的利弊得失，解放思想，抓住機遇，把調整和優化結構、轉變發展戰略作為第一要務，乘西方身陷危機、有求于我的特殊機遇發展自己。但是，我們卻把“保增長”、“同舟共濟”擺在首位，比照西方那幫庸醫開出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藥方，向市場投注了20萬億元的天量貨幣！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原先計劃安排，2009年M2增幅為17％左右，不至于出現流動性過剩。實際情況卻是當那一年M2猛增了27.5％，達到60.62萬億元，為當年GDP的1.8倍，貨幣增速同時創造了中國之最和世界之最！
天量貨幣投放，確實收到了“保增長”和救市的效果。2009年我國GDP增長9.2％，澳大利亞、巴西等大宗商品產銷國率先走出衰退，美國財政因中國大量購進美國國債而免于破產，日、韓等國亦獲益非淺……世界輿論對中國一片贊揚聲，確實令人陶醉！
但是，事情還有另一面。敞開口子放貸、巨額投資，造成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加劇了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總是，使投資與消費等的關系更加扭曲，為高通脹埋下了隱患，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造成了新的障礙。
現在，我們正在無奈地吞噬自己釀造的苦果。貨幣當局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實為“緊縮銀根”。這不過是馬后炮，已于事無補。因為，天量貨幣這只老虎已經放出了籠子。無論是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是提高基準利率，對放出的“老虎”都是不受管束、沒有影響的。“緊縮銀根”可以遏制當年貨幣投放規模繼續增長，但對貨幣存量幾乎不起什么作用。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選項，貨幣政策對于調節總量失衡、實現總需求總供給平衡，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管束總需求，不能調節總供給，結構調整方面更是無能為力的。我國現在陷入高通脹的泥潭，表明總量失衡的矛盾已經凸顯。但深層次的、更尖銳的矛盾，卻是近30年超高速增長積累起來的結構全面失衡的矛盾。
比高通脹更嚴重的后果，是由敞開放貸加劇的銀行信貸風險。眼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顯示，各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均未超過警戒線，尚在可承受和可控的范圍之內。這樣的成績得來十分不易。上世紀90年代，國有銀行改制之初，當時除中國銀行外其他幾家國有商業銀行從理論上講都已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依靠政府財政注資才避免了倒閉風潮。在“保增長”的旗號下，城市政府平臺貸款、房地產貸款、基建貸款等大干快上限時投放，似乎好了傷疤忘了疼。

——民間游資充斥市場，與銀行體系內流動性過剩并存，使CPI管理承受雙重壓力。

在我國金融市場上游蕩的，除了銀行體系投放的資金之外，還有規模巨大、不受央行監控的民間游資。根據央行的資料，目前銀行信貸外的各類融資規模已接近甚至超過全社會融資總量的“半壁江山”，民間游資異常巨大。僅在浙江溫州地區，民間游資就不少于6000億元。它時而沖向小煤窯，時而投向房地產，時而轉向股市，時而在古玩市場上興風作浪，是民間高利貸的主要資金來源，始終牢牢占據民間高利貸資本主陣地。央行抽緊銀根，正好給它提供了高利放貸之機；央行放松銀根，游資則大規模轉戰股市。任何調控政策和貨幣控制措施對它都奈何不得！

——資本項目不開放，為金融市場設置了一道安全屏障，但強制結匯制度卻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

我國金融業改革實行穩步漸進、分步開放的策略。即先實現經常項目人民幣自由兌換，管住資本項目；后視條件許可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這“一放一管”的政策，使我們有效抵御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避免了重蹈俄羅斯盧布大幅貶值的覆轍。
但是，隨著我國躍入貿易大國之列，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外匯收入大量增長，現行強制結匯制度成為央行被迫增加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因素。我國外匯儲備已達3.2萬億美元，相應增發的人民幣基礎貨幣近20萬億元，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匯占款超過19283億元。在政府實施擴張型貨幣政策、市場流動性整體過剩的情況下，強制結匯制度火上加油，導致流動性進一步泛濫。
有人說，現在正是開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好時機。此言差矣。開放資本市場不能只講必要性，必須重視客觀條件。不顧及客觀經濟條件的許可，盲目放開資本項目管制，一場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將可能把30年建設成果化為烏有。現在，我們處于進退兩難的困境，巨額外匯結存已成為沉重的包袱。自轉向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以來，一方面收緊銀根、收縮流動性，另一方面同時由于外貿順差擴大、外匯結存規模繼續增長，相應地基礎貨幣投放量迅速增加。這種互相矛盾的政策，看來還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此輪通脹中豬肉價格上漲是推高CPI的重要因素，6月份豬肉價格同比上漲57％，“豬”成為眾矢之的，其實它只是泛市場化的“替罪羊”。

