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經濟學不能從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識形態出發

警言：

經濟學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數理經濟模型和資本主義市場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卻毫不注重于研究現實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和具體發展階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現實中的真實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國家經濟政策。　　

經濟政策的制訂，我認為第一應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第二應當從實際出發，第三應當從問題出發，而絕不應當從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識形態出發。　

　也就是必須采取面對現實、正視現實的態度，從現實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謂“理想”和“應當”出發，不要硬用主觀設計的空想主義理念去扭曲現實。

　經濟學不能從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識形態出發！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之一）　　

記者：人們知道，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經濟學家。
何新：(笑)不。雖然在本屆全國政協中我是作為“經濟界”的委員，但作為經濟學家，我應該承認自已是業余的。我并沒有用我的全部力量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問題，我是把這門學問作為觀察當代社會、理解古今歷史所必不可少的一種認識工具而來研究的。我是一個跨學科的經濟學研究者。
記者：經濟學是一門給人以權威感和神秘感的社會科學，它需要數學基礎和理論知識的專業訓練。
何新：(笑)經濟學常常被某些經濟學家和不懂經濟學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們極容易產生的一個錯覺，就是以為經濟學家必然真的懂經濟，以為經濟學家可以指導經濟。
記者：難道您認為不是這樣嗎？
何新：(笑)至少不完全是。J．R．shackleton講過一句名言，“如果有五個經濟學家坐在一起，就會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見。”這就是說當代經濟學中并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只有被自我陳述的意見。所有那些被追捧的包括被“諾貝爾獎”欽定的權威仍然只是一種偽權威，別讓他們嚇住。
記者：您的意見是？
何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用偶象唬人，也不要被偶象唬住。在經濟問題上，倒是陳云的幾句話可以作為座右銘——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A·伊曼紐爾曾指出——
        在經濟學這門學問中，不同地點、不同時代的人們之間幾乎無法得到一致的意見，在這個領域內實際上沒有哪一種觀點是為人們普遍接受的。一代一代的學者把學術上的真理貶為自相矛盾的謬論，或把謬論奉為經典規律。在這個領域內，一切都捉摸不定而且互相矛盾。
    此外，還要看到，書本知識和實際操作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比如您本身也是一位經濟學博士。而作為一個經濟學博士的涵義僅僅是，您了解有關經濟學的某些理論文獻，并且就此寫過博士論文。但這與實際了解國民經濟，以至操作現實經濟并且保證其可以根據你的理論指導而成功，絕非同一回事。
    我認為，我國經濟學理論一直處在一種幼稚的階段。經濟學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數理經濟模型和資本主義市場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卻毫不注重于研究現實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和具體發展階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現實中的真實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國家經濟政策。許多人把幻想性市場模型擬設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方向，卻忽略了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發展中吸取對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鑒。
