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2日星期日下午3：00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的李延明老師應邀到烏有之鄉書吧發表題為《探討無產階級執政規律——紀念毛主席逝世28周年》的演講。今年是毛主席逝世的第28個年頭，烏有之鄉舉辦此次講座算是一種紀念。這次講座是純粹的個人學術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和組織，也不代表烏有之鄉的觀點，也跟中共中央即將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無關。為了讓沒能參加活動的朋友了解這次講座的內容，現將李老師的演講稿公布如下：

對無產階級政黨執政規律的思考

今天講一講無產階級政黨執政規律問題。

在這里先要區分兩個概念：無產階級政黨與共產主義政黨。

與此相關：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去實現。列寧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觀點。通過十月革命建立了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國仿效俄國，也建立了同樣的制度。

為什么說列寧建立的只是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因為列寧明確指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種專政卻不是由包括全體產業工人的組織來實現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有吸收了階級的革命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這種專政。”[1] 1923年，俄共第12次代表大會宣布：“工人階級的專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鋒隊即共產黨的專政形式，才能得到保證”[2]。列寧明確地宣稱：“當有人責備我們是一黨專政…時，我們就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就是堅持一黨專政，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3]。

在共產黨內部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我在《民主集中制剖析》[4]一文中已經指出，在這種制度中，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縱向的集中處于支配的地位，而少數服從多數的橫向的集中則處于從屬的地位。因此，雖然民主集中制不同于純粹的集中制，但是它的實質卻是集中制。這是一種其主導機制同君主制相近而同民主制相悖的制度。在武裝奪取政權，需要黨像軍隊一樣行動的斗爭中，這種組織原則非常有效。

在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黨內，雖然存在著選舉，但是選舉對權力的形成和轉移并不起決定作用，黨的各級委員會的權力實際上是自上而下地授予的。在選舉之外，事實上存在著一個自上而下的逐級授權的權力形成路徑。黨的各級組織既然是從上到下建立起來的，下級組織的權力既然是上級授予的，那么下級組織自然要服從上級組織。

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采取的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形式，所以共產黨的委員會事實上就成為國家政權的核心部分。

本來，由部分公民組成的各個政黨在內部實行什么樣的組織原則，是各個政黨自己的私事，與黨外公民無關，不影響國家管理形式，即政治體制。然而，如果國家實行一黨專政，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條件下，執政黨內部的組織原則在實際上就成了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并且是核心的一部分。執政黨內部的集中制就使得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成了集中制。一黨專政同集中制這兩個環節扣到一起，按照憲法規定全體選民所共同擁有的主權就在實際上被取消了。

在實行自上而下的逐級授權制的情況下，人民群眾并不能真正決定國家權力機關上層人員的命運。國家上層人員的命運是自我決定的。他們作為一種統治集團實體，已經具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實際上是自我產生的[5]，又通過培養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自我延續，自我傳宗接代。國家上層人員是否忠于全體公民，能否很好地為人民服務，主要地取決于他們個人的覺悟、品質和能力等個別情況，而不是取決于使這些人升到國家機關上層的政治制度的選擇機制。這樣，就難免在實際上形成一個不受選舉形式約束的、全體公民無法監督也無法影響其命運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才真正擁有主權。

在這種制度中，上級支配下級，如肩之使臂，臂之使手，下級除了服從，別無它法，因而處在權力頂峰的中央可以為所欲為。

在經濟上實行公有制的背景下，這種政治制度使得一個人所享有的物質利益基本上取決于他的等級地位。國家財產雖然是公有的，但是公民并不能平等地享有，或者按勞取酬地享有，處于上級的人比處于下級的人享有較多的各種物質利益，“社會公仆”比“社會主人”享有較多的各種物質利益。處在最高等級的人如果不自律，甚至可以對屬于全民的財產取用無度。在這種制度結構中，大多數人仍然處于受支配、受壓迫[6]的境地，與私有制社會所不同的,只是官僚體系中的“上級”代替了私有經濟體中的雇主。一個人要想獲得較多的利益，享受更多的社會資源，或者想對社會和國家多起一些作用，除了在等級的階梯上向上爬以外別無它途，并且這種制度使得向上爬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依靠對上級的人身依附來實現。

在這種制度中，執政黨的中央像家長一樣代替全體公民行使主權，公民則像未成年人一樣，不但沒有決定國家機關和國家事務的權利，而且沒有結社和表達與執政黨中央不同的政治見解的權利。這樣的政治制度同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在這種制度中，共產主義者能夠聊以自慰的，僅僅是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能夠保持工人階級的立場，注意維護下層工農群眾的利益而已[7]。

