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拒絕中日韓投資協定和自貿區協定

                         信言不美

中日韓三國正在研判投資協定和自貿區協定的可行性。筆者認為，這些協定將使我國無保護地大開國門，嚴重危及我國經濟的獨立自主發展。我國應當拒簽這些協定。

一，     緊鑼密鼓策劃中的三國協定

第三次中國、日本、韓國領導人于2010年5月末在韓國濟州島會議上決定“將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韓自貿區聯合研究，并于明年在韓國建立三國合作秘書處，加速進行自由貿易談判，以期建立單一經濟區……力爭在今夏之前就旨在確定投資自由化的‘中日韓投資協定’達成實質性協議。”（《經濟參考報》 2010-06-10）中日韓三國經濟規模占亞洲七成，占世界近二成。所以這個策劃中的自貿區將成為僅次于北美貿易區和歐盟的第三最大貿易區。

策劃中的三國貿易區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早在2006年日本就野心勃勃地提出，建立東盟10國，中日韓，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16國自由貿易區，據說今年10月16日“東亞峰會”將對日本這一構想展開討論；美國豈容日本獨占鰲頭，2010年6月初美國在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上提出，建立包括亞太經合組織21個成員國在內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預計今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討論這一計劃；據日本共同社報道：“中國則在推進東盟+日中韓的13國經濟圈構想。”這一報道未說明出自中國何處。（本段以上資料均來源于《參考消息》，2010-06-14）事端云譎波跪，最新的蹊蹺變化是東盟10國提出了“東盟+8”框架，即日本的16國計劃再加上美國和俄羅斯（共同社7月15日電，《參考消息》2010-07-17）。這個框架基本上是美國的計劃。東盟一些占領我國南海領土和領海的國家企圖得到美國的支持，而美國也乘機妄圖在東盟內當老大，在南海推行其圍堵我國的霸權主義。這樣，“東盟+8”的貿易區問題便發展為美帝國入侵我國的南海問題。

僅就經濟方面而言，近期要考慮的現實問題是我國如何處理中日韓投資協定和自貿區協定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問題：我國高科技競爭能力是否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我國現在就可以廢棄必要的保護措施？這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獨立自主發展的重大問題。筆者認為，我國不應當簽署這些協定，建議有關當局要廣泛征求不同機構、產業界、學術界的意見，不要僅僅依靠極少數精英和所謂專家。最終，這個問題當然需要全國人大表決。

二，     拒絕中日韓投資協定

討論中日韓投資協定前我們需要粗略地擺一擺我國利用外資中已經存在的風險。早在2004年，我國國有工業產值只占工業總產值的  15。3%（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第505頁數字計算），其后這一比重隨著私有化還繼續下降。2007年外資企業（其中獨資企業占77%）的工業產值占我國工業總產值的32%。（高梁：《外資在華并購與國家經濟安全形勢》,《烏有之鄉網》2010-07-04）這一比重是國有工業比重的2倍。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這是史無前例的特色和風險。如果不說社會制度，就一般而論，外資比重占產業20%以上就突破了安全線。以上32%的比重已經大大突破了安全線；多年以來外資企業攻城略池，并購了我國許多龍頭企業，出現了明顯的外資壟斷現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全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都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了1/3以上的市場份額。”（中國經濟網，2006-09-02）

前文已述，濟州島會議決定今年就要批準這個“旨在確定投資自由化”的協定。它與已經存在的雙邊投資協定的不同之處就在于“自由化”——投資不受股權比重限制，不受地理區位限制，不受行業部門限制（除極少數軍工企業）等等。在這種“自由”條件下，獲利最多的是科技先進、競爭力強大的日本和韓國，而受害最多的是科技相對落后，競爭力弱的中國。日本的科技先進，制造業水平高超是舉世公認的。韓國的許多重要產品的競爭力也超過中國。據韓媒報道，韓國的船舶、芯片、無線通訊器材、化學、機械、汽車、液晶顯示器和鋼鐵的技術水平平均領先我國3。9年。（《環球時報》2010-06-21）可以設想，這個“自由投資”協定必將在原有外資已經造成的不安全風險基礎上，導致我國喪失經濟獨立的后果。這一判斷的理由如下：

第一，簽署這個協定以后，日韓資本和企業便有理由在各個新興行業和裝備制造業中，建立幾家大型獨資企業，或繼續吞并和控股我國龍頭企業（由于我國始終鼓勵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占領高端產業，以致使我國民族經濟退守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而對日韓等外國資本產生依附性。日韓資本完全可以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微電子、重要裝備制造業等行業中占領先機，在我國取得控制地位，因為日韓資本在我國投資建廠就和我國企業一樣取得勞動力等各種低成本的優勢，但是它們的高科技優勢是我國企業所不具備的或無法競爭的。在雙邊投資協定條件下，我國對外資規模和行業完全可以限制。迄今全球還沒有達成統一的投資協定，因而雙邊投資協定的內容完全可以根據各自的需要而簽署。現在，假設自由投資協定簽署了，我國就沒有任何防御手段可資利用了。若如此，那一天我國裝備制造業淪陷了也不意外。這種情況就是開門揖盜，自不保身。古訓說：“能自保而全勝。”（《孫子兵法》軍形篇）自我保護是獲取全局勝利的前提條件。在我國成為科技強國之前，決不應該放棄相關的保護措施。

