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未來——小資產階級宣言

主講人：崔之元

時間：2003年11月30日下午

地點：烏有之鄉書吧

（根據錄音整理，已經主講人審閱校改）

非常高興來到烏有之鄉書吧和大家進行討論。我已有篇文章發表在烏有之鄉網站上，叫作《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未來——小資產階級宣言》,請大家批評,我今天就不再讀論文本身。這個題目好像太大，又容易引起一種聯想:中國近幾年“小資”一詞非常流行，可能大家會認為我講的就是那個小資。事實上, 我講的小資產階級類似于我國現在常說的中產階級，但又有所不同。我文章所用的小資產階級不僅包括中產階級（不管是用“新中產階級”的概念還是“老中產階級”的概念），也包括農民。從社會學的角度講，“新中產階級”包括學生、教師、科技人員、白領職員等等，“老中產階級”包括獨立手工業者等,但是我講的小資產階級也包括農民在內。中國農民是有財產權利的，雖然很多時候他們的權利被剝奪了，但是《憲法》里規定了他們擁有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等權利，在最近的《民法》的修訂中，土地承包經營權被規定為“物權”。

為什么我要搞一個小資產階級宣言呢？這聽起來有點“聳人聽聞”，竟是和《共產黨宣言》相提并論的東西。第一個原因是, 我認為共產黨執政以后再老說無產階級是說不過去的。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不僅要消滅資產階級，也要消滅無產階級，共產黨不能讓無產階級當一輩子無產階級，但也不能只讓一少部分人富啊，所以共產黨建國后的綱領應是讓大家都當小資產階級了，讓小資產階級普遍化。這就是我對”小康社會”的個人解讀。我寫小資產階級宣言的第二個原因，是想提供如何認識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的概念框架。如何看待當今中國，這個問題我個人一直很困惑。一方面像孫志剛事件，一個人被平白無故的打死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集中起來看矛盾很突出；另一方面，從國際上來看，中國還是取得了許多突出的成績的。我到俄羅斯開過幾次會，在一些大城市里要找一家中檔的餐館吃飯很難，看到的要么是馬路上賣一些餅干等零食的手推車，要么就是一些非常高檔豪華的五星級賓館。從中說明了一個問題，雖然中國改革的不平等、地區差異都很大，而且這些年來越來越大，但是總的來說，至少和俄羅斯比較而言我們還是很優越的。中國的所謂的中產階級也好，改革中的受益者也罷，相對而言比俄羅斯多。對中國很難下一個完整的判斷，很多人的觀察都有一定的道理，黑格爾說真理是全體的，我們的觀察往往是局部的，而且政府也不一定清楚。這里我舉一個例子：這次我來北京開會，聽說一個事，就是前幾年中央領導討論九年義務教育落實情況，有部長說由于財政困難很多地方連四五年的教育都無法落實，更何況九年，因此主張削減義務教育的年限。據說江澤民就問一個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一個省的副省長，能否落實九年義務教育，他說能夠落實，絕對要堅持九年義務教育，財政困難是可以解決的。那位部長實際上并不了解實情。

如何在各種片面，但又不無道理的觀察中理出頭緒？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一個大的統籌全局的概念框架，就像一張地圖一樣，才能把一些很具體的局部問題進行重新整理，過慮掉一些沒用的和錯誤的信息。我覺得“小資產階級宣言”就是對當今世界主要的理論框架批判后概括出一個新的理論框架,我稱之為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當前世界大的理論框架我認為從實踐來看只有一種，就是“社會民主主義”。但是一般認為有三種，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蘇聯的模式，二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三是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初看起來是似乎這樣，但是我覺得當前全世界只有一種理論模式，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是什么呢？就是所謂“效率與公平兼顧”。無論左翼政府上臺，還是右翼政府上臺，他們的政策都是差不多的。比如巴西的新總統，他原來是工人出身，他在工會運動時是很激烈的，但是當選總統后不能也不敢大規模的國有化。換個角度看，原來更趨向于右翼的政黨執政后，他也不敢過于趨向于右翼，不管工人的死活，不發放社會福利等等。比如墨西哥總統，他原來是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在墨西哥的總經理，但是他當總統后，人們以為會趨向于右翼，但是他搞的社會福利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做的更好。世界各國基本的統治哲學思路都變成社會民主主義了。比如中國十六大報告里講，一次分配注重效率，效率優先；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這實際上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雖然我們官方沒有用這個詞。

