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讀中華文化

時  間：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晚6：00

地點：首都師范大學

主講人：老田先生

 下面是現場速記稿，未經主講人審閱。

主持人：

各位同學，晚上好！今天我們繼續我們的雙周名家的學術講座！在大學的學生當中接觸的比較多的一個詞就是文化，那么在中國大學里的學生接觸的比較多的一個詞自然是“中華文化”，我們怎么理解和認識中華文化，如何詮釋和闡釋它，其實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英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著，形成了很多的文化觀，形成了很多次文化的論證。

    那么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南京師范大學田力為先生來給我們做這個問題的學術演講，我們聆聽一下，田先生如何闡釋和解讀中華文化的。下面我們以掌聲歡迎。

田先生：

    對于中華文化的解讀已經有非常多的文獻，我們今天來談這個話題是我們重新審視這個話題，就是對以前各種闡釋有一定的意見，一個最主要的方面我自己的專業是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因為這方面過去的研究還很少，我們今天在這里做研究也不是最后的研究，我們只是提出問題，我們要得到很好的重視，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中華文化這個詞，我們也要做一下界定，在文化這個意義上看，有人統計有兩百多種概念和不同的內涵，我來用這個詞做一下界定，因為我從政治和國家管理這個角度來看，我把文化看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秩序的總值在傳遞，還有在民間的認同，相互作用的基礎上來形成一種不同的社會秩序，用這個方面來看待這個文化，把它當成文明，作為精神遺產，這兩個范圍之間，我自己特別重視，文化是有一定的意識形態，管理文化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作用，在這方面我們講的主要是這些。

    中華文化涉及到的問題比較多，我們采取新的角度，今天給自己放得松一點，有很多問題不做交代，做一個前提提出來，第一點我講，中華文化它在不同的時代，人們的生活樣式有很大的變化，這個文化的內涵有非常大不同，這一點主線上怎么看待這個文化。我的基本判斷中華文化是合作文化，主張是以合作為主，跟西方近代以競爭為基礎，以個人主義為基礎這種文化形成區別，所以這個意義上它是中華的，而不是西方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中華文化經過很漫長的歷史，特別是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現在還沒有定形，他還在為我們這個國家，怎么實現工業化時代，我們這個民族在工業化時代怎么樣生產，怎么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怎么調節，這還在不停地發展之中，今天談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太多的共識。在二十世紀我們知道，整個大的社會主流思潮有非常大的變化，在五四之前傳統派占優勢，五四之后西化占優勢，在三十年代社會思潮星期以后，馬克思主義占了優勢。最近20年又發生新的變化，整個中華文化二十世紀歷史非常濃，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把這些東西反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人如何能夠在這個社會上生活，我們古人的主張，在這里面闡釋這個內容。

    我們剛才講中華文化從創立時代開始，經歷非常不同的歷史階段。為了敘述方便，我提出一個概念，理解歷史的框架，根據生產和生活的不同，人類歷史可以非常鮮明地分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一個是前農業時代，按照原來大家比較熟悉的說法，在生產部落的生產方式。第二以農業革命為標志，那么在農業革命完成之后整個社會生產和生活基本上受農業核心產業廣泛普及的影響，整個社會關系包括利益分配關系，都受這個產業的主導和改造。在這個共識性事件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中國和西方非常不同，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我們做了一點交代。從前農業時代我提供兩個方面的內容，中國的農業化有什么樣的特點。第二中國的政府對社會基本生產關系和生活關系利益分配關系的影響。在農業社會持續了很長時間以后，大概從1840年開始到今天，工業化在不停地進程，有時候快，有時候慢，這個過程，工業化對整個社會關系的改造，對社會關系的定位都不能說已經到了最后關頭，雖然有有人認為我們到了最后關頭，但是沒有共識。

    最近在經濟學界有了爭論，劉國光老先生發了論文，我們不評判他，這說明對未來社會關系怎么定位，我們國家有現在的資源和剩余分配，在學界和思想界沒有解決，而且這個爭論非常兇。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工業社會我們國家的自然特點，我們社會關系應該在什么地方可能定位，我們也展望一下。在這里面我們講到，在中華文化課題下面講，它跟傳統的農業時代形成基本內容有什么大的不同，在這一點上我們特別要強調，工業社會是真正競爭的社會，而且利益高度分化，認同程度下降，跟農業時代的熟人親戚關系組成的社區完全不一樣，在這種社會里面，競爭是根本性的話題。在工業時代有沒有不是西方那樣的競爭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重視毛澤東的探索過程，他基本上不是西方的那種競爭模式，他怎么樣提高我們自己的競爭力問題，在這方面我作為一個內容來回顧。我們剛才講了三個階段里面，我認為中華文化有共同的局限，合作文化，合作文化在工業化時代的代表選定為毛澤東，當然毛澤東他想做一個全人類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在工業化時代，在競爭的環境里面，他做了很多極端的手段，最后招到很多麻煩，這一項思想遺產有價值，而且這樣一項思想遺產給整個人類最近200多年來，工業文化的時代的思想，完善了思想體系，有全面的對照價值。

