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現貼出一篇今年一月寫的文章草稿，請大家評論。

人類歷史走到21世紀的今天，由資本推動的經濟全球化似乎正在取得全面勝利，甚至正在走向完成。“市場化”被推崇現代經濟唯一有效的、排它的模式，它影響到甚至正在決定地球上越來越多的人口的命運。困擾我國很久的“三農”問題也不能逃脫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魔法。本文試圖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范式[1]，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簡單地說，在沃勒斯坦定義的“中心~邊緣”結構的金字塔式“世界體系”中，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不僅是注定了要被永遠置于邊緣區的邊緣，而且被注定了要永久承擔“世界體系”賦予它的“邊緣區”這個“身份的分工”，還要被迫承擔一種無奈的命運：永遠向中心區納貢。

那么，讓邊緣區也走“市場化”的道路，把我國的農業和農村徹底融入“世界體系”，也就是讓我國的農業實現徹底的“市場化”（甚至全球化），是否可行？這樣做了，是否就能改變“邊緣區的邊緣”這種命運？樂觀的、肯定的回答，正是現在被廣為接受的主流觀點。然而，如果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范式來分析，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更加有可能出現的結局是：無論這種努力怎樣成功，也不能改變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充當“邊緣”的命運，因為在這種“世界體系”范式中，中心永遠只有一個，其他一切都是邊緣或半邊緣；而且，融入市場的努力越成功，邊緣區向“中心”的納貢就會越有效。更甚者，我國農業一旦被納入這個過程之后，邊緣區將無力擺脫遭受長期傷害的命運。

按照這個邏輯再推論一步，我們應該看到，更加合理的結論是：假如我們接受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框架對當前世界經濟模式的解釋，那么即使把我國的農業完全納入全球市場體系，“三農困境”也永遠無法改變，甚至更壞。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去直接接受充當“邊緣區”這種“身份的分工”。

如果我們真正的長遠目標，是讓中國的農業強大起來，讓我們的農村富裕起來，讓農民作為現代經濟中的有生力量和主體成長起來，至少保持為自己做主和長遠發展的能力，并且保持我國農業永續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我們還能夠正視下面這個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在取得進步和發展的過程中，三農困境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日益陷入無解的境地；并且看清楚，這個“世界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過程而展現出來的內在邏輯，是不斷地自我加強這個“中心~邊緣”結構，把那個“金字塔”維持下去，讓它更加牢固、更加有效，因而更加不平等，而不是去減輕和調整這個結構中固有的矛盾和巨大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我們就不能不轉換視角，不能不拋棄對全球化的盲目樂觀，就不能不考慮新的分析范式了。

僅僅從學術研究的常理出發，我們也應該看到，很久以來固守一種給定的主流思考框架的研究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還沒有看見過哪里有三十年不變的、成功的治國政策或者產業政策。現在是重新思考解決三農問題的整個范式的時候了。我們必須轉換視角，從歷史的更高處展望矛盾重重的經濟全球化，把近代歷史看懂——借助“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批判“市場神話”，批判一下主流政策的錯失，為研究三農問題、為今后的中國農村長遠的發展，提出一個新的、更有用的思考路線。

一、           “現代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和邊緣

“現代世界體系”代表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現的國際學術界批判資本主義的學術潮流，可以英文原文首次出版于1974年的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為代表，中譯本高教出版社1998年出版。它把全球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起點，追溯到500年前興起于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并且把這一段歷史解釋為一個世界性體系的發展過程，并且認為它“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世界性體系出現的”（沃勒斯坦1998，第一卷，p5，下同此書）。在這個體系中有一個占據支配地位的中心，還有一個處于依附地位的外圍—邊緣區，中心和邊緣區互動，使整個世界作為一個一體化的系統而存在。因此資本主義從來就不是僅限于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現象；研究這一段歷史的各種流派，不論持何種立場，都接受這個觀點。