我覺得社會民主主義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似乎意味著人類已經沒有什么新的思想了，似乎是歷史終結了。效率公平兼顧的思路成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以后，社會制度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創新已經不再是關注的焦點, 效率與公平僅僅是在既定制度下得到兼顧而已。昨天我參加一個會議，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討論公平的意義，但這種討論已經不涉及制度安排和創新了。中國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解釋都已經不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視野里，現在他們大談公平，只是強調在二次分配時注意公平，但在制度安排(即一次分配)上他們只是要進一步推進私有化，通俗說就是全面私有化，但是要給廣大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目前二十四個省的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基本上已經用完了，所以現在的考量思路是把國有資產賣出去，收回一部分資金，把欠工人的工資都還上。我提出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是和社會民主主義相對立的解釋中國并探索中國制度創新可能性的一種努力.

究竟如何認識中國?一方面很多黑暗面，另一方面有很優越的東西,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自由主義理論都無法解釋，。我覺得這個小資產階級宣言可能提供一種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解釋，我們不能只是停留在社會民主主義對問題的討論中，而要給出一個新的思路，哪怕是一種可能性的探索。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對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解釋和西方主流自由主義理論是一樣的,都強調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只不過馬克思主義認為這樣是不好的。西方左派和右派的觀點一樣，就是認為中國的改革主要靠的是私有化和市場化。但是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來解釋，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成功就不是市場化和全面私有化所能解釋的。我認為中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需要嚴肅對待的，雖然官方提出來實際是一種政治妥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化的資產在市場經濟中運作，而這恰恰是中國相對成功的一個制度機制。鄉鎮企業的產品通過市場賣出去，它并不排除土地集體所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改革不是市場開放就能行的，而是需要社會化的資產在市場經濟中運作。

我剛才說的比較抽象，現在舉個例子來闡述一下，讓大家更清楚的理解。比如我去印度第三大城市開會，全市沒有出租車，只有類似老舍筆下的人力三輪車的電動三輪車。中國城市幾乎都有出租車，這些都說明了中國的改革變化很大，帶來了很多好處。印度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他們的農村沒有鄉鎮企業，中國的鄉鎮企業為解決農村就業，增加收入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印度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控制著，印度的學者分析他們的農村土地都被地主占有，如果誰想辦鄉鎮企業就要給地主交地租，而盈利中的一半利潤都交了地租，這對辦農村工業很不劃算的。但是中國為什么就出現鄉鎮企業了呢？因為土地是集體所有的，省去了交地租的錢，所以開放一部分市場，使農產品在市場上賣出，實際上說明社會化的資產（土地）與市場結合，造成了中國鄉鎮企業大發展，與印度大不相同。

我到南街做過調查，很多人把南街給簡單化了，南街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是不一樣的，雖然它是公有制，但是卻在市場化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市場的開放是發展不起來的。南街是靠生產方便面發展起來的，它和北京的勁松食品廠聯合生產，由勁松食品廠用南街提供的面粉生產成品。但是計劃經濟下就無法完成這種合作，因為當時食品產生產的原料進貨渠道都是固定的，不能自主選擇。王宏斌就和我講，原來勁松食品廠不能用他們的面粉，但是后來市場開放后，他們選用了南街村的面粉。這就說明市場開放確實有它的好處，但這是和中國生產資料社會化共同帶來的好處，并不是完全靠市場開放發展起來的。