    我們從第一個歷史階段講起，中國的農業化過程。農業化過程里面我把它定位為為了實現農業化過程，中華文化是怎么產生的，在這個時代上我們不講道理，把它定位為從周代興起到春秋戰國時代，這個時代里面根本的社會問題，提給社會思想家，原來在前農業社會，在小社區時代的全面合作，被迫全面合作狀態已經瓦解，新的資產競爭真正避免毀滅，所有思想家回答這個問題。這個時代有道家，墨家，法家和兵家，兵家是在戰場上。法家和兵家是運用思想范圍，在很多方面綜合了幾家的思想。這里面我認為道墨都是合作的，在那個時代新的社會應該怎么樣，管理團隊應該怎么樣？像老子認為，新的社會關系定位必然藥用新的管理權利，無論哪一種管理權利必然要走向反面。有三句話很多人都會非常熟悉，第一句話叫做不上賢不真，誰說的是真理誰是賢人。只要你把階梯引入，把競爭帶到這個領域。我們看到千百年在學術圈里面非常常見的現象，文人相侵，總認為別人的是廢話。我們今天社會可能多元化發展了，原來動不動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種話現在比較少，說明寬容程度在上升。這種競爭他認為跟著上賢過來的，只要社會有思想權利，社會有選拔標準，競價標準必然會產生這種狀況，這不可能有例外。

    第二種，是對利益的調整。大家將來當經理，大家不愛錢這個人沒法管。

    第三句話，不限可欲。八十年代報紙上宣傳萬人貨，發財致富的人帶紅花，刺激利益方面的欲望，按照西方人說法是理性化管理，提高黃金白銀對人的吸引力。只要你這么一用，最后的結果本來我管理是為了大家向一個方向努力，但是你把人的欲望刺激起來以后，使民不為道，有可能用非法手段來拿這些東西。本來我錢很多是億萬富翁，有一系列社會價值的內容就傳送進去。我們北大的先生天天在寫文章，可口可樂給我們社會帶來多大財富，獲得的手段變得不重要，這就是張維迎先生主張的赦免罪，這樣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是為了管理社會，所以把這個東西提出來用，結果把它刺激到反面去了。在這個意義上看，老子從我們人類歷史上，東西方最悲觀的一個人，只要你設置各種權利，不管是經濟權利，還是文化權利，還是精神權利，這些權利最終都是少數人壓榨多數人，這種結果反而把社會分化，社會矛盾推向極端。在小國寡民，大家沒有分工，經驗差不多，在信息上平等，沒有誰是先生誰是學生。在很平等的狀態下，至少這方面的分化沒有了。大家很容易在熟人的社區里面，很容易對權利制約。

    從中國歷史看老子確實很英明，今天對未來得力是沒辦法樂觀。去年北大的先生訪問91個專家，71個人認為為了社會有危機，我個人對未來比較悲觀。悲觀者是深刻的，不是歷史退化論的問題，樂觀者是膚淺的，競爭是把我的利益無限地擴張。為了管理手段的生效，我們讓人們勇敢追求利益，告訴人們追求利益就是光榮。實際上我們也是走到反面上去。那么愈家在政治上面是現實主義者，反正原來的社會已經崩潰，大家生活在一個高度緊密的社群里面，脫離就沒辦法生存，生產也沒辦法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依賴于這個整體，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相當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彼此相互認同，利益沒有分化，在彼此高度認同的社會里面，不需要強制性的管理手段，這就是自然。自然不要強制性地管理手段，一切搞定這叫自然。自然狀態和大同實際上是一回事兒，區別在于不都的地方，大同指人與人彼此的利益結構完全一致，沒有分化。自然就是做這種狀態下，不需要強制性的管理手段，僅此而已。

