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日講座
主題：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歷史
主講人：老田（網絡思想家，獨立學者）
時間：2005年11月20日星期日下午2：0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號
主辦：北京烏有之鄉書社  電話：010-62760856
網址：http://www.wyzxsx.com  電郵：[email protected]
內容簡介：
    1840年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充滿了屈辱和抗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新道路。五十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崛起之志仍舊激勵著人們奮斗。然而，中國社會內部各個群體之間究竟如何團結協作，才能贏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重新崛起，這是至今還存在激烈爭論的地方。有人主張中國要堅持為世界跨國資本再打二十年工，有人倡導要走自主創新之路；有人主張為了推行某種制度化改革，不要怕社會不穩定，有人倡導要創建和諧社會。老田先生熟悉中華傳統文化，又對新中國歷史頗有研究，在網絡世界里有很大影響，其學術思想對于認清世界格局和中華民族崛起之路有重大意義。在這個視野里，我們重新回顧新中國所走過的歷史，對于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命運或許會有更加清晰的認識，對于未來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或許會有更多的自覺。歡迎關心中國社會的各界朋友參加，參加者請提前登錄烏有之鄉書社網站（http://www.wyzxsx.com）首頁預訂座位，并請提前15分鐘到場入座。

下面是現場速記文字稿，已經老田審閱。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大家來烏有之鄉參加今天下午的活動。我們本周的周日講座主題是"從民族崛起視角解讀新中國的歷史"。大家知道，從1840年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充滿了恥辱和抗爭。新中國成立之后，中華民族以一個獨立的姿態，開始尋找一個新的道路追求我們民族的復興。大體來說，我們走過了兩個時期，嘗試了兩條道路。在今天，我們有條件，應該能夠去回顧反思這兩條道路的利弊得失。今天我們請在這方面有獨到研究的老田先生給我們做這次講座。歡迎老田。

老田：我們今天在這里談歷史問題，其實歷史是最不好談的，因為歷史的內容非常豐富涵蓋一切，而中國今天幫助人們把握歷史問題的一切社會科學門類，例如經濟學、政治學等的發展都明顯滯后，幾乎一切學科的理論知識在中國學界，都存在著非常大的分歧。前不久，劉國光教授就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等問題，發表了一次有重大影響的講話，他這樣一個講話的內容，就顯示出學界在經濟學上的分歧有多大。

年初在烏有之鄉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位學者說，中國沒有政治學和歷史學，這兩個命題，根據我個人的理解，實際上是一致的。中國沒有適應自身情況的真正的政治學，就說不清楚有組織的力量和資源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也當然說不清楚一個歷史潮流背后的推動力量，以及這個推動力量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并如何起作用的。

在這樣嚴重的認識分歧背景里，我們來回顧新中國的歷史，也肯定意味著隱含著巨大的分歧，今天我們討論新中國的歷史，也就是在我自己所選擇的角度，在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視野里，來探討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由于時間和局限和認識的不足，我的總結將是一個開放式的提綱，不是最后的結論，而在一個不同的認識起點上，和大家一起探討如何看待新中國歷史的問題。

一、 新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

人類社會過去所經歷的歷史，我個人傾向于劃分為三個階段：前農業時代、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這樣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中國的今天在什么樣的歷史階段上面？前農業時代，人類是以氏族組織的方式群居，共同勞動求生存。個人脫離群體，就無法解決安全問題和生產問題，因此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高度一致，是在人類遭遇難以克服的生存競爭壓力之下的全盤合作生存方式。

第二個歷史階段是人類進入農業時代， 這個時代有兩個最重要的歷史因素，決定性地不同于前農業時代，一是絕大多數人要靠農業生產來維持生存；二是在農業普及的歷史過程中間，為了應付政治上分裂和競爭帶來的高安全成本，中國在春秋戰國的列國爭雄之后，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帝國。正是因為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中國傳統農業時代發生了明顯的分離，此后的中國社會就與歐洲非常不一樣，歐洲的封建時代，領主手中還掌握著政治權力，而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政府把所有的政治權力都壟斷在一個統一的行政系統里面，在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手里，再也沒有行政權力和司法權力了，因為這樣，中國的民間就相對自由，較少超經濟強制。這是中國歷史的第二個階段。

我們知道，在共產黨的革命過程中，往往宣傳說農民受到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中國農民到底是不是受到超經濟強制和封建剝削，我要提出一個問號。當然中國農民受到地主的剝削是極為沉重的，突出的表現是地租非常高，有些地區達到收獲量的50％甚至更多，但是這樣的剝削率是不是通過超經濟強制實現的，是需要追問的。我有個朋友過兩天會來烏有之鄉做演講，他的看法跟我類似，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性質是農業資本主義社會，高剝削率地租的存在，是因為地少人多的結果，由此帶來勞動力市場價格的下降和土地價值上升，高地租是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要素價格不同。這樣的一個結論，在面向實際的研究者中間，很多人在觀測中也都發現了這一點，比方說，美國的黃宗智教授在他的兩本書中間，都提到了中國的高地租問題，并認為這一個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人口多，土地少，在地主和農民的談判當中，農民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我們很幸運，這樣一個時代隨著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勝利，再加上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對勞動力極端不利的狀況，基本上已經過去了。我們今天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工業的社會，主導產業不再是農業，在最近幾年的統計數據中間，包括農業和采掘業在內的第一產業，產值比例已經下降到國民生產總值15％以下。即使從就業方面看，也有接近一半的勞動力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了。在這樣的時代，無論是第一產業還是第三產業，它的生產過程和產值中間，都要由基礎工業提供了一些基本性的支持。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上，核心內容是工業化，由于工業化帶來整個社會關系和利益分配方面廣泛深刻的社會變遷，有人就把這個轉變過程稱為現代化。這一過程，中國人是后來者，而且迄今為止，因為工業化的進程還在中國繼續展開，其后果還在陸續呈現。特別是，過去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把握、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都還處在未定狀態，人們對此還有非常嚴重的分歧和爭論。

中國工業化時代，其起點，根據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意見，大致上，可以劃在1840年。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人開始注意在農業之外的發展問題，工業化首先是要應付列強給中國的安全壓力，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發起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兵器制造技術，后來又開始反省傳統農業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模式，最后開始反思和懷疑中華文化的存在合理性問題。在1860、1870年代，中國晚清的朝廷上，就有大量的洋務派，他們熱心推動并新建了很多的新式工業。到戊戌變法的時候，是認為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行，也要引進西方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就是要在中國落實西方的制度。一戰期間，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市場占領有所放松，民族資本也有所發展，后來被人稱為所謂的黃金時代。這基本上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們，在爭取工業化道路上的不同步驟，隨著日本的入侵，這一過程終結了。

中國的知識精英對于盲目跟隨西方的思路，也進行過深刻的反省，一戰之后梁啟超從歐洲游覽回國之后，就開始反思西方的那一條道路了，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失敗后，發生了關于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間，中國的知識精英逐步拋棄了原來簡單跟隨和照搬西方主流思想的套路，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廣泛地贏得了思想陣地，錢穆在《國史大綱》的序言中間說，中國人有歷史意識主要得益于宣傳派的鼓動，由此可見當時被錢穆稱為宣傳派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蔣政權時期就占據了主流位置。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實際上走出了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窠臼，領導平民階層完成了一場哀兵奮起的革命，并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新中國。

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在中國的嘗試，從洋務運動算起，經過各類精英們的努力，差不多在中國進行了一百年的時間，始終無法面對中國的內憂外患。中國的工業化任務和國家安全問題，長期無法解決，這樣的目標一直遷延下來，留給了新中國。

由于一百多年來精英階層的工業化努力的反復失敗，特別是遷延下來的國家安全問題和民生問題又日益嚴重，新中國實際上選擇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而且這個選擇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原先打算利用資本的正面作用，至少是不打算排斥資本家參與主導工業化進程的，這集中體現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里面。后來這一綱領被修改，三大改造提前進行，則是根據事實特別是資本和資本家在建國初的表現來重新決策的。

二、 工業化進程的客觀要求

中國的工業化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全面展開。在工業化開始的時候，中國工業化的目標很清楚，在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上，也有很強的共識。在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和路徑選擇上，中國工業化過程則要受到本土資源稟賦的決定性制約，中國資本積累不足同時勞動力資源很豐富。

我們看到了從土改開始，再經過互助組到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這樣實際上是嘗試了一個非常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針對的是中國勞動力非常豐富的事實，這也不同于洋務派"富國強兵"的狹隘努力，與"黃金十年"民族資本努力也不一樣的、主要是共產黨組織全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工業化過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區別，不符合以歐美經驗為基礎的西方現代化理論。新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間，為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作出的各種強化行政權力的整合作用的制度安排，這樣的努力過程的經驗和教訓，迄今為止還沒有很好的總結，更沒有理論化，即便在毛澤東時代也沒有進行總結，只是在政治上和方向上加以簡單的肯定，不讓說壞話而已，這一努力過程至今還沒有進入中國學界的研究視野。

在前工業時代，人的勞動最重要，特別是經驗和技巧具有決定性。新中國在工業化的起點上，恰恰也有一個如何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加快工業化進程的問題。隨著機器的出現，人的勞動和技巧，就后退到一個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上，決定性的是你有多少機器和工廠，你的產業興旺與否，是由機器生產的規模決定的。一個國家之內，你能生產多少可分配的經濟剩余，直接決定了國民的福利水平，而剩余沉淀轉化為新的機器和工廠的速度，也影響到以后的國民福利水平。關于工業化，經濟學理論不分左右，都有共識，就是工業化的進程直接與剩余轉化為機器的速度有關。要剩余沉淀為資本，要轉化為新的機器和廠房，這是工業化不可超越的基礎，符合中學物理化學中間的兩大定律：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這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他的對立面，都承認的。在各個社會科學的學科里面，經濟學對現代化進程和工業化的解釋力，都是最突出的，關鍵在于經濟學始終把握住工業化的一個根本要素：經濟剩余轉化為再投資。經濟學呈現了這樣一個過程，對于工業化的進行和現代化的起點，把握得非常好，遠遠超過政治學社會學理論的概括能力，由此產生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說法。經濟學里面的共同點是肯定剩余轉移的規模決定工業化速度這一點，根本性的分歧是有人肯定這一過程要由資本家來主導，另外的人則認為這一過程要由政權來主導。馬克思實際上肯定資本家主導工業化進程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結果被韓德強說成是"資本主義首席辯護士"。

   跟著工業化過程的根本要求，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努力中間，兩個方面都不止一次嘗試過。從1840年以后，到今天有140多年的時間，中國幾次嘗試了兩種不同的現代化方案，而且都不止一次出現，照理說中國應該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并上升到理論上。晚期的洋務派是典型的政權主導工業化，不管是"官督商辦"還是"官商合辦"，都是政權主導型的，政權參與主導不能說是大清王朝的官員特別不怕麻煩或者想要借機貪污，根本原因是民間資本的短缺和工業化進程的高風險，客觀上需要政權的參與和保障；從黃金十年到蔣介石時期，主要是私人資本主導，包括外資和內資；在解放以后，經過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就由政府來全面主導工業化的進程。到了1980年之后進行改革開放，有一個很短的時期的結合，既有國家的主導，又有私人資本的逐步興起，屬于聯合主導性質；今天許多人主張"國退民進"改由私人資本主導，國企也大量私有化了，又回到私人資本主導。

為了幫助總結歷史經驗，也為了深入分析工業化的具體進程，我就經濟學左右派的共識畫了一個示意圖，幫助大家來總結中國工業化經驗和教訓。

這個圖所表示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是說技術進步和產業規模的擴大，與新技術裝備生產過程緊密相關，工業化的進程所需要的剩余數量是不同的。圖形中間方框的面積，是對應著每一次技術革命浪潮要求的剩余沉淀規模。我們知道，第一次工業革命首先是發生在英國，這個工業革命是在手工業階段，在分工的基礎上積累了長期生產的經驗，由此實現了工具機的改進，工具機實質上是把專業化的手工操作機械化，幾十倍地提高了紡織業的效率，最引人注目的是蒸汽機的改進和推廣應用。落實這一工業革命的技術，要求整個社會向工業革命提供的剩余是非常少的，直到1848年的時候，法國當時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先進國家了，全國總共有5200臺的蒸汽機而已。這個時期的蒸汽機還是最高技術的體現，一般的工具機多數是木材質地的，制造機器的也多是鐵匠和木匠，英國為了保持技術先進地位，一個最主要的措施是禁止鐵匠和木匠出國，這說明了早先的工具機很容易被仿造，技術特容易流失，沒有多少高技術。

第二次的技術革命，最具有代表行的技術是內燃機的發明，還有電氣技術的應用，化學工業的興起，代表性的行業還有汽車和電機制造等行業，這一次是真正的典型的大機器生產和大規模企業唱主角的時代，這一次工業革命體現在社會生產過程中間，要求有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料被開采和利用，這就要求建設龐大的運輸系統以幫助實現資源輸送入生產環節，以及在市場上實現產品分銷的需要，大機器工業的引入和無數的工廠，龐大的交通運輸系統建行色，決定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要求巨大的剩余轉化為機器和工廠。

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的中國工業化，實際上就包括著前兩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因為中國是后發國家，用不著區別這兩個過程，而是貫穿在一起。我們知道，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是在高積累政策是執行了20多年之后，才取得初步成績的。大躍進和高積累本質上是一回事，就是發動人民少吃飯、多干活，省下來的剩余就是要用來支持多造機器，多建工廠，造鐵路、公路、碼頭和船舶、汽車等等，所以要完成這一次工業革命的任務，沒有重工業優先和高積累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存在違背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定律的高招和捷徑。工業化在時間段上，是從1952年開始，大概在1978年、1979年這個時候，工業化的第一步算是走完了。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政權主導的快速工業化，也可以稱為"大躍進"戰略，一九五七年劉少奇把大躍進目標歸結為"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品產量上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為實現這一目標，就不能不要求中國人民少吃飯多干活了，舍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