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決不是簽署中日韓投資協定和自貿區協定的理由。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最新技術是買不來的，是用市場換不來的，必須要自主創新。成熟技術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可以在雙邊投資和貿易協定范圍內轉讓。我國當然要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但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必須要獨立自主地實現。

第二，日韓高新技術企業在我國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使我國相關企業失掉市場，無法生存和發展。例如，假設日本在我國生產3兆瓦的風力發電機，我國只能生產的2兆瓦發電機就失去了市場；又如，假設日本索尼和韓國三星在我國大批量生產8代半以上的液晶面板，那么我國所引進的底端液晶面板生產就失去了市場。學習和創新高新技術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而策劃中的這個自由投資協定是一個以強凌弱的不平等條約。在這種環境中，我國相關企業在創新的半道上就會無果夭折。近年來由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一些低技術的韓國企業紛紛撤出。于是韓國《中央日報》就告誡其他企業不要撤出，說：“如今的中國既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在中國生產，供應本地市場變得更加重要。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市場。電視空調亦如此，手機也不例外。”（《聯合早報》，2010-06-25）可見，中國這個“世界市場”是日韓跨國公司必欲爭奪的的最重要的市場，而自由投資便是捷徑。

第三，從我國獲取原料和戰略物資。日韓自然資源貧乏，三國投資協定將使它們取得廉價原料，甚至通過合資企業獲得稀土等戰略物資。

投資應當是互相的。接著讓我們稍微思考一下，我國去日韓投資有多大意義？高科技投資我國能力不濟；低端產業投資由于他們的勞動力成本高還不如我國直接把這類商品出口到日韓；去日韓進行資源投資算是找錯了地方。結論是我國去日韓投資的意義很小。所以，所謂中日韓投資協定基本上是我國大開國門，讓日韓資本長驅直入，自由地在我國馳騁的協定。筆者認為我國要斷然拒絕這個協定。

有一些錯誤觀點不利于我國在調整產業結構時貫徹以我為主，利用外資為輔的方針，有利于過度開放，接受中日韓投資協定。對此我們需要分清是非。有人說：“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是中國制造的產品”；還有人說：“他們在中國……創新的各種產品也都視同于中國產品的創新。”其實，外資企業是在我國依法經營，享有國民待遇的外國企業。其資本、技術、品牌的產權完全屬于外企，而不屬于中國。其利潤隨時可以匯回母國，也不屬于中國。只有所創的GDP在統計意義上留在中國。所以，無視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根本區別就會人為地取消控制與被控制、獨立與依附的界限。其政策含義是利用外資多多益善，根本不存在控制和依附問題，以外資為主體實現產業升級、結構調整也是可行的，因為“在中國的外企就是中國企業。”顯然，這些觀點是十分荒謬的、有害的。

還有人宣揚外企“無壟斷”論，說：“我們對近年來媒體報道過的22個外資并購境內企業案例進行調查，發現沒有一個真正危及國家經濟安全，也沒有一個在其行業內形成壟斷者。”（《不差錢了，還需要利用外資嗎？》人民網2010-06-21）這位某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一口氣就否定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報告所述的客觀事實——“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他看來，米其林占據了我國70%的子午輪胎市場也不算壟斷。究其原因，一是他喜歡盛贊外國跨國公司的“功德”，只講其積極作用；二是他只承認一家大企業通吃，獨占市場的獨占壟斷（monopoly）的危害，否定幾家大企業瓜分市場的寡頭壟斷(oligarchy)的存在和危害。他說：“嚴格地講，壟斷是指單個企業運用其市場優勢地位來限制競爭的一種行為。”（ 《人民日報》，2006-10-15，《外資并購不可怕》）因此，幾家外資大企業并購我國龍頭企業并不可怕，只是提高了集中度，起了積極作用。他的這些說法是一派胡言，完全不符合事實。即使在美國，寡頭壟斷是常態，而獨占壟斷很罕見。按照他的觀點，日韓兩國在我國一些行業建立雙巨頭壟斷企業都不會損害我國的安全。他的這些買辦言論必為國人所唾棄。

三，     應拒絕中日韓自貿區協定

時下中日韓三國官方都很積極研討建立三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要在2012年拿出聯合研究報告。現在筆者提前說一聲不贊成的意見，以供決策者參考。