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由中心區、半邊緣區和邊緣區這三個組成部分”連結而成的一個整體金字塔結構，在其中，每一種區域分別承擔一種不同的經濟功能，從大體上說，就是“中心區利用邊緣區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鑄幣和飾物的貴金屬）和廉價勞動力，生產加工制（成）品向邊緣區銷售牟利，并控制世界體系中的金融和貿易市場的運轉。邊緣區除了向中心區提供原材料、初級產品和廉價勞動力（以外），還提供銷售市場”。半邊緣區則介于兩者之間：“對中心區：部分地充當邊緣區角色；對邊緣區：部分地充當中心區角色。”沃勒斯坦認為，“三種角色中缺掉任何一種，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就不可能存在。”（同上第一卷p5）。

如果把這個“三種區域”的整體結構和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勞動分工”聯系起來，我們還會看到，“這三種不同的經濟角色是由世界范圍內的不同的‘勞動分工’決定的”。如果以十六、十七世紀而論，則“邊緣區是奴隸制和‘封建制’，中心區是雇傭勞動和自我雇傭，半邊緣區是分成制（同上）”。今天的情景略有變化，資本主導的市場機制已經推進到邊緣區，至少在表面上或者形式上，勞動力市場和雇傭制度已經普遍化，封建制或者奴隸制從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了，雖然在實質上仍然部分地存在著。

這個體系的真正中心就是霸權。充當霸權的所需要的物質基礎，是在生產、交換（商業）和金融業三點上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或國家都具有更高的效率，并且只有當這三個方面的優勢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國家中時，霸權才能形成。500年來當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霸權國家，先后分別是荷蘭、英國和美國。不過在歷史上，霸權地位都是相對短暫的。而且霸權一旦形成就開始衰退，由此會引發整個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變。（同上，P38）

“邊緣”是這個世界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誰是邊緣呢？歐美以外的廣大國家和地區。邊緣之外，還有未開化地帶，即暫時未被納入這個體系的“野蠻”的世界。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的中心論點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在整體發揮功能的時候，始終在不斷地把經濟剩余和財富從外圍轉移到中心去。因此這個“世界體系”是一個不平等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會出現這樣的悖論：處在同一個系統中的各國，雖然都在追求同一種“市場機制”，然而在中心區內，系統運行的結果是資本、財富的積累和經濟的發展，在邊緣區，卻是經濟和政治的不發達。只要邊緣區國家或者自動或者被動地納入了這個世界體系，無論它們做出了何種努力，這種經濟的落后和政治的不發達，就會作為“融入”的結果被周而復始地創造出來。近500年來，無論是“中心”和霸權的所在地，還是一國在邊緣和半邊緣區內的相對位置，二者都發生過緩慢的變更，但是這個中心--邊緣格局，至今維持不變（但是不會永遠不變）。

我們可以對上述判斷再推論一次：資本主義式全球化的最終完成，就是將邊緣區徹底“無產階級化”[2]，把這個“中心－邊緣”模式最終定格。邊緣區都會希望加入真正的“中心”，但至少到現在為止還無有成功（日本等在全球體系中只能看作半邊緣，這里不考慮國際政治因素），因為中心只有一個。一百年來中心的歷史轉換，是霸權從英國移至美國。

始于美國的2007年次貸危機和隨后至今持久不愈的全球金融危機，又為沃氏“世界體系”加上了一個有說服力的注腳。強大的國家金融體系，是一個國家能力的第一表達，美國的持久的金融危機，就是這個帝國衰落的征兆，“世界體系”的中心和霸權或者轉移，或者這個體系走向終結，并出現一個新的網羅全球的體系，也未可知。

沃勒斯坦還說：以往所有的世界體系都是不平等的，今后的那個世界會是怎樣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今天的選擇和行動。有一個有根據的預期，是金融海嘯推動美國霸權轉向下坡路，全世界進入轉換范式的“歷史機遇期”。

二、           中國的“三農問題”和世界體系范式的細分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同我國的農業有關聯嗎？我國的“三農”問題是這個“世界體系”框架中的問題嗎？我國已有學者這樣提出問題，并且討論過了（如李培林，2007）[3]，本文也將這樣界定二者之間的關系，但對多數研究者而言，對這一點似乎尚未達到基本的認同：至少從已經發表的研究結果來看，我們還看不到這樣的理解。

