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知識與西方宏微觀經濟學的知識缺陷
凡學習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它是馬克思在總結前人(包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研究成果并歷經幾十年潛心深入研究而創立形成的。這一理論體系至少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全面地總結和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系統地闡釋了馬克思自己的創見;二是揭示了人類社會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既透徹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律及其發展趨勢,又揭示了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規則和內在機理,并提出了一些對未來社會經濟狀況的設想。1999年,英國BBC舉行了一系列民意測驗以評選1000年來最偉大的人物;同年10月,BBC宣布,人們評選出的“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卡爾·馬克思,而愛因斯坦、牛頓和達爾文分列第二、三、四名[1];在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不少人又積極從馬克思理論中尋求解釋,以至于《資本論》在德國等西方國家多次脫銷。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博大精深。它不僅包括《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雇傭勞動與資本》、《哥達綱領批判》等論著,也不僅包括馬克思與恩格斯及其他先人之間的往來書信,而且包括收集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46、47、48、49、50等各卷中的手稿。從內容比較看,就經濟建設而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絕大多數知識是西方宏微觀經濟學所沒有的,其中至少可概括為10個方面的理論:
1、關于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理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2]P4-5
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強調說:“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3]P11
面對復雜的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結構,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P216
2、生產資料所有制理論。馬克思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的源泉,……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隸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因為正是從勞動所受的自然制約性中才產生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4]P7
為此,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應“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3]P832但這種個人所有制不是私有制,因為“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象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后傳給后代。”[5]P875
3、商品價值理論。在馬克思所處時代,尚未有“市場經濟”概念,所以,馬克思也沒有使用“市場經濟”一詞。但馬克思的商品價值理論卻揭示了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系列內在規律、基本機制和關鍵要點,這包括商品兩因素、勞動兩重性、價值形態、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商品交換、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商品競爭和資本競爭等理論。其中,關于商品價值的社會關系,商品價值量的定義,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關系,商品價值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商品拜物教的實質,貨幣的產生和形成,價值規律和價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工資和工資的國民差異,需要、需求、供給和競爭的關系,產業內的商品競爭必然發展為產業間的資本競爭等思想,在市場經濟理論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4、企業經營理論。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占有基礎性地位。馬克思從分析資本入手,揭示了企業經營活動中的一系列帶規律性的現象,其中包括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各自的功能,資本有機構成,資本積累和資本積聚及資本集中各自的功能,產業資本循環的內在規定性,資本周轉,固定資產的有形磨損和無形磨損并由此決定的折舊、折舊金的使用,商業利潤和銀行利潤的來源,股份公司的功能、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兩權分離、利息收入和企業主收入,創業資本和創業利潤等等。
5、社會再生產理論。在馬克思所處時代,尚未有“宏觀經濟”概念,所以,馬克思也沒有使用“宏觀經濟”一詞,但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卻揭示了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一系列帶規律性的機制。其中包括社會再生產的兩部類通過交換而平衡、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外延式擴大再生產和內涵式擴大再生產、貨幣在實現社會再生產中的功能,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和生產價格、利潤率趨向下降,社會勞動總量在各個產業部門間的分配及其與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系等等。
6、金融理論。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包含了豐富的金融理論,其中包括貨幣功能、紙幣發行量與通貨膨脹,資本集中的功能,信用的作用,信用和虛擬資本,股票價格的計算,地租的資本化與土地價格等等。
7、地租理論。馬克思深入研究了土地、地租和農產品價格問題,系統闡述了勞動地租、產品地租和貨幣地租的演變過程,揭示了絕對地租、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地租與農產品生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壟斷自然資源所獲得的超額利潤的來源,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的生產價格均衡等等。