    在這里面發展了很多的學術，有一系列的主張，核心的主張我們經常提到內盛外亡，所有的外亡社會要有低成本的管理，要高度認同。社會高度認同的關鍵，社會的統治階級掌握權利的不濫用權利，統治階級不排斥就認為社會大部分問題能夠解決。社會沒有自動的合作，這種情況下在管理下實現，管理必然帶來權利，有各種權利，社會分化跟著上升，也會帶來后果，他們也看到后果，但是除此以外沒有辦法。默家很注重個人欲望的膨脹，他認為個人欲望膨脹有限度，原來人類發明新的東西的時候，本來為了滿足最低的愿望，為了飽暖要穿衣服，為了出行方便所以發明了車。后來這些東西走向了極端，為了穿得好，無限地向前推進，衣服非常豪華漂亮，很多人沒有飯吃。社會里面很大的原因跟個人的欲望有關，最理想的狀態大家都不要走極端，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向外推，不要為爭奪利益用不正當的手段，用戰爭相互掠奪，因為他涉及到個人欲望的管理，在這個意義上看他的管理對象涉及到每一個人，最后的結果他發現沒有低成本的管理手段可以用。如果沒有上帝就造一個上帝出來，讓鬼神幫幫忙，因為他們雇傭不用花錢，這樣實行一種威懾，讓大家不要走極端。默家變成同治性的團體，社會上只有少數人操作自己的欲望。人操作自己的欲望比較拉，老子有一句話，我始終擺不脫，如果我能擺脫我也不要吃飽，這句話是他悲觀，絕大多數擺脫不了，還要在這方面作斗爭。

    儒家更加徹底一些，孟子有一段話，對內盛解釋很貼近，“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將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一個人德行提高，感覺社會很像樣子。孔夫子他到六十的時候，聽了社會上沒有什么刺耳的言論，每個人有自己的利益。到七十歲的時候，老了快要死了，什么欲望也沒有的，也不想當官，也不想發財，欲望沒有的時候他覺得境界最高了。在這個意義上看，實際上人類調控自己的欲望，他認為是外死的基礎。孟子說得很清楚，他在這個意義上比墨家進一步，對統治階級，后來梁啟超把尊子翻譯成少子，尊可以當控制講，能夠控制住自己的那些人，這種人不是一般的人，這種人也適合當統治階級。如果人都有這種能耐，他去當統治階級，他們就能做到不走階段，這樣社會比較核心，他希望經濟學界有信息成本概念。只要尊子是好，統治階級不走極端，老百姓不走階段。別老擔心老百姓謝偷東西，你懸賞他們，他們也不會干。

    如果社會的統治階級不走極端，老百姓都知道我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有人幫我們關照。我們未來是可以的，我也不用走極端，多數人能在這種背景下完成自我調節，自我約束，剩下強制性管理手段只需要針對少數人就可以了。刑法是最強制的手段，一個是教化，這就是告訴老百姓應該做什么，你怎么調節自己的過程。從后來的歷史經驗看沒有那么樂觀，實際上也經常破產。我們國家有記載的歷史非常漫長，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特別是秦漢以后，都發生王朝形式。政府相當于是一個小政府，老百姓不感到政府是壓制性的，整個民心比較好。到王朝中期以后，矛盾積累很厲害。經濟上的地主跟官僚進行勾結，由于王朝持續的年頭比較多，結果是什么？在資產利益里面一切調節都不可能生效。資產會自動產生一種過濾機制，無論涉及多么好的，多么理想的那種制度，到他們的利益面前都給你轉一個方向，所有的調節最后還是有利于少數人，不利益多數人。博得多人數的利益越來越膨脹，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造反成本為零的，就不造反。個人利益無效的時候，集體主義精神就發揮出來了。只要用很低的成本貧民階層可以走出來，低層人可以滲透到精英層。

    從我們國家第一次大澤鄉到毛澤東，這種情況很多。在原來反抗中間，就是鋤頭對鐮刀，把這個拿到戰場上去，這樣的技術差別不利于統治階級捍衛自己的利益。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這種形式不得到好轉，這都是顛覆。到毛澤東時代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武器方面差距很大。有形勢力，像經濟勢力，軍事力量，武器這方面差別很大，這一次是大刀長毛對洋槍的差別。毛澤東寫文章，我們要跟蔣介石比武器那是比不過的。所以我們在武器之外想辦法。后來他講，我們的小米加部槍比飛機加坦克還要厲害。在有形的勢力以外我們有大量的無形勢力，國民黨方面在無形勢力方面差別很大，有形方面的差距不能彌補的差別，所以天就翻了，所以革命就勝利。我們為什么要講這個故事，老子已經說過，哀兵的兩個條件實際上是平民階層無限的勢力，一是活不下去，競爭意識無限高，個人努力已經無效，這種情況要依靠一個集體。