市場開放有很多好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金融危機。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完全開放市場，中國的貨幣不能夠完全兌換，只有留學、進出口貿易等才進行兌換，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來的時候，沒有受到多少影響，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因為市場全面開放，徹底市場化，這樣投機交易就可以引發危機，投機就比如索洛斯這些人用美元換取大量泰珠，等匯率變的時候再換回來，可以賺一筆錢，很多人可以這樣做，從而使危機一下子大規模的爆發。上次金融危機使韓國損失得很厲害，為什么呢？韓國原來也像中國一樣只進行進出口對外貿易，但是1997年要加入OECD(世界最先進國家)，一個條件是全面開放市場，這是它受害的最主要原因。中國則因為沒有全面開放市場而受到沖擊較小，應該是算比較成功的躲過了金融危機，這和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自由主義理論對中國的分析都是不同的。

再回到南街，傳統的老左派認為南街是和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公社是一樣的，所以認為現在農村都回到人民公社就會搞好。但我認為不是這樣的，南街不簡單是原來計劃經濟時代的人民公社模式的翻版，而是正如他們自己總結出的“外圓內方”模式，對外是一個市場化機制，對內是公有制。而很多老左派還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思路，他就沒法解釋清楚。所以我就說傳統的左派、右派觀點都沒法使用，無法解釋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也就很難看懂中國還有一些創新性的東西。

中國城市土地是屬于國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需要發揮土地國有的優勢，又和市場經濟很好的結合。以前我們的失誤是很多政府高官利用手中的權力給投資商批條子獲取利益，讓投資商不是通過投標來獲得房地產的開發權，這就產生了腐敗。但是另一方面來看，近來有兩個正面的發展。從九十年代以來有一個自由主義的雜志不知道大家是否看過？就是《財經》。從理論上來看，我是不贊同《財經》中汪丁丁的不少文章，但是如果你看《財經》那個雜志 ，里面的記者的調查值得一讀。其中有一篇關于中國國土資源部99年以后出臺了一個土地使用權政策，企圖克服批條的弊端，來轉讓土地獲取利潤。這個土地使用權政策首先從杭州開始試點，后來在上海試點，土地使用權就是說，原來工廠用地就直接使用了，現在很多企業把企業搬到郊區了，政府把在市區的土地都收回來重新招標，那么政府就要求從99年開始，所有城市都要建立類似于杭州和上海的土地使用儲備制度，有土地儲備局，那么就意味著土地使用的集中管理，使重新收回的土地不再被濫用，而是實行投標，更加合理有利的使用，雖然還有很多腐敗的東西，但是建立土地儲備制度，并且規范了相關的法規，與原來有很大的差別。原來批條可以說是非法的，但是為什么那么多呢？因為政府沒有掌握土地儲備，土地更多的都控制在企業手里面，政府很難控制。這種批示制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說即使民營企業在土地國有的情況下，對社會的發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貴州很落后，但是那里的高速公路建設非常好。土地使用權進行投標，使政府把所有權真正意義上收歸國有，然后投標出賣使用權，這就是地租社會化，也有利于民營企業更好的利用土地。

上面這個土地儲備基本制度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他的社會主義理論，當然這種社會主義理論是很小資的理論。孫中山在美國學醫的時候，受到亨利·喬治的影響，這個可以參看商務印書館1995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亨利·喬治強調土地一定要公有，但是他強調的公有資產要和市場結合，喬治的思想也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嚴肅的講，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考慮社會的資產在市場中運作，地租要社會化，公有化。我這里強調這點就是說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相區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明確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主要就是蒲魯東這些人。現在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終于出版了，商務印書館1998年出版的。我們以前對馬克思的研究很不深入和嚴肅，因為我們研究馬克思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早就翻譯了，但是直到98年，才把蒲魯東的兩卷本《貧困的哲學》翻譯過來。這就使得以前無法真正的研究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蒲魯東的辯論，不知道蒲魯東說了些什么東西怎么研究呢？蒲魯東說些什么呢？第一，他也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他說永遠也不可能實現像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模式，就是取消商品貨幣，吃飯不要錢，取消商店，物質極端豐富，人們以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但是蒲魯東等認為不可能實現這樣的社會，因為社會發展越來越大，辯證法也越來越復雜，他們認為馬克思沒有學好黑格爾的辯證法，因為辯證法中人的社會關系由于社會的復雜而變的復雜，比如商品關系，貨幣的取消在高度復雜的社會是很難實現的。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很多人都討論如何取消貨幣這個問題，大家可以看看《經濟研究40年》，這是馬克思對建設新社會的嚴重誤導。

