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息安全的巨大隱患

——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采取防范措施

        下面三篇文章，系列報道日本的“日立公司”掌控數據存儲技術和市場，并與全球的幾大數據存儲公司形成聯盟格局（隱形壟斷），從而對中國信息存儲產業的影響與危害的。他們通過中國私人買辦公司（如：“北京長遠智楊公司的總經理法人代表石峰）暗中滲入到中國信息產業核心領域，特別是對中國金融信息安全領域的滲入，使得我國面臨巨大的隱患和風險。

     現根據三篇文章的內容歸納及建議如下：

一、數據存儲設備廣泛用于政府、軍隊、金融等國家一些關鍵領域，但我國這些重要領域所使用的信息存儲產品全都依賴外國幾家跨國公司，如：日立、IBM、惠普等國際巨頭。而數據存儲相當于國家信息產業的神經中樞，這些跨國公司壟斷我國市場，造成我國一些關鍵性領域的安全和風險增加。

二、數據存儲是國家信息安全的基石，而“日立公司”通過中國個體私營公司銷售其產品，曲線進入中國信息安全核心領域，同時，存在著商業賄賂的嫌疑。事實上，日本的日立公司在中國有數百家自己的企業，他不用自己的公司，卻是用中國的一些私營公司進行商業公關。

三、中國目前數據存儲產品銷售渠道非常混亂，并且沒有設置相關信息存儲產業安全的法律法規，也沒有制度體系避免關系到國家安全的信息數據泄漏。“日立公司”等外國企業通過中國私營企業代理，直接掌控產品銷售、系統維護、軟件升級、維修更換等相關業務，這樣會導致外國政府、間諜機構通過這樣的渠道掌握我國的國家機密情報。

四、日立公司等外國跨國公司已經完全壟斷了中國信息存儲的所有市場，從而影響我們數據存儲產業的培育與發展，使得我國數據存儲產業及國家安全面臨著嚴重威脅。事實上，數據存儲在現代信息社會中，相當一個國家的大腦，如此重要的產業被外國公司（甚至外國政府）所控制，后果不堪設想。

五、建議中國政府相關部門采取聯合措施，規范數據存儲產品的銷售和服務體系。同時，支持中國的大型企業進入數據存儲產業這一領域，如：華為、中興，大唐等公司。這樣，一方面形成一道安全防火墻，有效保障客戶信息，避免國家機密泄漏，維持國家經濟、軍事和政府安全；另一方面，促進我國數據存儲產業的培育與發展。

日本財團的政經角色

-----------從“釣魚島爭端”到“中國金融安全”

文/余啟陽

在中國與日本的關系中，從領土爭端到經濟安全，我們常常忽視了日本財團在事件背后的利益糾葛與幕后作用。這次發生在釣魚島的扣船事件所引發的一系列中日關系問題，讓我們重新審視和挖掘日本財團在中日政治、經濟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誰挑動了“釣魚島爭端”

　　2004年7月7日，正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盧溝橋事變”67年紀念日，日方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派出調查船逼近中國“春曉”油汽田，進行為期3個月的所謂“勘探調查”。此前4個月，日本曾扣押了登上釣魚島的7位中國勇士，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抗議。

一個月后的8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為確保蘊藏著礦物資源的大陸架的權益而盡早劃定大陸架”的基本方針。與此前進行大陸架調查相同，日本政府再一次啟動了“官民一體”的機制。資料顯示，日本“芙蓉石油開發株式會社”是試圖開采東海油氣田最積極的企業，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一直在向政府要求授予試開采礦業權。

　  正是在2004年，日本石油資源開發株式會社收購了“芙蓉石油開發株式會社”，并進一步整合芙蓉旗下的礦區，取名“石油天然氣資源開發公司”，成為日本政府間接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日本石油公團持有49.94%的股份。此后，公司更名為“尖閣石油開發株式會社”。“尖閣列島”正是日本人對釣魚島的稱呼。

　　資料顯示，芙蓉石油開發株式會社是富士財團(又稱芙蓉財團)的丸紅株式會社(綜合商社)下屬企業。丸紅株式會社這家日本綜合商社并不為中國人熟悉，人們更多關注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和東海爭端的態度與動作，常常忽略了背后日本財團的意志和能量。

　　事實上，日本的大政方針更多是由財界主導、政界參與制定的。特別是日本的綜合商社在社會經濟與國際政治中，扮演了獨特而重要的角色(可參見白益民最新著作《瞄準日本財團》)。

臺灣問題背后的日本“財界人”

　　日本財界領袖級人物永野重雄曾對“財界人”下過一個定義：“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代理人去搞。有這種力量的就是財界人。”正如永野所言，財界成為了事實上主導日本社會經濟的“商人幕府”。 如1955年鳩山政權的倒臺，源于時任經團聯會長的石坂等財界主流的極力反對。

　　以綜合商社為核心的日本財團是如何在政治上發揮能量的？除了在本土外，還在中國臺灣地區得到充分體現。如，中國臺灣長榮財團的創始人張榮發早年曾為日本船商效力，因而與日本商界聯系密切。1978年中國臺灣“交通部”批準長榮海運公司開拓歐洲航線，其資本額75%來自日本富士財團的丸紅(綜合商社)。長榮海運則一再強調，該公司與丸紅之間只是普通客戶關系，還煞有介事地在1980年正式委托一家英國公共關系公司出面駁斥“不實謠言”。事有湊巧的是，《國際集裝箱運輸》雜志上刊登了一則文章，透露出美國信孚銀行貸款給丸紅，后由丸紅轉貸給長榮的內幕，島內輿論頓時嘩然。長榮航空公司購飛機，丸紅也出馬進行聯貸，參與的日本銀行達百余家，臺灣本島一些銀行想給長榮提供貸款，卻根本針插不進。