1985年我國進行過第二次工業普查，普查的數字顯示在整個工業里面，中國自己提供的機器裝備占全部工業設備比例的82.1％。這樣的數字說明，中國基本上掌握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主要依據和體現就是中國初步實現了裝備技術的國產化，新工廠建設所需資本貨物不再依賴進口，由此可以認定中國走完了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全部里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要求，與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很不一樣，不再要求大量的鋼鐵和機器作為生產資料沉淀下去，而是以智能化機器為代表的技術，這一次革命不再是擴大人們的手工勞動，而是直接以智能化機器去部分地取代人們的生產經驗積累過程。在新的技術推廣上，要求沉淀的物質資源和資本是非常少的，智能化機器系統的改造，主要是落實在機器和生產線的控制系統部分，目的是取代人們的生產操作經驗積累，實現更為穩定的生產控制，提高產品的品質，特別是智能化機器更能夠實現小批量生產要求，以期更好地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這一次技術進步的主要投入，是要求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大量的高技術人員群體及其技術水平的快速提高。這一次技術革命，在西方是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恰恰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在時間上一致。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由國家政策主導了一個技術裝備進口為主的政策，放棄了前期的技術革命的努力成果，徹底葬送了從前高積累形成的技術裝備能力，一九九五年第三次工業普查的時候，中國工業裝備的47.1％是進口的，換言之，十年投產的新工廠主要是依靠買洋設備。從前中國人民勒緊褲帶建設起來的裝備工業，不僅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間得不到新的扶持和投資，而且由于政策主導方向的錯誤，裝備工業在國內的市場份額都喪失了，不僅沒有向前發展的空間，而且喪失了生存能力。

在一九七○年代的時候，中國引進技術是非常主動的，在上海金山石化建設過程中間，外商報出壟斷高價，拒絕降低，中國由于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技術積累，就改而自己生產，根據蘭州煉化的設備為藍本來自己制造，工期一點都沒有耽誤，還提前四個月投產。這個時期的所謂先進技術，都是體現在鋼鐵為材質的機器和設備上，經過毛澤東時代二十多年的大躍進政策，中國已經在這個方面與國外拉近了距離，所差僅僅是經驗和火候而已。智能化機器的起步，中國實際上與海外基本上同步，他們當時也還沒有取得決定性的進展。我們原有積累的一些技術基礎，經過最近二十多年的自然淘汰，即便是沒有陷入瓦解，也基本上嚴重落后了，二十多年沒有新的技術積累，想要不落后都是不可能的。今天許多經濟學家說，我們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大多數都破產了，是經營不善和產權不明晰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恰恰相反，這完全是一個人為的政策選擇的結果。

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指望企業自身積累去支持技術創新，是不現實的，和國外的壟斷企業相比，中國的中小企業不可能建立起壟斷地位，也就沒有壟斷利潤去支撐新技術開發的成本和風險；而且由于在產品市場上直接遭遇國外的壟斷企業競爭，企業的新產品投入市場之后，就沒有新產品早期的高價格和超額利潤時間段，企業很難回收開發成本，而且新產品早期總是存在各種有待改進的地方，相比較而言就沒有多少競爭力。特別是，中國企業的新產品上市，主要的效果是打破海外壟斷資本的市場技術壟斷地位，最常見的后果就是壓低市場價格消除壟斷利潤，這樣一來技術開發的利益就主要是體現在中國的消費者更少收壟斷價格的暴利盤剝，這一利益的實現方式，完全體現為消費者方便地進行的"搭便車"行為，根本無法通過市場渠道由消費者把部分好處回饋給企業，按照西方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說法，不存在"外部性內部化"的實現路徑，所以這一的技術創新成本只能是由政府來承擔。

我們在工業化及其背后的技術創新要求，以及技術裝備的條件作了一個分析，也初步結合了中國最近100多年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做了一點對比。我們知道要進行工業化，最艱難的道路是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所要求的高積累過程，工業化要求的高積累過程總是意味著為了將來的利益而犧牲當前的利益，特別是新的利益生長點往往不是利益犧牲者直接控制的，這樣的付出和受益者的分離，常常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沒有一個非常受民眾擁戴和信任的政府，實際上無法解決由工業化和高積累帶來的政治認同危機。

三、 政權主導工業化進程的選擇過程

我們知道小農經濟是勞動者自己主導掌握生產工具，自己控制勞動過程。工業化與此相反，是一種社會化的大生產過程，控制權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主導工業化的控制權，要么是政府官員，要么是資本家群體。控制權或者主導權問題，恰恰是經濟學理論中間，分歧和爭論最激烈的部分。如果說在工業化要求剩余轉化為機器和工廠問題上爭論的雙方有共識的話，那么在主導權問題上爭論的雙方則是針鋒相對。這一個爭論恰好與共產黨領導人對主導力量的認識的轉變過程，有相關性。

在解放初期，毛澤東、劉少奇等老一代共產黨人，他們普遍信奉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五階段論"歷史觀，總體而言對資本主義是比較友好的，解放后先是要在農村保留認為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經濟，在城市里面要保持民族工商業，真心誠意地依靠私人資本來幫助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個根本性的思路是要搞"新民主主義經濟"。這一思路里面，實際上為資本家群體保留了工業化的部分控制權空間。劉少奇作為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他甚至說過"剝削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毛澤東在解放初期也講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針，這些講話都很誠懇、熱切。后來的變化和政策調整，我個人的判斷是出于對資本家的失望，特別是在"平抑物價"過程中間資本家們表現的非常消極，結果共產黨人徹底改變了自己對資本家的看法，迅速實施了"三大改造"，剝奪了資本家參與工業化的主導地位。

從1949年6月份開始，為了打擊投機和保證物價穩定，上海市市長陳毅，就首先動用政權力量，抓了銀元投機商，然后封閉了證券交易所。由于強烈的通脹預期，正常的工商業資本也往往以從事投機事業為主。到了10月份的時候，投資資本的轉移對象，囤積基本的民生產品糧食、紗布和煤炭，即所謂的"兩白一黑"，新政權在與投機資本較量的過程中間，表面上是按照市場規則行事，實際上也是動員了政權的力量優勢的。主要是不計成本地搶運四川的大米和東北的糧食，集中在六個中心的城市進行拋售；同時抽緊銀根，動員輿論，還確實動用了專政手段去懲辦不法商人。這一個經濟戰役的輸贏，一樣是從屬于力量對比的強弱，投機資本跟新政權相比，僅僅只是掌握了微不足道的資本而已，與政權掌握的資源和輿論動員能力相比，完全處于弱勢，失敗乃是必然的。這一過程，被后來的宣傳加以渲染，好像市場規則多么好多么靈，共產黨在經濟上多么高明，以資本家喜歡的規則打敗了資本家，這些都完全站不住腳，決定性的因素是力量對比，而且決定性的力量不是資本和經濟力量，是另外的力量特別是輿論和政權的動員能力在戰役勝負中間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在平抑物價過程中間，新政權數管齊下，特別是抽緊銀根一著，后果非常嚴重，最后造成投機資本和他們的金融支持力量――地下錢莊――的總崩潰，并由此引發一場經濟蕭條，全國各大中城市上百萬人失業。大概在1951年4月份的時候，當時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已經發現各種資本支撐不住了，預備調整政策，增加銀行的貨幣投放和信貸以支持資本家恢復生產。但是他們開始也以為這是投機資本在積蓄力量，還設想也像解放戰爭一樣，經過幾場戰役之后，投機資本才會被打敗。結果證明陳云、薄一波他們高估了敵情，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力量過分弱小，一仗就被打垮了。私人資本的投機性質，實際上也與資本積累的實力有限，就很難掌握市場經營中間的局面，無法排除經營中間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有關，因此在經營上就常常陷入短期利益目標，總是表現出與國計民生相矛盾的趨向，換言之，資本的表現跟實力相關，短期化是在實力不足的前提下放棄長遠目標的結果。私人資本的實力如此有限，在解放初的表現如此消極，不可能不影響到普通民眾和中央高層的看法和決斷。

在共產黨革命成功之后，資本家生存的輿論環境，就不可避免地急劇惡化了，這不是決策和指導思想方面的變化，而是出在社會現實中間的操作層面。我訪問過一個老記者，他原來是在前線報道戰爭的，在打仗的時候戰友們彼此拿生命進行掩護和支持，一進城之后發現這幫子資本家，他們父子兄弟夫妻之間都要相互留一手，朋友之間也常常相互坑一把，簡直比禽獸還差，有這種認識不是個別人，解放初的大牌記者，有資格在報紙頭版發文章的人，都是這么個認識，對資本家在人格上極端藐視。說這個認識是極左，也不見得合適，反正人們都是在比較中間進行鑒別的，資本家表現突出，成為被關注的焦點，很不幸地被記者們拿來跟從前他們關注的焦點――英勇作戰的戰士作對比，本來在這樣的對比中間沒有人不處于極端劣勢的，解放初期的資本家們偏偏又不知道藏拙，還老是搞些特吸引眼球的事情，恐怕有點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了。在平抑物價的過程中間，你完全可以想像，私人資本表現是那個樣子，在記者們的筆下會怎么描述，對高層的決策又有什么樣的影響。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對投機資本的憤怒，也是很嚴重的。像中國解放前最大的民族工商業集團，最成氣候的資本家是榮氏集團，他們當時是怎么做生意的呢？武漢有榮氏集團兩個比較大的企業，一個是申新四廠，是紗廠，另外一個是福新第五面粉廠，他們還有一個自備電廠裝機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們把這個電廠抵押給人民銀行貸款90萬元，去外地收購小麥囤積在倉庫里，既不生產，也不銷售，就是等著漲價，結果引發武漢市民的憤怒。共產黨來了資本家沒有人害怕他，地位下降，那些很饑餓的市民膽子格外大，就把福新面粉廠的大門砸開，勒令他們進行正常的生產和銷售。在新民主主義經濟還作為政策導向的時候，資本家就是這樣以自己的狹隘私利，耗盡了自己的輿論和民眾支持，后來的政策改變和三大改造的提出，只能說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了。

共產黨剛剛得到政權的時候，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恰恰是很高的；恰恰是這個時候，私人資本自己跳出來，進行了最惡劣的表演，極度惡化了自身的形象；然后在力量對比上，又根本不是新政權的對手。這就把一個問題公開提出來了，而且是在對私人資本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通過囤積居奇這樣一種方式，來表現他們賺錢的方式跟國計民生目標直接對立的方式提出來，叫人們進行討論和抉擇。在這個意義上看，1952年底毛澤東就改變了自己原來的設想，一點也不奇怪，他還脫離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正面評價的"教條"，提出"一化三改"這樣一條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國家發展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實現三大改造，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三大改造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你們這幫子資本家完全不行，只能是由政權來全盤主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主導工業化的兩種力量，經過建國初期的平抑物價之后，很自然地留下一個唯一的選擇，應該說這不是從書本出發的，因為馬克思的書本結論和毛澤東早年的設想都與此相反，是現實改變了人們的看法包括毛澤東和其它共產黨高官的看法。

布羅代爾研究歐洲近代市場經濟，他得出的結論說資本主義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沒有社會的積極協從，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一種文化現實。從新中國早期的歷史經驗看，確實是這樣，政權和輿論沒有去真心誠意地支持資本主義，它的被消滅成為不可避免。

在這里，我特別提醒一下，今天有很多人比如那個楊小凱，在他那個《中國百年經濟史隨筆》中間，用民主憲政和人權這樣的標準，來評判社會主義改造過程，這在認識上是一個很大的倒退，完全不看現實，也不看未來，即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和政治學分開的，以效率概念作為核心來講經濟的。毛澤東在五十年前就走出了書本去看現實，今天那些高人完全不看事實，完全走回本本和教條。最近看到一些80年代以后全國各級的政協組織編寫的社會主義改造資料，其中也有解放前的民族工業發展的資料，從中看到，由于蔣政權晚期的惡性通貨膨脹，貨幣基本上成了廢紙，到了解放初期一般民族工商業，基本上陷于困境，缺乏必要的資金和經營條件，也沒有能力在國計民生的上面作出起碼的貢獻，承擔起必要的社會職能。要是按照樊綱先生的說法，這樣的企業賣一塊錢也太貴。因為完全沒有經營能力，這也是為什么后來這些企業都主動要接受政府的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最終走到公私合營的原因，因為他們已經到了不靠著政府就無法生存，那樣一種山窮水盡的地步。

政府主導和資本主導的根本區別在于：政府不依賴積累的購買力來雇傭工人并購買設備原料。而私人資本則必須依賴購買力和市場交易，只有私人資本主導的發展過程才受制于資本積累。因此在分析新中國工業化的時候，就不能簡單地套用許多常用的經濟學詞匯，孫冶方說價值規律第一條，利潤掛帥，本質上是一種私人資本主導下的必然要求，這是微觀企業作為唯一工業化主導力量下的決定性限制條件。而新中國是政權主導，生產的擴大就不完全依賴貨幣資本的增加，這一點常常引發很多混淆。例如，中國在解放初是一個農業國，農民生產的剩余都非常的有限，那么中國的工業化早期積累和重工業化優先戰略，都被認為是剝奪農民的，甚至有人還算出，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國的工業凈資產是多少，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那里拿來了多少，等等諸如此類的研究成果，到處充斥。這里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是把國家主導，等同于私人資本主導，以為工業化和生產擴大過程，必然是先有資本的積累和掌握相當數量的購買力。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間，推進"大躍進"的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兩大前提，一是政權主導可以脫離資本積累的數量去推進工業化，二是中國農業中間具有非常多的剩余勞動力，可以快速、大量地轉移進入工業和城市。