討論這個事情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蒲魯東他們就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他們不贊成取消產品貨幣，吃東西怎么可以不付錢呢？但社會并不因此就必然像人們理解的資本主義那個樣子，兩級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很大，一切都要聽有錢人的等等，往往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認為必然是那樣。現在中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就在他自己的博士論文里論述“為什么資本要雇傭勞動”，他認為這就是最有效率的。但是蒲魯東他們認為，有商品貨幣關系并不必然導致出現張維迎所說的情況，換句話說，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是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改革使公有制和社會化市場經濟有機的結合。我現在覺得很奇怪，我以前在國內的一些朋友，他們還要討論“三個代表”是如何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我覺得這是很妨礙思考的。其實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倒是市場經濟和公有制如何結合運用思潮的發展，即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反而用馬克思的理論去套，包括西方的左派都是這樣的。所以我在西方是很矛盾的，既要和右派斗爭，同時也和左派斗爭，其實左派完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討論新的歷史問題。中國的左翼現在越來越強大，這點是好的，但是我就擔心中國左翼完全照搬西方左翼的模式，那樣的話就糟了。

西方左派和右派的觀點中共同之處就是第一，完全否定中國的改革，認為中國的改革完全是負面的，第二，他們用一些很籠統的詞否認了中國改革中一些創新性的東西，而這樣就會導致談到最后就沒有下文了，就和社會民主主義一樣了，說句效率與公平兼顧就完事了。我認為中國的創新如果按照種方法去評價，那么就脫離了實際。我向大家推薦一個叫鄧英淘的人，他做了一個調查很有意思，你們網站可以登他的文章。他就講東北下崗人口最多，但是有一個地方叫鶴崗的做得最好。第一，鶴崗這個地方從95年以來經濟增長率不僅高于東北各地，而且高于全國，為什么是這樣呢？并不是因為滿足了下崗職工的救濟，而是靠著房地產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就是公有制帶動市場經濟發展。比如我們北京建房，為什么房地產不容易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因為房子太貴了，沒有多少人買，但如果房子很便宜，而且質量很好，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就可以帶動很多相關產業的發展。鶴崗就是靠著土地的公有制的優勢，和市場的結合。假設在北京要建房子要交土地使用費，70年每年的土地折舊費等是一次性打入房價的。在鶴崗就講既然土地是公有的，就保證在一開始時地租免交，過幾年再開始逐步的交，所以房價很低，人們都可以買的起房子，這樣就全面帶動建筑產業，使市場有效的運轉，所以就成為一個特別有效的例子。

我剛才講孫中山和亨利·喬治的例子就是這樣，在中國很多地方，是靠土地的公有和市場聯系起來。當然中國現在腐敗很厲害，但是不能因為腐敗很厲害，就把具有中國特色的機制否定。什么是中國特色呢？我認為就是這個，就是在中國還有一個社會化資產與市場的結合。而有這個特色就不是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簡單的講公平和進行二次分配，而是在一次分配的基本制度上，和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但是我們至今沒有一個理論的框架，缺乏一個中國制度創新的自我意識。有沒有自我意識差別是很大的，沒有一個自我意識，本來你干的很好的事情慢慢也是要丟掉的。