我認為，長期困擾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實質上就是這個中心~邊緣的“世界體系”的一種具體表達：相對于工業部門和城市，農業不就是邊緣嗎，農村不就是邊緣區嗎？從國內看是這樣，從全球看更是這樣。我國國內的“二元經濟結構”從計劃經濟時代開始出現，我國從自己的國內資源中積累資本，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了現代工業化這條歷史路徑，國內出現二元經濟結構，就是這個過程帶來的結果，就是我們依靠本國力量搞工業建設的代價。我國在建國后不到30年的時間里，建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二元經濟結構也一起被造成了。我們曾經寄希望于更高水平的工業發展，更大規模地減少農業人口來解決農民太多這個難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2009年10月來中國時也說，美國有百分之四人口務農，但中國幾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務農維生，超過一億五千萬人每天靠一美元生活。他們需要由農業轉型到工業，他們極需要這樣做。[4]他說話的時候大概忘記了，他早先看到的中國的廉價商品已經向洪水一樣涌進了英國，全球制造業產能已經飽和或者過剩。

我們期望我國的經濟結構最終走過“劉易斯轉折點”，實現教科書上的那個理想的“一元結構”，可是現在看，這目標是達不到的。為什么？因為我們融入的，是沃勒斯坦所說的那個金字塔“世界體系”，我們是邊緣。用比較膚淺的眼光來看，我國走不過劉易斯轉折點的問題是人口太多，農民太多。這個世界上人太多了！但是，在200多年前，全球人口只有今天的1/4，當英國的工業革命在較大范圍推廣開的時候，在人口并不太多的英國國內，勞動力和人口就發生了過剩[5]。今天我國只以不到2億的勞動就業人口，就能生產出全世界市場上需要的絕大部分常規性和日常的消費品，那么在今天這個67億人口的世界上，多余的人口一共該有多少了呢？他們是否還擁有繼續存在于這個地球上的完全合法性呢？

今天不僅是人口太多、中國農民太多，而且產能也太多了。到處都是產能過剩。可是從根本上講，在這個世界體系中，永遠只有一個中心，大家都進入那個“中心”是不可能，也是無法想象的。因此過剩和競爭只會日益惡化邊緣區的困境。

事實上，自從30年前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和開放以來，中國確實很快很深地融入了世界市場，在取得巨大的發展的同時，也在事實上納入了沃氏定義的“現代世界體系”。如果把沃勒斯坦的中心~邊緣模式細分一下，運用中心—半邊緣區—邊緣區這個框架，來細看一下，今天中國經濟中同時表現出了兩個深刻的特點：高度外向型和巨大的東中西差別。從這里我們很容易看出，在此“一個中心（美國）”的金字塔結構中，我國制造業生產效率極高的東南沿海各省市，相對于中國的中西部地區而言，也在扮演“半邊緣區”的角色：如果從地理位置上區分，我國中西部應被定義為邊緣區，從經濟結構上來區分，農村和農業就是非常明確的“邊緣區”了。半邊緣區的身份是二重的：對中心區扮演邊緣區的角色，對真正的邊緣區則部分地扮演中心區的角色。這正是我國東部沿海制造業“代工業”同中西部不發達區域之間關系的實質：前者吸收后者的資源—人力和資金，保留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使后者停留在不發達狀態，就像世界性的“中心”對世界性的“邊緣區”那樣。目前討論很多的國內“代工業”向西的“梯度轉移”，無非是半邊緣區的擴展而已，真正的問題不會由于實現梯度轉移就得到解決，反而可能由于神化了中心--邊緣的關系，而變得更加無解。