　　上世紀80年代，臺灣長榮財團投入7000萬臺幣成立“國家政策研究中心”，高薪網羅一些專家、教授，專門研究“臺獨”問題。中心成立后，所需經費全由長榮集團支付，研究出的“成果”直接送給李登輝參考。因此，與日本財團關系緊密的長榮財團“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成為李登輝搞“臺獨”的“智囊團”。

富士財團的馬前卒：丸紅與日立

　　丸紅是富士財團的綜合商社，表面是一家巨無霸級的國際貿易公司，而背后都是財團的金融企業大量持股，實質上扮演著一個投資銀行的角色。2006年5月19日，新華網刊發了一篇“日本丸紅公司與中國的故事”的文章介紹說，丸紅2006年對華貿易為80億美元，已在中國設立了144家合資與獨資企業。

　　鑒于中國對外資源的依賴逐步加深，2010年5月，丸紅宣布，將加大在海外資源領域的投資力度。根據丸紅商社下屬的資源能源部門新增的投資計劃，到2012年以前，將投入資金3000~3600億日元，用于強化其在包括鐵礦石、普通煤炭、鎳、銅以及稀有金屬等領域的控制。丸紅還計劃投入專門資金，加強貿易類人才的培養，以確保獲得最大收益。

　　富士財團是日本的六大財團之一，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安田財閥而發展起來的。富士財團又稱芙蓉集團，因為日本人稱富士山為“芙蓉之峰”。

　　與三菱、三井、住友等財團相比，富士財團較為松散，但是丸紅作為財團的綜合商社，發揮著產業組織者的作用，將其有機地結合起來。目前，富士財團由29家大企業組成，其核心企業有丸紅(商社)、富士銀行、日立、佳能、日產汽車、日本鋼管、札幌啤酒、日本精工、久保田等。

日立公司是富士財團的重要核心企業之一，其重點產業在裝備制造領域，包括高鐵、核電等，實際上是一家披著民用外衣的日本軍工企業。同時，日立集團大力發展數字媒體產品、電子零部件、汽車零部件等基礎技術產品事業領域。

　　根據2006年制定的“中國事業新戰略”， 日立當年在中國市場實現70億美元的銷售額， 預計2010年度在中國市場的總銷售額達到120億美元。為此，日立(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冢田實在接受中國媒體專訪時稱：“我要不遺余力地尋求日立在華130余家企業協作效應的最大化。”

　　多年來，日立在中國投資的130余家企業所開展的業務，涵蓋了電力及工業設備系統、樓宇系統、城市交通系統、信息通信系統、醫療系統、電子消費產品、建設及資源開發系統、汽車系統與汽車系統材料、信息電子及面向數字家電零部件與材料等領域。

　　日立已將“社會創新(基礎設施)事業”與為此提供支持的“基礎技術產品事業”確立為日立集團在中國市場的重點業務領域。一旦這個領域被日立掌握，也就相當于中國城市的生活命脈幾乎也就被掌控在日本人手中。

誰在觸碰中國金融安全的基石？

　　數據存儲被稱為金融信息安全的奠基之石。2010年，日本日立集團旗下的日立數據系統公司(HDS)在中國數據存儲領域有了大動作，主要是通過一家名為“北京長遠智揚科技公司”(簡稱“長遠智揚”)的私有企業，接近中國大型銀行等金融企業。為此，7月1日，日立向“長遠智揚”的法人代表及總經理石鋒授予了中國區首批“白金合作伙伴”的資格。

　　資料顯示，長遠智揚注冊資金100萬元，目前客戶群主要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工行、建行、中行、農行)，主要產品為日立數據存儲、IBM、HP、Sun服務器和管理軟件，總部設在北京，在福州、廈門、香港、上海、南昌、長沙、濟南、鄭州等地設有辦事處。注冊資金不過百萬元，事業規模卻如此之大，令人稱奇。

　　長遠智揚的法人代表石鋒，兼為北京融商電子貨幣工程集團駐福州辦事處負責人。資料顯示，北京融商電子貨幣工程集團創辦于1993年，是國內首家從事電子貨幣工程的專業化公司，尤其得到了銀行系統的普遍信任。融商集團全方位致力于金融電子化、系統集成和辦公自動化等系統的建設，并且在計算機網絡、銀行專用機具的研制和推廣。

　　在IT業內，大家都知道“全面三防的日立Simple Touch軍工移動硬盤”。所謂移動硬盤就是小型數據儲存器。日立這款硬盤的外形類似一輛奔跑中的裝甲車的造型。在性能上，日立Hitachi Simple Touch除具備常用功能外，由于這是一款采用軍工技術研制的軍工級產品，它還擁有能夠經受住一噸重的重壓和防水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日立公司與美國的IBM公司關系密切。2001年7月9日，IBM公司、日立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日立數據系統宣布達成戰略技術協議，擴展存儲服務器之間的互操作協議。2002年6月，IBM以20.5億美元將其硬盤生產部門出售給日立公司。交易完成后，日立公司與IBM共同建立一個硬盤合資公司，名為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Hitachi Global Storage Technologies)，日立擁有合資公司70%的股份。

　　事實上，無論是日本的日立還是美國的IBM，都屬于軍工型企業，他們的產業部門與軍工部門有著密切聯系。軍工型企業日立為何在中國與注冊資金只有100萬元個體戶式的小公司有著密切聯系？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數據存儲這樣一個重要的金融信息安全基石領域，卻由“長遠智揚”這樣與日本軍工型企業密切合作的小型私企來構筑，不禁讓人對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憂心忡忡。