比如昨天溫鐵軍講一個例子，他覺得應該做一個改革。秦暉老講起點平等，自由主義者非常講究平等，溫鐵軍就做了一個起點平等的例子，因為他是中國改革雜志社的社長，他就先給中國改革雜志社做了一個改革，把雜志社注冊了一個公司，然后按每個工作人員的工資為標準進行股份制改造，而他并不是持大股的。結果遭到了兩方面的攻擊，一方面是雜志社的上級部門，他們認為這是對雜志社搞職工持股，在國有事業單位不能搞職工持股，如果那樣就是私有化；另一方面，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反對，他們說溫鐵軍既然是公司的老總，那么就應該持大股。溫鐵軍之所以這樣做，實際上是參照中國農村的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按工資、工齡以及對公司的貢獻來持股，這是一個創新的東西。

我在94年的時候曾經寫文章，主張在中國的農村搞股份合作制試驗，但是有位中國有名的經濟學家叫董輔仁的人，他原來是經濟所的所長，影響很大。他當時寫了很多文章，認為中國農村的股份合作制是非驢非馬，不是正規的股份制，完全不是按照每人出多少錢就有多少股票的形式。結果農業部在95年下發了一個文件，認為股份合作制是無效的，決定停辦股份合作制。正好當時的國家副總理張勁夫看到了我寫的文章，因為他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他就寫信給中央財經小組，容許中國農村繼續進行股份合作制的試驗。后來出版的《張勁夫文選》上卷里面有這段關于中國改革的事情（你們書吧可以收入一下）。我說這個就是強調如果沒有一個理論的框架的話，就不容易注意到中國本土產生制度創新的萌芽，類似于股份合作制這種東西，董輔仁沒有注意到這些東西，原來的老左派也沒有注意到這些東西，他們也覺得這是沒意思的。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概念框架，股份合作制這種制度創新就不容易引起注意，來促進它的進一步試驗。

由于時間比較緊，我沒有把很多問題展開來談，而且我對許多事的認識還不是很成熟，比如我覺得小資產階社會主義的藝術應該是什么等等。但我還想講一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藝術，將藝術與制度創新結合起來。

我覺得藝術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陶冶情操的。它確實是人生的一種最高境界，是一種追求。歷史上的一些大的思想家，他們認為制度改革和人際關系、人生觀是有密切聯系的。我認為西方現代派藝術大師，很有意思，我國都翻譯成中文了，比如：詹姆斯.喬伊斯的 “尤利西斯”，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穆塞爾的《沒有個性的人》。喬伊斯說，西方現代派藝術是大眾的藝術，但他對大眾藝術有個特殊的理解。他不認為大眾是我們以前的那種樣板戲，要搞什么那種高大全的英雄式的人物，他很尊重大眾，他認為大眾的內心生活是很復雜的，底層的群眾并不那么簡單，不是單靠什么高大全的什么英雄人物就能行的。喬伊斯的意識流，是現代主義，實際上它是一種寫小人物的表達方法。尤利西斯是古希臘的一個英雄史詩，是一個英雄似的東西，就是講一個國王打仗打了多少年，回來之后去找他的妻子海倫什么的，這是一個上層的故事。喬伊斯的那個尤利西斯是什么東西？它是寫一個很普通的人的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心理活動，它是很貼近大眾的。他認為大眾是要尊重的，不能搞成那種高大全的那么簡單的。而且它的這個意識流是很普通的藝術，就是說普通人內心是充滿了矛盾和混亂。張維迎他們說資本雇傭勞動是最有效率的，那你當一個被雇傭的人了，那一天只能聽老板說一兩句話，每天都得對老板鞠躬哈腰，那你的內心是不是會有意識流？就是說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合同是公平的，你會有很多內心的復雜活動。