8、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在《資本論》和相關手稿中,馬克思深入系統地研究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并以此為基礎,揭示了生產勞動與價值創造之間關系、非生產勞動與價值分配之間的關系,總收益和純收益、總收入和純收入及其與價值轉移和價值創造之間的關系,闡述了社會總產品的分配程序和內在機理。
9、剩余產品和自由時間的理論。在《資本論》和相關手稿中,馬克思深入系統地研究了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剩余勞動與剩余產品的關系,剩余產品的來源、性質和功能,剩余勞動、剩余產品與財富的關系等等。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在提高勞動強度和緊張程度的同時,也“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了條件,“于是,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志,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這樣一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那時,一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以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那時,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勞動時間作為財富的尺度,這表明財富本身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是同剩余勞動時間相對立并且是由于這種對立而存在的”。[6]P221-222剩余價值只是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在資本主義這一特殊歷史階段中的表現。
10、對未來社會的設想。根據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結果的認識,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未來社會的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設想,其中包括:未來社會是一個不存在國家、政治和政府的社會,“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3]P96,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等等。
政治經濟學從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問世算起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算起也有200多年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隨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創新,同時,也分離成了不同的學派和流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和對經濟運行機理的系統揭示,不僅在100多年的歷史檢驗中為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所稱服,而且為眾多非經濟學專業人士所認同(這才有了英國BBC的民意測驗結論)。上述10個方面的內容,是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和寶貴知識,也是西方宏微觀經濟學中所沒有的。可以說,如果僅僅知道西方宏微觀經濟學的知識,不知道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知識,不僅對經濟學的基本知識的掌握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而且對經濟學的實踐指導也將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個容易提出的問題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這么多內容為什么沒有被西方宏微觀經濟學所吸納?可能的成因大致有三:第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以關于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理論為基礎的,根據這一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它必然被比它更高的社會形態所代替;而西方宏微觀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為基本前提的,其中,相當多內容雖屬市場經濟的共性內容,但在不少的西方經濟學家眼中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因此,由于歷史觀不同,后者不愿意吸納前者。第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它深刻解釋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而西方宏微觀經濟學以商品的效用理論和供求理論為基礎,否定剝削的存在。因此,由于立場的不同,后者無法吸納前者。第三,馬克思是一個天才的哲學家,在其《資本論》和眾多論著中更多運用的是辨證邏輯方法,通過演繹推理和實證來闡述或論證每個原理;而西方宏微觀經濟學主要運用的是數理邏輯方法,通過數理模型的推演和數據支持來闡述或論證每個原理。因此,由于方法論不同,后者難以吸納前者。西方宏微觀經濟學未能吸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這更加說明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獨立價值。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實踐的指導
長期來,相當多從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人,主要將這一理論體系看作是革命的理論,即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的內在規律,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理論,很少將這一理論體系看作是經濟建設的理論,由此,從邏輯關系出發,給不少人造成了一個誤解:既然中國已實現了社會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那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的經濟建設中也就失去了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一些推崇西方經濟學的人也從這個角度輕視乃至貶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地位。事實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同時包含了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就中國的經濟建設實踐而言,如果缺乏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不僅經濟改革難以展開和深化,就是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也將因理論缺失而舉步維艱。