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就是"大躍進"政策無論多么極端，最終都沒有脫離全部人口吃全部糧食這樣一個現實條件，不同的是，國家可以根據工業化的需要，把勞動力從農業中間抽調到工業和城市中間來工作，因此他們的口糧就成為國家征購任務的一部分而相應地加上去。對農村人口消費的宏觀影響，僅僅在于一個工人的消費定額比一個農民高出的那個部分的總和。如果考慮到中國人多地少，建國初農村就有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剩余的事實，這樣只要農業勞動力轉移出去的數量，不超過與土地匹配的勞動力需要，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就比較小了。換言之，只要大躍進需要的人力資源不至于超出一個底線，在勞動力調配上就不存在特別嚴重的問題，大躍進政策最重要的一個支撐點在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在實物核算的視野里，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并不改變中國全部人口吃全部糧食的事實，但是工業化要求更多的人口離開農業生產崗位，進入工廠和城市。特別是新中國的工業化速度非常迅速，這就帶來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的城市人口也快速的膨脹，從195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57年底，我們的城市人口就上升了2100萬人，后來從1957年底到1960年又增加了3100萬人，所需要的糧食也相應增加，這其實才是后來所謂的"高征購"的基礎。一般而言，后來反復發生的"高征購"問題，僅僅在個別情況下與基層的浮夸風和信息錯誤有關，主要是適應城市和工業需要的糧食數量增加的需要，在三年困難時期的高征購主要是這個原因：農業發生了大量減產但是城市人口卻迅速增加了。相反，困難時期，城市并沒有跟隨"高征購"而出現糧食浪費現象，許多城市都跟北京市一樣，發動大家節約糧食，并竭力壓縮和降低糧食供應的定額標準以共度難關。

中國工業化所要求的農業剩余轉移的規模，在私人資本主導的條件下，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方式，大概在50年代中晚期的時候，每年要集中800億斤左右的糧食，與解放前農民交納的700億斤地租相比，考慮到這個數字中間還有接近一半是用于返銷農村地區的，征購數量并不算太多。在三年困難最嚴重的一九六○年，城市來自征購的糧食銷售量最大，達到632億斤，略少于解放前的地租數量。

話雖然可以這么說，但問題還是嚴重的，因為解放前農民基本上都是處于"糠菜半年糧"的半饑餓狀態，新中國工業化需要的糧食數量與農民的口糧需要，還是有矛盾的。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薄一波的《關于若干重大事件和決策的回顧》這本書，他在這本書里提到，在解放初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城市需要的糧食迅速增加，但是分田后的農民的口糧消費也大大增加了，他在書中間有一段講到，說山西的農民在解放前每一年只吃十幾頓白面，分田之后一個月就吃好幾頓。當然不能得出結論說農民吃多了，但是農民消費的少許增加，就已經影響到糧食收購問題，加劇了城市的緊張。工業化要求的農民是提供了剩余，確實跟農民的口糧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既是一九五三年實施統購統銷政策依據，也是1952年毛澤東跟梁漱溟發生爭論的原因。毛澤東認為，在向農民口糧需要讓步上面，意味著工業化進程和國家安全目標實現的減速，和后者相比，農民當前的口糧需要只是"小仁政"，而工業化和抗美援朝著眼于中國的安全和未來，是"大仁政"。而且農民也不可能在減少征購這個可憐的基礎上，去實現自己的溫飽目標，這樣的目標只能是在工業化之后，通過增加化肥的投入來實現，最終解決我們的糧食問題，也是包含在工業化這個大政策里面的。

在工業化實現之前，中國的糧食需要也是日益增加的，不僅有城市和工業化的需要，也有人口日益增加的需要。糧食增產只能是依托基層政權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勞動投入，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產田等方法去實現。這一點在一九五六年關于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間，有明確的體現。在實現第一個階段目標上，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農業發展的遠景規劃綱要》中間，從傳統農業技術和現代技術的結合方面，全面系統地設想了農業增產的路徑，提出農業增產的遠景目標是"四、五、八"。八十年代非毛化時期，因為要反對三面紅旗，把浮夸風的責任說成是決策責任要毛澤東負責，解除官僚們的執行責任，所以這兩個重要文獻都精英們選擇性地"遺忘"了。只要對照這個"綱要"，說浮夸風和瞎指揮源于錯誤決策的謊言，就不攻自破了。

在這個問題上，要特別提一下那些非毛化專家的挖空心思，為了把大躍進這樣一個明確的快速工業化戰略，與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風乃至后來的大饑荒劃上等號。刻意在"反'反冒進'"問題上去排列毛澤東的個人講話，似乎大躍進僅僅來源于毛周等在"反冒進"這樣一個工作方法上的爭論，那些非毛化專家也特別熱愛把高指標與"反'反冒進'"掛鉤，再把大躍進這樣一個長期工業發展戰略，硬性安放在1958年――1960年這個特殊時段里，人為制造出一個獨立的"時間段"，結合毛澤東的"反'反冒進'"，就這樣引導人們去把高指標、反'反冒進'和大饑荒聯系在一起，制造一種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因果關系。非毛化的智慧，說到底也不是特別高明，大家都是可以學會的。

說到底，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有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本質上是跟隨技術進步和裝備過程的擴大而來的。機器生產能力的擴張，就必然意味著生產能力的擴大，開發自然資源的能力加強，最終產品和服務增加。特別是新中國不依賴資本積累數量，可以直接調度勞動力和其它資源，當然就可以在一個更高的水平和速度上來開展工業化進程，整個社會存在一種巴蘭和斯威齊他們所說的"剩余生產加速增加規律"的作用，而且加速作用要比資本家主導的更快些。

雖然國家政權主導型的工業化不依賴資本積累和購買力增加，但是仍然不能突破剩余轉化為生產資料的規則，這些剩余是如何生產并轉化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不同。說到底，工業化必然意味著城市化人口的增加，也因此要求農業剩余更多地提供給城市。

四、 新中國不存在發展比較優勢的實際選擇
  
我們知道，沒有機器就沒有新的工廠，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有必然性。但是工業化從重工業開始，則需要一個外部條件，沒有蘇聯老大哥，中國的重工業優先政策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蘇聯的支持也不是偶然的，或者是好心腸的施舍。而是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中國成為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的前沿，在集體安全中間獲得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中國成為對抗美國的前沿，蘇聯發現，如果中國重工業特別是兵器工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它自己在安全和戰略上就會處于更加主動的地位。正是在這個安全和對抗美國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蘇聯援助中國的項目數量，在1950年協議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倍，達到后來的156項。蘇聯還發動東歐國家幫助中國設計了68個項目，這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的起點，也是重工業優先政策的外部條件所在。

在重工業優選政策的反面，今天許多高人喜歡強調毛澤東時代完全是為生產而生產，忽視了消費，應該多發展輕工業和農業，降低積累的比例增加消費，把改善生活放在第一位。這一高見的依據，在于投資之間的相互替代關系，同樣的投資既可以用于重工業，也可以用于輕工業和農業。這些內容在理論上爭論毫無價值，我們只要看一下歷史經驗和統計資料就很清楚，在1956年的時候，我們87％的輕工業產品是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到的1996年的時候這個比例還高達67％，農業和輕工業產品更多是投入消費的，但是新中國早期這兩個產業的產出水平，很不幸都取決于農業的收成，毛澤東在內部總結說，我們這幾年總結的經驗是如果農業豐收了，我們的日子就會比較過。

換言之，沒有農副產品供應水平的上升，實際上就沒有輕工業的投資空間。到一九五六年的時候，紡織工廠原料短缺的事情就不斷發生，在困難時期棉花減產50％以上，一多半生產能力停止運行。在毛澤東時代，幾乎不存在輕工業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相反原料總是一個現實的限制。剩下的問題就是農業有沒有快速突破的路徑，我們在上面中國農業增產的兩步走，先是密集的勞動投入改善生產條件，地而不是要要依靠工業和化肥的支持，而且這兩步不能顛倒，也不能提前發展支援農業的化肥工業，在困難時期過后，劉少奇和陳云主持整頓時期大力推廣小化肥廠，結果失敗了，因為當時中國的工業裝備技術在人員和設備上都無法支持，絕大多數小廠是在一九七○年代之后才發揮生產能力的，這個投資試圖提前啟動農業增產過程的嘗試，實際上失敗了。

從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方面看，實際上不存在所謂的壓縮消費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偽問題，是在假定存在一條快速促進農業和輕工業的出路、這樣一個隱含的前提下才成立的。我們來回顧一下新中國的消費問題，在1949－1952年，這是一個經濟的恢復時期，戰亂停止了，傳統農業增產的因素正常發揮作用，農業的產出迅速增長，可分配的經濟剩余迅速上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間，很多人都說，一五期間幾年的好日子，是因為我們投資的比例比較合理，積累率比較低，我認為這完全是從書本出發的想當然。我個人認為是由于輕工業的生產能力，快速的逼近了農副產品的供應水平，同時農業出現了傳統技術限度內繼續快速增長的高速度。而這個時期重工業投資，有來自蘇聯貸款支持，沒有因此減少我們國內的可分配剩余。存在積累率合理的重要影響。在1959年－63年，我們國家的農業減產比較的嚴重，一九六○年棉花產量下降50％以上降低到900萬擔，輕工業也由于缺乏了原料處于停產狀態，市場上的產品就非常少了，所以可分配的剩余迅速的減少，同時一五時期的蘇聯貸款逐次進入還貸高峰期，還得出口部分農副產品去支付貸款，更減少了國內的可分配剩余。這個時期的出口是還一五時期的債務，不是購買新設備建設新工廠，不存在投資過度壓縮消費的問題。

農業至今仍然是靠天吃飯的。從62－78年的時候，中國農業在密集勞動投入的支持下，走出低谷，開始穩定的、緩慢的成長期，輕工業產值也隨著這個農業產出水平緩慢的增長，社會上消費品產量逐步增長。期間，在低消費的過程中間，中國的整個重工業完成了密集的投資過程，初步建成了一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從一九七三年開始，中國政府實施四三方案，引進了十三套大化肥裝置，年產尿素都在30萬噸以上。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量建設的小化肥廠，得到技術成長的支持，進行原料和技術方面的改造之后，也都發揮了效益，大化肥和小化肥一起，大幅度增加了給農業的化肥產量。中國的農業增產過程，從50年代－70年代中期，糧食增產主要的因素是依靠密集勞動的投資，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的結果；到70年代中晚期以后，中國農業的增產就主要是因為化肥投入的增加，帶來的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快速增產。

在農業增產受化肥支持的時候，僅僅在一個很短的時期里，整個社會可分配的剩余出現快速增長。到了這個時候，重工業優先和配套的高積累政策，也應該適當地進行調整甚至是結束了，所以從1978年開始，中國的可分配剩余，跟隨著化肥投入的增加、農業的增產而出現了一個短期的快速增長過程。1979年開始，政府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一年就提高22％，同時國家開始擴大糧食的進口，年進口量達到1000萬噸左右，這相當于是少要農民的糧食同時又多給錢，所以從1979－1984年這五年，是中國農民的黃金時代，收入快速增長，而負擔還沒有到來，支出方面的增加也不多。城市的工廠和機關，也大幅度增加工資和獎金的發放。

在1979年以前，大家都是少吃飯和多干活，接下來的這個時期基本上是消費優先，有人把這個五年總結為"吃財政、高消費"。這樣的"好日子"當然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對于后來的十五年，有人接著總結的簡要特點是"內外債、高積累""合資合營賣土地""砸破三鐵賣國企"。在最開始的幾年是以原先的財政盈余支持消費擴張的，接下來為了實現消費品的快速升級，就在國內依靠信貸膨脹和在國外舉借大量外債來擴大洋設備的投資規模；再接下來就是把國內的市場容量，無條件地轉讓給跨國公司，以未來的贏利空間去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以上幾個過程的必然后果是，破壞了國企的生存條件以及中國本土技術的創新能力，最后是以多數生產者喪失其原有的生產崗位為代價的。因此中國消費快速升級的過程，也是一個合格的消費者人數越來越少的過程，逐步把工人農民排斥出去，使大量的人口成為不合格的消費者。

從1985年以后，我們的新設備投入以進口為主，市場上消費品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產品的壽命周期非常短，大量的生產能力剛剛形成的時候，還沒有時間收回投資就過時了，這個時期消費檔次的快速提升，是以國企的大量投資沉沒為代價和成本的。沒有生產條件的正常升級，以及技術的消化和吸收，僅僅依靠引進設備來提高消費檔次，實際上不可能不脫離人員和技術裝備的適應程度，只能是一個勞爾·普雷維什所說的"特權消費社會"建設過程，這其實就是人們所稱的"拉美化社會"的典型特征。

我們講過，只有在工業化的早期，特別是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任務時，高積累政策才是必需的，這個時期的技術特點是以大機器和大工廠為載體的，大量向工業和交通部門轉移剩余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但是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這個時候就不需要高積累政策了，這一時期的進步主要依賴人力資本的成長，智能化機器主要是要更新控制系統。從50年的投資水平來看，毛澤東時代的積累水平，從52－78年工業化的高積累階段，這26年平均水平是30％，在鄧小平時代從1978－2003年，我算出來的加權平均數字是39％，就是說在中國完成工業化第一階段之后，中國的積累率反而上升了。這真咄咄怪事。

歐美日這些發達國家，每年投資比例都不超過20％，與此相反，像中國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有東南亞的國家，投資比例都超過了30％。這個特點，特別提請大家注意，實際上這是中國的資本貨物依賴國外和核心技術仰賴進口的結果，說到底，中國要為快速提升消費水平所依賴的外國技術，長期付出高額的成本和代價。在國際經濟秩序中間，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生產資設備和核心技術部件，在依賴西方國家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支付他們要的壟斷價格。這樣一來，中國的高積累就通過海外壟斷資本的高利潤，去支持他們的新技術研發。我們在失去了這一塊剩余之后，自己反而沒有了研發費用，喪失了技術創新和追趕能力，這樣的技術落差，就變成了結構性的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能是越來越大。與此互為因果，中國經濟剩余凈流出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在少數人消費迅速靠近歐美日的同時，要以大大地降低了中國多數國民的福利水平作為代價。

