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資本是如何盤剝日本產業資本的
中日產業資本合作突現契機

■  張云鵬 白益民

《環球財經》

按照一般看法，日本和美國的關系一直非常密切，軍事和政治領域自不待言，在經濟領域，自從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后，日本由濃重的政府管制型市場經濟制度向美國式的自由競爭型的市場經濟制度轉變，更加強了這一看法。
但是筆者認為，美國和日本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的另一面，是美國對日本越來越明顯的離心傾向的一種拉攏和打壓。日本表現出的對美國的離心傾向，是由于日本和美國不同的產業類型這一經濟基礎所決定的——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前，日本產業資本對美國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美國金融資本瓦解了日本的攻勢后又不斷地盤剝日本的產業資本。
美日兩國民族秉性不同，決定了兩國在金融和產業方面各具優勢，日本越往美國的制度靠攏，其產業受到美國金融資本的控制和盤剝的程度越重。
同時應該認識到，隨著全球化的進展，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矛盾并非一個國與國的矛盾，而已經發展為跨越國界的矛盾。面對已成“強秦”之勢的金融資本，單個國家的產業資本如果分兵作戰，必將一一被金融資本所吞噬。這種情況下，產業資本的連橫之策就成為保全發展自己的一種最優選擇。
隨著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加深，美日式的產融矛盾，也將是中國產業資本所必然面臨的課題，因此回溯和分析美國和日本產融矛盾的積累過程和發展趨勢，尋找并把握與日本產業進行合并重組的機會，對于中國產業資本的發展和壯大具有重要意義。

泡沫經濟：金融資本對
產業資本的不對稱打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日本產業咄咄逼人的攻勢，公平競爭條件下無法獲勝的美國，利用美日不平等政治軍事關系上的優勢地位，使用金融手段成功地實施了對日本產業的不對稱打擊。
二戰后，曾經是美國的經濟援助對象的德國和日本，迅速成長為美國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對手。尤其是日本，其鋼鐵、汽車、電子產品為代表的產業大舉進攻美國，對美國的制造業形成巨大的沖擊。從1965年開始，美國就在日美雙邊貿易中由順差國變為逆差國，一方面日本產品大量出口美國，另一方面美國的產品卻難以進入日本市場，從70年代開始日美之間發生了一系列的貿易摩擦。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頻頻讓步，相繼就鋼鐵（1972年）、彩電（1977年）、牛肉（1978年）、柑橘（1978年）、汽車（1981年）、半導體（1986年）等達成一系列的協議，但是這并沒有挽救美國的產業。
美國在貿易失衡上不斷經歷失敗以后，放棄單個具體產業的關稅、貿易壁壘的傳統手段，開始運用匯率和金融手段綜合地解決這一問題。
1980年，里根以“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才是問題”的口號當選總統后，采取了一系列“私有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主要包括大規模減稅，削減社會福利預算，擴大軍事支出，放松金融管制，抑制通貨膨脹，恢復強勢美元地位等。這些政策的核心就是消除對金融資本的限制，恢復美國金融資本的競爭力，為金融資本在世界范圍的擴張消除一切限制，為此不惜動用軍事手段。
在里根政府眼中，美國的制造業已經是扶不起的阿斗，因此里根政府扶持并擴張美國金融資本的實力，以金融資本對決包括日本在內的產業資本。里根的政策不僅僅是針對日本，也不僅僅是美國的貿易逆差，但是的確為日美的貿易不平衡問題找到了美國特色的解決方案。
1983年11月，里根對日本政府正式提出金融開放的請求，并提出設立專門委員會監督市場開放的進程。其理由是日本刻意壓低日元匯率以提升日本制造業的競爭力，這種不公平競爭行為嚴重地損害了美國的產業利益，為了實現公平競爭，日本金融市場必須提高對外開放程度。在美國的威勢下，1984年2月，日元美元委員會成立。1984年5月，在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書中，反映了美國提出的市場開放的請求，其內容包括國債市場的開放，放松對日元市場監管，消除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日本市場的限制等等。1985年9月，為解決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美國、日本、西德、英國和法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大廈簽署“廣場協議”，約定通過國際協作，穩步有序推動日元對美元升值。1987年，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在巴黎達成“盧浮宮協議”，約定日本和西德等實施刺激內需計劃。盧浮宮協議后，日本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利率下降，通貨泛濫，日本經濟一步一步滑入泡沫經濟的深淵。
