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經濟理論呼喚中國學派
2011-2-21 《瞭望》新聞周刊 蔡定創
“世界第二”的光環之下,通貨膨脹、貧富差距、資源與環境危機、國民收入增長乏力等如影隨形的問題,需要中國經濟學人的真知灼見
日前,根據日本公布的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其去年名義GDP總量為54742億美元,比中國少4044億美元,中國榮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寶座。然而,光環之下,通貨膨脹、貧富差距、資源與環境危機、國民收入增長乏力等問題卻如影隨形。這和我國一直缺乏原創的系統經濟理論不無關系。在筆者看來,中國原創經濟理論的落后,甚至是近代以來我國經濟終難占據高端的重要原因。
回顧以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歷了兩個重要的經濟學引進時期。計劃經濟時期,引進了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礎的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改革開放以后,又引進了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西方經濟學。
兩次經濟理論的引進,均有其特定的時代合理性。但是,其對中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亦不容忽視。以前蘇聯政治經濟學為例,它以命令式的計劃調配資源與動員式的基層激勵為基本特征,有兩大致命弱點:一是只有管理層的積極性,直接生產者缺乏持續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以至于在個別時期一線生產者的消極怠工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二是計劃調配在多數情況下成為主觀的“想當然”,這一現象,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表現得尤為極端。多年過去,這一經濟理論的余毒猶在。
西方經濟學引入之初,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當中國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體系時,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到了壟斷金融新階段。此時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國內滿足了普通民眾的基礎需求以后,將金融資本的視野擴大至全球,通過向欠發達國家輸入過剩資本,交換生產性國家的實物商品。這種交換有著十分隱蔽與復雜的形式。例如,處于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美元,利用生產性國家資本“賺美元”的利潤本性,實現對生產性國家的“印錢消費”。
如此一來,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就給生產性國家套上了一副“枷鎖”,將后者鎖定在為國際壟斷金融資本打工的低端生產上。在此影響之下,僅十余年時間,中國的基尼系數由0.3轉變為0.5,貧富差距懸殊受到廣泛關注。一系列奇怪現象出現了:人民幣幣值升也升不得,貶也貶不得;大量印錢的美國不發生通脹,中國通脹卻形影相隨。
不僅如此,中國犧牲了環境、資源,甚至某些行業的控制權,換來的2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卻不得不返回美國購買金融產品,變相支持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的進一步金融壟斷。由此,謀求進一步發展的中國,遭遇諸多揮之不去的“兩難”困境。
上述現象的出現,迫切要求一種揭示當代信用貨幣本質與運行規律,以及在新的壟斷金融的國際環境條件下的宏觀經濟運行規律的全新貨幣理論。此間,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分配問題。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我國當前極大的貧富差距就是一種依據現有經濟運行機制所產生的分配的結果。
筆者認為,當代經濟中客觀存在著的四種分配現象。馬克思的《資本論》,揭示的是資本與勞動在實體經濟運行中的一次分配;凱恩斯發現了可以通過財政稅收手段,進行社會公共福利分配與擴大國家投資,增加就業,以解決社會在一次分配中所產生的,在馬克思看來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使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然而,社會還客觀地存在著由股市“貨幣放大”規律而形成的第三種分配機制。當人們獲得第一次與第二次分配后,必將手中的財富重新分配于投資貨幣與消費貨幣,并將投資貨幣投資于股市。當股市“貨幣放大”作用發生正效益時,人們會將由股市創生的價值分配于投資貨幣與消費貨幣,從而重新進入實體經濟的過程。而當股市“貨幣放大”作用發生負效益時,則使股民投資于股市的原本用于消費的貨幣減少,其結果會改變一、二次分配形成的投資貨幣與消費貨幣的比例,使投資貨幣與消費貨幣更加不平衡,經濟發展困難加大。
長期以來,鼓吹自由融資、自由“圈錢”、自由價格漲跌,導致我國的股市二十年來不僅沒有產生過財富效應,反而成為加大兩極分化的工具。毫無疑問,能否正確地運用由股市所形成的第三次分配手段,是我國能否實現國民收入倍增的重要環節。
第四次財富分配是在生產過剩條件下運用“印錢消費”規律而產生的對“過剩財富”的分配。當前,美國通過“印錢消費”消費中國的“過剩財富”,中國卻因為資源的過度消耗而忍受著通貨膨脹的痛苦,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阻礙力量。此時,中國只有學會“印錢消費”,才能解決當前我國存在的十分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挖掘發展潛力,實現國民收入倍增。
歷史上,凱恩斯的二次分配理論,一度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得到緩解,并引發長達三十多年的“凱恩斯革命”。如今,利用“貨幣放大”所產生的第三次分配、由“印錢消費”所主導的第四次分配,也將助力我國擺脫資源瓶頸擠壓,走出揮之不去的通脹怪圈。主流經濟理論界絕不可繼續僵化與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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