這種制度實質上是一種極權制度。下層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下層黨員在黨內，均處于無權地位。不僅如此，這種制度還在實際上認定下層公民和下層黨員沒有上級的“領導”就不知道該怎么活著，一切都要由“領導者”安排，經過“領導者”批準，“聽領導的”被“領導者們”培養成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另一方面，不論通過什么路子，一個人只要當上了“上級領導”，這種制度就認定他比其下級黨員或公民高明，有能力對下級進行“領導”。

沒有無產階級民主，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要想對別人實施專政，必須首先自己享有政治權利。在政治上沒有權利的人充其量只能充當某種專政的工具，而不能成為專政的主體，不能對別人進行專政。無產階級全體享受政治權利和實施統治的方式只能是民主制。無產階級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實施專政。如果連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都沒有了，那么無產階級專政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在極權制度的約制下，20世紀曾經出現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官僚特權階層專政，事實上已經成了規律。

按照同樣的道理，沒有共產黨內部的民主，一切權力集中于中央，“一黨專政”(即全黨專政)也是不確實的，至少這個提法是不確切的。所以，不但無產階級專政是“號稱”的，“一黨專政”也是“號稱”的。而官僚特權階層專政卻不是號稱的，不但不“號稱”，而且諱莫如深，然而它卻是實實在在的。

為什么會出現“一黨專政”？這與黨取得政權的途徑有關。

用暴力取得政權同經過競選取得政權是不同的。兩者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后者的權力是別人給的，賦予權力的別人即全體選民不可能賦予主權，也沒有賦予主權，而僅僅賦予了治權即管理權，而前者的權力是沒有經過其他人的同意自己奪取來的，所奪取的是整個國家權力系統，既包括治權，又包括主權。在奪權時無法把治權同主權加以區分，只能把國家權力系統囫圇地[8]奪到自己手里。因此，通過這種途徑建立的國家在共和制即人民主權制已經成為世界普遍制度的條件下，雖然在憲法中把主權賦予了全體選民，載有關于選舉產生國家權力機關的條文，但是奪權成功的政黨卻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中世紀慣例，通過種種辦法使選舉徒具形式，使選民對選舉毫無興趣，通過自己對國家機關的控制實際上既掌握著國家治權，又掌握著國家主權，從而成為一黨專政。

說到這里，我們需要對執政黨這個概念做一個辯析。嚴格地說，實施一黨專政的黨并不是執政黨，而是專政黨。執政黨只掌握治權不掌握主權，而專政黨既掌握治權又掌握主權。這就是它們二者的區別。

全體選民不掌握國家主權，不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所有制自然就不是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就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公有制。因此，極權制度使全民所有制無法實現，同共產主義格格不入。

沒有民主，計劃經濟就變成官營經濟。不但行使治權即掌握政權的官員組成了獨立于全體公民之外的特殊利益集團，全體公民很難防止他們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而且其對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也是集中制的，即官僚制的，離開了長官的意志，沒有了 “上級”的“領導”，經濟便不能運行。

結果是，相當多的公民不把這個政權看成自己的政權，而看成當權者們的政權；相當多的黨員也不把這個黨看成自己的黨，而看成黨內當權者們的黨；它穩固與否，傾覆與否，與已無關。因此，當共產黨的對立面起來推翻共產黨政權時，絕大多數公民都袖手旁觀；當蘇聯共產黨解散時，絕大多數黨員的反應竟然不像是自己的黨被解散，而像是別人的黨被解散一樣。這不能不說是20世紀蘇聯式共產主義制度的一大悲劇，它充分暴露了這種現實共產主義制度最大的弊端。

