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第二階段才是中國最大憂患
梅新育
隨著美聯儲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落地，加上10月5日日本央行決定重新實施零利率政策，并創立總額35萬億日元的基金用于購入資產，發達國家央行的這一系列舉措，使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濫發貨幣的“貨幣洪災”已成事實。
核心國家主導的這場“貨幣洪災”，將會給中國帶來什么？這場“貨幣戰爭”的影響和后果如何？筆者認為，要做出正確的決策和判斷，不能拘泥于當前，而需要在兩階段貨幣戰的跨度上審視，因為競爭性的匯率貶值和放松貨幣供給僅僅是貨幣戰的第一階段，核心國家重新收緊貨幣政策才是真正產生沖擊的第二階段。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輸出通貨膨脹壓力還不是貨幣洪災的最大沖擊；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樣，以重新收緊貨幣政策為特征的貨幣戰第二階段將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
發達國家濫發貨幣，導致全球通脹提升，最后發達國家央行不得不大幅提升利率，將導致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回流核心市場，導致新興市場泡沫的破滅。這將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帶來災難。歷史上已經有過類似一幕。
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沖擊”，引發西方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的貨幣戰爭，西方主要經濟體步入“奔騰式通貨膨脹”時期，利率水平提升相對滯后，導致1974~1977年扣除通貨膨脹后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連續4年為負數，1975~1980年間平均實際利率為0，1970~1980年平均實際利率也只有0.4%。
在此背景下，其他國家紛紛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債務融資，即使與西方陣營敵對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蘇聯當時將引進外資列為戰略措施，其“九五”期間引進西方資本共計176.61億美元，其中1973~1975年間引進145.32億美元，占82.3%，是蘇聯從西方借貸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單項大宗貸款超過10億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這場后發國家債務融資的盛宴，便因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Volcker）鐵腕推行的緊縮貨幣政策而告終。他的鐵腕造就了“耶穌以來最高的實際利率”（時任西德總理施密特語）且長期居高不下，美國優惠利率（年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歐洲貨幣市場的倫敦同業拆放利率從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債務融資條件急劇惡化。
以1982年墨西哥無力償還外債而引爆全球性債務危機為開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重災區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亞、扎伊爾等國相繼陷入“失去的十年”，波蘭外債危機更催生了團結工會，由此啟動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歷程。
當時中國也與墨西哥式債務危機幾乎擦肩而過。1978年，我國進口猛增51.0%達到108.9億美元，導致當年在連續兩年順差之后出現11.4億美元逆差，是新中國建國截至當時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比此前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6.5億美元（1974年）高75.4%，其后1979、1980兩年貿易逆差進一步攀升到20.1億美元、19.0億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強力控制下降到0.1億美元。
為了償付進口，我國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197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從上年末的23.45億美元銳減至1.67億美元，減少21.78億美元，降幅高達92.9%，當年支付進口比率（外匯儲備額除以平均月進口額）下降到0.18，為1969年以來最低水平，而通常認為國際儲備安全線為3個月進口水平。1981年，我國又拋售了13萬盎司黃金儲備，年末黃金儲備從上年的1280萬盎司減少到1267萬盎司。
百般籌措之余，由于無法償付進口技術和設備，我國仍不得不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率高漲之際借入高息現匯資金，年息高達15%，且半年結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這樣，1979年我國財政出現了1957年以來的首次國外借款35.31億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合22.7億美元），1980年國外債務還本付息便高達24.40億元（按當年匯率折合16.3億美元）。1981年1月，我國更不得不公開宣布無力執行1978年已簽約的一批大型成套設備引進項目，中國在國際市場的信譽遭受重創。
問題已經擺了出來。如果說“貨幣戰爭”第一階段，中國面對的壓力是通貨膨脹、資本流入、資產泡沫，那么在可見的第二階段，中國將如何應對資本外流？類似于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泡沫破滅，會在中國上演嗎？雖然還名義上擁有，但實際上已經幾近無效的資本管制，還會像之前一樣保護中國經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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