記者：是，我承認這一點。
何新：我尤其不欣賞某些經濟學人，最簡單的經濟現象，拿他們那套所謂宏觀/微觀的術語以至某種數學模型一編排，就變成誰也搞不懂了。以術語美文裝飾學術，這不過是用以掩蓋思想和內容空洞的小伎倆。還有人樂于用數學冒充經濟學，但如果真使用他們建立的那一套數學模型作實際操作，特別是預測，幾乎總是必敗無疑。
    當今學術界流行的一種時髦，就是由某些所謂“專家”杜撰一批貌似深奧的新詞，所謂“話語”，用來嚇唬外行，借以建立某種“話語霸權”。其實，真理是簡單的，是自明的。因為真理是徹底的，它不需要故布任何語詞的迷障。
記者：但是，任何學科都需要具有自己獨特的術語。
何新：這一點我同意。R·F·哈羅德說過，“對仍處于發展早期的經濟科學史，主要工作是適當的概念的形成史。”但是問題在于，真正的科學術語本身必須也應是科學的概念，這種概念應當具有明確的意義，不應當模棱兩可，似是而非。而在近年我們的經濟學中，卻生造出一些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偽概念。
記者：比如說？
何新：例如什么“知識經濟”、什么“知本家”這一類。你知道馬克思在150年前即曾寫過一篇與現在最時髦的“知識經濟”有關的幽默文章嗎？
記者：知識經濟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一個新詞。
何新：馬克思沒有用“知識經濟”這個詞，他寫此文嘲笑的只是19世紀的庸俗經濟學家。這篇文章收錄在《剩余價值理論》一書中。馬克思當時并不知道什么“知識經濟”，但他嘲笑了把什么都說成“經濟”的泛經濟學。他說，如果什么都是“經濟”，那么也可以建立一個“犯罪經濟學”，因為在某種意義上，犯罪活動也是所謂“知識經濟”最強勁的原動力之一——因為犯罪活動既是經濟活動，又是智力（知識的）活動。當然，馬克思寫此文其實是和當時那些庸俗經濟學家們開玩笑，調侃他們。讓我給你一個復印件。
    其實，對于一些精靈古怪的新奇術語和概念，我看連某些經濟學家自己也未必真弄得懂。比如說，近幾年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非常喜歡使用一個關于“機制”的概念。而我是笨蛋，我就始終弄不懂這個概念的確切經濟涵義。所謂“轉換機制”究竟指的是什么呀？為此請教了一些頗具大名的經濟學人，結果發現，似乎沒有人真正講得清楚。最后，我只好去查一查《辭海》，讀書對“機制”這個詞的釋義如下——
        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動作原理，生物學和醫學在研究一種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縮）時，常借指其內在工作方式，包括有關生物結構組成部分的相互關系，及其間發生的各種變化過程的物理、化學性質和相互聯系。
    由此可見，這個概念的本義與經濟問題風馬牛不相及。將這個意義很不明確的生物或機械學方面的術語轉借到經濟學領域，特別是作為一種經濟政策術語，其含義必然是模糊不清的。
記者：人們認為，國企搞不好的原因就是由于某種機制問題，因此必須“轉換機制”。
何新：這個問題令我也困惑了很久。但我觀察了幾年后才明白，一些人所說的“機制”，其實真義乃是指“所有制”。使用這個含糊不清的語詞的真正用意，為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呵。就是要“國退民進”，讓國有企業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最終以逐步推進的全面私有化以取代國有體制。這才是故弄玄虛的“機制”轉換論的真義。我也會使用“機制”這一概念，但我使用這個語詞的言指是——機能（功能）和制度。
    但是近幾年來，一些地區似乎已實驗過了這種奧妙的“機制”轉換論。結果如何呢？社會上平添了大批在這種“機制轉換”中產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崗的失業者，造成了社會不安形勢。但經過這種轉換的國企真的得救了嗎？只有天知道！
記者：然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一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可以導致勞動力要素市場的形成，是走向合理市場體制轉化過程中的必然。這一政策的形成和設計，也是以關于現代市場經濟規范的科學理論作為依據和支持的。
何新：荒謬就在于此！科學是個好東西。可是，如果本身不是“科學”的東西被冒充為科學又被人們接受和實施，那么這種“科學”就會成為很可怕的東西。想一想“法輪功”就知道了。在本體論上，人可以接受唯心主義，但在方法論上，唯心主義特別是對現實采取主觀唯心主義態度必會誤國誤民！