丸紅在中國干過的勾當

　　更有疑問的是，為什么日立公司在中國有眾多辦事處及上百家合資企業，卻不通過自己的公司，偏要啟用一家中國個體企業“長遠智揚”向中國的金融巨頭們推銷自己的數據存儲設備呢？對此我們不能妄下斷言，但就《瞄準日本財團》一書作者白益民先生曾在日本綜合商社工作12年的工作經驗來看，這種行為不可不防。

　　丸紅就曾給我們上過很好的一課。在《法制與新聞》月刊2001年12月號上，曾披露過這樣一個案子：

　　1985年我國對北侖港電廠項目向國內外招標時，日本丸紅株式會社等幾家公司參與競標。當時，丸紅公司投標圖紙上的某些數據并不符合招標書的要求。為了能順利中標，丸紅公司找到了項目的招標業主——浙江省電力局副局長方復明。

　　按照規定，方復明只負責審查此項工程的采購指標、技術條款等，其他方面則鞭長莫及。但是方復明找到了在競標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副總經理劉連城，另一個是該公司進口處處長吳守仁。

　　方復明把劉連城和吳守仁推薦給了丸紅公司，此后丸紅公司在競標路上一路綠燈。最終取得了北侖港項目的承攬權。

　　事后，丸紅公司按照約定向方復明支付了16萬美元。方復明留下8萬美元，剩下的8萬美元劉、吳二人平分。兩人分次接收了賄款，吳守仁以“姚午鴻”的名義簽收。

　　方復明后移居美國并取得美國國籍，但在中國大陸活動頻繁，引起我國偵查人員注意。偵查人員發現，方復明多次在一些國家大型招投標項目過程中出入主管領導住所，行跡十分可疑。1999年方復明再次回到中國。偵查人員悄悄潛入他的房間，打開他的手提電腦，里面的內容讓所有人大吃一驚：電腦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國家機密文件。

　　偵查人員在電腦里還發現了一張表格，表中赫然記錄著方復明計劃行賄數百萬美元，已支付50多萬美元以及受賄人的簽字收據等情況。 這實際上就是一張傭金分配表！

　　從這些資料看，偵查人員斷定方復明近年來的主要工作就是為一些外國公司做項目代理，通過巨額賄賂我國家工作人員，為外國公司刺探、收買有關工程項目的秘密和情報，從中收取顧問費。偵查人員沒有貿然行動，迅速離開了賓館。2000年2月28日，方復明再次回國后被扣押。

　　后來，偵查員從方復明處查獲的簽字收據，大部分署名與傭金分配表中受賄人的姓名不符。在調取筆跡進行比對后，發現“姚午鴻”的簽字與吳守仁的字跡相同。提審吳守仁后，15年前日本丸紅商社中標北侖港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劉連城也就此歸案。

　　2001年10月，美籍華人方復明被中國司法機關依法審理。 據《法制與新聞》月刊2001年12月號報道，該案涉及諸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括原水利部副部長查克明、7個廳局級、數個處級干部。

　　前車之鑒，足以為戒。對于日本財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活動之種種，國人不可不防！

日立公司打造中國“白金暗道”

文/余啟陽

《日本財團的政經角色》一文，披露了日本富士財團旗下的丸紅公司曾經在釣魚島爭端、中國臺灣問題以及商業間諜案中扮演了“幕后角色”。文章作者經過暗中調查和對公開資料進行分析后認為，與丸紅公司同屬富士財團旗下的日立公司正在中國金融信息安全領域，發起“暗戰”。

     作者以日立公司在中國的主要合作企業代理人石鋒的經營活動為線索，梳理出一層層的關系網，從而揭示出了日立公司進入中國金融信息安全領域的一條“暗道”。

悄然進入中國金融信息安全領域

    2010年9月，中國金融業信息安全暨數據中心發展研討會在廣東珠海舉行。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公安部、工信部、銀監會、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等部門代表，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門金融管理局以及境內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代表悉數與會。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李東榮出席會議并講話。

    李東榮強調，當前，金融業對信息化依賴程度日漸加深，金融業信息安全直接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人民銀行各級分支機構和各金融機構應從國家安全的全局出發，牢固樹立憂患意識，把金融信息安全工作作為信息化建設的重要大事來抓。

誰搬動了中國金融安全的基石

    數據存儲被稱為金融信息安全的奠基之石。筆者經過多方資料梳理后發現，帶有日本軍工背景的日本日立公司，正悄然進入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數據存儲這樣一個重要的金融信息安全基石領域。

    2010年7月1日，日立數據系統公司(HDS)在其北京辦公室舉行授牌儀式，宣布將業績斐然的渠道合作伙伴北京長遠智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長遠智揚”)升級為“白金合作伙伴”。由此，日立數據系統在財務，服務與支持，銷售及業務拓展等方面給予長遠智揚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支持。

    “白金合作伙伴”是日立數據系統全球范圍內“五星級合作伙伴合作計劃(TNCP)”中的核心組成部分，該級別一般授予市場及地域覆蓋范圍廣，具有廣泛的渠道滲透能力，并且具備獲取客戶詳細情報的集成商。從長遠智揚獲得這一“殊榮”來看，其為日立公司深入中國金融安全領域立下了汗馬功勞。

    數據是銀行運行的命脈，數據中心的建設至關重要。2010年9月9日至12日，日立集團參加了“2010年中國國際金融(銀行)技術暨設備展覽會”。在這次會上，日立公司首次透露:日立的大型數據存儲器、服務器已經被中國的銀行界廣泛采用，并為以金融行業為首的眾多行業提供了優秀的IT解決方案。