喬伊斯筆下的主人公還站在公園里自己去選都柏林的市長，他有自己的競選綱領：free land(自由土地),free money(自由貨幣)和free love(自由愛情)。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喬伊斯在意大利生活了很多年，那時高爾基也在意大利，高爾基要求寫小人物是在意大利時，喬伊斯的思想受了高爾基很大影響。他在意大利參加了很多社會主義運動。高爾基本人也很復雜，十月革命之后有很多不一樣，羅曼羅蘭的日記中有很多高爾基沒有發表的話，后來和列寧有很大的沖突，后來和斯大林的沖突就更大。喬伊斯他繼承了高爾基在意大利時的很多東西，他那個自由土地的概念，就是要公有化才能自由，就是說土地不能被地主占著，就是你公有化了之后再把他競爭性的招標出去，把地租轉化為社會使用，這就是自由土地。

自由貨幣比較復雜，這里不能展開來談，我的文章里有詳細地說明。普魯東他們的一個基本的意思就是說不能夠取消貨幣，未來也不可能，即使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了也不能，它不同于馬克思的觀點。但并不是說有錢人就要統治沒有錢的人，他認為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現在為什么是越有錢的人越有發言權？但你又不能取消貨幣。普魯東這個書里講得非常有啟發性，他提出了一種方案，雖然是有問題的，但他這個啟發性還是很大，它是怎樣展現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貨幣制度的呢？他對“為什么越有錢的人越有發言權呢”的回答是，有錢的人談判力量強。錢和一般東西或吃飯不同。（你可以不吃這碗飯，你放冰箱里它過兩天也壞了，你儲存不了多久。）有錢的人他那個錢可以擱那兒不用，他錢還在，這跟勞動力就不一樣，我今天不去出賣勞動力，我就沒法生存了，我必須出賣我的勞動力換到錢了才能和別人交換。而有錢人不同，他能等。所以有錢就導致有談判力。

普魯東說，我們就要想辦法搞貨幣制度改革。1848年革命非常重要，我說不研究1848年革命，我們就根本不可能了解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背景，只能籠統地說些什么資本主義，這就沒有什么意義了。我的文章提到可以根本不用資本主義這個詞。《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的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布羅代爾，他就說得很清楚了，他說他所有的書都可不用資本主義這個詞，他說用這個詞把很多東西都簡單化了，把很多東西都太籠統叫資本主義實際是幫了右派的忙。現在回到1848年革命。普魯東在1848年搞了一個叫人民銀行的運動，他說解決這個有錢人談判力量強的問題要靠貨幣制度改革。他還探索怎么更容易得到貸款，來發展合作企業。

普魯東的探索和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很有關系。比如東北的下崗職工，實際上已經有的地方在搞他們自己的貨幣，這個事情非常復雜，因為貨幣是社會的創造。錢是什么東西呢？錢不過就是一個一般等價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東西，它適用于一個共同體之內。比如在下崗職工群體內部，就不一定要用人民幣，我給你干點活，你給我干點活，雙方的需求都必須滿意，比如你給我洗碗，我可以把衣服給你，這就可以不要貨幣。但當你不需要衣服而需要鞋時，但我沒有你需要的這種鞋，我給你衣服就不行。所謂的貨幣主要就起了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但一般等價物不一定非得是那個官方貨幣。也就是說只要有那么一個東西，這一個范圍內的人都接受，比如下崗工人在他們那個群體里面，就可以成為一般等價物。但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覺得中國人民銀行制止這種地方實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舉這個例子僅僅是指出貨幣制度改革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拉美的阿根廷很多人還沒餓死就是因為他們甩開阿根廷中央銀行，很多人搞自己的共同體貨幣，把生產搞起來了，因為人們互相之間是有需求的。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一個發展了普魯東思想的做法，是在德國一戰失敗之后產生的蘇維埃地區搞了貨幣改革，叫做郵章貨幣。讓有錢的人不是可以無條件使用貨幣，比如你一塊錢每隔一個月你要到郵局去就買一個郵票貼上去，你的錢如果不蓋郵章就不管用了。比如一塊錢，一個郵章花你一分錢，就變成九毛九了，那么這一分錢也就是這個郵票就可理解為對有錢人持有貨幣的一個稅，就是有錢人不能老等，促使你必須把這個錢用到生產性的投資上。就是你不能等到最高的談判價格，使工資開得最低，各方面都等到最有條件時再投資。這個貨幣制度改革也是促進了整個經濟流程的加快。這些設計都十分常重要的，都是普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里面有的，但是已經被完全遺忘了，不僅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遺忘，而且被西方左翼的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所遺忘。我這里沒有展開，在網上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原文。