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踐中所獲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發揮聰明才智,根據中國國情,艱苦奮斗,大膽創新的結果,但同時,也是堅持馬克思理論指導地位、將馬克思理論中國化的產物。
1、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進行的深刻變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7]P85-86這樣一場偉大而深刻的變革,只能以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為指導,在西方經濟學中是找不到任何理論根據的。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在馬克思理論指導下展開,經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和卓絕奮斗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改革進程遠未完結,在經濟建設的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我們還會遇到如何處理好穩定、改革和發展的三者關系問題,為此,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線、改革和穩定為發展服務的基本取向,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偏離的。
2、自由時間與GDP增長率。財富通過生產勞動而創造,勞動是按時間計量的,由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場合,勞動時間越多,也就意味著所創造的財富越多。從80年代起,隨著對外開放進程的展開,人們看到了發達國家每周五天工作制的現實,也期望著中國能夠改變每周6天工作制狀況,但鑒于經濟發展水平太低,主張實行6天工作制的意見一直占上風。如何權衡縮短勞動時間和保障GDP增長的關系,西方經濟學并無可借鑒的理論,但馬克思關于必要勞動時間與剩余勞動時間、財富與自由時間的理論則給我們以重要指導。1993年以后,我們先是實行兩周一次的5天工作制,然后,實行了每周5天工作制。迄今,10多年過去了,GDP增長不僅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而且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
凡學習過西方微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帕累托最優理論。它認為:“如果沒有一個人可以在不使任何他人境況變壞的條件下使得自身狀況變得更好”[8]P318,資源的配置效率就達到最理想的狀態了。這實際上意味著兩個問題發生:一是如果真的達到了帕累托最優,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市場機制的功能也就發揮到了極限,它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更好的發展了,因此,經濟發展也就停止了(否則,就應倒退了);二是如果財富的計算不再是以實物和勞動來計算,那么,帕累托最優就失去了實踐意義。與此不同,馬克思關于自由時間的理論,不僅具有資源配置效率的內涵,而且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
3、股份公司與國有企業改革。改革國有大中型企業是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在80年代,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從利潤分成、利改稅到經營承包責任制,但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基本沒有改變;90年代初期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后,股份公司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方式。然而,如何認識股份公司制度,卻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西方經濟學理論將股份公司看作是一種私有化的企業制度,我國也有一些人持這種看法,因此,反對實行股份公司制度。但馬克思并不這樣認為。他指出:在股份公司中,“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5]P493“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彼此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5]P494那種認為實行股份公司就是私有化的認識存在著一個嚴重的邏輯矛盾,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股份公司具有“揚棄”私有制的功能,怎么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卻成了發展私有制的機制?事實證明,股份公司制度一種實現資本集中、推進社會化生產進步的企業制度,在中國經濟中又是公有制的一種有效實現方式。
4、公房改革。公房改革曾經是中國改革中的一個難點。自80年代中期開始,在探討公房改革過程中,就有人提出要按照商品經濟的要求,以商品住宅的銷售價格為公房改革的定價基礎;90年代又有人提出,應按照商品住宅的市場價為基礎來研究公房改革和對應的房租,并認為如果低于市場價這一基礎,就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危險。但中國的實踐并沒有囿于此論,而是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和中國實際情況,選擇了適合自己方式來推進這一改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3]P194中國在自己的實踐,從20世紀50年代起,曾實行變個人消費為集體消費,將職工工資中本應包含的住房、教育、醫療等費用以集體消費的方式集中使用,由此,使得住房在形式上成了由政府財政投資形成的資產。顯然,住房實質上是由職工工資收入所形成的,因此,以公平為基礎、按照帶有歸還含義的標準價將公房銷售給職工,并不是國有資產的流失。1999-2001的3年間,在沒有引起大的動蕩的條件下,全國各地普遍完成了公房改革。回顧這一進程,可以看到,公房改革的指導理論在西方宏微觀經濟學中是找不到的。
5、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2003年8月以后,在中國經濟運行中發生了多次物價上漲現象,對此,如何認識?一些簡單以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為依據的人,先是強調“要防止通貨膨脹”,隨后,在2004年6月份以后、2007年3月份以后和2010年6月份以后,在物價上漲率超過3%時,又疾呼要運用緊縮貨幣政策的機制來“治理通貨膨脹”,由此,提出了如何認識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問題?