    長遠智揚總經理石鋒曾對媒體表示：“日立數據系統的三容災中心技術方案具有成熟、穩定、可靠等特點，非常切合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需求，幫助我們在銀行業客戶拓展中屢有斬獲，實現了我們與客戶和日立數據系統之間的多方共贏。”

    事實上，中國的數據存儲安全已經面臨被境外產品壟斷的危險。賽迪資訊存儲事業部張興良博士曾經向《IT時代周刊》記者指出:“目前，國內存儲業的公司大多都在扮演著利潤率不高，同時技術要求又相對簡單的系統集成商角色。

而處于高利潤端的底層存儲軟件開發和大量的售后服務資源，則牢牢地被老牌國外存儲軟件商把持在手中。”

    公開資料顯示，長遠智揚是一家以提供軟硬件產品和行業解決方案和專業的信息技術服務的公司，客戶群主要為國內4大專業銀行(工行、建行、中行、農行)，主要經營的產品為日立數據系統公司的數據存儲設備，總部設在中國北京，在香港、上海、廈門、福州、南昌、長沙、濟南、鄭州等地設有辦事處。

    令人稱奇的是，業績如此彪炳、簡歷如此顯赫的一家企業，其注冊資金僅為100萬元，注冊地為北京市房山區張坊鎮。這樣一家注冊資金僅堪比“個體戶”的公司，是怎樣悄悄搬起中國金融信息安全的這塊基石的呢？

石鋒其人

    要了解長遠智揚公司(日立公司的白金級代理)，首先得了解公司法人代表兼總經理石鋒。石鋒，兼為北京融商電子貨幣工程集團(下稱融商集團)駐福州辦事處負責人。資料顯示，融商集團創辦于1993年，是國內首家從事電子貨幣工程的專業化公司，“尤其得到了銀行系統的普遍信任”。融商集團全方位致力于金融電子化、系統集成和辦公自動化等系統的建設，并且在計算機網絡、銀行專用機具的研制和推廣。

    資料顯示，融商集團駐福州辦事處的地址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華盛大廈，而石鋒本人的戶口所在地就是位于福州市鼓樓區。1998年12月4日，石鋒還在福州市工商局注冊成立了“福州康博計算機軟件有限公司”，該公司主營計算機軟件開發生產銷售和技術服務，計算機網絡系統工程設計，安裝維修。

    身為日立數據系統公司的白金級代理人，石鋒以融商集團在福州、重慶、石家莊、南京、西安等幾十家分支機構為依托，對全國各地的銀行系統的工程建設信息了如指掌。例如，融商集團西安分公司承擔了工商銀行(601398，股吧)西安市分行網絡工程的設計、安裝調試、人員培訓等業務，已經施工完成超過500家的典型網絡綜合布線工程。

    與此同時，石鋒還有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周建新，此人是浙江建達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浙江建達”)董事長，兩人同為號稱“養生大師”韓良淑的信徒。浙江建達主要為金融、公安、交通、財稅、政府和企業等行業提供信息技術產品和系統集成解決方案，擁有杭州建達軟件有限公司、杭州博泰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和浙江建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在北京、上海、南京、嘉興和廣東等地，都成立了分支機構。這些渠道也都成為了日立公司白金級代理人石鋒的重要資源。

    在授予石鋒“白金級伙伴”的授牌儀式上，日立數據系統公司中國區渠道總經理蔣慰慈表示了充分的贊賞，他說:“不斷加強與渠道伙伴的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是日立數據系統渠道策略的重點。在過去的幾年中，日立數據系統的渠道合作伙伴數量增長非常迅速，這為我們在中國市場的進一步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石鋒的渠道建設與公關能力，從長遠智揚公司中標廈門廣播電視集團項目過程中，可見一斑。據不完全統計，在2007~2009年三年政府采購中，石鋒連續三次從廈門經發機電設備招標有限公司的手中獲得了機房設備自動控制、網絡及辦公設備的采購合同，價值數百萬元。

    讓人產生疑問的是，在2007年政府采購的中標書中，石鋒的長遠智揚公司登記的地址是“北京市崇文區夕照寺大街16號華城大廈1-4-2202”，筆者暗訪后發現，這是石鋒在北京的居住地址。

換句話說，石鋒2007年在北京憑借這樣一個沒有經營實體的公司就獲得了大額采訂單，其在家鄉的人脈關系與公關能力，不容小覷。

 如今，長遠智揚雖然名義上在北京的領行國際大廈辦公，但貿易主體在廈門市凱旋廣場2號樓，同時在香港建立了機構。

    除此之外，石鋒還通過“養生大師”韓良淑、通過參與重建金粟寺，聚攏人脈。

    2006年11月20日，“金粟寺重建發起人大會”在距離金粟寺3公里外的浙江嘉興澉浦鎮南北湖風景區召開，主要操作這次會議的是石鋒、周建新等人，會議組織方打著“養生大師”韓良淑和“現代禪門第一巨匠虛云大師”之弟子久忍師傅的名號。

    韓良淑發跡于上世紀90年代氣功盛行之時。1996年3月《中國氣功》雜志上刊發了介紹韓良淑的長篇通訊，稱其能夠治愈各種疑難病癥，全國各地慕名而來請他治病的人絡繹不絕，每天少則數十人、多則上百人。近年來，韓良淑從“氣功大師”升格為“養生大師”，在福建武夷山開辦養生項目。