    人們總是責備1958年的大躍進。但人們似乎已經忘記，在1958年，人們也是依據當時的“科學”經濟理論——“學共產主義”，為了構建一種理想社會制度而進行“制度創新”，于是建立了人民公社，發動了大躍進。1958年，中國似乎已經到達建立共產主義新制度的前沿——“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6年以后，黨回到了現實主義的認識上，關于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的看法改變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毛澤東）其最終結果是中國經濟遭遇重大挫折。
    今天據說人們又找到了一種新的“科學”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而為了構造另一種理想經濟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必須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其結果是國有經濟組織發生了壞死性崩潰，城鄉中出現了一大批失業、無業以及短期不規則就業，以至失去機會的灰色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這是一種十分嚴重的現實，而且給未來留下了遺害深遠的隱患。導致這一嚴重現實的經濟指導理論，就是由美國輸入的那種“新自由主義”。其實，作為另一種空想主義神話，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的烏托邦與1958年的那種烏托邦恰恰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個面。
記者：這樣講是否有足夠的根據？
何新：有。我認識一位旅居美國的臺灣知名經濟學　家高希均　教授。1988年他曾來中國，贈我一部他的著作《經濟學的世界》。這本書的理論框架屬于新古典主義，但由于此書主要寫給海外讀者的，書中的觀點還比較客觀。在這本書中，他介紹了美國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關于自由市場經濟所擬想的如下一個“天堂”模型——
        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邏輯世界中：政府的管制要減少到最低，人民誘因要發揮到最高；市場上充滿了競爭，當然沒有聯合壟斷。消費者有足夠的情報，當然可以做明智的選擇。賺錢的廠商應任其不斷的擴展，虧本的事業應任其倒閉。政府預算不宜有赤字，貨幣供給量應當受到穩定的控制。窮人申請救濟時就給他們現金，富人創造財富時就給他們減稅。人員資金與貨物可以在國內外自由地流動，沒有本國的干預，也沒有他國的限制。在公平的競爭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貴。人人為了自己，結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為了利他，結果反而是兩邊落空。
    這里描繪了一個市場理想主義的自由天堂。試看這個天堂是多么美妙與和諧！正如50-70年代人們所追夢的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國一樣，這是另一種圖版的“美麗新世界”。然而這個自由主義的市場天堂實在是過于美妙，以至就　連高希均　教授自己也并不太相信它會成為現實。因此，在作了以上的描述后他說，弗里德曼“心目中的這個理想世界變成了人間的天堂，又有誰會不向往？問題是到天堂的現實之路何其坎坷而遙遠！”
記者：難道這種市場經濟的理想藍圖不能成為現實嗎？在美國及西方它不是已經是現實嗎？
何新：讓我們聽聽　高希均　教授的說法，他指出——
        亞當斯密曾以“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出每一個人在追求自利的動機下冥冥中指揮了經濟活動的運作，產生了“利已”也“利人”的后果——價格、服務好、品質高！但是這只“看不見的手”并不是一直如斯密形容地那樣奇妙。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使政治部門——這只看得見的手——不得不干預，一方面帶來了西方世界資本主義本質的改變，另一方面帶來了以后凱恩斯理論五十年的風靡！
    其實關于私有制的自由市場體制的弊病，沒有人比西方經濟學家自身對此了解得更清楚。高希均指出，私有制自由經濟必然存在以下四大弊端（1）貧富懸殊（何按：優勝劣敗乃是兩極分化的同義語）（2）過多的私人消費，國家共有資源及經費不足（3）社會成本（環境、公害等）的支付過大（4）經濟發生周期性危機
   （以上參閱高著《經濟學的世界》第15-26頁，臺灣天下圖書，1987版）
    高希均的書是寫給臺灣人看的，所以他講的是真話。但是，一些臺灣和西方經濟學家們到中國大陸來鼓吹的卻恰恰是另一種觀點。這一派人竭力掩飾自由市場體制的上述弊病，單純吹噓它的好處，他們不考慮中國自身的國情，而承繼美國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的觀點，竭力宣傳政府應當從國民經濟活動中最終完全退出，只扮演裁判的角色。他們宣傳中國應當全面解散國有企業，以私有化作為市場化的終極目標。這種片面的鼓吹，我認為是別有用心。