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系統中，中國的農業和農村，就是站在懸崖邊上的“邊緣區的邊緣”。舉例來說，為何我國農民工的工資無論如何也提高不了？這不完全是由人力廉價充裕供給這種地方性特點決定的，而是由世界體系和“全球勞動分工”決定的。一旦我國東部“代工業”部門提高工人（包括農民工）的工資和待遇，那些來自500強的訂單就會更加邊緣的地方-- 工資更低的其他東南亞國家或者別的大洲送去，這里面一點秘密都沒有。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以世界范圍的勞動分工為基礎而建立的，在這種分工中，世界經濟體系的不同區域（我們稱之為中心區域、半邊緣區域和邊緣區域）被派定承擔特定的經濟角色，發展出不同的階級結構，因而使用不同的勞動控制方式，從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轉中獲利也就不平等”。（沃勒斯坦，P5）

自從我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后，自從我國越來越深地加入全球化以后，這個中心~邊緣結構的框架逐漸變得清晰起來，“三農”問題的提出，就是針對這個世紀性問題的真實的、確切的表達。多年來中央和各級政府、各種經濟主體（公司、基地和小農）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無論怎樣做都沒有真正改善農業“邊緣區”的困境。我們沿著市場化改革的思路已經大力推進了30年，已經走得夠遠了，卻看不到一點解決“三農”困境的希望的跡象。三農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很多學者發表過真知灼見，但是大部分討論始終把眼光局限在國內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范圍內，局限在具體的政策和細節上，卻忽視了在這一切之外，還存在著另外的、影響更深更大的、更加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素，這就是整個中國經濟在沃勒斯坦所說的那個“世界體系”中被給定的、充當邊緣區的“身份分工”，更何況農業本來就是邊緣，在我國加入“世界體系”之前就是準邊緣。

中國的農業在國內的經濟結構中是一個相對于工業化“半邊緣區”的邊緣，在世界的經濟結構中更是邊緣的邊緣。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部門，包括被孟山都等公司握在掌股之中，為它們生產轉基因農作物（如大豆）向世界市場和中國傾泄的那幾個拉丁美洲國家，都是同樣的“邊緣的邊緣”。

三、           全球農業“結構調整”和“市場神話”    

全球范圍的農業“結構調整”已經被推進了半個世紀以上，到上世紀后半期已經形成了很清晰的國際分工。推動這個過程的，是世界體系中以美國為首的 “中心”，以及為“中心”服務的世界銀行等大型國際機構，支持這些行動的最新理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很早就被納入了全球市場體系，按照國際市場需求配置國內資源，按照比較優勢的要求生產可供口的經濟作物，如咖啡、香蕉、可可、棉花等，而不是按照自己國內的對糧食的需求組織生產。

全球農業“結構調整”的結果怎樣呢？以非洲為例，非洲國家總的食品自給水平一直在下降，非洲出產的出口作物價格也一直不堅挺，因此非洲的饑餓問題一直非常嚴重，經常性地發生糧食危機，尤其是在最近兩年里，在國際糧價大波動的時候，撒哈拉以南饑餓人口比例高達32%。今天在全球67億人口中，有六分之一，即10億以上的人在挨餓，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拋入這個群體。因此我們應該而且有根據這樣判斷，迄今為止，全球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長期后果是不好的。市場營銷倒不一定不好，糧食公司不一定不賺錢，不好的是福利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在總供給充裕的大前提下挨餓。

在發生糧食價格危機的時候，按照“比較優勢”安排農業生產的那些國家，往往連自救的能力都沒有，只能等待國際救援。應該負責的國際機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是按照“投資農業”和“籌資買救濟糧”兩條思路行動的，但是用“世界體系”的框架來分析，這兩條腿走得無論怎樣有效，也改變不了非洲的饑餓，因為全球范圍的農業“結構調整”已經毀壞了那些國家的農業基礎。所以，除非改弦更張、換一條路搞自給自足，否則那些國家的人民永遠要挨餓和等救濟：投資進入的是被“調整”過了的生產結構；救濟糧總是來得很慢，有很多人是等不及的。改到哪里去呢？回到糧食基本自給。這話聽起來非常不符合比較優勢理論，非常不夠“與時俱進”，非常不時髦，卻是永恒的真理，連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先生，在他卸任之后都是這樣想、這樣說的。