    2005年6月，在武夷山瀏覽齊云峰時，韓良淑和弟子石鋒一行發現一座新建的觀音廟中有一尊高達八米的楠木觀音菩薩像，隨后對外宣稱看到了許多觀音顯靈的神奇現象，并請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歐陽勝撰寫了一部《觀音菩薩在武夷山顯靈記》(下稱“顯靈記”)，由石鋒捐資刊行。

養生大師的神通

    石鋒為什么要與“養生大師”韓良淑捆綁在一起，而且還幫他做出一本“顯靈記”的書呢?其實，每個“養生大師”的最大神通，就是能夠成為一大批各界名流、精英的坐上賓。

    有關韓良淑的公開報道很少，不宜妄加評論。但是，不久前媒體對另一名“養生大師”李一的爆料卻值得思考。

    2010年8月，曾被宣傳成養生專家、學問大師的“神仙”李一因為嫌強奸女大學生被調查，隨后被媒體曝光。一個獲得教籍僅4年的道士，為何被尊為“神仙”？如今李一號稱擁有弟子3萬，信徒無數，自稱是馬云、楊錦麟、王菲和李亞鵬的師父。

    李一成名于一本名為《世上是不是有神仙》的書，作者為著名電視劇導演張紀中的夫人。書中詳細敘述了作者在縉云山一座名為“紹龍觀”的道觀中辟谷養生等多種奇特體驗及人生開悟。李一彼時正是紹龍觀的道長，“道家養生”法門的傳播者與教導者。

    在李一事發后，據媒體記者從重慶市相關部門獲取的資料顯示，李一曾任潤達扶貧有限公司、國立股份有限公司、龍人集團、無量水廠等企業的重要股東或法人代表。1998年在商場面臨困境的李一開始涉足宗教。29歲的他盯上了縉云半山的紹隆寺，開始尋找資金，改建紹龍觀。

    經過10年“經營”，縉云山上的紹龍觀和白云觀成為中國最炙手可熱的“養生圣地”。據說，一般的官員富商要見“師父”已屬不易，道長的時間需要更多用在“高層次”的傳授上。

    回過看，韓良淑和石鋒等人發起重建金粟寺，與李一當年改建紹龍觀之舉，有幾分相似。其背后動機，與李一構建名流、精英人脈網絡有異曲同工之處嗎？

謹防“間諜案”重演

    如今許多外資公司進入中國，為了迅速建構人脈，拓展業務，同時保持低調，常常以設中方代理或合作伙伴的方式，來實現業務推進。

一些國際大型公司更是通過中方代理，收集和掌握我國相關產業的大量商業與政經情報。2009年7月，轟動一時的“力拓間諜門”爆發后，偵察機關在力拓公司上海辦公室的電腦里面，竟然看到了很多關于中國鋼鐵企業的極為詳盡的資料。甚至有人戲言，“力拓上海”所了解到的鋼鐵企業信息，比中國鋼鐵協會了解到的還要周詳。2009年7月15日，《環球財經》編委、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類似力拓竊密案的情況在我國相當多，竊取對象既包括我們的戰略性先進制造業的機密，也包括一般性產業的機密，以及傳統手工業的技術機密。

除胡士泰這種“洋買辦”間諜行為外，另有一個案例也值得深思。2000年10月8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批捕永瀨國男。早在1986年，永瀨國男被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聘請為部長、特別顧問等職務，主要負責在中國的大型投標項目。從此，永瀨國男在中國開始了他的“攻壘”計劃。第一個被擊中的是電力部原副部長查克明。

    據永瀨國男交代，1996年2月，查克明率核電考察團訪問日本。1997年上半年，三井物產參與了浙江嘉興火電廠二期項目的投標，永瀨國男給查克明先后送去了6萬美元。1998年1月8日，查克明同意并簽署了上報國家計委的有關文件。五、六個月后，嘉興項目被批了下來，三井物產成了嘉興項目的總承包商。

    經過偵查，一批官員和專家的受賄行為紛紛敗露：譚艾幸，國家電力公司國際合作局局長受賄3.5萬美元；劉加宇，國家電力公司國際合作部高級工程師，受賄36.5萬美元;王建國，國家機械工業局國際招標審查處處長，受賄4.5萬美元、18萬元人民幣;席勝建，浙江省電力局外事秘書，受賄10.5萬美元；趙湖賓，浙江北侖港電廠廠長，受賄2萬美元。

    2008年8月，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發表文章警告說，隨著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活動越來越活躍，中國經濟主權已遭到嚴重威脅。中國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近十年來，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案件一直呈上升趨勢，在中國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中，六成多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誠如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李東榮在2010年9月中國金融業信息安全暨數據中心發展研討會上所說，金融業信息安全直接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數據存儲系統是中國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石，而這也是國外跨國公司的重要爭奪目標。日立公司在數據存儲領域占據了壟斷地位，并與這一領域的巨頭美國IBM公司形成了聯盟態勢。

    如今，日立、IBM和EMC已經形成了全球數據存儲系統的寡頭壟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中國理應加強在中國金融業信息安全的風險防范意識。

中國信息安全身處險境，警惕日本暗中布局與操控！

——“影子”日立：隱蔽在美國企業背后的攻城者

白益民   2011年01月04日

《日立公司打造中國“白金暗道”》一文，披露了日本日立公司通過其白金級代理人石鋒(北京長遠智揚科技公司法人代表)的關系網，悄悄打通了一條“暗道”，搬起了中國金融信息安全的基石(數據存儲)。

    資料顯示，石鋒的北京長遠智揚公司主要從事IBM、HP、Sun服務器，HDS日立、HP存儲設備代理服務。然而，幾乎無人察覺的是，IBM、HP、Sun、HDS這幾家公司的幕后都有日本日立公司的身影。