貨幣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美國利用日本缺少貨幣主權的劣勢，通過日本并不擅長的金融手段，在80年代后期的短短時間，就徹底動搖了日本制造業賴以穩定運轉的基礎。美國以金融對抗日本制造業的做法，可以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己之長克彼之短”，是一種非常高明的不對稱打擊。

 “異質論”下，
美國對日本的市場化改造
利用所謂“非市場國家地位”，美國向中國提出了種種超過“市場國家”的改革要求。同樣，利用所謂“異質論”，美國對日本進行著系統性的“市場化改革”。
到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的金融泡沫破滅，美國金融資本大獲其利，這僅僅是第一步。雖然日本金融業在泡沫經濟中嚴重受創，但是日本的各個產業公司還基本完整，這就成為美國金融資本的下一個目標。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為了要求日本市場進一步開放，美國理論界提出了“日本異質論”。這其中，1989年美國的著名政經月刊《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封鎖日本》，堪稱日本異質論的代表之作。該文提出，日本資本主義模式有別于美國的資本主義模式，日本的經濟增長是單方面的、破壞性的經濟增長，日本的政府是極權金錢政府，不但控制國內經濟而且控制國內思想，主張要像封鎖共產主義蘇聯一樣封鎖“異質”的日本。
“日本異質論”堪稱當時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冷戰”理論，為美國系統改造日本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使日本市場向美國金融勢力開放提供了“理論”基礎和輿論基礎。
當時正處冷戰期間，“異質論”對日本形成很大的心理壓力。為了解決美日之間所謂“異質”的“結構性”的壁壘，1989年到1990年之間，美日之間舉行了5次會談，并于1990年發布了“日本構造協議最終報告”。美國主要在6個方面向日本提出了改革結構性壁壘要求，分別是：1、儲蓄和投資模式，改變日本高儲蓄模式，提倡消費。2、土地，放松土地市場的管制，允許土地自由交易。3、流通，放松對大型商業企業的限制。4、價格機制：主要針對日本國際國內的價格差，5、排他性的交易慣例，6、系列化。所謂系列化是指日本以大銀行和綜合商社為中心的眾多企業通過交叉持股所組成的企業集團，第5項、第6項直接指向該制度的核心——銀行企業結合體。
“日本構造協議最終報告”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1994年以后，美國繼續以“年度改革要望書”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提出開放市場、放松管制的種種具體要求。所謂要望，就是期待的意思。美國政府保持一貫的風度，“言語溫和，手持大棒”，通過“要望書” 這種兩國友好“協商”的方式，開始對日本實施系統化的市場改革。要望書中的各項改革要求被分配到日本政府各個部門分別進行討論，日本逐步解除不利于金融資本進出的各種結構性限制，形成了跨國金融資本自由交易的開放市場。
在美國首次提出“要望書”的同年，1994年，為了促進日本市場的開放，由日本首相和相關重要部門的政府官員組成的“對日投資會議”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該組織還包括美英證券公司、投資銀行等10人左右的“外國人特別委員會”。該機構設置的第二年，發表了以放松管制、促進企業兼并，促進對日投資等等為目的的聲明。在該組織的影響下，一系列美國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稅制、會計制度被等導入日本，使日本的社會和經濟模式不斷向美式資本主義模式靠攏。

國際準則：
日本產業把自己賣給美國
日本產業的貿易盈余的惟一出路是美國。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流入美國的日本資產在變成美國國債、變成美國高高在上的股價之后，卻反過頭被美國用來收購日本的企業。而且，通過許多所謂國際準則的巧妙作用，收購代價極為低廉。
經過10多年的運作和發展，日本的經濟和法律制度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其中標志性事件是“三角合并法”的解禁。所謂“三角合并”，就是外國企業為了兼并日本企業，首先在日本設立分公司，然后外資母公司和兼并日本對象公司進行股票交換，并購對象的日本公司持股人在持有外資母公司股票后放棄原有日本公司股權，兼并對象的日本公司融入外資公司設立的子公司，從而完成兼并過程。