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所謂比較優勢理論，在新中國的發展過程中間，過去不存在任何現實依據，今天"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結果完全走向反面，反而擴大單個就業人員的投資要求。這一理論的長期存在，本質上是適應海內外強勢群體的利益需要，一方面是為掩蓋中國和西方中間出現的結構性的技術差距擴大趨勢，因此對外適應了海外壟斷資本的利益需要；同時，對內也適應精英階層建設"特權消費社會"、實現少數人獨自現代化的需要。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不僅葬送了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擴大了海外壟斷企業的技術優勢并長期化，剝奪了中國年青大學生成長為合格工程師的就業空間，同時也摧毀了工人的就業機會，把人們變成進口設備前的簡單操作工，而這每一個工人所需要設備投資，卻要求遠遠高于中國的重工業人均裝備水平。

五、 "特權消費社會"的剩余生產和分配問題

特權消費社會在生產方面，要求無條件接近世界最高消費品水平，在分配方面對應地就要求購買力向少數人手上集中，否則就會出現生產和消費的脫節問題。

改革最開始，基本上有一個收買民心的過程，79年給農民漲價，從80年代開始，給工人工資調級和發獎金，這樣一個消費的膨脹過程，受益面比較大。從85年以后，這個勢頭就開始逆轉了，農民遭遇了"賣糧難"問題和價格下跌。城市改革里面就推廣了全員勞動合同制和聘用制，強化了"物質刺激"，這些措施的政治意義是強化管理階層的權力，把被管理者的經濟利益和就業保障作為管理手段來使用。早期的收益增加，有助于工人平穩地適應被強化的管理，這個接受過程的背后是政治權力和經濟地位的下降，有相應的物質利益增加對應，在八四年如果是工人出來說"小平你好"也是不奇怪的。

鄧小平主政時期，胡耀邦、趙紫陽開始攻擊平均主義，要拉開分配的檔次，只能說還是一個開始。真正落實消滅多數人的購買力同時集中到少數人手上的過程，是朱镕基任上實現的。他力舉進行住房、醫療和教育的市場化改革，確實實現了讓中產階級掏工人農民腰包，住房產業化則是讓暴富群體去掏中產階級腰包。這些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完全落實了中國精英們，依據壟斷地位和優勢地位，向多數人索取剩余的權力。

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利益分配結構，與今天很不同，當時個人的有形收入是很少的，但是作為無形收入提供的福利卻很多，例如低廉的房租和水電燃料費，還有就是普遍的醫療保障和教育機會等，是一個有形收入較少同時搭配著無形收入較多的利益分配結構。這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是一個很人性化的政策安排，因為不存在大幅度增加收入的可能，也沒有多數人富起來的條件，那么減少個人的負擔和支出方面就尤為重要，這主要是通過各種福利制度安排來實現的，今天的農民貧困和城市普通人家的經濟困難，多數是無法應付疾病和教育方面的巨額開支造成的。如果更改這一利益分配結構，同時卻沒有多數人富起來的可能，這就需要謹慎對待了。

朱镕基在臺上實現的教育市場化和醫療市場化的結果，基本上把原來作為福利提供給普通人的東西，進行市場化的改革，然后在這種談判地位極端不對稱的市場上，造成一種少數人可以對多數人進行價格敲詐的態勢，你的兒子姑娘要上學嗎？你家親人病了嗎？對不起請拿大把的錢來，否則就別想治病，別想上學了。很明顯，原先作為福利提供的教育和醫療事業，是取消了從業人員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別人的劣勢，進行討價還價的。經過朱镕基的改革之后，就完全反過來了，醫院和學校被作為產業來辦，也成為一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機構。顯然，這個政策是很有利于實現多數人的財富向少數人的手上集中的。有個工人跟我說，原來這些都有很好的解決方式，我也不用操心著急的，現在一改之后，變成別人可以趁人之危了，原來不是"危"，是可以很穩妥得到的東西，硬改成了"危"。如果說這兩個政策最大的受害者，或者為這個改革付出代價的群體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話，那么住房產業化損害的人就是社會的中上層了。

我們知道，現在的上海、北京、杭州、南京這樣的城市，房地產的價格暴漲，已經超過了普通的工作人員甚至是白領所能承擔的限度。在中國還沒有足夠的水泥、鋼材的時候，那時存在住房短缺是有道理的，人們也可以合理地指望中國工業化完成之后，鋼材建材大增產，從而緩解住房的緊張狀況，現在的情況恰好反過來，中國去年生產了全球30％的鋼材，40％的水泥，土地批出去的數量也很可觀，不是缺乏建房子的材料，現在住房短缺成為一種結構性的短缺，只要你不能承擔房地產寡頭的高價格，幫助他們實現高利潤的話，你就成為不合理的消費者。北京還有一個地產業的寡頭任某人公開說，我們不是為窮人造房子的。為住房改革付出代價的不再是工人農民了，就算是農民進城打工，反正房子是買不起的，也不作指望了，這一次為所謂的改革付出代價的是小資和白領階層。這一政策的社會分配功能是為了暴富群體的富裕，聽任他們從中產階級的口袋里掏錢。

由于房地產事業的畸形繁榮，加上各級政府的政績工程需要，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產業結構。中國的水泥產量，是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七個最發達國總產量的兩倍多。從今天資源流動和生產力布局看，怎么看都象是我們早年竭力批判的畸形發展，在整個工業里面，建材和鋼材，存在著嚴重的惡性膨脹，汲取的生產性資源太多，就像是人身上的癌癥一樣，癌癥被定義為上皮組織的惡性增生。

主流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改革是為了讓市場配置資源，二十多年來我們的改革是多么成功，但是這一資源流動和分配的背后，明明就是政治權力的力量在起作用，不過是借助"市場價格機制"來公開而系統地排斥多數人，實現少數人的暴利而已。這些人的暴富，與多數人的生存條件惡化是互為因果的，而且也看不到他們這些富人對國家政權穩定和共產黨執政地位有什么貢獻，說到底，他們暴富的結果非常惡劣，除了這一小撮寡頭之外，連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都受到他們嚴重的損害。由于有高額利潤作支撐，他們往往拉攏和腐蝕政府內部的個別人作為羽翼和幫兇，在房地產普遍暴利的情況下，還到處搞野蠻拆遷，上海還發生放火燒死人的惡性事件。說到底這都是以共產黨執政地位和無形資產，來作為地產寡頭發家致富的代價，這樣的改革還被某些主流捧著，很難說這是一個認識問題。由于房地產行業的暴利，在微觀上對消費者設置了結構性短缺的高門檻，在今天的實際經濟運行中間，確實是這個行業更容易拉攏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扶持他們，大量汲取銀行的資金去支撐他們的膨脹，在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中，房地產寡頭組織起貪官和銀行的支持，結果成為撬動資源流動一個最強有力的杠桿，在支撐著房地產業惡性擴張的同時，拉動中國的工業結構畸形發展。貪官掌握的權力和銀行掌握的金融資本，都明顯是在為少數人的暴富服務。

   我們知道，要制造和維持一個特權的社會，在人均資源很少的中國，就得排斥更大的人去支持少數人先富，這樣就得依靠強有力的排斥機制起作用，僅僅依賴市場機制的排斥力度就不一定夠用，需要引入更強有力的力量來起作用，說到底就是建設特權消費社會必需搞"超經濟強制"。我們已經知道，主流輿論在主流經濟學家們把持的所謂"改革旗號"下，基本上只體現強勢群體的利益和意愿，完全沒有普通工人農民的聲音，話語權一邊倒地"傍大款"，長期沒有受到質疑和追問，只是在互聯網興起之后，特別是去年和今年，才在局部和個別問題上對主流經濟學形成追問。今年七月份，老經濟學家劉國光奮起，講了一些那些主流們不愛聽的話，結果受到林毅夫這些人用造謠的手段進行封殺。政治權力由于少數人受到暴富群體的腐蝕，確實嚴重偏離了正常的渠道，幫助財富向少數人手上轉移。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國企和民族工業的大面積衰敗，這就同時剝奪了多數人的基本生產條件和國家的技術創新能力，由于生產條件方面的破壞，特別是失去了人力資本跟著技術和產業升級的積累，多數人的弱勢地位也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因素，越來越明顯地起作用，沒有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中國的大學生就很少有機會成為合格的工程師，中國的技術創新也就成為一句空話，國際競爭力只能是逐步下降，被固定在國際分工底層，靠輸出血汗工廠的產品和本土已經非常短缺的不可再生資源，去維持一個少數人有權進行高消費的社會。沃勒斯坦說，外圍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擺脫超經濟強制，只有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才有比較規矩的資本主義。

前幾年，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就提出我們處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間，許多居民被現代化進程甩出去了，沒有辦法跟上時代的步伐，也享受不到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今年初，李強教授他們按照五普的數據，畫了一個中國社會的結構圖。人們經常提起金字塔社會、橄欖型社會結構，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比金字塔還要糟，是一個倒"丁"字型的社會，而且還是不連續的，他說這樣的社會缺乏交流。當然這樣的社會分化程度和結構，社會矛盾就相應地很嚴重了，公安部公布的數據，中國去年的"群體性事件"已經激增至七萬起。

今天的中央提出要建設和諧社會，不再提效率優先，已經很明確把握到了我們這個社會中間嚴重的不和諧，但是要解決這樣的嚴重問題，確實是任重而道遠。

六、 工業化時代中國的社會關系如何定位的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分配是相對平均的，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有優勢地位的群體，沒有把優勢轉化為經濟剩余的占有，毛澤東時代沒有什么富人，當官的有點特權也很有限，也不能說沒有貪污但是也沒有撈到多少；與此相對應，中國的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的矛盾，也是相對緩和的。

很多人說毛澤東是不好，特別是中國的精英們，說了又說，這個也有依據，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精英階層基本上是四分五裂的，因為精英階層內部就不團結，在與平民階層的競爭中間的優勢就不那么明顯，壓榨老百姓的能力就很有限。大概也不能認為，毛澤東是無意之間造成精英階層分裂的。今天知識精英們掌握的話語權一邊倒地為少數人的財富聚斂過程變化，表現特別突出的是主流經濟學家。貪官掌握的那部分政治權力和金融資本對于房地產寡頭，也是鼎力支持。以前英國的資本家們，也沒有這樣順風順水過，他們在政治上要受到強勢群體――封建主的壓制，輿論上也是被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什么的奚落得一塌糊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我總認為一個核心意思是為資本家說話，這個表態在當時的英國基本上相當于文革時期的造反派行為，嚴重的違背了主流的共識，而且對主流政治勢力極端不信任，認定那些封建主不可能為資本主義興起作任何好事，所以他主政一個很極端的政策，就是你們這幫子把握政權的貴族最好是站到一邊去，最好還維持一個少花錢的政權模式，根據后來德國容克地主和美國奴隸主的表現，確實這些人對于工業生產力的成長是起負面和障礙作用的。斯密的書，他的寫作目的也明確是與重商主義論戰的，加上政治視野來讀更有啟發意義，其中就蘊含著在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時候，封建主是過時的和消極的判斷，同時也顯示了斯密對英國資本家和資本積累推動社會發展的信心。

中國的資本家群體今天如此不檢點，是不是也有捧殺的因素在內。中國資本家的一切發家事業和過錯都被輕輕放過了，搞假冒偽劣起家，被放過了；污染環境、濫采資源，被某高官說成是"有水快流"；開血汗工廠沒有任何勞保條件，還動不動拖欠工人工資，還總是逃脫了制裁，甚至要總理去幫助討工資，簡直成了笑話；和貪官一起盜騙國家財產，被主流經濟學家們包裝為"帕雷托次優。有人說點不同看法，吳敬璉這樣的人就舉起"反改革"的大帽子。這些人動不動就是買幾百萬的汽車，上億的房子，對于社會的回報和貢獻，真是對不起得很，連稅收都不想交，個人所得稅里面的大部分是工薪階層交納的。任何一種權力沒有監督和制約，必定導致濫用和極度的腐敗，在今天的中國，資本作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權力，卻被話語權保護得嚴嚴實實，拒絕一切監督，怎么不走上偏鋒。話語權如此腐敗和墮落，完全不顧多數人的利益和社會責任，也長期得不到監督和制約，所以劉國光說了一些他們感到不中聽的話，高尚全、吳敬璉等人就群起反擊，根本不反省自己的偏執和墮落，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于拿良知與金錢做交易了，習慣于傍大款和不顧多數人利益，這么著二十多年了，也沒見沒有人說半個不字，劉國光老先生這回一講，他們都感到無比刺激，一跳八丈高，受不了。話語權的腐敗是中國今天最嚴重的腐敗，因為他們還在繼續誤導人們對現實的把握，妨礙已經是迫切需要的調整。