今天我們紀念毛澤東逝世28周年，下面說一說毛澤東對這種政治體制的態度。

在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以后，經過幾年實踐，毛澤東已經覺察到了這種集中制的弊端。然而，他只認識到，如果最高權力掌握在勞動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手中，掌握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這種制度可以起好作用。如果最高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手中，這種制度就可以起壞作用，勿需改造，就可以直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不是民主式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獨栽式的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制度本身并不能阻止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針對這種弊端，毛澤東的思路不是另辟蹊徑，改變這種制度，而是怎樣防止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利用這種制度，怎樣阻止黨內敵對勢力即他所說的“修正主義”上臺，以及一旦“修正主義上臺”了怎么辦。對于“修正主義上臺”，毛澤東想出的辦法是造反。他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下面的黨員和廣大群眾應該起來造反，“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此，他以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進行了一次試驗或演習。在這場演習中，廣大群眾張貼了無數份大字報，建立了許許多多群眾組織，出版了許多報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多黨[9]制都基本上實現了。應該承認，這些做法確實對集中制有所限制，對其弊端有所框正，因而對集中制有所補益。但是，盡管當時在憲法中增加了公民有大鳴大放貼大字報進行大辯論的權利，這種民主卻僅限于基層單位，全黨全國的最高權力仍然集中在毛澤東本人手里，基層單位的民主不過是毛澤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也就是從屬于集中的民主，在全局范圍內仍然是集中制。毛澤東最終沒有突破集中制，也不想突破集中制，他所希望的僅僅是這種制度不被黨內敵對勢力即他所說的“修正主義者”利用而已。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不切合實際的，他的試驗沒有成功。

在集中制的條件下，因為最高掌權者集團實際上是自我產生，自我傳宗接代的，所以下層群眾要想撤換中央領導人員，把皇帝拉下馬，只能采取造反的辦法。一旦沒有把皇帝拉下馬，就要被剮，風險非常大。要想造反成功，需要建立組織，進行一系列斗爭，難度也較大。因此，非不得已，人們輕易不會使用，使用了也不一定成功。經驗證明，在不改變集中制的前提下，通過革命造反來推翻不好的掌權者不是個好辦法。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改變思路，探索出使更換最高掌權者幾乎成為例行公事，沒有任何風險的制度。為此，就必須突破集中制，實行民主制，亦即人民主權制。在這種制度中，擁有主權的全體選民更換掌握治權的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包括更換最高掌權者，是主人更換仆人。主人換仆人，當然不存在風險。

綜上所述，無產階級政黨執政的規律是：暴力革命——一黨專政——官僚特權階層專政。循著這條道路是不可能走到共產主義的。這條道路至多使原來受剝削、受壓迫的下層勞動者變成新的統治者和富豪，如同元末朱元璋起義軍骨干力量的命運一樣，也就是改朝換代。

既然如此，那么我們的出路是什么呢？

出路就是從已有的歷史成果出發，通過持久不懈的努力，爭取實現憲法所規定的人民主權，實現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把一黨專政制改變為多黨競爭制。總之，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國家的民主化。

毛澤東在世時，經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剝削階級實體曾經消滅，當時無產階級占有絕對優勢，那時候，如果建立多黨競選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多黨制，可惜，我們當時沒有實行多黨競選制，錯過了實現人民主權制的最有利時機。現在，經過經濟體制改革，恢復了私有經濟成分，剝削階級已經重新產生，并在實際上不再被作為專政對象。在這種條件下，如果允許多黨競選，資產階級有可能比無產階級更快建黨，勢力更大，形勢遠不如經濟體制改革前對無產階級有利。在這種新的形勢下，許多仍然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共產黨員擔心在多黨競選中，無產階級政黨競爭不過資產階級政黨，因而反對實行多黨競選制，要求堅持既有的一黨專政制。在他們看來，現在的共產黨不論怎樣不如人意，畢竟擁有毛澤東所締造的那個黨的純正血統，一旦在競選中失敗，無論是感情上，還是實際利害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而維持共產黨的專政地位，除了拒絕多黨競選制，不許人們建立新黨外別無他法。這表明，他們對于共產黨能否得到人民擁護，實際上已經沒有信心，因而不敢讓這個黨通過競選讓人民去決定其是否執政。其中有些人甚至認為即使這個黨的領導人員“傍大款”了，不再站在無產階級一邊了，把私營企業主拉到黨內作為同馬克思主義者斗爭的戰友了，也應該維持它的專政地位和獨存狀態。我認為，這種觀點是與立黨為公的宗旨背道而馳的。即便共產黨在選舉中有落選的可能，我們也沒有理由拒絕人民主權制。為了保住現在這個黨的專政地位，就剝奪人民的主權，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假社會主義。既然在形勢對無產階級有利時我們沒有落實人民主權制，那么我們就只好在當前條件下實行人民主權制。既然沒有吃敬酒，那就只好吃罰酒。即使這條道路是痛苦的，我們也非走不可。這既是全人類的必由之路，也是共產主義者的必由之路。

2004年9月12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