豬肉本是質美味佳的上好原料，民眾餐桌上不可一日無肉。但是，這些年它卻被稱為推高CPI的“禍首”。把漲價的罪名加在豬的頭上，實在有點冤。其實，這是泛市場化、自由化惹的禍。
包括種植業和養殖業在內的農業，天生就是特殊的弱勢產業。它受人們不可違拗的自然規律支配，受自然條件、生產環境的限制。市場對它奈何不得，政府對它是又愛又怕。縱觀西方發達國家，農業早已實現了生產現代化、經營規模化、分工產業化，極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普遍能夠以占比不到5％的農業勞動力供養全國人口。但是，如此高效的農業并未讓政府高枕無憂，政府絕不敢草率地把它交給市場。
近30年來，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發展被引入了誤區：一是盲目推行泛市場化政策，天真地認為靠市場就能優化農業資源配置，把弱質產業交給市場；二是推行個體經營方式，造成社會化大市場和個體經營方式的矛盾，加劇了農業生產分散化、弱質化的問題；三是輕率地廢止了曾在國際上受到好評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大干快上各類房地產項目、開發區項目導致優質農田大規模減少，失地農民數量迅猛擴大；四是固定資產投資長期向非農業和城市傾斜，原有的農田水利設施年久未修，新項目資金又被“鐵公基”擠占。因此，30年高速發展并未改變中國農業的脆弱性，沒能使農業擺脫自然和經濟周期的困擾。在農地面積不斷減少，飼料價格、養豬的水電氣暖成本等不斷抬升的情況下，豬肉價格的上漲具有客觀必然在。將豬列為推高CPI的“罪魁”，實在不公允。

——抑制通脹遭遇險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世界經濟環境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所謂“輸入性通脹”。

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全面對外開放的格局已經形成。從經濟運行到產業結構變化、從發展戰略到制度法規，都融入了全球一體化進程。世界經濟對我國的影響無論在深度、廣度上都不可與過去同日而語，甚至當今世界其他國家亦無法比擬。
在全球化背景下，所謂“輸入性通脹”問題是躲不過去的難題。2010年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我國周邊鄰國相繼出現了惡性通脹的苗頭，東南亞各國從消費品、農產品到工業品、燃料價格普遍上漲，各國政府正在為此苦惱（《日本經濟新聞》2011年4月12日）。我國長期推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加工貿易占據對外貿易的主導地位。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被少數跨國公司壟斷的條件下，我國作為世界原料、能源、材料的需求大國，完全受制于人，定價權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但鐵礦石價格卻被三大巨頭（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所壟斷。鐵礦石成本每噸僅為40～50美元，但現在到岸價已漲到每噸180美元左右。此番CPI上漲的同時，工業品出廠價PPI上漲7.1％，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更令人憂慮的是，美歐等發達國家至今尚未走出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陰霾。美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7月份高達9.2％；消費不振，市場無起色，房地產行業持續衰退；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兩黨為提高國債上限爭議不休。美國推行的量化寬松政策雖可刺激經濟增長于一時，但它的負面影響卻在逐漸顯露。美國政府正在用各種手段轉嫁美元危機和財政危機，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美國政府還在千方百計維持搖搖欲墜的美元霸權地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7月21日坦言：“目前美國和很多國家的經濟尚未完全從金融危機的余波中復蘇。”英國副首相克萊格7月18日表示，他十分憂心歐元區債務危機可能進一步擴散，擔心可能發生新一輪金融危機，并認為“美國因為政治僵局造成的嚴重不確定性，將惡化金融危機及歐元區十分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也是中國的第一大債務國，我們必須密切關注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向與前景。有輿論認為，美國可能步日本后塵，重蹈“失去的十年”的覆轍。

——抑制通脹遭遇30年高投資、高增長積累的加工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障礙。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問題長期并存、互相交織，使抑制通脹面臨兩難抉擇，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