根據馬克思理論,物價上漲至少有三種情況:一是價格向價值的回歸。從商品價格與價值的關系看,由于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因此,當價格低于價值時,物價上漲不過是一種是價格向價值的回歸。二是商品供不應求。在需求不變而供給減少的情況,可能發生由商品供不應求所引致的物價上漲;在供給不變而需求增加或供給增長慢于需求增長的條件下,同樣可能發生供不應求所引致的物價上漲。三是貨幣發行過多。馬克思從貨幣流通規律出發,認為紙幣發行量一旦超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就可能引致物價普遍上漲,這種物價普遍上漲稱為通貨膨脹。中國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CPI上漲主要由農產品(包括糧食,豬肉和肉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的供不應求所引致,不是物價的普遍上漲(在這些期間,相當多消費類工業制成品處于價格下行走勢)。但在西方宏觀經濟學中,除通貨膨脹外,就沒有其他類型的物價上漲,由此使得一些信奉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人,簡單地將一切物價變動都以“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冠之并尋求貨幣政策予以化解,但中國政府并沒有如此,主要選擇了財政政策,給農民和低收入群體以財政支持。與此相比,馬克思的理論更加豐富和符合經濟實踐。
6、價值創造與股市的財富效應。有股份公司自然就要有股票市場。在促進資本集中從而促進股份公司發展方面,股票市場具有積極重要的作用,這是無庸質疑的。但股票交易市場是否具有財富效應卻值得商討。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西方一些學者提出并反復論證股票交易市場的財富效應(簡稱“股市財富效應”),認為在股市走高時期,一些獲利的投資者會擴大他們的消費,由此,將拉動需求,促進GDP增長;反之,在股市走低時期,投資者將削減消費,抑制需求,由此,抑制GDP的增長。這一認識被一些中國學者所接受。他們根據中國股市的數據和其他資料,從各個角度論證中國股市的財富效應,甚至以股價上漲增值為由提出了股市創造價值說法,并將這些認識運用于高校教學。由此,提出了兩個值得商討的問題:
第一,商品交易活動是否創造價值?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交易活動本身屬非生產勞動,雖然對生產勞動來說,這些活動是不可或缺的,但非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與此對應,股票交易市場的活動也不創造價值。毫無疑問,從事股票交易市場活動的各種中介機構可以獲得收入,也需要繳納稅負,但這并不證明股票交易市場具有創造價值的功能。這些收入和稅負,或者是從創造價值的領域中轉移過來的或者是股市參與者的收入再分配的結果,不是股市交易活動創造的。
第二,股市走勢是否影響投資者的消費?就個案而言,的確存在著在股市投資中獲利的投資者擴大其個人消費的現象,但重要的不是這些投資者是否擴大其個人消費,而是他們擴大消費的資金從何而來?例如,某一投資者先前以10元/股的價格買入某種股票1萬股,在股價上升到15元/股時賣出,由此,獲利5萬元(舍去傭金等費用),并將這5萬元全部用于個人消費,由此,在直接關系上,似乎消費擴大了5萬元。但只要一細究就不難發現,實際上,從全社會來看,消費并沒有擴大。因為這一投資者所獲得的5萬元獲利資金來源于按15元/股買入股票的另一投資者,對后者而言,他的消費減少了。馬克思明確指出:“股票只是對這個資本所實現的剩余價值的相應部分的所有權證書。A可以把這個證書賣給B,B可以把它賣給C。這樣的交易并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5]P529“只要這種證券的貶值或增值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無關,一國的財富在這種貶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樣的。”[5]P531
7、土地價格與地租。2004年以后,商品住宅價格大幅上升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商品住宅價格上揚的原因相當復雜,其中既包括由土地供給價格上升和建筑成本上升等引致的成本推進型價格上揚,商品住宅供不應求引致的需求拉上型價格上揚,高、中、低各類商品住宅的供給結構不合理引致的結構性價格上揚,也包括一些開發商和投資者利用商品住宅市場的供給短缺、制度不完善和監管不到位等,采取囤積、抬價、投機等方式推波助瀾地使商品住宅價格走高。但所有此類分析都停留于一般商品市場理論范疇,并未真正體現出與土地價格特點直接相關的商品住宅價格特點。
馬克思認為,土地價格是地租資本化的產物,即“資本化的地租表現為土地價格或土地價值”[5]P704。地租可分為絕對地租、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絕對地租是使用任何等級的土地都必須支付的地租,級差地租Ⅰ是由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等自然因素決定所應支付的地租;級差地租Ⅱ則是由土地上的基礎設施、固定資產等因素所形成的地租。在土地租用期內,租地者因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改良土壤等可能引致的農產品產量增加、單位農產品成本降低從而收益增加,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依然支付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Ⅰ,并不支付級差地租Ⅱ;但在土地租用期滿后,由于土地上的基礎設施、固定資產和已改良過的土壤不能移動,因此,土地所有者可利用這些因素要求續租者支付級差地租Ⅱ。