克林頓在紐約聯合國總部2008年10月23日的“糧食日”大會后的研討會上，說過這樣的話：雖然全球性的大米、小麥和玉米的市場總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應該回到（過去的）讓農業最大限度地滿足（當地）需求那種政策上去”；“認為我們在插手的時候可以不去提高很多國家供養自己的那種能力就可以開發它們，把糧食當作是和彩電一樣的商品，那是一種沒有理智的瘋狂”（it is crazy for us to think we can develop a lot of these countries where I work without increasing their capacity to feed themselves and treating food like it was a color television set.) [6]。這話講得遠離了主流，所有很多人不愛聽，更多的人從來就沒有聽到。

他還說：“國際社會應停止以全球金融危機為‘借口’，繞開日益加劇的饑餓問題”，并且明確地說，“在長時期中，只有在農業上追求自給，才能使世界性的饑餓有真正的改善，這樣還可以延遲下一次金融危機的到來。”

他還說：“我們全都鼓吹過那些事，包括我自己，在當總統的時候”－－鼓吹了什么呢？他們曾經“迫使很多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政府，去‘調整結構’，就是放棄對肥料的補貼，放棄改良種子和其他農業投入，而那些國家只有這樣做了才能爭取到美歐的援助。于是非洲的食品自給水平降下來，食品進口就升上去了。”

他還表揚了自己的后任小布什，在2008年提出過一項正確的修訂美援（對窮國的農業援助）必須全部為實物（美國食物）的老法律的修正提案，改為提供25%的現金，讓受援者去購買當地生產的農產品，卻被國會的兩黨一致否決掉了。“美歐援助”都是有附加條件的，即便如此，如果援助多少是真誠的，本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非洲農業的發展。如加拿大規定，它提供的援助中有50%是現金，受援者可以去購買當地或別的受援國的農產品。但是美國的法律卻規定，美援必須百分之百是美國生產的食品類商品。[7]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這些一年前的非主流言論幾乎無人聽到，因為各主流機構和媒體在報道時都做了非常微妙的處理，“敏感的”話基本上都隱去了。對照一下各種媒體的報道就可以看到，連聯合國糧農組織自己的報道都是“去粗取精”掐頭去尾，它的新聞網頁的中文版干脆連新聞都沒有發，就好像那個大會根本沒有開過一樣，反而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克林頓承認破壞第三世界農業”為題，頭版頭條報道了克林頓的講話，包括那個自我批評。

許多非洲國家和拉美國家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WTO的合力脅迫下，正在沿著比較優勢、國際分工、農業結構調整的道路，一年一年走向更深重的饑餓和苦難。又一個世紀的來臨沒有帶來任何改善的希望。我曾經當面聽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研究員布勞恩（John Braun）說，外國資本現在正在非洲大舉購買農業土地，因為非洲太窮，優質的農用土地非常便宜。在拉美，大量農用土地早就落入洛克菲勒家族手中一個世紀了。資本喜歡土地，可以做各種開發項目，其中也包括農業項目，但是大概不會是為當地人民提供食品的項目，因為那樣做不符合“比較優勢”原理。最近竟然還有人代表非洲向中國提出要求，要我們接受它那里（將要）生產的轉基因大豆向中國出口！[8]

中國3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在國內具有政治上的完全的合法性，在國際上受到了現存的“世界體系”的一定程度的歡迎。但是在這里面有很多盲目性。市場被神化了，歐美模式也被神化了。在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里，農業實現了機械化、規模化、化學化、大規模的商業化、市場化、工廠化和產業鏈化，現在還出現了新一代生物技術--基因技術，也許還會來一個基因化。它們把自己的農業模式高調標榜成普天之下唯一的榜樣，似乎舍此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真的是這樣嗎？其實不是的。