    筆者通過梳理10年來上述日本和美國的企業巨頭在信息存儲領域的一件件并購與合作案例，揭示出日本日立公司在全球數據存儲技術與設備領域的暗中布局，其無孔不入的產業和市場滲透能力令人吃驚不已。

日立、IBM在華商業賄賂案

    2006年11月3日，中國法庭宣判，中國建設銀行前董事長張恩照在批準信息技術(IT)合同時收受賄賂，判處有期徒刑15年。在法庭文件中，出現了計算機服務企業IBM的名字。IBM并非惟一一家卷入涉嫌對張恩照行賄的跨國公司，在法院宣判中，安訊、日立等跨國IT巨頭的名字也都在列。　

    判決書顯示：2002年到2003年之間，IBM的高管曾通過中間人鄒建華的安排，多次違反建設銀行外事活動工作原則和程序跟張恩照會面。作為報酬，此后的兩個月內，IBM公司通過北京一家公司將22.5萬美元以服務費的名義匯入鄒建華所屬公司在香港的賬戶。同時，判決書中還特別提到了藏在幕后的日本日立公司香港子公司。

    此前，由于張恩照在美國被起訴，中國對其進行調查的事實才為人所知。一家名為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公司，在美國起訴保險及IT管理企業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稱該公司通過行賄而獲得了建行的IT合同。Fidelity總部位于佛羅里達州。張恩照2005年3月從建行辭職，6月份被正式逮捕。

    近年來，外國企業對中國大型國有銀行合同的競爭非常激烈。這些銀行已支出巨額資金用于升級其IT系統。然而，日立、IBM公司的商業賄賂危害極大，不僅僅體現在對金融等服務行業的形象、信用的負面影響，專家們更注意到，一些跨國公司更是利用商業賄賂直接打壓了國內產品的自主創新。　

    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如果任其泛濫，將直接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阻礙中國的自主創新。要遏制“洋賄賂”，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需要借鑒國外的有益做法，完善有關法規，加大監管力度。　

    張恩照的落馬與IBM、日立的涉嫌，在國內并非跨國公司行賄案的孤例。從“沃爾瑪禮品”、“朗訊風波”，到“德普回扣門”，再到“張恩照事件”，幾乎每年都有曾經光輝的人物倒在“洋鬼子”們的糖衣炮彈下面。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行賄行為，似已司空見慣。

    在中國境內從事經營的跨國公司行賄，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破壞了中國的市場秩序，受傷害最大的還是國內企業。有數字統計顯示，中國在最近10年，至少調查了約50萬起腐敗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或外商有關。世界銀行估計每年向發展中國家出口金額的5%——500億至800億美元都流向了當地的腐敗官員。

IBM姓“日”，不姓“美”

    2002年4月17日，IBM宣布同日立將形成新的存儲戰略聯盟以推動存儲互操作性及開放標準的發展，同時通過雙方已建立多年的聯盟關系，共同研究和開發新的基于開放存儲標準的先進技術，以推進新一代網絡存儲系統及解決方案在市場的普及和應用。由此，“IBM-日立存儲技術標準聯盟”橫空出世。

    讓人吃驚的是，隨后不過一年，日立公司花巨資將IBM的數據存儲的硬件業務收入囊中。2003年新年伊始，日立社長莊山悅彥突然在東京宣布，日立以20.5億美元收購IBM硬盤業務。日立不僅借助收購提高了自己的存儲業務實力，而且還同IBM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合力在世界存儲市場上建立戰略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并購后的日立是世界上惟一一家經營全系列硬盤產品的公司。對待日立的并購，IBM選擇的是積極配合。在正式并購之前，IBM和日立合資成立了“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簡稱“日立存儲”，英文：HitachiGST)將合資企業的經營全權交給了日立。之后，經過三年的過渡期，日立就能夠得到合資公司的全部股份。

    與日立存儲一起為實現這個身份努力的另一家下屬子公司是日立數據系統有限公司(簡稱“日立數據”，英文HDS，)。HDS公司副總裁及首席技術官Hubert Yoshida是美籍日本人，從1997年就開始在日立數據工作，之前一直在IBM開發及業務部門擔任重要職務。在日立公司對日立存儲和HDS兩家公司的介紹中，都用到了“核心業務”一詞。

    其實，東芝、富士通等其它日本財團企業此時正在隱身幕后，通過分工與協作，將IBM的其他產品線牢牢地捆綁起來。2001年開始，同為三井財團的東芝和索尼與IBM開始合作開發名為CELL的新一代多核心處理器，公布的研發計劃為5年，研發費用高達4億美元，搶占未來IT技術的制高點。

    與此同時，在基于CELL處理器的軟件開發和應用領域，三方也是不遺余力。2005年7月，東芝、索尼和IBM宣布將面向全球開放Cell處理器的技術標準，謀求在未來的IT核心領域占有相當大的壟斷地位。東芝和索尼與IBM三方的實質性合作發展非常迅速：到2006年初時，東芝、索尼和IBM三方共同宣布將沖擊32納米的新高度。

    作為與IBM進行戰略捆綁的一部分，日本富士財團的日立公司一直在積極與美國IBM合作研究新一代存儲網絡，以求在和存儲市場老大EMC的競爭中搶占技術制高點。早在2002年1月，日本的日立、富士通和NEC聯合美國IBM公布了在強化Linux企業功能方面的合作成果。在Linux應用領域，IBM一貫表現得十分積極。