話語權的腐敗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借著政治權力來掩護自己，動不動就打棍子戴帽子，吳敬璉當了五十年的棍子手了。在鄧小平時代，他們把自己裝扮成為改革開放的化身，似乎與他們有不同觀點就是反對鄧小平設計師了，長期搞不爭論，至今如此。中國精英階層整體化過程，從話語權的腐敗角度看，線索非常清晰。香港的某人說大陸不超過五個經濟學家，當然這個人認為只有美國那樣的學院派才算是經濟學家，這個隱含的標準我們可以不同意，但是對于中國的那些風光八面的經濟學家們來說，是不幸而言中，吳敬璉、張維迎、厲以寧這些人確實是不怎么研究問題，至少是不研究中國現實中間的經濟問題，他們長期的招法都是扯大旗作虎皮。他們一方面裝作為設計師的代言人和喉舌出現，是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在暴富寡頭那里拿錢，長期作為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過渡和經紀人角色。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以后，中國的精英階層確實是高度整合的，掌握政治權力、資本權力和文化權力的精英們，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孫立平說改革方向受到強勢群體的牽引和轉向，這是真實存在的。精英階層的整體化過程意味著他們的團結和力量增加，而且由于話語權的腐敗和一邊倒，是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非常的緩和不再有競爭和分裂的表現，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大，榨取平民階層的能力就急劇的擴大。主流經濟學家們惡狠狠地說改革就是要犧牲一代什么人作為代價，他們敢于這么說，實際上也是認為天下"莫予毒也"，認為沒有人能夠拿我怎么樣，所以這么放肆。他們現在越發出息了，還動不動威脅高層不要犯錯誤什么的，那個中國改革雜志的主編新望先生更是有出息，恨不得把反改革的帽子扣到中央頭上去。他們自認為自己代表著最強大的群體，就是奸商和貪官組成的分贓同盟，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特別有力量，敢于不講任何道理，帽子滿天飛。順便說一下，不講理和扣帽子，都是自以為自己特別有力量，沒有必要跟你廢話。

   由于資本和話語權的結合非常緊密，這些人基本上又不考慮社會問題，說到底，連一點統治階級的意識都沒有，可持續剝削問題都不考慮。經濟學家掌握的文化權力是這樣去追捧資本的瘋狂的財富聚斂過程，而社會矛盾卻越來越嚴重，由此可以理解，處在政治局中間的人，不可能不看社會矛盾的顯示，新的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針對現實的社會矛盾提出來的。除了對過去的判斷，對現實社會矛盾的判斷，影響到思想界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分歧是來源于對未來的不同判斷：這樣尖銳的矛盾發展下去會怎么樣？

每一個社會都會有很多問題，比如歐美日這些國家雖然很富裕很發達，假定現在他們的富裕發達可以維持下去的話，這些國家就不會有什么顛覆性的困難，至少社會的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矛盾還可以維持在非對抗性矛盾的狀態，政權和資本對于多數人不會采取一種徹底的排斥態度，法律和政治民主多少對下層有點保護。但是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今天已經非常清楚，中國的發展潛力不是受到發展不足的制約，從環境和資源開發的強度看，中國已經逼近了發展的極限，未來的發展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了，那種直線增長多少年之后中國趕超美日的說法，不過是為少數人加大剝奪的程度服務的，拒絕正視中國今天的嚴重問題是為了拖延針對問題采取調整措施。

許多人說中國搞改革開放需要引進外資，問題在于中國到底是不是缺資金，根據楊帆教授的估計，中國暗地里流入的外匯超過一萬億美元了，同時還在國外主要是美國有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相當于是中國每引進一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私底下流出了兩美元，同時還在美國有一點四美元的存款；在中國的國內，也已經不是處于建國初中國工業化剛剛啟動時期那樣，必需通過高積累來完成工業化的資本投入過程，中國已經超越了資本短缺和投入不足的歷史階段，再強調什么效率優先，完全是服務于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需要去捏造事實。

中國今天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由于毛澤東時代已經執行了二十多年的高積累政策，完成了工業化最需要物質資本投入的那個階段，不存在資本短缺問題，相反倒是存在著不可再生資源過度開發的硬性制約。中國與歐美日在技術上的差距，主要是體現在智能化技術創新上面的，這主要是因為人力資本投入不足造成，從運十飛機到單晶硅技術被放棄看，中國進行人力資本積累所需要的條件，在中國全盤私有化和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的前提下根本就不存在，中國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從前那種合作攻關和長期堅持的環境條件。

中國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在許多人非常窮困的時候，就已經提前到來了，這個問題需要加入到我們的思考視野里來。許多人不顧中國處于國際分工底層的事實，僅僅盲目地對比中美兩國的單位產值能耗物耗數字，說中國還有多少節約的空間，這基本上是胡說，美國的低能耗恰恰是以中國的高能耗為基礎的，高能耗產業作為所謂的"夕陽產業"轉移到外圍國家了，中心國家當然就降低了自己的消耗，同時歐美日這些國家是市場上是以壟斷高價出售自己的產品的，中國卻是以競爭性低價出售自己的產品的，考慮這兩大不可比因素，中國的物耗能耗數字實在是沒有多少潛力了。

中國是否處在資本不足的階段，還要不要全國人民為順利積累資本作出犧牲？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制約的程度如何？這反應了思想界對現實把握和判斷上的重大分歧。但是更根本的分歧是對未來的判斷，如果認為前面是茫茫苦海而且無舟可渡的話，那么對今天社會走向的判斷以及對現實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張就會非常不一樣；反過來，如果認為前面是通衢大道，路的那邊就是歐美日那樣的富裕發達，那就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說到底，中國思想界的分歧，主要的也許可以說70％以上是由于對未來的不同判斷引起的。以左右派來區分思想界的差別，固然可以，人群中總是存在左中右的。但是更貼切的區分是存在樂觀派和悲觀派巨大區別，由于樂觀派是主流，認為制度萬能，中國只要建設好歐美日那樣的制度，最終就可以實現歐美日那樣的富裕發達，因為他們當了20多年的主流，大家都比較熟悉，我今天就不講樂觀派的思想，介紹一下悲觀派的看法和他們依據。

前年的時候，北大的丁元竹教授訪問過九十一位專家，其中絕大多數認為中國面臨著一場危機，但是危機的性質和程度是什么樣子的，沒有進行過仔細的討論。我訪問過幾位老同志，是參加過上一場共產黨革命的，有人認為，他已經聽得見下一場革命的腳步聲了，這基本上是一種最高危機即將到來的悲觀判斷。這和中國的今天思想界從西方進口的政治學、經濟學理論，作出的樂觀推論是非常不一致的。每個國家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不奇怪，問題在于要有健康的力量去調整和抵消負面的東西，使不發展到一個很極端的程度，中國今天的問題不在于對現狀的描述，更根本的問題在于缺乏健康的力量去主導調整，所有的悲觀都在于看到惡化趨勢的同時卻只看到加速的力量，沒有健康的抵消力量和制約機制。

進入工業化社會之后，主導社會利益分配和社會關系定位的，不再是傳統農業時代的熟人輿論和宗法勢力了，而是赤裸裸的權力，這個權力總共有兩種，要么是資本要么是政治權力，文化權力或者話語權基本上是起輔助作用，幫助降低權力運用的成本，提高權力作用的效率的。資本是絕對專制的，服務于資本積累或者所有者財富增值的需要，是不管多數人的需要的；社會公平和對多數人有所保障的調整，主要是靠政權的作用。悲觀的核心問題是從政治權力的作用趨勢來判斷的。

我們從一個案例開始來看政治權力的演變。例如某大城市有一個周三，他原來是一個賣雞湯的，因為跟常常來吃飯的官員關系密切，就因此進入房地產行業，在十余年的時間內，他的資產是膨脹到100多個億。在大城市進行房地產開發，資金門檻是非常高的，我們這里只是用一個案例來說明問題，這個人在進行房地產開發，他實際上沒有足夠的啟動資本，他的優勢是"官場關系"比較多，他拿到中心城區的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之后，啟動資金自己沒有，靠的是有權有勢的朋友幫助從銀行貸款解決；這個項目的正常利潤比如能賺一個億，但是跟政府實權派官員關系好，就做手腳說是安居工程和舊城改造項目，許多關聯的稅費就免了，因此利潤擴大到三個億；由于有貪官撐腰，他搞野蠻拆遷，結果節約了很多費用，利潤擴大到四個億，甚至五個億。在這樣的賺錢過程中間，這個周三所起的作用很小，貪官的保護對利潤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從貢獻與收益掛鉤的角度看，不可能是周三用多少萬的紅包去報答的；利潤如果大致按貢獻分配的話，權力所起的作用，包括批貸款權力的作用，遠遠超出這個資本家個人的作用，因此，如果貪官不是大公無私的話，他們理所應當得到利潤中間更多的份額。有了貢獻和利潤分配關系的了解，再來分析利潤流入官場之后產生的新問題，因為有權，來錢很就容易，那么保住權力就很重要了，如果周三分給貪官的金超過一個億的話，我估計，哪一個區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因為這個時候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很突出，如果被上級查處的話，輕則喪失權力重則坐牢，這樣，機會成本就非常的高――失去了繼續以權力聚斂財富的機會，因此壓倒性的問題是要購買"保險"，但是這樣的保險項目，沒有任何一家保險公司能夠提供，保險只能通過在官場中間建設保護網來解決，這個時候區里面的貪官為了降低撈錢的風險，需要把市一級的官員拉攏到周三的"分贓同盟"中間來；如果分臟超過了10個億，完全可以假定市一級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這樣市里的貪官就得設法把分贓同盟繼續向上延伸。最后的結果是，最有權力的官員都有參加分贓同盟的機會和必要，而且不參加都不行，有一個四川的貪官后來說，如果一個人不貪是不行的，這意味著擋了別人的財路。周三建立起強大的分贓同盟之后，賺錢就非常容易了，最后就變成這個城市哪個房地產項目最賺錢，就由分贓同盟指派他出面去做，有資格參與分贓同盟的后臺人物，肯定都是本市權力最大的人物和有實權部門。最近幾年，各地都有暴富寡頭被繩之以法的案例，這說明了他們的分贓同盟一個共同的問題，像這樣的人被拋出來以后，如果進行徹查的話可能會引發一場政治上的大地震。我們看到，好幾個這樣的案例，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從蘇聯解體的經驗看，這些分贓同盟面臨的問題是共同的，通常情況下他們的政治風險無法排遣，除非是共產黨非法和國家解體。蘇聯的葉利欽就是代表這些寡頭而上臺的，雖然蘇聯在解體之前曾經舉行過全民公決，76.4％的蘇聯公民選擇保留蘇聯，但是出于"消滅合格債權人"的需要，蘇聯的精英們還是決定國家解體了。最后，他們還親自宣布共產黨非法，停止活動。沒有了共產黨，沒有了蘇聯，寡頭們瓜分的財產，就失去了完整意義上的"原主"了，沒有了合格的債權人，偷竊而來的東西就不用擔心被追索了。特別是引入選舉，實際上是實現了政治市場化，這樣那些富人就可以通過自己控制的媒體包裝"名牌精英"到前臺去執政，從此他們非法得來的財富就合法了，富豪們從此就高枕無憂了。
  
結合上面的案例分析的分贓同盟的政治風險意識，看看蘇聯解體的經驗，再回頭結合我們國家輿論風向的轉變，去分析，就非常令人震驚。改革以來的輿論，可以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大概以90年代中晚期為界。此前，我們的輿論主流是由主流經濟學家們把持的，核心是說中國的改革必需以市場化改革為方向，由此經濟剩余的分配乃至大量的存量資產都在"經濟市場化"的名義下，轉移到少數人手里了，他們不僅得到了我們社會最大的份額的剩余，也控制了新的剩余生產和分配方式；象那些地產寡頭們，就是中國資本家中間最有實力的一群。由于他們獲得的利益太多，而且渠道又不是那么正當，特別是他們贏利的渠道恰恰以犧牲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條件為代價，長期得不到民眾的認同，特別是這些人現在已經認識到他們要降低政治風險的路徑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相矛盾，由于存在這么些嚴重的困難，所以我們就常常聽到主流經濟學家們出來說，要善待有貢獻的人，不要向富人開槍，政府不能劫富濟貧等等，這些都真實反應了這個群體的風險和擔憂。

  等到寡頭們撈到的前足夠多，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他們第一位擔心的事情時。從這個時候開始，自由主義就浮出水面了。因為他們的財富得來和地位與多數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們不可能敢于發動群眾干革命來把政權奪到手里。因此他們只能是寄希望于和平演變，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權奪到手里。最理想的方式，是發揮金錢對政治的主導和決定作用，這是他們的優勢所在。有一份現成的道路，他們簡單地接過美國人的人權和民主旗號，在中國大力宣傳。他們指望一個"政治市場化"的程序，去發揮他們錢多的優勢，有錢了，控制媒體和輿論是不成問題的。他們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權拿到手上，或者由他們派出代理人去掌握，那樣他們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免于被追究，可以睡安穩覺了。

由于政府高層不可能不面對社會矛盾，因此這些人就很擔心政府走向不利于他們的方向，說到底，這些寡頭建立起各種分贓同盟，不是與政府和共產黨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和全面的合作，而是拉攏掌權者個人，以利用政治權力來為個人暴富制造便利，也因為如此，這些人的牟利方式確實是把他們暴富的成本和代價，通過貪官濫用權力的方式去轉嫁給政府承擔。說到底，貪官和寡頭的合作，是個人性質的寡頭發財，不體現政權的性質和共產黨的執政要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主流經濟學們扣反改革帽子，已經要扣到中央頭上去了。這個事實說明精英階層的整體化是有限度的，主流知識精英是無條件與資本權力合作，貪官和他們也完全一致，但是他們這些人與國家的長治久安乃至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產生了深刻的矛盾的。他們要躲在共產黨的大樹下撈錢，與貪官個人合作，同時為了降低他們的政治和法律風險，也想把大樹連根拔掉。
 
這一現象可以解釋中國二十多年來輿論主流的轉換，無論是"政治市場化"輿論還是"經濟市場化"的輿論，都是違犯共和國憲法和共產黨黨綱的，但是20多年來，恰恰是這兩種輿論成為上風和主流，都是為這個以各種分贓同盟組成的強勢群體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服務的。這只能認為，分贓同盟已經決定性地影響到"輿論管制"的標準了，那些自由派人士老是攻擊共產黨獨裁專制，管制輿論，但是恰恰是在這樣嚴密的管制中間選擇了主流們的意見。分贓同盟的強大和主導權發展程度，由這里可見一斑。