首先我們是處于外圍邊緣區的國家，我們不可能像“中心”那樣搞農業。其次，我國的農業部門，和美國、歐洲國家的農業沒有任何可比性。除了資源上的巨大差別以外，更大的差別在于，美國（包括歐洲）的農業從來就不是邊緣性產業。百年來農業都是美國全球霸權戰略中的一把有力的武器，尤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農業一直是作為擴張性工具被精心經營的。美國不僅可以放棄服裝產業，甚至可以放棄鋼鐵業和部分汽車，卻一直對農業進行天文數字的財政補貼，而且最近更是變本加厲；在美國針對第三世界的農業政策中（如美國的百分之百實物農業援助政策），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把戰略武器的厲害。覆蓋在這把戰略之劍上面的外套，就是市場神話。在市場神話里的重頭戲，就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當然全球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也有惠及消費者的一面：出自各大洲的特色食品和飲料等，現在到處都有供給，就是它的一個成果，但是真的被徹底“調整”了的國家，付出的代價，是嚴重的饑餓、失主權和不發展。

美國農業模式，例如規模化、商業化、基地化等等，在中國主流學界被認同不少于30年，總體上是不成功的。現在我們可比以往看得更加清楚，美歐的農業模式我們學不了。反過來看，現在也比以前看得更清楚，糧食和食品的自給和自主這條老路還是可以走好的，小規模、多樣化家庭農業的合作經營也是有可能搞好的，區域性產品的交易也是一樣，這有賴于高瞻遠矚的正確路線和高超的政策藝術。一個國家的食品生產保證是永遠不能放棄的；在我們國家，即使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一個目的，我們也不能讓中國的農業部門被世界市場打通，不能去無門檻的接軌。

我們如果對市場的反面不加探究，一心去追隨美國或者歐洲農業的榜樣，跟緊“全球化”，不加防范地融入“世界體系”，就是走錯了路：比如允許國際大糧商打通國內市場，借此同國際市場接軌，又比如按照“比較優勢”，讓國際市場來配置我們的資源，放棄糧食自足供給，把自己國家的農業變成一個不完整的部門，把為出口種植經濟作物當作首要目標，按照所謂的國際市場需求配置資源、調整自己農業部門的“產業結構”，等等。盲目或者被迫聽從了“比較優勢”理論、放棄糧食自給原則的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后果都是災難性的，這已經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實了。

聯合國糧組織在《2009年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報告中指出，目前全世界人口約為67億，全球約1/6的人口正在遭受饑餓威脅，而這些饑餓人口幾乎全部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饑餓人口最多，約為6.42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饑餓人口約為2.65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饑餓人口約為5300萬；近東和北非地區饑餓人口約為4200萬；發達國家饑餓人口約為1500萬。此外，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饑餓人口的比例最高，約為32%。非洲目前人口為10億。

全球市場神話的中國農業版，上演過并且已經謝幕的是大豆和棉花，正在登場的是玉米和水稻。加入WTO后十年都不到，中國種了五千年的大豆就基本上全軍覆沒了。被改變了基因的美國大豆如泥石流一樣涌進來，淹沒了純正的中國大豆。今天轉基因技術的真相“紅蓋頭”還沒有揭開，它的可能的長遠的負面后果令人驚恐。中國大豆版的市場神話是一個價格操縱和并購重組抄底的經典。沃勒斯坦所說的世界體系是“中心”國家起主導作用的體系，今天的“中心”—美國，制定戰略部署和實施行動的藝術都是超級水平，舉重若輕，在這里雖然的確處處都看得見市場所發揮的作用，但是市場是受“中心”的戰略操縱并為它服務的。

中國棉花的市場神話剛剛在輿論中浮出，是用轉基因的抗蟲種子來詮釋的。中國全國的棉區都種了從美國引進來的Bt抗蟲棉，這個故事在10年以內也演繹完了，不僅蟲子又回來了，棉花的產量、質量和衣分率都像積木一樣塌下來，曾經神奇的抗蟲棉現在連我們原來的本地普通棉種都不及了，馬上連帶危及我國出口的主力部門—棉紡和服裝行業。如果我們割舍不下棉紡業和服裝業，倒是有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成百萬噸進口美國棉花，人家已經把貨備好了，美國西海岸的港口正在大規模修建中。