   為了對抗處于壟斷地位的微軟視窗系統，IBM和富士財團的日立、三井財團的索尼、住友財團的NEC、以及第一勸銀財團的富士通積極合作，共同擴展Linux的影響力。開放創新網絡公司(OIN)是國際最著名的Linux開發和推廣企業，IBM和索尼、NEC都是這個公司的投資人和專利被許可人。

被日本掏空的“聯想-IBM”

    2004年12月8日，聯想集團[5.02 -0.40%]在北京正式宣布，以總價12.5億美元收購IBM的全球PC業務。具體而言，聯想集團付出的12.5億美元包括6.5億美元現金和6億美元的聯想股票構成，中方股東、聯想控股將擁有聯想集團45%左右的股份，IBM公司擁有18.5%左右的股份，因此，這次收購實際上是中美兩家IT廠商的戰略合作行為。

    這次聯想的收購行為，是中國IT行業在海外投資最大的一次，由此，聯想集團成為年收入超過百億美元的世界第三大PC廠商。聯想管理集團的管理層在兩間國際顧問公司(指高盛和美林)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近13個月的談判和工作量極大的業務梳理工作，最終走到了一起。根據彭博社預估，美林與高盛分別賺進約900萬美元顧問費。

    事實上，中國聯想集團2004年底以總價12.5億美元收購IBM的全球PC業務，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沖著IBM的ThinkPad品牌和技術而來的。然而，誰會想到第一款以ThinkPad命名的筆記本電腦卻誕生于日本大和實驗室(原稱“IBM 日本大和事業所”)，而不是美國。

    日本是ThinkPad的誕生地。當時IBM PC的總經理無法忍受美國漫長的開發周期，從1991年開始將移動計算的開發工作轉移到了日本，所有ThinkPad筆記本電腦機型的設計全部由日本大和實驗室負責，可以說這里是歷史上全部ThinkPad的家。

    當2005年5 月1 日聯想宣布收購IBM PC正式完成的時候，某種意義上說，IBM 筆記本電腦最重要的火車頭“日本大和實驗室”才是聯想12.5億美元買下的最重要的資產。日本大和實驗室是IBM筆記本電腦的設計開發中心，全球筆記本電腦產業許多設計、規格、用料和概念的創新，經常由大和實驗室領銜。

    事實上，大和實驗室的部分核心技術和人才早已經被轉移出去了。2001年7月4日，日本IBM與臺灣奇美電子公司合資成立一家名為“IDTech”的新公司，并決定將日本大和實驗室的大部分開發骨干劃入新公司。

    就在聯想宣布收購IBM的PC業務后的第4個月，即2005年3月底，IDTech公司把液晶面板制造業務作為一家新公司獨立出來，而三井財團的索尼公司則采取以185億日元的價格收購該公司全部股票。其實，IDTech公司就是從三井財團東芝公司與IBM合資的DTI公司分離出來的，經過臺灣奇美之手又轉回到三井財團索尼公司的手上。

    與此同時，2005年3月初，日立存儲(HGST)完成對IBM的并購和消化后，宣布在全球開設5間新的設計中心，以協助客戶將硬盤裝配到各項消費電子產品中。5間中心分別設在中國的深圳和臺北、日本的藤市、英國的哈凡特市以及美國的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市，名為日立設計中心。

日美同盟攻陷中國市場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各類IT用戶對存儲設備和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多，越來越專業。早在2002年，全世界用戶在服務器和存儲產品上的花費就已經接近1:1。在此基礎上， 2003年這一比例將擴大至1:3，世界存儲市場的總值超過460億美元。而到了2005年，全球外部磁盤存儲容量以每年66.7%的速度逐年遞增。

    這樣的市場發展速度，沒有哪個IT企業會不動心，聯想自然也不會例外。然而，國際存儲市場早已為HDS(日立數據系統)、IBM、SUN(臺灣希捷)和HP(惠普)、EMC等巨頭所把持。對于沒有核心技術的聯想來說，要想在這個領域分一塊蛋糕，不和外國巨頭們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

    日本富士財團的日立公司在國際存儲市場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對聯想這樣的大客戶和潛在的競爭對手自然不會掉以輕心。2004年中期，日立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為其將來在存儲領域以及中國市場的絕對優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4年5月26日， HDS與聯想集團[5.02 -0.40%]宣布結成戰略合作伙伴。根據協議，聯想成為HDS在中國惟一的聯合品牌合作伙伴和全球戰略合作伙伴之一。也就是說，聯想集團成為了日立數據系統公司占領中國市場的“伙伴”。

    日立與聯想雙方的合作內容具體包括：一，共同推出聯合品牌的磁盤陣列，合力開拓以分布式或部門級存儲應用為主的廣闊市場；二，在全國發展50家存儲領域專業渠道，在各大城市建立技術支持網絡，并計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立存儲實驗室；三，培訓超過200個存儲方面的專業人才。

    此時，在事關存儲行業未來發展的領域，日立公司更是不遺余力地增強業已取得的巨大優勢。在多年的交往中，IBM和它的日本同行們從競爭對手逐漸轉化為合作伙伴，它們在世界電子信息市場上形成了壟斷性質的產業聯盟。

    在中國，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繼承了IBM在深圳的兩個廠子，一個完全為IBM所有，另一個是與中國長城電腦公司的合資企業。除此之外，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投資五億美元開設了一個新的硬盤工廠。顯然，日立公司對IBM的收購有對中國市場的戰略意圖。

    2004年7月30日，IBM與日立合資的日立儲存(HGST)表示，其在2004年的微硬盤市場上的占有率將達到80%。這句話的背景是：日立在微硬盤研發領域已經擁有超過5年的經驗，以及3000余項全球專利，參與研發的博士達370多人。