“三角合并法”的解禁，不但允許外國企業對日本企業的兼并，而且允許以股票交換的方式兼并日本企業，這對日本企業的存亡形成了致命的威脅。不過，日本學者吉川元忠指出，三角合并的威力，還需要另外三個重要改革舉措的配合。
第一，日本交叉持股結構系統性的解體。戰后，日本的金融業和企業的實力薄弱，為了防止外國資本對日本企業的惡意并購，從60年代中后期開始，日本企業興起了交叉持股的高潮，并一直伴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整個過程。日本企業交叉持股，關系復雜，規模龐大，外國企業很難通過并購的方式來控制日本企業。1985年廣場協議后，美國壓力下的日元升值，切切實實傷害到了日本的制造業。與此同時，日本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大量持有泡沫資產的銀行由于資本充足率下降，被迫出售所持的企業股份，因此日本的交叉持股制度逐漸瓦解。
根據東京證券交易所的統計，日本機構持股比例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50%左右，下降到現在的25%左右，其中日本銀行的持股比例從80年代中期的20%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不足5%。與此對比鮮明的是，外國投資機構和外國投資者持有的日本企業股份的比例2007年已經達到27%的驚人比例。其中很多盈利性較好的企業，外資持股比例已經達到50%左右。比如我們所熟知的佳能，外資持股比例就已經超過50%，就股權而言，已經算不上嚴格的“日本”企業了。可見，在日元升值和金融泡沫對日本制造業銀行業的雙重打擊下，日本的交叉持股結構被系統地瓦解了。
第二，巴塞爾協議所起的限制作用。上世紀80年代末期，面對日元升值背景下日本資本全球范圍咄咄逼人的擴張形式，1987年12月，美國聯合了12個國家簽署巴塞爾協議，這個協議要求全世界的銀行資本率必須達到8%。這個規定明顯是有利于直接融資為主的英美等國，是針對日法德的金融戰艦“噸位上”的巧妙限制，因此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比如法國、德國和日本都予以抵制。于是美國和英國先達成協議，約定與美國和英國任何銀行交易，其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由于美國和英國在世界金融市場的主導地位，日本在銀行不得不加入此協議，前提是日本銀行所持企業股票市值的45%可以做為資本金。盡管如此，美國還是通過該協議使日本的金融擴張陷于停頓。
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資產破滅后，日本銀行所持企業股份嚴重縮水，8%的資本充足率約定嚴重限制了銀行對企業的融資能力，造成日本信用緊縮的局面，使日本企業連續陷入不景氣。按照日本傳統的做法，企業和銀行是相互扶持的命運共同體。可是在日本企業急需資金時，日本銀行受限于巴塞爾協議只能坐視企業破產，而企業破產又加劇了日本銀行的壞賬規模，使日本銀行陷入更深的危機。此外，由于資本充足率的限制，不但陷入困境的企業得不到銀行的救助，銀行間的資本互助也大大受到限制。
因為企業股票價格下跌和破產損害了銀行資本的基礎。銀行無法達到資本充足率要求的風險加大，在市場上的籌資成本增加，從而為日本金融業連鎖性的不景氣和破產埋下了伏筆。雖然巴塞爾協議是為防范金融風險所設置，但是美英金融資本所主導的設計使該協議對于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極不公平，事實上起到了加劇日本金融危機的作用。日本在金融泡沫破滅后，遲遲不能回復景氣，金融危機向縱深發展，直至日本的銀行和企業交叉持股結構徹底瓦解，巴塞爾協議功不可沒。
第三，公允價值的國際會計準則的導入。所謂公允價值，簡單講就是一個企業的資產是由投入的歷史價值的合計決定，還是由當前市場交易的價格決定。和大多數國家一樣，日本對資產一直采用歷史成本的計量方法。但是歷史成本的資產計量方法對于企業并購非常不利，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導入，企業的股票價格直接反映了資產價格，為金融資本通過操縱股票價格，然后通過股票置換等非貨幣交易手段并購企業打開了方便之門。
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實施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之后，利用美元的基礎貨幣地位，使世界各國的貿易盈余源源不斷的流入到美國的資本市場，美國的股價高高在上，為美國通過股票低成本購并日本企業提供了便利。因此，日本學者感嘆，公允價值和三角合并的解禁，使美國一些垃圾股的企業，通過一些手段拉高股價就可以輕松地置換到日本最優質的企業。