我們需要把這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傳統發揚光大起來，而這個傳統在當代只有兩個人在發揚光大，這兩個人非常重要，但我國學界就對他們了解甚少。按說他們的理論應該能打入主流話語中的，因為他們兩人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中國非常迷信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但這兩個人一直在中國沒有引起重視。一個是法國的經濟學家：莫瑞斯·阿萊，他就明確說他的思想是普魯東思想的一個現代化，他數學非常強，他只有一本書翻譯成英文，其他書還是法文的，他的基本主張就是普魯東式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他主張實現社會公正不是靠社會民主黨的高額累進所得稅。今天中國在學習西方搞所得稅設計，盲目的學西方，實際上美國的所得稅是非常繁瑣的，而且美國的所得稅是很不公正的。所以它沒辦法只能征收掙工資的人的稅，比如那些教師或工人，反正掙工資的那些人吧，相對容易交稅，好控制一點兒。越是那些搞資本搞企業的人吧，越難對他門收稅。所以所得稅雖然說的是累進的，但它只能收那些工薪階層的。那些富人他有各種各樣的避稅方法，很復雜，他到底有沒有利潤，你說不大清楚。什么叫所得，比如公司所得稅，怎么個算法，比如折舊算多少。我們有個左翼的朋友在美國搞企業，他也是每年都不需要交企業所得稅的，因為帳面不盈利的不需要交稅。現在中國把所得稅這種東西當成唯一的維護公正的工具了。莫瑞斯·阿萊在他的書的第一章就討論了所得稅的毛病。阿萊主張的其實可以說是一個更廣義的尋租理論。原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是通過國家的壟斷實現一種租金，阿萊認為這個租金的范圍比國家的壟斷下的租金大得多。所得稅里的“所得”是指企業一年中的所得，如技術改進使所得增加了，就根據這個所得收稅，它就是打擊先進，獎勵落后的東西。社會民主黨為了公平，必須打擊先進，轉移支付給落后的。阿萊主張用資本稅代替所得稅。凡是已形成了資本就是一種租，而這種租金應該社會化。所以對已經形成的資本征稅，恰恰就是保證競爭起點的盡量平等。這當中涉及到很復雜的計算，阿萊計算后認為，在國家財政中以資本稅為主的話，能夠使國家財政取得的更多。而和所得稅的二次分配相比，資本稅是在一次分配里做文章。

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中國翻譯了他的一本書叫《效率.公平與產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本書十分重要，但可惜的是沒有反映出他后來的一些思想。批評公有制的一個主要思想就是公有制是人人都有份，人人又都不負責。這種批評對以前的公有制確實有一定的道理。這種對公有制的喪失信心使不少人對腐敗私有化振振有詞。比如俄羅斯最近普京和寡頭斗爭的很激烈，寡頭為什么會存在呢？一些搞休克療法的人，像蓋達爾等也知道寡頭獲得的財富是不合法的，但是正如中國一句古話中說的“逆取順守”，他們強調不管財產來源多么黑，多么腐敗，但是只要你能很好的利用這些財產，就是可以的。中國現在不是也說資本家的“原罪”嘛。