    僅僅一個月后，2004年8月27日，日立存儲(HGST)宣布計劃斥資數億美元，將其全球硬盤生產基地遷往深圳，而HGST(深圳)有限公司的內地客戶主要是聯想、方正和同方，臺灣地區客戶則是廣達、仁寶和華宇，以及惠普和戴爾。

    與此同時，HGST公司的業務發展及策略副總裁Dirk Thomas表示，未來三年內將會把美國和日本的硬盤生產基地全部遷往深圳。托馬斯說：“我們在中國南方有一個經過驗證的技術基地，我們正在以較快的速度擴張。”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在中國的生產能力去年占其全球生產能力的15%，估計到2008年前將占到50%。

    此時，為了消滅處于萌芽狀態的中國微硬盤產業，2004年12月日立就開始積極推動對中國微硬盤企業的專利訴訟。經過長達兩年的努力，日立終于贏得了最終的勝利。2006年6 月2 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區法院依據美國法律下達判決，判令中國惟一的微硬盤生產企業——南方匯通微硬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犯了日立公司的5 個美國專利， 判令被告賠償日立公司2360萬美元。這場判決使還在成長中的中國微硬盤產業遭受了滅頂之災。

    對于聯想來說，中國微硬盤產業的淪陷，意味著聯想將不得不面對來自擁有壟斷地位的供應商——日立的巨大壓力。2005年3月29日，IBM存儲系統部宣稱將啟動“存儲先鋒扶植計劃”，計劃的內容是選擇30家合作伙伴和推出50個高端存儲打包方案。

    事實上，IBM存儲部門和日立之間的關系早就十分緊密。在這個時間，由IBM存儲來提出這樣的計劃，不論其目的是什么，客觀效果就是讓聯想更積極地依附于日立。此時，在深圳龍崗總投資金額高達5億美元的日立硬盤機生產中心已于2004年11月破土動工。日立和IBM將中國市場牢牢地掌控在了雙掌之中。

日立數據：挾HP與SUN以自重

日立數據(HDS)是EMC最主要，也最為咄咄逼人的競爭對手。2002年以20.5億美元收購了IBM的硬盤業務之后，信心十足的日立公司董事長莊山悅彥立刻放話出來說，日立的目標就是要做到存儲器領域的全球老大。

    HDS后來居上的秘密在于，有效地利用營銷聯盟，切入EMC的核心市場。據美國媒體報道，幾年前，HP(惠普)就與EMC有一場非常激烈的公開爭吵。EMC與HP的決裂，無形中放棄了一大塊的市場，讓HDS立刻乘勢而上。

    雖然HDS沒有企業級的服務器產品，但是HP與SUN卻是服務器市場上的霸主。于是，HDS通過與HP、SUN以及MICROSYSTEMS的戰略聯盟，透過聯盟伙伴龐大的分銷渠道，HDS非常快速地拉動了自己的產品銷售。

    早在1999年5月，惠普公司宣布它將停產自己的高端存儲器產品，這樣日立公司就成為了惠普高端存儲器產品的OEM廠商。此后，惠普公司自己生產的存儲器產品有低端的MSA 1000和中端的EVA等系列產品。2003年8月13日，美國惠普公司(HP)宣布，它與日立公司加強在存儲器產品領域的合作伙伴關系，此前兩家公司之間已經達成的合作協議再延長至2008年。

    美國希捷公司(SUN)和日立的合作始于2001年8月，最初定于2004年底終止合作，隨后的協議規定雙方的合作將延長至2006年。同樣在2003年8月， SUN和日立延長了兩者在高端存儲系統的合作，允許SUN轉售由日立數據系統公司設計的數據中心級存儲系統，并貼上Sun StorEdge的品牌。Sun StorEdge產品大多由諸如銀行和政府組織等大型機構購買。

    時至2007年6月26日，日立數據(HDS)宣布與惠普擴大全球OEM協議，將存儲資源管理軟件納入其中。此后，日立通過將惠普的旗艦存儲資源管理(SRM)軟件套件Storage Essentials與其自身開發的功能豐富的軟件產品相結合，占據了新的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惠普公司與日本日立公司有原始設備設計和制造的長期合作關系，于2007年7月面市的XP24000是這一合作關系的代表性成果。惠普之前發布的XP系列磁盤陣列，包括XP12000和XP10000，都將繼續出售并配以相關支持。

    在與HP結盟的同時，日立還攜手SUN、西部數據這兩家美國公司，共謀機械硬盤出路。2010年8月，面對來勢洶洶的SSD固態硬盤，HDD機械硬盤領域曾經針鋒相對的三大廠商如今卻走到了一起。日立、希捷和西部數據公司共同宣布成立技術聯盟，合作研發下一代HDD硬盤技術。

    緊接著，2010年9月，日立數據系統(HDS)和惠普(HP)兩家廠商都推出了采用OEM合作伙伴日立公司技術的企業級SAN陣列。而且，惠普推出了StorageWorks P9500陣列，它實際上是基于與HDS VSP相同的日立平臺。同時，惠普還推出了兩款新的軟件套裝APEX和采用日立技術的P9000 Smart Tiers。

    總之，HDS、HP和SUN三家的高端存儲系統都來自于日立，即所謂“日立系”。不過，SUN和HP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采取“拿來主義”，直接將HDS的系統“貼牌”出售；后者則堅持宣稱自己與日立公司合作，“是惟一一家與日立公司在XP技術上同時簽署了OEM協議和工程協議的公司，是日立公司的合作伙伴，雙方進行合作來不斷改進核心技術”。

    (作者白益民,系社科院日本經濟學會理事,著有《三井帝國在行動》、《瞄準日本財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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