高通脹表明總需求膨脹，供求失衡。要抑制通脹，必須抑制需求，增加供給，求得總量平衡。但與通脹相比，我國經濟的結構矛盾卻更加尖銳、更加嚴重、更加突出。結構矛盾最主要的問題，是加工工業和某些原材料工業產能嚴重過剩。有資料表明，在我國24個行業中，產能過剩的有21個，遍及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汽車、風電設備、水泥、紡織、電子通訊、服裝、玩具等行業。粗鋼產量今年可達7.3億噸，需求僅為4.7億噸，在建項目約5000多萬噸，供大于求2.6億噸。煤炭需求預計40億噸，而各地在建項目和規劃項目產量為56億噸。水泥今年計劃淘汰落后產能1.5億噸，約為總產量的1／10。焦炭產量4.04億噸，需求量約3.84億噸。電解鋁產能2400～2500萬噸，實際需求約1500萬噸左右。汽車業設備利用率僅為55％，目前全國有汽車整車廠119家、特種車和改裝廠292家、車身廠98家、零部件和配件廠3000多家。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建設過度超前，中國高速公路里程是美國的74％，但行駛車輛僅為美國的1／3。
與產能過剩并存的，還有城市房地產業的巨大泡沫。一方面由于房價過高、居民購買力不能承受造成住房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城市出現大量的“蟻族”、“房奴”，嚴重惡化了經濟改革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由于房價連年飚漲，住房投機炒作成風，房屋空置率不斷攀高。從房價收入比、房價租售比等衡量房地產泡沫化程度的指標來看，我國已是全球房地產泡沫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已潛藏著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
產能過剩和房地產泡沫化是近30年GDP超常增長、投資和出口膨脹、國民收入分配長期失衡的必然后果。1979～2009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9％，同期投資率平均為37.75％，比1953～1957年平均投資率高出13.2個百分點，甚至比1958～1978年“二次躍進”時高出7.3個百分點。其中，2003～2006年為歷史最高值，平均達到42.4％，創歷史最高、當今世界之最。2009年我國投資率比世界各國平均水平高出26.5個百分點，堪稱“歷史奇跡”！
30年高投資、高增長之所以得以支撐，是以犧牲民眾消費、惡化生態環境、過度消耗不可再生資源為沉重、巨大代價的，因而是絕對不可持續的。深陷產能嚴重過剩的困境，無論緊縮或放松銀根，都無法推動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用平衡總量的辦法是無法解決結構失衡矛盾的。
與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并存的，是人民群眾有購買力的有效需求相對不足。30年來人民收入增長乏力，消費需求不足，始終是我國經濟久治不愈的頑癥。消費乏力，投資上；內需不足，外貿補；出口過多，擠壓內需，陷入不良循環。2003～2006年，最終消費率平均降到50％左右，其中2006年降到歷史最低點36％。原因有三：一是居民在國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2000～2009年由65％降到55％。二是各階層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2000～2009年占人口10％的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平均增長率僅為7.8％，而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長率卻達到15％。三是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下降。1990年為53.4％，2009年降為46.6％，20年間下降了6.8個百分點。30年來按不變價格計算，我國GDP增長了18.6倍，但勞動者分享到的經濟繁榮的福祉非常有限，按照聯合國標準貧困人員尚有2.5億人，“不公平增長”導致普通民眾有購買力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
高增長、低收入；高投資、低消費；產能過剩、消費乏力，是不容爭辯的事實。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創現代經濟史上的奇跡，似乎中國經濟具有無限擴張的趨勢，不受有限資源的約束，可以不必求助于人們的消費需求，可以不付代價地承受生態環境惡化的壓力，可以長期透支國家經濟的潛能，讓人民大眾忍耐兩極分化、長期處弱勢群體的困境……現在不是有人斷言“中國經濟還有30年高增長期”嗎？
但是，常識告訴我們，人們不會為生產而生產。與人的消費需求相脫節的生產注定要衰亡的。30年來人民群眾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相對萎縮，與產能過剩的矛盾日漸尖銳。這一社會公認的事實再現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無限擴張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這是發人深省的：為什么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再現，或在某種程度、范圍下起作用呢？這應當是理論經濟學認真對待、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這個矛盾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有適應社會生產力性質和發展要求的一面，又有與社會生產力相矛盾的一面。只有正確處理這對矛盾，才能推動我國經濟高效、協調、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轉折性變化時期，未來可能進入低工資、低增長、高物價、高通脹的特殊階段，對這一發展態勢要有清醒的估計和足夠的準備。