我們把歷史是非和道德判斷放到一邊去，就事論事地來談論這個問題，我們假定，這些今天的強勢群體最終得到政權，中國會怎么樣？主流們今天向國人許諾實現日本和美國的富裕和發達，這個只是他們的一個輿論策略，肯定達不到。達不到沒有關系，有一個最低的底線，他們要做統治階級就必需達到，有一個底線，就是必須維持中國的統一、穩定和基本秩序，他們這個能力有沒有？我們親眼看到，這些人先是讓工人農民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住房產業化政策之后，連小資和白領階層也成為代價了，這些人用這樣高的強度去聚斂財富，排斥的人占全中國的絕大多數，他們已經自己清楚地意識到了與多數人利益的矛盾，同時還針對并擔憂現在的政權，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的執政基礎在哪里？有多少人會擁護他們，他們又靠什么樣的手段去管治多數人的不滿？

由于毛澤東是最徹底的平民主義者，對于中國精英階層的執政能力最不抱幻想，他清楚給出了中國的精英們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需要什么樣的限制條件。有必要引用毛澤東一些的基本判斷，毛澤東從1939年開始就認為，中國的精英階層，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從娘胎里帶出來的軟弱性，他們沒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并主導自己的命運，連資產階級革命也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完成。他們由于擁有對國內民眾的優勢，與海外壟斷資本相比卻處于劣勢，因此中國資產階級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總是選擇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由于與國內民眾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從晚期到民國，都選擇對外一味的妥協和退讓，無法捍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也沒有能力捍衛我們的國家安全。今天一些主流們的"國際競爭雙贏說"，實質上是要取消國家之間的競爭問題，競爭無法取消，他們實際上是通過這樣的說法去抹殺中國的安全目標和民族利益實現，否認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利益的不一致，因此龍永圖就公開主張不需民族品牌和自主技術，江小娟說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也算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和民族企業。說到底，這些人無法捍衛中國的利益，就干脆宣布說利益不存在。如果沒有國家內部階層矛盾的緩和，我們的精英階層不經不愿意對外，干脆要把問題取消掉，拒絕讓人們去思考這樣的嚴峻問題，他們走得比汪精衛更遠，汪精衛說他是要曲線救國，沒有賣國，更沒有說日本人利益與中國人是雙贏。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底線，在經濟利益分配上，必須要滿足中國多數人的基本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需要，剝奪的最低限度是這個，這是可持續剝削的底線。說到底，這是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他們滿足底層的最低生產生活需要，等同于是為自己的統治地位支付保險費，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人連支付保險費的意愿都沒有。由于他們今天掌握了更多的資本，也結合了話語權的保護，因此他們壓榨工人的能力會進一步上升，如果不繼續支付保險費的話，如果有上億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飯吃，就算有一千萬軍隊恐怕也無法掌握局勢，走下去肯定就是一場革命。蘇聯解體是從人均八千美金這樣的水準上，現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不管怎么說，他們的寡頭們維持住了社會穩定，底層群眾沒有起來干革命，還沒有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們可以從蘇聯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變化，去考察蘇聯解體為什么沒有引發革命？解體前，蘇聯知識分子平均工資是平均數的120％，比普通勞動者高一些，在解體以后，下降到平均數的78％。就是說，蘇聯的知識分子在全國絕對平均收入下降到原來的四分之一后，相對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有一個宋小路去俄羅斯經商，認識俄羅斯西伯利亞研究所所長，這個所長的工資當時是2000盧布，相當于人民幣700多塊錢，如果沒有蘇聯時期留下的住房等福利，這個人就比我們的打工仔還要窮困了。由于俄羅斯有豐富的空閑土地，這個所長就在周末去郊區種黃瓜、番茄和土豆，給自己吃，否則就無法維持生存。中國如果由這些強勢群體主導，搞一場俄羅斯那樣的經濟崩潰出來，人均收入在中國的低水平繼續大幅度下滑，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中國跟俄羅斯相比，連發生那種靠"自給自足"種地生存的空間都沒有。如果中國真的有一億人，沒有飯吃的話，那么以分贓同盟為核心的強勢群體，要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重新讓普通的民眾有一個生存的出路，就是減少自己的聚斂強度，相當于繳納一點保險費；第二個手段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滿足他們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人口，統統消滅掉。我個人的判斷，這些人根本就找不到幫他開槍的人，所以他們僅有的選擇是：分贓同盟帶上自己搜刮來的財富去國外。現在實際上很多人就是這么干的，在國外開一個空殼公司來持有股份，用各種方式盡量把財富變現匯出中國，把子女先送出去。

問題在今天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可能出現比革命更加悲觀的后果，如果不能維持基本的秩序，發生任何性質的大動蕩和大變局的話，只要中國工農業生產發生混亂，城鄉的交流斷絕，只要農民兩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國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實際上要導致中華民族的整體毀滅。這跟以前的革命不同，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干革命的時候，農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產出糧食來的，革命過程是一個多數人在生存線附近，苦苦等待新政權重建過程的完成。今天不一樣了，如果沒有化肥，糧食產量會迅速下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這樣就意味著多數人沒有飯吃了，這個時候已經不可能維持正常的生產秩序了，三分之一的糧食都無法生產出來了，民族將在饑餓中間自行毀滅。

反過來看，中國今天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高積累過程，如果立足于自主技術創新來裝備自己的產業，那么就不需要向海外壟斷企業支付壟斷利潤，中國在今天的資源開發強度上可以實現更高水平的國民福利。按照今天的資源和人口對應關系推算，中國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一份豐衣足食的生活，這是沒有問題的；只要不是教育和醫療的產業化經營模式，沒有醫生和醫院的高價敲詐，按照藥品的出廠價格，農民的收入也是得到醫療服務的，我們知道很多價格二三十塊的藥品，出廠價不過兩三塊錢。教育就更簡單，我自己上小學就是每個學期五毛錢。只要是合作體制，不是相互分割的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市場，低價格其實非常容易實現。現在的問題是，市場競爭和利益主體的絕對分割，使得合作成為不可能，結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國，高價格把絕大多數人變成了不合格的消費者。由于多數人消費不起，最后，這樣的服務根本就不會生產出來，大大地降低了經濟發展的水平。說到底，就是少數人為了富裕發達，建立了基于高價格的系統排斥機制，把多數人排斥在外，在整體上也降低了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水平。我們知道今天的農民陷入困境，多數不是因為沒有飯吃，而且無法應付迅速膨脹的開支，例如教育和醫療費用。因此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由于資源有限，人均收入的提升有其極限，通過市場競爭的方式去組織生產和生活，對服務的提供將產生極大的抑制。回顧毛澤東時代，低工資搭配高福利的分配結構，是有價值的，這意味著在福利提供上面消除競爭和價格敲詐，把多數人納入服務范圍，這是完全可能的。和諧社會的建設，不可能在市場和競爭實現，需要開創性地引入大范圍的合作機制。

由于中國人多資源少，生產技術的進步已經很可觀，在特定資源水平上的生產所需要的勞動量，即便是刻意地采用適度技術，那么所需要的勞動量平均到每個人頭上就很少，也許我們每個人每周工作一天兩天就夠了，而且如果真正實現"以人為本"不是"以利潤為本"的生產，每個人的福利和生存需要都至少可以在一個真正的"小康水平"上得到滿足，中華民族在今天實際上就可以實現"高就業、短工時、均福利"。問題當然不是技術上的，也不是生產資本不足，而是強勢群體為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最大化，反對實現這樣的變革和調整。

我們來回顧一下今天所講的內容，我們中國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后，嘗試了兩種不同工業化模式，最終是選擇了國家政權主導型的工業化道路。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中華民族組成這么人口龐大的國家，今天的發展已經受到人均資源不足的限制，在毛澤東時代高積累政策之后，中國發展的限制已經不存在資本不足的問題了，而是要解決為什么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我們談到了競爭和市場機制抑制了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取消了多數人本來可以低價得到的東西，降低了國民福利，迫切需要在合作的基礎上來打破這一抑制的競爭和市場機制。今天的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以人為本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但是反對力量還是很大的，今天中國的強勢群體組織起各種利益同盟，又實現了與話語權－主流知識精英的緊密結合，他們為了自身的狹隘私利，與政府的目標和民眾的利益直接對立。因此看來，合作的障礙和問題，還是孔夫子和毛澤東重復發現的同一個問題，精英階層不愿意。

從建國初期，資本權力的拙劣表現，到今天中國分贓同盟的走極端，都驗證了毛澤東的一個基本結論，權力必須回到工農的手里，共產黨執政必須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基礎。這不是馬克思理論的一個推論，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代表著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超越，體現了歷史發展必然；而毛澤東完全是一種經驗主義判斷，他看到從晚期到民國，中國的精英階層在對外對內政策上的表現。在最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精英階層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他們要求跟國外的經濟和技術聯系在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費水平，建立一個特權的消費社會，對內，精英們發現中國的剩余太少，必須盡可能排斥多少人，從而把更多的經濟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富裕和發達程度。有鑒于此，精英們把各種權力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建立秘密或者公開的分贓同盟等各種形式，在改革的名義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名義下，要多數人作出犧牲支付成本和代價，結果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倒"丁"字形的社會。我們也反復申述過，這樣的社會在政治穩定上是很危險的，由于這些強勢群體的狹隘利益和視野，他們還公然反對中央政府對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作出調整。

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經驗，資本權力的運作方式都是極為消極的，中國工業化最終是政權主導完成的，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存在需要多數人為資本積累做出犧牲的歷史需要了，所以為資本積累服務的效率話語，說到底是為少數人聚斂財富服務的，相反，由于市場和競爭對多數人獲得教育和醫療服務的天然抑制作用，這要求進行大范圍和高程度的合作體制來實現，中國需要一個健康的行政權力來起作用，來主導服務通過合作機制提供給全國人民。

根據過去的經驗，權力介入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程度太深，也有很消極的一面。但是跟多數人陷入困難的現實相比，中國只能選擇一種更小的代價來承擔，從人世間產生權力和強制管理那一天開始，監督權力就是一個難題，本質上是要平民階層在力量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的劣勢下，去解決如何制衡精英階層走極端的問題。但是中國過去曾經有過的歷史經驗顯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一定程度的反向制約還是可以實現的。看來，中國要實現歐美日那樣的富裕和發達，以物質財富更大的豐富去緩和階層分化和對立，這一指望已經是不現實的了。中國必須在面臨嚴重社會矛盾的前提下，走出前人沒有走過的新路來，這一探索確實是任重而道遠的。美國的福山說歷史已經終結，那是指美國這樣的國家認為他們今天的制度足以應付他們面臨的問題，問題在于這套制度生效的社會基礎――階層對立和矛盾相對緩和――卻無法移植到中國來。今天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更急迫地面臨著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困境，中國人必須在這個困境里，重新思考未來和我們的出路，從先秦諸子到毛澤東時代的探索，都給我們留下了有益的啟示，由于我們有這樣的豐厚遺產，也由于我們面臨著無法解脫的西式現代化困境，我們民族重新凝聚起共識和行動意志，還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是悲觀主義者，但是我們有那么一點理由期待一個樂觀的未來，不管怎么說，未來究竟如何，在于我們自己這一代人的自覺努力，未來決不僅僅是什么客觀必然規律自發起作用的結果。這些說法是不是合適，是不是有值得思考的合理性在，提出來和大家商榷一下，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七、 提問和回答部分

    問題：你剛才講了有一個現實中間的問題，我們現在就和諧社會和你剛才談的這個情況，已有的這些人，已經在政權的問題上有一種很極端的傾向，而且有得手的可能。而像你這樣的人，是民間的聲音，我發現跟以前有些不同，以前你說的這些沒有人聽，現在開始有人愿意聽了。我想問：你這個聲音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反映到政策的層面上去，能不能和有政治資源的人結合起來，變成一種有影響的國家政策導向，這種可能性有多少，或者在哪里？
老田：我剛才講到，是政權而不是資本有這個義務去彌合社會矛盾和分裂，政府有沒有能力主導，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有人講過一個故事，說江澤民原來的老上級去看他，對他說，現在的社會這樣發展下去很危險吶，江澤民回答說，右邊的力量很大呀。實際上，政策的出臺，跟社會階層力量對比有一致性。比如說，今天的中央高層提的和諧性，也真的是想緩和社會差距，任何一個執政者都會有這個想法，但是政策能不能執行下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這個政策和設想中間的距離，要靠民間和下面各個層面有力量去承接，有一個這樣的案例，說我們的教育費用東部發達地區占用的太多，西北落后地區教育醫療方面的財政投入太少，高層就提出來把每年新增的財政收入中間的教育費用支出部分，多轉移一些給西部，結果執行不下去，因為在現有的財政分配體系里面，財政收入越多的地方，與中央財政進行討價還價的能力越強，最后的結果還是多數支出給了東部發達地區，西部還是得不到這些更為短缺的費用。政治和國家管理中間，僅僅有好的設想是不夠的，需要有力量對比轉換和積極執行的力量。

    問題：你剛才說到現在的政治自由主義與分贓同盟合謀，我這邊考慮到一個問題，是不是我們這個國家搞社會主義，就一定不能落實政治的自由主義。你認為這里面一定是存在必然的矛盾，還是僅僅是暫時的問題，我們為什么政治上不可以搞自由主義，如果要保證人民利益的話，中國就一定不能搞自由主義，或者說我們就鑄錠了不能搞那種自由。
老田。我首先澄清一下，你說到自由主義與分贓同盟合謀，我想可能是一個表達不清楚，帶來了錯誤的理解。我實際上說的是，今天自由主義這樣的輿論能在中國占主流，背后是存在一個輿論選擇起作用的結果，而這個選擇機制恰恰是中國強制集團掌握并主導的。我說的是有一個選擇的機制，它在已有各種的輿論中間，選擇性地放出來一種符合強勢群體需要的自由主義來。反過來，我倒是認為很多人信仰民主，是很真誠的，他們也非常相信我們國家只要是實現"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就能搞好，我自己原來也相信這個，八九年還來過天安門廣場。問題是這樣的輿論成為了主流，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社會里掌握權力的群體，按照自己的需要通過他們掌握的選擇機制對各種輿論進行篩選之后保留下來的結果。

