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試圖刺激經濟增長的發達經濟體降低了利率。由此產生的“熱錢”促使匯率與經濟基本面脫節，并在發展中國家引發了通貨膨脹和資產升值。在各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 “武器庫”中，外匯儲備的累積和阻礙資金流入的不合理壁壘，已開始取代關稅和配額制度。

然而，在愈演愈烈的“貨幣戰爭”可能會引起貿易沖突全面爆發之際，我們必須記住一個事實：這種狀況將不會持續太久。長達30年的資金成本日益低廉的時代即將結束。全球經濟很快將要面對的問題是資金太少，而不是資金過多。而對“熱錢”過快流入新興市場的擔憂，可能很快就會被一個金融保護主義的時代所取代——在這個時代中，各國政府會嚴格限制資本外流，以此來抵御對企業和消費者貸款的利率不斷上升。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以及發展中國家風險溢價的降低，大多數國家的資金成本差異已經趨于一致。資金變得十分充裕，而長期利率也在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對固定資產（如基礎設施和機器設備）的投資不斷減少所致。全球投資急劇下降，造成了對資金需求的下降遠遠大于由亞洲的經常項目盈余所產生的資金供應的增長。換句話說，這種經常被當作低利率起因的“儲蓄過剩”現象實在是由于全球投資下降所致。

然而，如今這種趨勢正在發生逆轉。在整個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快速的城市化正在不斷增加對道路、供水、電力、住房和工廠的需求。從現在到2030年，全球投資需求將會大幅上升，將達到自歐洲和日本的戰后重建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

然而，由于幾個原因，全球的儲蓄愿望卻不太可能同步上升。中國計劃鼓勵更多的國內消費。隨著人口的老齡化，支出將會增加。為了解決或適應氣候變化而增加開支也將是原因之一。其結果是，全球將很快進入一個資金短缺、實際長期利率不斷上升的新時代。這些利率的上升反過來又會抑制投資，并最終可能使全球經濟增長每年放慢1％。

一個資金持續緊張的時代將會帶來重大影響。各國政府應該預見到更高的債務成本，并立即采取行動，改善其公共財政狀況。將來，最近的低利率可能造成的財政赤字將使融資變得更困難，并可能導致對私人投資更大的“擠出效應”。

然而，即使公共財政保持克制，仍然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即各國政府將會迅速采取金融保護主義措施，以使其經濟免受資本成本不斷上升的影響。為了阻止由國家擔保的銀行或國內的養老基金對境外貸款和投資，或者為了引導主權財富基金只在國內進行投資，可能會出臺新的法規。對于全球經濟而言，這些行動將弄巧成拙。各國之間實際利率的差異將會增大，這就意味著，具有巨額經常項目赤字的國家將會遭受經濟增長放慢的打擊。同時，順差國家儲蓄者的投資回報率也會降低。

因此，各國政府必須對囤積資本的早期跡象保持警惕，而國際金融機構必須開始制定一個受到資金制約的世界所需要的金融體系。為了促進資本從全世界的儲蓄者向可以投資的地方流動，就需要建立新的機制——并輔之以合理監管的跨境銀行中介。

考慮到新興市場很低的國內儲蓄率，采用各種新的方式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也很重要。新興經濟體必須努力發展更深入、更穩定的金融市場，以提高本地儲蓄率，而成熟經濟體則應該出臺各種政策，來刺激家庭增加儲蓄（或至少減少借貸）。

企業還需要努力適應一個資本成本更高的世界。正如在20世紀80年代，能夠獲得廉價資本的日本企業擁有超過西方同行的優勢一樣，在未來，能夠獲得廉價資本的企業——例如，那些立足于高儲蓄率國家（如中國），或與主權財富基金有良好關系的企業——將擁有一種競爭優勢的新來源。融資可能會變得與出口捆綁掛鉤，將其作為一種獨特的資金來源，而金融機構需要重新將自己的業務重點放在獲取新的全球儲蓄來源上。

30年來，這個世界已經逐漸習慣了比較廉價的資本。但是，全球化的下一階段將會有所不同。各國政府將很快需要儲備資金，而且，在努力推動當前的全球經濟復蘇時，也必須預見到，一個資金短缺將會成為經濟增長新的制約因素的時代正在到來。在未來，金融保護主義的滋生蔓延將與今天的“貨幣戰爭”一樣極具破壞性。我們必須從現在就開始采取預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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