與此同時，轉基因水稻的市場神話正在拉開序幕；更有玉米這樣的大宗作物，它的轉基因品種也已經準備好登場亮相了，成規模種植的事情，早就被孟山都公司在廣西悄悄地干了。

這就是神話般的全球化的市場：它是完美結構好了的，是為“中心”的霸權戰略服務的。信奉教科書經濟學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人可能會說，這是陰謀論！因為這里面的故事確實充滿了謀略、部署和戰略行動；但是如果我們有了一個“世界體系”的分析框架，有一點歷史知識，再看這些，其實都不過是很合乎邏輯的事實真相，是歷史。揭開歷史的紗幕，處處都充滿了這樣的戰略部署和行動，這就是全球市場大規模開拓過程的基本路線，看不見的手是后邊插進來的。現在全球化過程已經文明得多了，槍炮不再用了。其實如果沒有了這些謀略故事和戰略性的行動，全球化反倒是不可思議的。

“中心”對“邊緣區”的關系，是控制和主導型的，“化外”地帶作為邊緣加入這個體系的過程，就是 “被納入”。開創和建立這種主導——被主導關系，并不是像神奇的“完全競爭的市場”所說的那樣，是被不具名的力量左右、是自然而然完成的。相反，市場開拓是戰略性行動，過去是這樣，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不僅在商業銷售上是這樣，在農業開發上也是如此。在我國正在發生的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一個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繼續延伸，百年前拉丁美洲的農業也是這樣被一步一步、一塊一塊“納入”世界體系的。我們對同命運的第三世界農業和農民的變遷應該有更多的關懷，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很多東西。理論本來應該建立在這些歷史事實的基礎上，而不是反過來，讓理論把歷史事實只當作小小注腳來用。

的確，“全球化變成一個能夠使更多人受益的包容性過程并能應付更大的變動，在這些方面還存在很大的政策調整的空間”。[9]全球化即市場擴展（神話）的確造成了很多的發展，也帶來了很多的變革和喧鬧，例如商業性開發、產業鏈和物流、龍頭企業、就業、收入提高，這些都是受到歡迎的變化；但是我們還是要更仔細地看一看，如果討論“受益”，要看受益期限有多長、是否可持續；例如抗蟲的美國棉花的優點在中國只持續了5年左右，賣到中國來的抗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也已經在10年以內就大規模種植的巴西阿根廷順便培養出了超級雜草；我們更要看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在棉花的故事里，中國不僅賠上了棉花種植業，還馬上要搭上棉紡織業和服裝業；在大豆的故事里，我國原生的黃金大豆已奄奄一息，今天很難說它是否還沒有一去不返；農業政策調整的空間的確很大：不過這就要牽涉到一個范圍更大的題目了——到此討論已經超出了“術”，而屬于“道”之爭了。

歷史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首先，只要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還在演繹它自身，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就擺脫不了“邊緣的邊緣”這種不利處境；其次，如果從最客觀的角度來討論“市場”，那么它只是一個工具，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術”而不是“道”。經濟發展的“道”，是財富的增加和分配的平等化，是福利的普遍改善，是強國富民，是永續的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組織的強化，是長治久安。“道”是不能變的，“術”若不合，可以棄之。神話般的市場棄不了，政策可以調整，調整的方向，就是去對抗日益下降到更加“邊緣”去的那種可能的前景，就是要大講龍頭企業以外的利益主體（農業、農村和農民），從富國強民而不是“效率”、“贏利”和GDP出發，去講究利益的得失，例如不能放任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市場全面主導我國的農業。全球化我們已經加入進去了，退不出來，但是我們可以從無謀略到有謀略，從無防御到有防御，從無進攻到有進攻，從追求短期目標（GDP）轉向追求長期目標(公平和可持續)，在不能避免損失時要盡量減少損失，目前至少要自保，還要為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逐步鋪墊出一條可行之道。只有找到這樣調整政策的空間，并且這樣去調整，才符合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如果在市場造成和導致了問題的時候，為了解決問題，我們不是去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和執行了很久的政策，反而朝著更徹底的市場化的方向去調整政策，那是不是“反道”了呢？