    毛澤東的位置不能再造，他選了很多接班人，但是沒有辦法傳。毛澤東跟劉少奇，他知道他的威望跟不上自己，能不能在集體里面落下，但是還要抑制官僚走極端傾向，最后跟劉少奇分裂。他在黨內怎么搞的，他讓80％的干部做檢討。趙子洋死前出了一個訪談錄，他說在毛澤東同志年年做檢討，不論怎么努力，如果不做檢討那是不謙虛。我們講到這里任何行政體制里面都有這樣一個困難，無論你是最上層的人是多么理想化，多么愿意推動大家向正的方向走，但是你的力量非常有限。我們國家第一代領導人，推動力量強一些，與80％的人作對，總是向這些人讓步。特別是搞桃源經驗，毛澤東認為他們是搞獨立王國，叫底下的人靠邊站，最后說干部分一類二類，最后看對工作什么態度，對上級什么態度，考評體系把他們丟到一邊。所謂獨立王國基本上大家勾結起來，你不說我壞，我不說你壞，但是政治風險比較低，是這樣的狀態。這種狀態是廣泛存在的，不管在政府里面，在企業里面也是一樣。這種很嚴重的現實反映在理論方面非常遲緩，在西方也是一樣，在美國出現大規模的企業，官僚制管理的企業，19世紀70年代開始，反映這種官僚走極端，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在20世紀八十年代，用一個什么樣的模型，董事會作為委托人，各級經理班子是代理人，代理人對委托人有信息優勢，最后要制約它，主導方向是很困難的，最后他想出什么高招。我們看在管理上有一個很大的弊端。把企業搞壞了，最后都歸我多好，就算沒搞壞，把它說成壞。我們這幾年國企改革很厲害，各地都是這樣，企業做賬，把企業做虧損，那樣政府就沒辦法了，就賣給了企業，成了這樣的狀態。這里面涉及到很根本的問題，我向大家推這種模型，管理需要是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不一致。你無論對個人如何讓步，這個企業這個機構，還有其它的整體目標，還有其它人，這個讓步走不到底。所以社會在這個中間循環也印證老子的管理壁壘，權利掌握在少數人手上操作多數人的命運，讓步的結果還是沒有極端，管理深沒有出入，跟老子的判斷一致。相信民族，相信市場，相信效率個人的幸福理念，跟我們以前的共產主義差不多，最后的結果都很糟糕。我們很清楚大概從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起草之后，我們當時剛剛進學校對這個決定非常清楚。我們改革重要的問題是增強國有企業的合力這是改革的中心環節，為了達到這一個目的，要強化權利。推出全面質量管理，你干什么事兒給你記賬，最后出了事兒可以追查你。實際上在對工人威脅程度上集聚上升。我們知道在鄧小平和四人幫之間發生爭論，四人幫反對物質刺激，鄧小平支持政治刺激。政治學解讀，管理者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生存條件作為管理手段使用，原來生產多少沒有關系，管理者的權利很小，沒有辦法掌握。但是現在由管理者說了算。現在也是管理的兩極分化，最后走到下崗分流，企業辦不下去的，只要這么一搞國有企業效率就會上升，最后辦不下去了。

    讓少數人掌握多數人的命運，能帶來企業效力的好轉，基本福利得到改善，整個國家的GDP都會發展，這現在不是很成立。我原來學經濟學很關注這個數字。1985年開始改革，改革后果在普通人了解的效力是急劇下降。到1995年的時候，所有工業凈產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在利潤方面要下降更多，1985年是19.1％，是這樣的一個后果，跟經濟學家說的相反。管理方面不存在簡單解決問題的方案。在這個意義上看，我把它延伸到今天也是為了論證老子是非常高明的，所以大家要有興趣，大家可以把老子的書找來讀一讀。

    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講到今天還要講另外一個特點，工業時代與農業時代不一樣。在農業時代大家成長的時候，不一定非到這兒找食物，我們在田邊在地頭，我長大以后我自然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我能夠承擔起應該承擔的各種社會義務。到工業時代以后不行，我們必須從小學讀到大學，讀到研究生畢業就業不樂觀，實際上還不太夠格，我來之前我們樓下放著前程無憂招聘，出現最多的兩個條件，一個是有廣泛的社會關系，第二要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好理解，企業不想要培訓費用，你要先培訓好，來了可以用。要有良好的關系，來了以后能拉來大量的資源，為企業增效力，這樣一做很大問題，這兩者在學校里不能順利完成，除非像北京大學辦的畢業班，這里面有大款，普通人大家都很難做這個事兒。在這個上可以提非常離譜的條件，實際上自認為有強勢地位，反正你現在就業很多，沒有就不答應。這次也是一種權利關系，能提這種很離譜的，就是這個原因。1990年我畢業的時候沒有這種嚴重狀況，我們班上的同學不用找工作，在學校等就能找到工作，基本上也是有白領單位，那時候沒有高薪，可以等著長工齡。那時候我們的地位比現在大學生地位高。我們在武漢大學畢業的時候，有很多人來做工作，是不是到我們單位去。早幾年的學姐們，好多單位都要讓他們挑。工業社會有這樣的特點，一個人要成長為合格的社會個體，有很漫長的成長過程，有很高的教育成本。