詹姆斯·米德的觀點能夠增強我們對公有資產在市場中運作的信心，他講公有制要和民主充分的結合，沒有民主，公有制變成了領導人說了算，那公有制就完了，這是一方面, 即必須有民主，共有產權必須有議會，在我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第二，公有制應該有“社會分紅”。一般的股份公司，股東不是每年都分紅嗎？但是經股東大會討論也可以不分紅，或者少分紅，但是它必須經過討論。現在全民的財產在公有的社會中運作，它的受益全民都得分紅，大家都要來討論。這有什么好處呢？這就不是社會民主黨那一套了，這和失業救濟也不一樣了，分紅與失業與否沒有關系。這使得所有公民都有財產權利，所以我說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理論中所沒有的。那小資產階級的財富從哪來呢？一部分要靠公有制的社會分紅。詹姆斯·米德有一個公式，他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中的失業救濟是有條件的，你因為失業了才有失業救濟和失業保障金。但是社會分紅是無條件的。為什么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效率不高呢？右派說社會福利使西方國家染上了福利病。假如失業一個月可以得到100塊，而有工作的收入是90塊，那么肯定首選失業保障金，而不是去工作掙工資。社會分紅有什么好處呢？社會分紅每個人都享有，而且規定每個人都有60塊，但這是在工資和其他收入之外的所得。比如你什么都不干，但同時你能得到分紅60塊，這點錢不能讓你過一個體面的生活，所以這時如果給你一個有90塊收入的工作你就去了。你就不會一味的去吃福利去了，這種方式對效率是有好處的，這導致工資更加靈活了，這樣搞創新確實容易了，失業也沒那么可怕了，工資也可以更靈活了，不是說定死的。總而言之，我認為米德這套理論非常有意思，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的探索。

我最后再舉一個例子，說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能提供認識中國與世界的新的概念框架。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現代企業制度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則認為現代企業制度有著社會主義的起源。現代企業制度是有限責任公司，它的特點是股東負有限責任。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明確就反對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有限責任公司就違背了市場的競爭，也違背了私有制，因為股東獲得了利益，也只承擔有限的責任。大家都知道美國的安然公司倒閉了，但是各種大小股東都沒事，他們都沒破產，真正倒霉的是借錢給安然公司的人，是銀行，以及職工。股東沒什么大風險，因為他們都承擔有限責任，頂多是自己買的股票沒有了。有限責任公司本身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討論的問題，這里我想推薦一個人，是和蒲魯東同一時期的叫穆勒(J.S.Mill)，他的著作是《論自由》。他是一個自由主義大師，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大師，因為他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亞當·斯密只肯定無限責任公司，而無限責任是很可怕的，很多人都不敢搞，使社會中的創新也有所降低，特別是很多人沒有很多錢，但有強的能力。而張維迎說的正好相反，他認為有錢是能力的指標，但是穆勒認為很多創新與有錢沒有關系，而是與思想有很大的關系，所以穆勒是為了發展經濟民主才在英國議會中提出建立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民主使更多的人參加到經濟發展中。現在的市場競爭遇到什么問題呢？就是毛主席說的“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比如創建微軟的時候，比爾·蓋茨的貢獻也是不小的，但是他是一個老革命在創新方面遇到了一個新問題，就是說當他搞成功技術革命以后就變得保守起來了，妨礙了LINUX的發展。LINUX不是專利的產品，是社會化的共享資源，實際上LINUX是一個更廣泛的競爭，也是一個更公平的競爭，它也可以賺錢，但是你賺錢并不妨礙別人賺錢，因為LINUX的源代碼公開，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使用，因為很多人都不是計算機專家，所以源代碼公開以后還是可以賺錢的，這就使人們都能利用，都能創新。我覺得LINUX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觀的最好表現。現代企業制度的有限責任旨在促近經濟民主，也不能叫做資本主義的。我提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宣言，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右翼自由主義的共同挑戰。我們必須探索新的概念框架，才能更好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獲得自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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