近年來,中國各城市在批租商品住宅建設用地中,根據土地在批租時的現實狀況分別考慮到了由絕對地租、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所決定的土地價格,但受具體條件和城鎮化進程制約,并不可能充分估算級差地租Ⅱ數量,也不可能充分估算哪些土地在什么時候、多大程度上將產生級差地租Ⅱ。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原先較為偏遠的城市郊區,在批租土地時考慮到地理位置因素計算了由級差地租Ⅰ所決定的土地價格,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這些城郊地區劃入了城市并且基礎設施、商業設施、文教衛生設施和綠地等條件大為改善,由此決定級差地租Ⅱ形成了;但因已批租的土地使用期限為70年,在70年未滿條件下,這些級差地租Ⅱ歸租地者所有,這樣,已購買這些地區商品住宅的居民就感到有一個房價上漲的收益。在這些地區,那些尚未批租的土地,在批租中的價格將明顯高于基礎設施、商業設施、文教衛生設施和綠地等條件未改善時的價格。另一方面,就是原先已支付過級差地租Ⅱ的土地也將因市政設施的進一步改善而獲得增值,由此,城市中心的土地價格將隨著城市的功能發展而提高,與此對應,在城市中心購買商品住宅的居民也會感到房價上漲的收益(盡管這種收益常常表現為觀念上的收益)。顯然,研究中國的商品住宅價格并制定有關政策,不能離開馬克思的地租理論。
此外,在研究土地價格走勢中,馬克思的下述觀點也應予以特別重視:“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從利息率由利潤率決定來說,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趨勢;此外,把利潤率撇開不說,由于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趨勢,所以可以得出結論,土地價格,即使和地租的變動以及土地產品價格(地租構成它的一個部分)的變動無關,也有上漲的趨勢。”[5]P703
馬克思理論在中國經濟實踐中的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還可以舉出更多的實例,但由上已可看出,在中國經濟實踐中,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或缺。
三、學習和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因此,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它。馬克思精辟地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為此,學習和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經濟實踐,既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又堅持理論指導實踐的原則,在此前提下,注意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
1、弄清哪些話不是馬克思說的。100多年來,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性普及過程中,一些國家(如原蘇聯等)為了強調自己的實踐符合馬克思理論,一些人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將一些并非馬克思說過的話冠之于“馬克思主義”。由于這些話為實踐所證明是錯誤的,或者并不符合歷史的本來進程,由此,給人們造成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一些誤解。
例如,我們一些教科書中認為,自奴隸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的變革,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則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變革。這些認識的直接來源是,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9]P341-342,并非馬克思的論述。
又如,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必然造成“貧富兩極分化”是馬克思在揭示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提出的。但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論著中并沒有“貧富兩極分化”或“富的越富、窮的越窮”之類的表述。馬克思說過的是:“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常備的過剩人口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3]P707事實上,幾千年來,除一些特殊年份外(如自然災害、戰爭、瘟疫等),還沒有那個社會制度真正造成了全社會范圍內絕大多數勞動人民長時間(如幾百年)的“窮的越窮”。馬克思深知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走勢、功能和狀況,不可能得出“資本主義必然造成富的越富、窮的越窮的兩極分化”這樣極端的結論。
再如,一些人從“資本是追逐利潤的”這一命題出發,認為“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是馬克思對資本本性的揭示。但實際上,這段話不是馬克思的,而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揭示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時,以第250個腳注方式引用的他人的話。其引用的全文是:“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P829實際上,馬克思并沒有認為,資本追逐利潤一定是壞事。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50卷的手稿,在許許多多地方,他都肯定了資本追逐利潤的經濟功績和歷史功績。