簡單地總結，日本貨幣主權的缺失，使日元匯率受到非市場因素的干預不斷攀升，造就了龐大的泡沫。巴塞爾協議的規定限制了金融泡沫中日本銀行的自救能力，破壞了日本銀行和企業的融合關系。銀行和企業的結合體被瓦解以后，日本銀行和企業成為金融資本漁獵的目標，而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的導入，更使得金融資本對日本銀行和企業的購并成本極為低廉。
作為企業并購制度的最后一個重要環節，“三角合并”的解禁終于在2006年5月準備開始實施。 在這個關鍵時節，發生了一件被稱為“活力門”的戲劇性并購事件。活力門公司是日本的一個門戶網站，借助美國雷曼公司的資金支持，強行收購了規模幾倍于自身的日本放送公司。該事件引起日本政商兩界對并購法案極大的反彈，“三角并購”的解禁被推遲到1年后2007年5月才正式生效。
“三角并購”解禁在日本引起很大的爭論。在此之前日本企業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曾感嘆要想購買日本的企業，除非把整個日本買下來。可是經過十幾年結構性的市場化改革，巴塞爾協議，新的會計準則，三角并購的先后導入，日本企業已經徹底喪失了抵御資本實力兼并的可能。這在米塔爾和日本新日鐵的并購和反并購的斗爭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米塔爾是一家印度跨國鋼鐵巨頭。1971年，米塔爾在印度剛剛成立時還是一家鋼鐵小作坊，可是通過一系列的收購和兼并，以超常規的速度進行著擴張。米塔爾不斷進行收購和兼并，這帶來企業規模不斷的擴大，而規模的擴大帶來效益的提升，又再次拉升米塔爾的股價。在“公允價值”的會計原則下，高高在上的股價為下一步的并購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背景下，米塔爾在鋼鐵行業的擴張如同19世紀末期洛克菲勒石油帝國擴張過程的一次重演。2006年，當時已經世界排名第一的米塔爾，通過股票置換的方式并購了當時世界排名第二的鋼鐵集團阿賽洛集團，規模更上一層樓，超過排名第二的日本新日鐵2倍以上。
米塔爾在收購阿賽洛以后，迅速引起日本鋼鐵業排頭兵新日鐵的警覺。因為在此之前，新日鐵曾經和阿賽洛達成技術合作協議，向阿賽洛提供高強度車用鋼板技術，專門向在歐洲的日本汽車公司提供優質汽車鋼板。米塔爾在收購阿賽洛集團以后向新日鐵提出，要將阿賽洛所持有的新日鐵高強度車用鋼板技術在全球范圍內使用。新日鐵在此技術前后投入4000億日元，時間長達7年，米塔爾的要求嚴重損害新日鐵的利益，因此新日本嚴辭拒絕了米塔爾的要求。米塔爾則強硬回復，不排除強行收購新日鐵。
新日鐵的股份大量分散在個人持股者和外國資本手中，理論上講米塔爾并購新日鐵財務上、法律上將不存在任何障礙。此時正值日本三角并購法正式實施前的休眠期，為了抵御米塔爾的惡意并購，新日鐵一邊安撫中小股民，一邊在世界各地擴建新工廠，并向排名當時世界第三的韓國浦項鋼鐵和排名第五的中國寶鋼集團提出了交叉持股的請求。出于種種因素，米塔爾暫時放棄了收購。2007年7月，雙方就汽車用鋼板技術交流和合作達成一系列協議。盡管如此，協議中并沒有規定“彼此不并購”的條款，新日鐵依然可能成為米塔爾的購并對象。
成為外資并購對象的遠遠不止日本的制造業。三角并購解禁后的次年，2008年1月，美國的花旗集團以股票交換的方式兼并了日興證券，成為日本三角并購第一案。日興證券曾是日本的四大券商之一，當時持有的資產規模大約有43萬億日元，而花旗付出的代價只有1萬億日元。

金融資本壓力下
產業資本的融合契機
美國的金融資本，依靠對日本產業資本的相互持股的規模優勢的瓦解，將日本的產業資本一一擊破。全球化背景下，面對已經全球范圍內融合的流動性極強的金融資本，產業資本所依靠的傳統壁壘已經無效，單個國家的產業資本如果分兵作戰，必將一一被金融資本所吞噬。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金融資本的壓力，產業資本為了保全自己和發展自己，必須像金融資本一樣實現跨國境的重組、融合或者相互持股，這是產業資本取得對抗金融資本的規模優勢的惟一出路。
從米塔爾和新日鐵的發展過程以及兩者的競爭手法來看，可以明顯地看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不同的發展邏輯。在金融邏輯下，企業更多地借助于資本市場的兼并重組來實現規模的擴張，企業本身就是交易的對象，因此米塔爾的經營者更加關注分析家和投資者的利益，而不是鋼鐵本身。而日本的產業資本的代表新日鐵，在1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完善技術投入，逐步的積累到現在的規模。
新日鐵的經營者曾評價米塔爾說，“對于一個只注重于短期利益的企業是無法持續七年，投入幾千億日元來發展技術的”。的確如此，在高強度鋼板技術上，新日鐵擁有專利達1038項，而米塔爾僅有可憐的38項，可是現在一個技術落后的企業，反過來卻要兼并技術先進的企業，這尖銳地反映出全球化資本和產業的矛盾下，日本型技術企業的困局。
這種現象是由兩國不同的經濟特點決定的。日本雖然是個島國，但是產業制度卻和德國類似，具有明顯的大陸國家的特征。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最根本的區別在于，財富是由資本產生的還是由勞動產生的。相對而言，海洋國家更為重視資本，重視商業流通，崇尚交易，重視市場的調節，崇尚自由競爭，財富的分配更傾向于資本。