我們必須看懂，學著“霸權中心”的樣子去參與神話般的全球市場，并且預計從中真正受益，對我國處在遙遠的“邊緣”上的農業和農民來說，只能是一種奢望。在長遠的方向上，我們的政策調整應該是對抗“納貢”的身份，對抗充當“邊緣”的身份分工，是逆“新自由主義”這個失敗的主流而行，對市場化和全球化須采取有保留的、不完全合作的姿態，在其中要有防御也要有進攻，不能任人擺布。WTO規則如果與我利益不合，可以不完全執行，例如補貼農業：美國補貼最多，非洲國家以前也補貼，糧食自給程度比現在高。“被納入”進去和長期當邊緣，如果陷得深了，在這個金字塔體系里難免落一個被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結局。

四、           結語：“新農村建設”的理論范式

“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政策。用“世界體系”這個范式來解釋，這項政策是比較正面地回應“三農”困境的措施，合乎利農民之“道”，其中的“道”，就是逆著“市場化”的方向，朝著長期可持續的推進。具體到執行層面上，對市場機制的運用不能過頭，更不能把唯利是圖咄咄逼人的外部資本輕易引入農村，讓農民在更細的環節上受制于利潤最大化的公司。

前文有一個判斷：糧食和食品的自給和自主的老路還是可以走好的，小規模、多樣化家庭農業的合作經營是可以搞好的，區域性產品的交易也是可以搞好的，這有賴于高瞻遠矚的正確路線和高超的政策藝術，還有對抗宿命的決心。從對抗“世界體系”中的“邊緣”命運這個前提出發，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我們應該把農民看作現代經濟中的有生力量，盡管他們至今還是像“汪洋大海一般”的家庭農戶。看起來中國城市化的進展再快，也不能“消滅”他們，在今天的農民中，有相當大的部分還將長時間繼續當農民。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在可見的將來（例如20年后，2030年，），即使城市化順利推進，4億農村人口按計劃進了城，“劉易斯轉折點”也不會來到我國；不僅因為農村人口還會繼續增長，還因為“一元”模式是只能發生在“中心”國家里和少數“半邊緣”地帶的現象。勞動力價格是否低廉，在這里遠不是決定性因素。在我國代工業2008年的生產和出口水平上，東南沿海的制造業生產（包括外來的半成品生產）已經基本上滿足了全球市場對常規商品的大部分需求（已經有更邊緣的發展中國家的很多窮人因此失業）；代工業今后很可能不需要增加很多人手，尤其在全球經濟走勢不明之時。因此即使在一個很樂觀的“城市化”預期之下，我們是還必須考慮城市化不能按照預想實現的那種情景，為農村的工作政策制定一個長期“備案”，這正是“新農村建設”之長遠有效并且合乎“道”的原因。

汪洋大海一樣的分散小農經濟，一直讓人頭痛，農村改革以后不太久，在某種程度上我國農民又回到了那個大海。自從1985年以來，20多年我們常常在思考“下一步”改革，常常有“站在十字路口”的感覺。“變制度容易，變社會難”[10]，如何把仍然分散的小規模生產的農民團結和組織起來，如何“變社會”，變一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為有活力的現代經濟部門，是一個時代的挑戰：我們的確是站在十字路口上。

世界上沒有不變的事情，沒有不變的模式。一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框架里處于邊緣引的中國農業體系，不管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擠進主流。我們面臨的真正的挑戰是：如何為了6億人的福祉，把這個“邊緣”領導到一個可以自主地持續發展的境界，這不是一個僅僅持續三年五年的項目，甚至不是一種三十年五十年的事件，而是一個更長久、更深刻的真正的制度上的創新：脫離以資本強權為驅動力的當前這場不成功的全球化，把一個真正的新農村建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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