我國國際貿易依存度名列世界前茅。我國是全球第一出口大國，第二進口大國。然而與這種顯赫國際貿易地位并存的是，外資企業（77%是外資獨資）掌握了我國對外貿易的55%，其中60%是加工貿易。（〈經濟參考報〉2010-04-21）這說明外資企業掌握了我國對外貿易的主導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打工者地位，我國民族企業出口商品的高科技含量不高，競爭力不強。根據實際情況，我國應當利用世貿組織協定中的一切保護條款，保護我國市場，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才是正確的選擇，而不應當選擇什么“自由化”、“一體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喜歡與發展中國家簽署自貿協定，以便突破民族市場的障礙，使本國資本自由地流動，獲取最大限度利潤。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了保護自己相對弱勢的行業或部門，（如日本保護農業）往往并不熱心于簽署自貿協定。迄今，美國、日本、歐盟之間就沒有簽署自貿協定。既然如此，我國為什么要不顧自己的弱勢競爭力，放棄自我保護，去與日韓簽署自貿協定呢？西方經濟學祖師亞當·斯密早已說過：“貧國在制造業上不能和富國競爭。”（《國富論》上卷，1997年版，第8頁）此話在現代也有意義。

中日韓自貿區協定的基本內容應當是商品進出口零關稅或一致協定的最低關稅（例如3%—5%），取消一切非關稅壁壘。這個協定一旦簽署，日韓高新技術產品就如潮水般涌入我國，使我國產品還沒來得及創新就失去了市場。而失去了市場的企業是無法生存和發展的。所以，我國決不要與日韓簽署自貿區協定。即使沒有這種協定，現在我國已經是日本和韓國的最大出口對象國。日本新任駐華大使丹羽宇一朗說：“日本東山再起關鍵在于中國……為了讓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帶動日本經濟的復蘇，日本政府還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取消日中韓三國之間的關稅壁壘，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如果日中韓能形成一個巨大市場，也許日本就能作為東亞的商貿中心，在世界經濟中花開二度。”（《參考消息》，2010-06-23）再議一下韓國，韓國每年對我國有數百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依靠我國市場繁榮經濟，度過金融危機。所以，在此基礎上，如果我國對日韓取消關稅，其結果將更加有利于日韓，而損害我國高端產業的發展。此外，政治因素也需考慮。一般說參與自由貿易區的國家都是友好國家。而日韓是美帝國的軍事同盟國，現在伙同美帝國在我國附近海域耀武揚威，對我國施壓。對這類國家就應免談什么自貿區協定。

有人為了支持中日韓自貿區協定，提出一些片面、甚至有害的觀點。這里我們也不妨澄清一下。有人說：“無論在自然資源、勞動力還是知識資源方面，三國都形成了生產要素上的不同比較優勢，完全具備了實現貿易共贏的條件和基礎”（中新網2010-06-13，來源《國際商報》2010-05-19）某學院某博士的這種觀點是，我國“共贏”于勞動力和資源優勢，而日韓“共贏”于知識技術優勢。然而被他滿足的這種分工的長期發展必然使我國固化于低端產業，成為日韓的原料產地和高端產品市場。其實這就是依附經濟。所以，我們要反對這個自貿區協定。

社科院某所某博士用量化的方法論證了三國“共贏”的局面，說：“據測算，如果簽署了FTA（自貿協定），將給中國帶來47—64億美元的收入，推動GDP增長1。1%—2。9%；給日本帶來67—74億美元的收入，推動GDP增長0。1—0。5%；給韓國帶來114—263億美元的收入，推動GDP增長2。5%—3。1%。”（《中國經濟時報》2010-06-09）我們不知道這種測算數字是否可靠，姑且假定三國經濟都增長了。然而這種以GDP 增長作為衡量事物取舍的標準往往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要知道GDP賴以增長的經濟結構和技術結構。根據三國自貿區協定的分工，我國GDP 即使有增長，也主要來源于低端產業規模的擴大，只能是依附式的增長。所以，我國決不能只顧GDP短期增長的好處，以犧牲高端產業的長期發展為代價去簽署三國自貿區協定。

總結以上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一些簡要結論：

建議我國政府拒絕簽署中日韓投資協定，拒絕簽署中日韓自貿區協定。推而廣之，在我國轉變為科技強國之前也拒絕和美國、歐盟等任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簽署以上類型的協定。假如有的國家提出東盟加3、東盟加6、東盟加8以及亞太21國建立多邊自貿區時，因有美國和日本參加，我國當然要拒絕。

由于發展水平接近，我國可與發展中國家簽署多邊和雙邊自貿協定。迄今我國已簽署了8個這種互利共贏的協定。

我國當然還要適度利用外資，學習和引進外國的先進科技，但是我國要特別警惕美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自由投資、自由貿易、消解我國的經濟獨立。毫無疑問，經過艱苦的自主創新，我國一定能夠取得高端產業的競爭優勢。（完稿于201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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