2、弄清哪些話是馬克思沒有說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它是馬克思在吸取前人理論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經濟實踐狀況經過潛心研究而創立的,不可能攬括人類社會的所有經濟學知識。在隨后的100多年歷史中,隨著經濟發展,各國經濟學家又分別根據變化了的經濟狀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經濟理論。這些經濟理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所沒有的,但卻是經濟學理論的重要構成部分。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來說,如果僅僅懂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和借鑒馬克思之后的經濟理論。這些理論至少包括: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廠商理論、市場競爭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公司治理結構理論等,宏觀經濟學中的總量市場理論、消費與投資理論、總需求與總供給理論、貨幣作用理論、增長和穩定理論等,貨幣金融學中的貨幣需求與貨幣供給理論、貨幣政策理論、利率理論、風險管理理論、資產組合理論、金融市場理論、資產定價理論、有效資本市場理論等,產業經濟學中的投入產出理論、產業部門結構理論、產業區位布局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和產業發展理論等,以及發展經濟學、財政學、稅收學、公司財務學、國際金融學、國際經濟學等諸多學科中的一系列理論。
3、弄清那些話是馬克思說的,但并不具有直接套用意義的。例如,馬克思在論及剩余價值生產時,曾做過一個假設,即雇傭8個工人為其勞動,小業主就將轉變為資本家[3]P341-342。但在80年代以后的中國實踐中,將是否雇傭8個工人作為劃分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的標準。這顯然是不科學的。又如,在論述按勞分配時,馬克思曾說到:“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4]P13。對此,一些人生搬硬套地非說,按勞分配屬資產階級法權范疇。
4、弄清哪些話是馬克思說的,但需要根據發展了的實踐予以進一步發展的。例如,在關于商品兩因素,馬克思認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反映的商品的自然屬性,價值反映的則是社會屬性。但工業革命200多年的歷史證明,當今商品的使用價值在自然屬性之上又附加了眾多社會因素,離開這些社會屬性,僅靠自然屬性,常常是不能為消費者所接受的。又如,馬克思從第一次產業革命中“機器代替人”的現象出發,曾認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工人失業的現象將越加嚴重,產業后備軍的規模對就業者構成了嚴重壓力,因此,“同現役勞動軍相比,常備的過剩人口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但現代科學技術進步,在減少已有產業部門的就業人口的過程中,不斷創造著新的產業部門和新的就業崗位。200多年來,世界各國(和地區)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各種措施的落實,人口明顯增長(有的達到數倍之多),但就業人口也明顯增加,失業率卻大大降低。再如,馬克思在論述資本增殖、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等過程中沒有引入資本負債關系,也沒有論及資本運作的風險問題。但在現實中,這些經濟機制至關重要,幾乎沒有一家企業不存在資本負債關系或資本運作風險。又再如,馬克思認為銀行是經營貨幣商品的經濟組織,但隨著人們對貨幣和金融的認識深化,金融產品的非貨幣現象大量發生,在發達國家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實際上已成為經營金融產品的經濟組織。
5、弄清那些話是馬克思說的,但在目前條件下尚難實現的。馬克思曾對未來社會的經濟運行做過許多的設想,但因我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都還未能達到其設想的高度,因此,在現今條件下還不可能實現。對此,不應置之不理,更不應歪曲地理解,而應根據馬克思的思想充分解釋,并尊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經過長期努力,創造條件逐步實現。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舉,這意味著,它不可能有現成的理論和經驗可供照搬。在對外開放過程中,西方宏微觀經濟學理論引入中國,這對豐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具有積極重要的意義。但是,如果僅僅停留于照搬照套西方經濟學理論,既不利于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造發展,也不利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國的經濟學者應是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造者和生產者,因此,需要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緊密結合中國實踐,充分吸收和借鑒西方理論的“合理內核”,認真總結各國經濟活動的經驗和教訓,創造出既符合中國實際又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經濟學理論。
(本文寫作于2005年8月,簡要修改于2010年12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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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 哥達綱領批判(單行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馬克思. 資本論[M].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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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蒂格利茨. 經濟學(上)[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9]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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