大陸國家認為勞動創造財富，崇尚勞動，崇尚協作，重視政府的作用，財富的分配傾向于勞動者。因此前者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后者可以稱之為人本主義。
日本自古就是一個重視制造的民族。在古代，日本就意識到本土面積狹小，只有制造出精良的物品，才可以通過海外貿易積累財富。比如說日本刀，日本的冶鐵和鍛刀技術是從中國傳入，但是自宋代日本刀就開始出口中國。乃至明代抗倭期間，戚繼光還大量進口日本刀，并予以仿制后裝備軍隊。雖然日本和英國一樣是一個島國，但是決定于重視制造這一民族秉性，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謀求現代化的進程中，其經濟制度、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更多地模仿法國和德國，在政府的作用、資本的運用、產業的組織、財富的分配等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大陸性國家的特點。
二戰后，站立在廢墟上的日本重新選擇了產業和貿易立國的道路。通過所謂“政官財鐵三角”—政府、官員和企業的緊密結合，日本政府和企業迅速組織起適合制造業發展的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
日本奉行市場經濟的原則，日本政府并不通過指令對各類市場資源直接配置，但是日本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對市場資源的配置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這在日本金融制度的設計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戰后，日本政府面對美國的壓力，設計出一套企業融資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不是以證券股票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此外日本政府對銀行提供的金融服務，也做出了有利于制造業發展的種種限制，銀行被禁止提供全系列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而是被分為不同的類型，比如專門提供短期融資的城市銀行，專門為產業發展提供長期融資和政策融資的“信托銀行”、“長期信用銀行”等等。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制度限制了股票證券融資的無序、混亂、難以管制等缺點，使日本制造業能夠有指導性地從銀行獲得產業發展所需的寶貴資金。
此外，在戰前財閥的基礎上，日本在戰后形成了由主營銀行、大型商社、大型制造業為核心，通過交叉持股構成的規模巨大的企業集團，或稱財團。
在財團的核心企業之外，依附有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集團包含從金融、原材料、制造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這種大企業控制中小企業的制度就是日本特色的“企業系列”制度。企業系列，通過交叉持股將分散的中小企業納入高度分工高度綜合的生產體系中，形成了金融和產業的完美組合，使日本跳過自由競爭的階段，快速形成和外國企業抗衡的企業集團。
從日本的經濟制度上看出，在金融和產業的結合中，金融雖然處于核心控制地位，但是其目的卻是為產業的發展提供服務。在金融和產業交叉持股的環境下，日本企業獲得了穩定的經營環境，可以安心地從事技術改進和生產，因此交叉持股是日本保證產業競爭力的核心制度之一。日本金融和產業的完美結合，仿佛一架的造血機，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和產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嚴重威脅到美國金融資本的地位。
日本交叉持股，并非目前一般人所說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日本企業的關系可用戰艦來比喻，并不是多艘戰艦用鐵索連成一個鐵索船，而是多艘戰艦組成一個艦隊。一只軍艦受到打擊，并不意味著整個艦隊就要全軍覆滅，恰恰相反，日本金融和產業的交叉持股，企業的股份嚴重分散，一個企業的危機很難傳導到其他企業或者主管銀行。
一個企業發生危機以后，經營較好的企業和銀行可以展開救助，從而保證整個集團經營的穩定性。美國面對這種制度安排，企望日本企業“一損俱損”是不可能實現的，只能讓所有的日本企業陷入危機，形成“俱損”的局面，才能破解這種集群戰術，消除日本產業資本增值的威脅。顯然通過經濟手段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只能通過非經濟手段——政治手段、軍事手段和輿論手段。