    在經濟學中人們最好慎談所謂“科學”。實際上，在經濟學中遠還沒有形成普遍適用的可以作為一般規范的經濟科學理論。特別是如果竟以這類冒充為科學的經濟理論作為設計現實政策的指導，對于一個國家將是非常危險的。經濟政策的制訂，我認為第一應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第二應當從實際出發，第三應當從問題出發，而絕不應當從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識形態出發。
記者：你談的這三點很有意義，請深入解釋一下。
何新：這三點是我長期研究經濟理論、思考經濟問題后總結的東西。既然目前的經濟理論基本并不可靠，既然經濟學中并沒有現成的理論和模式可以借用，經濟改革又需要理論解釋和思路引導。那么怎么辦呢？我認為與其讓政策被某種烏托邦的模式所導引，倒還不如采用陳云那一代人的辦法，即務實的辦法。那一代人據說是不懂什么理論“經濟學”的，但那是務實的一代人。1949年國民黨留下了一個經濟全面崩潰的爛攤子，是當時國民黨那些劍橋、哈佛畢業的“海歸”博士部長們無論如何都治理不好的（他們當時也不相信共產黨能治理好）。但是陳云等人只用三年就將其治理得井井有條，使中國在50年代初就走上快速工業化的道路（后來的大躍進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的辦法就是靠三條——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從問題出發，同時也借鑒別國的經驗和教訓。
    第一從中國國情出發。也就是說，無論當年照搬蘇聯模式，還是今天照搬被曲解和誤解的美國模式（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所謂“與國際接軌”），都是一種極其幼稚的行為。
    第二必須從實際出發。也就是必須采取面對現實、正視現實的態度，從現實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謂“理想”和“應當”出發，不要硬用主觀設計的空想主義理念去扭曲現實。
    第三是從現實中的問題出發。例如當前中國社會中存在最嚴重而迫切的是三大經濟問題，第一是嚴重的社會失業和就業問題，第二是為農民找出路的問題，第三是社會青年問題，千百萬城鄉青年人正在面臨生計、職業、生活前途和出路的問題（包括高校畢業生）。
    這三大問題都是當前最嚴重也最具有緊迫性的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它們直接影響社會安定、國家治亂，影響當前也影響未來。如果政府硬是不管這些問題，如果天真地相信應該把這些問題都推到市場中去，由市場的自發力量去自然解決，這就是欺世誤國之論！不面對這些問題，而迷戀于一些抽象的經濟模型和增長數字，這是極其荒謬的，是對國家、社會、人民、歷史極端不負責任的作法。
記者：但是，目前并沒有發生災難，目前中國經濟也仍然保持著較高的增長和良好的勢頭。
何新：經濟增長有兩種，真增長和假增長。改革前，中國經濟年年也一直都在報告生產發展、經濟增長。對此我們實在是太熟悉了，文革時代，每一年元旦社論都有一套口頭禪——“生產發展，市場繁榮，貨幣穩定，購銷兩旺，形勢大好而且愈來愈好”。但突然有一天，11屆3中全會后，我們才知道，真相是國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
    當前經濟形勢有好的一面，但同時也有不容忽視的種種隱憂。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1、在市場經濟中，真正的經濟增長必然反映在就業率快速上升即勞力市場的活躍上。而當今并不如此，下崗、失業極其嚴重（某些地區社會形勢甚至潛在地很緊張）。凱恩斯最重要的一部名著叫什么？叫《就業、貨幣與利息通論》。從書名看，他認為“就業”是經濟學的第一問題。他所針對的是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的大失業。
    2、真正的經濟增長必然反映在兩類消費市場的活躍上，即投資消費和民用消費。當前國內市場仍很呆滯，許多企業的產品有價無市，市場庫存仍在上升。
    3、一個就業率低下，一個庫存量上升，還有一個商業銀行深陷貸款回收難的金融困境（據外電說呆壞帳目達到總信貸額的30%-40%，銀行內部人士說更高，而官方說約10%）——這三項指標出現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會被看作是經濟紅燈和警號。
記者：你說的情況確實存在。是不是使用的統計模型有問題？
何新：當然有問題。首先統計局沒有真實地統計下崗和失業的適齡就業者人數。現在一些統計學家侈談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卻根本不懂市場經濟究竟是如何運轉的。市場經濟的動力不是“增長”，而是“市場”和“消費”。市場經濟與傳統經濟的根本不同之處，就在于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重要“機制”，就是單純增長若沒有同比消費的推動，本身就將成為誘發經濟危機的導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