我個人同意你另外的看法，就是說，民眾必須有權利參與這個社會的決策和資源的分配，如果多數人不能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參與意見，那么他們的基本利益就很難得到保障。另外一個方面，對于中國的現實力量對比來看，我比較悲觀一點，馬克思提到工業化社會是一個社會化大生產，最根本的一個特點是生產手段和勞動者相脫離，控制權機制到少數人手里，馬克思還說在分工的時候，個人就開始了失去對生產過程的控制了，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就完成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這個分離就很徹底了，這種分離的結果就是勞動者不再能控制在自己的命運了，青年馬克思把這個叫做"異化"。在前人的所有關于民主的探索里面，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沒有辦法改變生產資料的集中趨勢；毛澤東時代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實際上還是要發展生產的社會化趨勢，這個過程必然伴隨著控制權的集中，這一點無法改變；脫離多數人實際掌握的權力會越來越大，也會越來越集中，這是伴隨著生產社會化的必然要求，毛澤東希望把權力的性質，改變為為多數人服務，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這個努力實際上是要改變控制權的性質，這是民主制度設計的"下限"，而民主的"上限"是希望民眾參與管理和決策，直接改變權力的運用方式，控制權力的運用過程，對民主決策參與者的要求非常高，至少要有必備的管理知識和決策信息，還要能夠在特定的時間限制下完成整體意志的凝聚過程，需要有一個低成本的意見整合機制，這個民主在"上限"上進行操作的方式，如果你有在企業工作的經驗，就知道，即便是一個不到百人的小企業里，這樣的操作也是無法實現的，不要說一個國家那樣大的范圍來操作。許多人喜歡西方的海選和票決制度，認為這個就是真民主，就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因為這個制度肯定民眾的"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權"，這些樣式都是針對民主的上限，要許多人直接參與權力的運作過程，我對此感到十分驚奇和不理解，在一個小企業里無法操作的制度，反而可以在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度進行操作？

我剛才也反復提到，中國的強勢群體就是要這個制度，他們認為自己可以通過這個制度來實現直接控制政權，降低自己的瓜分風險，我認為強勢群體的判斷跟我剛才的分析一致，因為在民主的上限上。多數人無法真正參與意見，少數人暴富群體可以控制媒體實現自身的意愿，真正的民主只能在防止權力變質的"下限"上操作，但也只能是部分取得成效，而且成本很高。我們看到了毛澤東使用了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的手段，他發動群體去審查干部，也是在民主的下限上，目的是要通過群眾組織起來現成一定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去拖住權力蛻化變質的腳步，盡量減緩權力變得肆無忌憚。實際上，由于有組織的少數總是比無組織的多數力量強大，文革期間群眾組織那種很松散的政治整合，沒有能夠抵消力量和信息的不對稱，文革最后是失敗了，造反派和群眾組織的骨干在文革期間就不停地挨整，多數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幾千年的中外歷史，都是少數人管理著并壓迫著多數人，都是跟少數人是有組織的，而多數人又組織不起來無法凝聚自己的力量和意志這樣一個事實有關，誰壓迫誰僅僅是與力量對比一致的，毛澤東時代的壓迫和剝削少些，也是因為多數人的力量強些，精英階層被毛澤東弄得四分五裂，力量也差些，力量對比相對地有利于多數人，主要不是因為政策好，而是因為力量對比有利些，好政策和壞政策在力量對比明顯的情況下，很容易自己生發出來，我剛才也講了好的設想無法執行下去的兩個案例。自由和民主最根本的問題，在于改變力量對比，這樣在民主的下限上可以進行操作，部分改變權力的服務性質和服務范圍，這根本上不是一個好的設想和制度所能夠決定得了的。

問題：我接著講一下老田所說的問題，關于中國未來的悲觀和樂觀。有關未來的中國的走向，我更傾向于老田說的悲觀，在我個人認為，也還有樂觀的因素，…我們始終強調轉型，不知道轉到何年，才能轉到一個好的形象，國家西方的模式不是中國能夠走的，與其那樣，地球上就不需要中國了，需要中國的目的，就是中國必須在現實的制約下，去開創并領先人類的潮流，跨越美國的模式，中國走到今天，積累了那么多的經驗，今天走到這一塊，也是到了產生歷史巨變的關鍵時刻，中國人要能夠提出應付的方略，克服各種困難把局勢扭轉過來。中國的國歌中間有一句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確實可以這樣說，中國現在內憂外患，真到了歷史最關鍵的時刻。我們今天的座談，可以說是民間的聲音，我們今天這么說，這么聽，都是因為感受到了中國的關鍵時刻的不同問題意識，知道了人類社會發展走到中國的今天，無法再抄襲西方現成的模式了，知道了中國面臨著叉路口上的選擇，未來的事情不再是專家和高人壟斷包辦的了，我想問一下您，未來我們都知道了這些，我們民間這邊能夠進一步的、往前走，做哪些更有效的事情，進一步做一些什么？這個目標對我們進一步展望未來，是不是更明確一下？謝謝大家！

老田：我想是這樣的，99年的時候，美國的福山歷史終結，實際上是對美國來說，現在的政治經濟體制，資源和權力分配體系，可以穩定了，也已經夠用了，這一點我也贊同，如果中國能夠實現歐、美、日那樣的發達，也可以把它們的制度抄襲過來在中國運行，大概也不會發生很多的危機，至少不會發生成本大到不能承受的那種危機。我也同意你剛才說的說法，以前我們走過的路，今天中國的現實，都有太多的不利因素埋伏著未來的惡化趨勢，展望未來，中華民族必須走一條新路，非此不足以我們所面臨的嚴重問題。根據我們中國人口和本土資源狀況，中國在全球資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中國在本土自由不足的前提下，又不可能大量攫取國外的資源，以今天的技術水準和資源消耗水平而言，歐美日那樣的富裕發達是沒有可能的，靠著富裕發達來緩和國內的階級分化和對立也是沒有指望的。但是，只要是解除了強勢群體的高強度剝奪，我個人認為，以今天中國的資源開發強度和發展水平，全中國人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豐衣足食的生活，這是應該沒有問題的，大概可以提一個這樣的目標"高就業、短工時、均福利"是可以實現的，比如我們每周工作一個工作日，或者兩個工作日，同時就不能不指望汽車和別墅，美個人都有一套公寓我想也是可以實現的。要實現這一目標，障礙不是中國的工業化程度不夠，資本積累沒有完成，而是那些有能力榨取別人經濟剩余的強勢群體，它們已經有了很大的力量，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障礙，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但是它們就是對著干，要以資本積累"效率"為本，要以少數人的暴富為準，因為多數人沒有能夠組織起自己的力量，凝聚自身的意志，也沒有能力去支持中央的正確決策。

我認為，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整個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正反兩個方面的路都走過，很多的問題和經驗都需要總結，如果能夠上升為理論，就足以啟發我們的同胞，我們應該走什么樣的路，有一個什么樣的未來，是什么人妨礙我們前進。我們中國人在工業化時代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生產和生存方式，怎么整合中國人的意志和力量去跟國外的霸權主義者競爭和協調。毛澤東時代所用的方式，客觀的后果是把中國的精英階層搞得四分五裂，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去榨取工人農民的剩余，所以中國的社會矛盾就相對的緩和，也因為沒有內部階層結構性分裂，中國對外倒是有非常堅定的競爭意志，也有足夠的力量挫敗美國在中國周邊的干涉，最后尼克松說中國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實際上是他發現無法跟中國人競爭，毛澤東所說的紙老虎效應就是指這種情況，中國人不是在有形實力例如經濟、技術和軍事上的力量強，而是國內階層對立程度很低，就能夠凝聚中華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一致對外，無形實力彌補了有形實力不足，紙老虎效應實際上是指有形實力不足以決定一切，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有形實力不足是一個難以逆轉的事實，中國的對外競爭需要在無形實力方面努力，過去的經驗就是：無形實力只能在國內階層矛盾相對緩和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中國只要沒有精英階層對平民階層過分的敲剝，階層對立不嚴重，無形實力就會自然上升到美國人無法應付的水平上，外患就不會再存在，哪怕是國內精英階層四分五裂也罷。但是毛澤東的方式，在精英階層里面得不到認同，這一有效的對外競爭模式，在上層沒有共識，因此引發了鄧小平時代的大逆轉，精英階層完成了整合，結果精英階層對平民階層的壓榨加強，導致中國成為一個斷裂的社會，對外競爭上無形實力急劇下滑，有形實力又無法趕超美日軍事同盟，因此引發嚴重的外患，從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到臺獨問題的爆發，都是因為中國的內憂引發可外患的結果。我們能不能在創新的基礎上，來引導全民族形成新的共識，大概也是在幫現在中共中央的忙，我們大家都研究一下：為什么要建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的可能性在哪，和諧社會能實現什么樣的場景，障礙和阻力在什么地方？

    問題：老田，我想問一下，在現在的體系中，會存在怎樣的分紅，在中央的領導層有多少成員參加，更具體一點，對胡錦濤和溫家寶這樣的人，是不是也屬于這樣一種同盟？我問的很現實。
老田：因為我們不是反貪局的，缺乏必要的信息。我剛才講的實際上也是舉例而言，不要求是真實的事，資本家快速牟利，是因為和權力結合，和金融資本結合，壟斷了本地最賺錢的項目。之所以能實現壟斷，是因為得到權力的幫助，然后組成分贓同盟或者分利同盟，在同盟內部按貢獻分配利潤。這只是一個推論，不一定要對應現實中間特定的人，這樣的案例到處都可以看到，這些分贓同盟已經成為中國的強勢群體并主導輿論了。如果要看到具體的個人這么干的話，我早就匯報給反貪局了。這個分贓同盟的政治訴求，后面是按照蘇聯解體的經驗來談的，有一本書是美國的一個大學教授大衛·科茲寫的《來自上層的革命》，書中的結論是：蘇聯解體的主要推動力量，大概是10萬黨國精英。當時大部分蘇聯知識分子也擁護實現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只是在理念上喜歡西方人的理念，認為自己可以在轉型之后獲得很多的利益或者自由，但是今天很多人后悔了，這實際上也說明多數人的喜歡與分臟同盟的政治訴求是不一致。分臟同盟里面的幾撥人，它們的攫取經濟剩余的能力很強，實際上能夠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多部份歸于他們所有，我們的大學生想要有必要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都找不到。這些人也跟蘇聯解體之前的那些黨國精英一樣，覺得自己撈的錢已經很多了，現在的問題是覺得政治風險太大，而且以消滅政治風險為第一追求，它們已經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和行動意志的，這些人就被我定為分臟同盟，按照蘇聯解體的經驗，它們是希望共產黨非法和國家解體的。這主要是一個政治上功能分析，不是具體指向特定的個人，因為很具體的情況基本上處于秘密狀態，我也不了解。

    問題：蘇聯有一個來自上層的革命，我想問一下，中國能不能來一個反向的上層革命？
老田：在科茲那本書里面，恰恰有一個反面的例證，戈爾巴喬夫搞改革的時候，也針對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弊端，想要建設一個更為民主的體制，但是這樣一來，對蘇聯的強勢群體――黨國精英――來說，就意味著要從此做更多的工作，而且特權要受到民眾更多的限制，這就顯得是"與虎謀皮"了，戈爾巴喬夫又不敢象毛澤東那樣發動群眾組織起來，給當權派施加變革的壓力，因此這樣的改革只能是陷入失敗和流產，特別是在他的公開性政策之后，蘇聯的知識精英們喜歡西方的社會制度，黨國精英們就順著它們的輿論潮流走，一直走到把國民財富裝進自己的腰包，把自己的特權變成可以代代相傳的財產，這個時候知識精英們開始后悔了，工人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都是大幅度下降了，但是最有權勢的黨國精英們已經成為大富豪了，俄羅斯重新組織了共產黨，但是也無能為力了。

書中還講了819政變的事，這個政變之所以失敗，也是因為那個緊急狀態委員會覺得得不到當權派的支持，雖然那些人還有把政變進行到底的操作空間，但是他們自己放棄了，因為得不到黨國精英們的支持。那個時候蘇聯的工人農民都被主流輿論引導到痛恨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軌道上去了，也不能支持他們，因此他們就只有主動放棄了，廣大的蘇聯工人農民，早就對當權派不滿了，所以蘇聯社會主義解體的時候，官僚們巴不得把這些瓜分掉，工人早就有意見了，也不去維持這個體系，所以解體很順利稱得上是"安樂死"。我說的悲觀，實際上也包含這一層意思，極右翼的分贓同盟已經組織起來了，有明確的政治訴求和競爭意志，話語權也被他們所主導，工人農民又處于分散和無組織的狀態，中央要建設和諧社會也缺乏足夠的支持力量；因此那些人的喉舌，例如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很放肆，敢于威脅中央。說到底，有組織的精英階層，有著一致的利益和明確的努力，他們的利益最大化方向，決定了算是一種階級立場吧，靠少數人調整政策或者制度去制約他們，不是那么有效，因為這些強勢群體的有組織力量，還得另外一種力量去抵消和制約。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我把中央高層真誠想要調整的人定義為悲觀派，他們看到的嚴重社會問題，不調整是不行的，發展下去很危險。他們是不是左派，我不知道，因為政治家和我們研究問題的學者是不一樣的，他們辦事情要看各個方面的力量對比和制約關系。如果中央里面有左派，也還是要有社會力量的支撐，才能發揮作用，僅僅靠上層的努力進行根本性政策調整，我認為不樂觀的。另外一個方面，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中央有左派來應付這個危機，終止中國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積累，肯定是社會振蕩最小的，對于整個民族來說調整成本也是最低的，這是最理想的一個方式，關鍵是下面要有支撐。實際上中國現在和各個工業化國家一樣，只剩下資本權力和政治權力最起決定性作用了，這些權力在過去表現不能說是教人樂觀的。