如前所述，日本經濟之所以陷入危機，根本原因是日元升值造成的金融泡沫所導致的日本制造業和金融業共生關系的解體。可是日本升值并非完全市場的作用，是美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赤裸裸的政治請求。二戰結束后，由于日美安保條約的存在，軍事上美國還是日本的保護國，日本面對美國的要求根本無從拒絕。因此可以說，軍事手段是日本不得不吞下金融泡沫的保證。此外，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不但包括日元升值，還通過強大的輿論工具為日本輸入諸如“競爭提升效率”、“國際接軌的會計準則”等等經濟理論和制度。
國家不同的民族秉性造成了日本重視產業、美國重視資本這樣不同的經濟制度，可是在扭曲的軍事和經濟關系下，日本制造業不斷地創造財富卻以美元債券等形式回流到美國，催生了美國證券市場的繁榮，美國利用高企的股價，利用所謂公允價值、三角合并等等所謂“國際準則”，反過頭來購買日本的企業。相當于日本企業辛辛苦苦生產財富，最終卻把企業自身賣給了美國，這是一種軍事霸權和強盜金融邏輯下對經濟成果的掠奪，也是對勞動創造財富的信念的愚弄。
白銀、軍艦和牧師，是英國17、18世紀進行殖民擴張的三大武器。同樣，金融資本，軍事力量和理論工具三位一體，也是支持美國新自由主義進行金融全球化擴張的基本組合。
奉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雖然在形式上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本質是一樣的。這在日本市場開放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雖然跨國資本對日本產業資本的并購剛剛開始，這些矛盾還沒有表面化，但是隨著并購的發展，日本產業資本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跨國金融資本的矛盾也必將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尖銳。
中國、日本、韓國和亞洲諸國家，同屬東方精耕細作的農耕民族，“勞動創造財富”是根植于一般大眾心底的信仰。歐洲的德國和法國，戰后實現歷史和解，建立起構筑于誠實貨幣的基礎之上的共同體。東南亞各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飽受跨國金融資本蹂躪，充分認識到建立在虛幻的美元基礎上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可靠。
尤其是2008金融危機以后，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對美國的金融霸權的本質認識更為深刻，建立亞洲共同體的信念更為堅定。亞洲共同體的出現，必將會是美國金融霸權的重大打擊，因此美國必將不遺余力地予以阻撓，這也是最近美國強調亞洲戰略，嚴厲打壓日本“脫歐入亞”的政治派別，培植并控制日本親美派別，挑起東北亞一系列軍事爭端背景所在。
從美國系統性地打開日本資本市場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慶幸我國獨立自主的軍事力量和國家主權對經濟發展的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資本的擴張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更多地反映為超越國家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矛盾。
隨著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中國產業資本和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的面對面的競爭不可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快速壯大中國產業資本的實力以面對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的競爭，日本產業資本的發展經驗對中國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此外，從美國和日本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競爭過程中，我們應該認識到，單靠一個國家的產業資本是無法和軍事霸權支持下的金融資本抗衡的。過去，美國成功消除了日本國內的產業資本融合，從而瓦解了日本產業資本的攻勢。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講，這也為日本尋求世界范圍內產業資本的重組，發起以保全自己為目的的進攻性防守提供了“物質基礎”。這種情況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中國產業資本，對于美國金融資本和日本產業資本的矛盾所蘊含的中日產業資本合作的契機，必須予以充分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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