在土地及其他經濟資源等透支嚴重的特殊環境下，受貨幣超量投放因素推動及農產品、勞動力價格及資源品價格上漲的迭加影響，本輪通脹持續時間可能更長，通脹周期終止后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態勢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日前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轉折性階段。
本輪通脹周期結束后，CPI同比增長率會回落，但物價不可能再降到通脹發生前的水平，仍將維持在高水平上，形成新的相對穩定的均衡價格體系。經過本輪通脹周期后，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數額將大幅抬升，居民財富將顯著縮水，高物價將成為長期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制約因素。
本輪通脹發生及治理過程中的資源、貨幣及物價演變態勢將逐步改變中國經濟增長軌跡，宏觀政策需要充分估計未來經濟增長態勢轉變問題。今后中國經濟不可能再像前30年一樣持續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的需求約束、資源約束及外部環境約束都不斷加劇，預計本輪通脹周期結束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中低速增長周期。從未來發展前景看，中國不可能復制美國式的低物價、高工資的經濟模式。美國擁有美元霸權，可以用無限印制的美元鈔票換取全球廉價的出口商品，可以通過各類手段轉嫁通脹壓力，居民享受高工資、低物價的福利，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是無法模仿和復制美國模式的。
未來中國也很難效仿日本、韓國等國高工資、高物價的經濟模式。除了經濟發展中收入分配格局惡化、勞動者報酬占比持續下降等所謂“中國模式”的自身因素外，還因為中國勞動力將長期持續過剩。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出現勞動力供給短缺、勞動力供求狀況逆轉的情況實際上是不現實的，高工資發展對中國而言可能性很低。
本輪通脹周期終結后，中國經濟最有可能出現的是低工資、低增長、高物價的發展格局，受國內外因素影響還很容易再次現出高通脹問題。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嚴峻性將會更大，需要為30年高速發展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繳付巨額成本，生產無限擴張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并可能階段性激化。
目前正處在經濟增長態勢發生重大的轉折性變化的初期，我們需要對這一發展態勢有清醒的估計和足夠的準備，用更為寬廣的視野審視當前復合型通脹及其背后的經濟發展模式問題！
幾點簡要結論：
——我國目前面臨的高通脹不是單純的貨幣現象，而是在我國特殊的國內和國際背景下發生的特殊的復合型通脹，是多種特殊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宏觀調控對策必須解放思想，從西方教條陳規的羈絆中解放出來，依據我國國情尋求新路。
——對付日前嚴重的高通脹問題，必須綜合治理，重在治本。單純靠貨幣政策，最多只能抑制CPI漲勢于一時，還會加劇我國經濟發展中累積已久的深層次矛盾。
——30年經濟超常、超高速增長是以無視資源、生態、財經、人力資源承受力為代價實現的，因而是“不協調、不穩定、不可持續的”（溫家寶語）。現在是時候了，必須堅定地回到科學發展的軌道。為此，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經濟發展的目的、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模式等諸方面，都要全面轉向科學發展觀，將相關政策真正落到實處。
——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全面轉型，有必要用二、三年時間進行治理、整頓、調整。在調整期，經濟增速應當降到經濟、生態、群眾負擔所能承受的限度，把更多資源用于調整結構和改善民生。調整期GDP下降、企業關停并轉，這是為30年超常增長、充當“世界打工仔”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它將換來今后經濟協調、高效、穩步持續發展。
——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和人民群眾有購買力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是經濟發展中久已存在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既制約經濟發展走出不良循環，又阻礙改革實現共同富裕的大目標，還導致社會不穩定。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以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為前提。我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條件下，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否則就難以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永遠無法擺脫跟在發達國家屁股后面爬行的處境，就只能把改革開放和建設的成果拱手讓給他人。最近，有人提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發展道路，即中國不僅應當充當“世界工廠”，還應當成為“世界市場”。這是一條把我國引上災難的不歸之路！
——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轉折性變化時期。本輪通脹周期結束后，CPI同比增長率會回落，但物價不可能再降到通脹前的水平，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數額將大幅抬升，居民財富將顯著縮水。資源、貨幣及物價形勢將逐步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態勢，未來中國經濟可能出現低工資、低增長、高物價、高通脹的特殊情況，生產無限擴張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并可能階段性激化，中國經濟將步入新的增長階段，對這一發展態勢必須要有清醒的估計和足夠的準備。
自然規律、客觀經濟規律是無私的，也是公正的。尊重規律，按照它的要求辦事，它就會造福于你；與它對著干，就注定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2011年7月31日完稿）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0期，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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