問題：今天，聽了老田非常精采的演講，我跟他是老朋友了，也接觸了多次，對他網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東西非常的感興趣，今天他講的內容，非常的尖銳和深刻，有這么一個情況，我想跟在座的各位朋友交流，今天中國，主要問題存在哪里，剛才他從他的角度做的必要的闡述，我想請大家思考一下，我們今天社會分配不公，嚴重的兩級分化，主要的問題在哪，我給他的回答是，出在"一次分配"上，大家想想是不是這么回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由這些理論家提出來，欺騙了中央的領導同志，成為了文件，然后成為了整個社會的思想，左右了經濟體制改革，這個歷史過程是大家走過來的，大家非常的清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現在中央已經把這個口號和政策拋棄掉了，還有些人想加以補救，搞了一個"一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三次分配講貢獻"。當然了這個東西，是有些人在那里弄，還沒有變成中央的決策，到現在，中國造成的兩級分化這樣一種現實，是一次分配造成的，在這里，絕大多數都是知識分子應該明白，一次分配是什么意思，二次分配是國家取得了收入之后，把收受轉移支付，幫助了困苦的群眾，他們所說的三次分配講貢獻，就是賺錢了之后，搞點光彩事業，捐贈希望小學，這是三次分配講貢獻。今天主要的問題是在一次分配方面，一次分配是什么？就是你作為一個打工者，你作為一個雇員，在一個工廠或公司里面工作，老板給你的錢，太少了、太低了，不能夠滿足你的基本需要，對你的剝削太沉重了，所以才造成的今天這樣一種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現象。最近，有一位官員在一個研討會上，公開的發表他的觀點，認為就是現在社會嚴重的兩級分化與民營經營無關，社會的貧富差距，與民營經濟無關，現在所謂的民營經濟是什么？除了個體戶，我們把它劃出去，老百姓自己修的自行車，然后擺個小攤，這也是民營經濟，通通劃出去，指的民營經濟，實際上指的是企業家的經濟，企業家是什么？是資產所有者，擁有資本，可以雇工，可以對工人進行剝削。我想請教在座的各位，現在社會的兩級分化跟這部分人是有關還是無關呢？（密不可分）大家同意嗎？所以，實際上是資本家經濟，但是，把它美化成民營經濟，是這樣的一個觀念，是對全民的欺騙，今天中國社會的嚴重的兩級分化，貧富不均，是由于這樣的經濟結構造成的，我是這么看的，老田關于這一點，好象沒有特別鮮明的把它點明，可能是有他的想法。當然對老田總的思路我是非常的欣賞。謝謝大家！

    問題：我看過老田的文章，我想說一點，就是說，老田好象是對文革時期的江青研究的比較清楚一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提法，江青的一些思路，能不能給我們詳細的講一講。
老田：關于文革的研究，三言兩語也說不完，對于江青和林彪，大概是這樣，江青從頭到尾是支持文革的，以群眾參與的大民主這種方式來限制官僚的特權，在這一方向上是毛澤東所贊同的。在當時的中央高層，大概也就是林彪非常明確、主動地支持文革這么一種搞法，文革早期的文獻可以得出這個結論，林彪后來的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解釋，因為資料不明確。今天再看這些人的時候，把他們定為反應革命集團，認為他們不是僅僅與官僚階層為敵，而是說與我們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政權為敵的，在這個意義上看，特別是從今天的社會矛盾現實再回過頭去看，他們做的事情有一定的合理性，方式方法對不對，我們不敢說。前幾天訪問了一個在中央文革工作過的老同志，他就說，毛澤東在戰術上對不對，我們可以具體地分析，從蘇聯的解體以后看，共產黨要出問題，肯定是在高層出的問題，不是工人農民出問題，也不是過去的地主和資本家出問題，在這個宏觀和戰略判斷上，毛主席不可能有錯誤；剩下的第二個問題，比如說，把某一個具體的人揪出來，批斗他說他就是走資派，這個人找對了嗎，要靠實際來檢驗。后來批斗了很多老干部，批斗的方法中間也有一些過火的行為，毛澤東很早就批評過，也有錯誤，這是執行過程中間和戰術意義上的錯誤。今天回頭去看文革，時間太近，而且很多利害相關者，都還在厲害的崗位上，還不能全面的評價。就講這么多。

   問題：首先就是我想說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認為最重要的領導，是思想領導，目前我們接觸到的一些資料，這些資本主義…我認為是已經基本占領了他的統治地位，我們的目的是重新讓社會主義思想，站穩我們的腳跟，我們必須要積極的宣傳，就像以前共產黨打天下一樣，在推廣的時候，可能說，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教材是比較的枯燥的，可能是講案例的，在新的馬克思主義工作中，講案例會好一些。讓我們來選擇，第二我想問他，老田剛才你說到的70年代中期，糧食產量大提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化肥很多，我個人有一個看法，根據我的經驗還有我了解的一些資料，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70年代中期，雜交水稻的推廣也是很重要的。這只是我個人很膚淺的了解。
老田：種子確實很重要，共產黨領導經濟發展史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文獻，因為非毛化的需要，就把這個文獻埋沒了，這是1956年毛澤東主持親自起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農業遠景規劃綱要，這個綱要里面提的很清楚，后來總結的"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這個里面所提到的，包含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總體看來，在前期實際上是要求組織密集的勞動投入來進行農田水利建設，主要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保證農業增產，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工業和城市化的最低需要；在工業化完成之后，大量的化肥投入才是可能的，你說的雜交水稻是74年時候開始推廣的，雜交水稻要取得很好的效果，本身就需要化肥大量投入的配合。我把農業發展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過程，提出不同的主要作用因素，實際上是就主要的因素來說的，講幾次政權強化和工業化對農業的貢獻，是就主要的線索來粗略概括的，當然農業生需要很多的因素，受資源和氣候多個方面的影響，我們僅僅是講主要的發展脈絡，所以就忽略了很多其它的東西，種子的作用上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嘉賓：有一點想法，想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目前，對國家政權，對執政黨這樣一個基本的估計，我本人也是共產黨員，在共產黨員的隊伍重點，目前我是處于非主流的地位我在我做在的單位，盡管得到了很多同志的贊許，但是在明面上他們還不太敢。現在這樣的現狀，我想可以反應出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在我們的國家體制中間，在共產黨的干部隊伍中間，我想有相當的一塊，處于非主流的，但是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多數人謀利益的，在這個政權中間，有相當的力量是持這樣一個觀點的，所以對問題我覺得不能太悲觀，當然，其中有一些也是死心塌地的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實實在在的，是客觀存在的，這些走資派，就是想跟資本家結合起來，最后把中國帶到完全的資本主義道路去，而那些東西，對絕大多數人來講，是滅頂之災，比今天中國的狀況還要慘。如果到了這么一種程度，我想對多數人來講，是非常殘酷的事情，面對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大家怎么辦？我覺得大家還是應該保持一種樂觀的積極進取的心態，相信在中央，相信在共產黨內，相信在政權機構內部，在體制內，還有積極的力量，還有積極健康的力量，這種積極和健康的力量，需要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但是在這里面，我還想說一個我的感覺和體會，就是這樣一種力量，他們從內心的深處，是用為人民服務堅持革命的情懷的，但是這些年來，有些人確實被一些歪理邪說，被這些東西搞糊涂，是有這樣的問題，但是現在非常重要的是從理論的角度，把基本的是非搞清楚，要敢于把它搞清楚，屬于真理的東西要非常鮮明的說清楚，比如說，到底這個社會是存在不存在階級，有人說沒有階級，哪有老板，哪有對工人的雇傭。這個事要搞清楚。到底有沒有階級？第二個問題，有沒有剝削。存在不存在剝削，有些人說是沒有剝削的，現在分配是按要素分配，要貢獻分配，誰貢獻大就分給誰，是說的這個，到底有沒有剝削，這個事也要搞清楚，有剝削就是有剝削，不能說你提供了資本、技術、管理，因此他在整個分配過程當中，就沒有剝削了，這個與基本的經濟事實完全不符，除了這個之外，有沒有政治的壓迫。有沒有？就是說，敢于對他的這樣一種剝削行為，進行指責和斗爭的，敢于指出來的，他給予的是政治的壓迫。
在烏有之鄉有一本書是《還清白給毛澤東》這是港版的一個書，這個書寫得非常的好，把歷史上很多的是非說得很清楚了，但是這個書的作者是70多歲的一個老共產黨員，完全是按照真理的史料寫成的，對于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歷史是非常有價值的著作。在當地，這位老共產黨員居然受到了有關部門的追究，這就是笑話了，后來這位老共產黨員到了北京來，參加有關"顏色革命"問題的討論會。對于顏色革命問題，中央應該說是非常的重視，非常的警惕，為了這個問題，中央召集了很多的學者和有關部門，作為專題來研究這樣的問題，有一次，中央召開這方面的研討會的一個場合，請這位老同志去了，這位老同志就去了。當然是國家的安全部門來組織這樣一個會，請這位老同志去，去了之后在會上，有人把這個體制的情況介紹給大家，說是我們這位同志，由于寫了這樣一本書，在當地受到了追究，結果當時是引起了哄然大笑，這說明什么呢？說明在我國有些地方，其領導人在思想理論方面，混亂到一種什么程度？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將來會被更多的人認識到，但是前些年，對毛澤東的這樣的一些宣傳，把是非都搞亂了，連這樣的事都搞不清楚，中國人們還有救嗎？沒救了？所以現在應該把一些基本的是非搞清楚，比如我剛才談到的階級問題，階級斗爭問題，階級的剝削問題搞清楚，我們才知道我們在整個社會運動中間，應該支持什么，反對什么？對這一點的話，我是跟朋友交換一點想法，說的不對的地方，請朋友們指出。謝謝！

    問題：我聽老田講座的一些感想。我覺得現在政權也好，不敢讓農民變得聰明起來，現在的農民是越來越分散，沒有組織，而且也缺乏自主、自立的意識很差，對政治也不信任，這是我在農村的認識，我是剛來北京打工的，所以有這些的感想，中央有什么政策和文件的話，往下傳達的時候，傳達到農村的時候，好象聲音就已經很微弱了。我想到我們的現在健康的民族資本，并不多，是很少的，其實受控制的，我覺得掌握一些民族的資本是需要的，一些不健康的資本是應該要控制的，健康的民族資本是應該加以發展的。還有一點就是，剛才提到小資白領階層也開始產生不滿，我想講這樣一點，剛才老田提到，既得利益階層和新自由主義者，這些人他們很多都是以當權者的身份出現的，或者以共產黨人的身份出現的，我覺得這些人很可能是故意引導民眾從這些人自己的不滿，發展到對共產黨合理性的不滿。剛才這位先生提到，共產黨不是一個整體，它里面是有很多的流派的，就是說，我覺得這種整體的統一的政權是必要和需要的，如果這種不滿被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的話，就會產生不利的后果。還有就是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我有一個想法，有一個故事叫做溫水燉青蛙。我就是想，對于現在當權的既得利益階層，屬于這些不是正面的力量，他們采取一種迂回的、側面包圍的策略，現在當然要加強教育、讓真正的農民具有一種初步公民的意識，建立起一個支撐系統，把這個落實到提高真正的農民素質上去，我覺得這種支撐系統才有可能被建立起來，我覺得中國現在需要有真正創新的思想出現，因為現在不管是既得利益階層也好，還是工人農民也好，如果產生嚴重沖突的話，后果就是兩敗俱傷，對誰都是不利的，如果真正能夠調節矛盾新的思想出現的話，而且又有支撐系統，又有一定執行方法有力量的話，我覺得是一個貫徹下去的。我就想這些多，很雜亂，也很膚淺謝謝！
老田：我同意你的看法，農民需要走出原來的局限。我稍微把你的思想意思延伸一下，今天的農民在解決溫飽的問題上，除了極其落后的山區和自然條件很差的地區之外，在這一方面沒有問題，但農民的困境是在支出增長太快方面，如果不打工，很多問題就解決不了，很多人就被逼著離鄉背井，要是能夠得到低成本的教育和醫療，就不一定非要出來受那種苦。如果農民自己不能組織起來，提供廉價的教育和醫療的話，國家應該幫著農民在這方面組織起來的努力。過去五十年來，我們國家剛好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從前的成功經驗和現在的失敗經驗。如果保持同樣的有效的基層合作體系的話，農民能得到比那個時代高得多的教育服務和醫療服務，按照今天藥品醫療器械出廠價格的話，農民按照今天的收入水平也是可以承擔起的。關鍵問題就是，市場化，現在把它一切變成了交易，在交易中間多數人就受大高價格的盤剝，成為不合格的消費者。合作實際上是把交易變成了一個非交易的過程，變成了一個合作提供服務的過程。通過農民增收這樣的單一的政策，不可能把農民的收入提高到足以應付市場化體系里面的支出膨脹，農民無論是種地還是打工，都不能夠掙到足夠的錢在市場化的體系下，購買教育和醫療，這要受到人均資源水平的限制。收入不可能無限增加，合理的選擇是在合作組織內部，把服務的成本降下來，解脫農民經濟困境的努力方向應該是減支。

    主持人：關于今天主題的討論，我們就進行到這里，后來對這些問題有興趣關注的話，可以到我們的網站上，看老田的個人網頁，謝謝大家，謝謝老田先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