    在工業社會要有很強的權利，要進入到你的靈魂深處。我們在學校里，在工廠里，在日常生活中到處被人監視。在這個意義上看，在工業社會人的地位確實在墮落，而且工具化。我們剛才講兩個條件，不關心你的成長，只關心他的利益，最后他把你變成為他效力作貢獻的工具。求業很多人的情況下，他有很高的選擇權，有相對的優勢，可以提一些不合理的條件，這是工業社會的第一個條件。

    第二方面，我認為馬克思的看法很有道理，生產社會化有一個嚴重弊端，原來養一條牛生產環境都具備了，沒有大機器大工廠做依托，這樣的依托要超出多數人的范圍，勞動者不控制生產資料，我只是生產過程里面的小小的螺絲。還有一點我的勞動成果跟我沒關系，我種田入我的谷場里面，勞動成果還是控制在我的手上。到工業社會我們沒這種東西，我們出來以后孑然一身，上班以后家里什么也控制不住。在生產社會化過程實際上是權利集中化過程，跟多數人相互分離。早年馬克思稱為異化，在這個意義上個人覺得自己的命運困難，我明白我的命運很困難，不知道前面會怎么樣，這都很難。我來解釋，最近二百多年社會科學聚集膨脹，在很多方面適應市場需要，我們想要控制自己的命運，想要了解自己的命運，但是確實在自己的范圍里不了解，要去讀書。博士畢業不一定明白，所以把問題提出來跟大家商討。社會里面很多人講民主，忽視基本結構性要素不可排斥，在這里面我提一下，毛澤東有非常好的設想，雖然他后果很嚴重，但是他的設想我認為是值得提給大家。權利跟大家分離的越厲害，我們對民主的需求就越嚴重。我更加迫切地需要要控制我的命運，我的命運受別人排斥的時候，民主的需要，市場需求就上升。毛主席時代有這樣的想法，他認為生產社會化不能改，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更多人跟生產過程相分離。另外控制權集中也不可避免，要改變權利的性質，權利必須為人民服務，不能為少數人服務，我把成為民主的下線，要讓人們監督這個權利。我不知道有沒有貪污，我可以貼大字報，你當官也得聽著，在理論上無罪，但是實際上領導給我們穿小鞋。

    我自己在企業工作很多年有管理經驗，有民眾參與權利的運作，我們剛才已經談到董事會要控制集體班子都發生困難，最后要有條件讓利才能實現。民眾在管理信息，決策知識，包括決策時間，而且在現代工業社會還有很大問題，決策必須盡快地，適應性地快速做，這種民眾的意識都沒有，時間成本付不起。在這個意義上談民主我認為是假的，在所有選擇干部的手段，用票選是一種方式，不見得特別好。要群眾選拔國家主席我真不明白，現在我研究很多年毛澤東，我不敢說我今天說的毛澤東就是對了，但是我認為比其它人說得對，所以敢在這兒講。在這個意義上看，要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控制我的命運我覺得很失望，但是有一點我同意，像歐美日這些國家它的富裕發達程度很高，它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已經緩和，不需要權利來排斥普通民眾的利益。這個權利顯得相對友好，比我們國家的權利顯得友好，對普通人的保障還是對一些。社會比較富裕的情況下，實際生存條件，失去生活條件的人比較少，這一點大家都有同意的地方。但是如果說這些東西都是法國制度帶來的，我堅決不同意。我當過幾年農民，后來當了幾年工人，可分配的東西很多你得有資源，你要投入勞動，制度能解決這些問題基本上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變相版本。

    像我們這樣的國家在今天權利分配地位里面，我們能發展什么極限。我先說一下判斷，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要實現廣就業，有福利，我們13億人，本土所有的資源能夠有一份豐衣足食的生活應該沒有問題，把教育體系弄得成本低，小學的時候每個學期五毛錢行不行，我覺得還是可以。我們能不能住很大的房子，像列以寧先生說的兩套房，這肯定不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的豐衣足食是可以的，要實現富裕和發達，跟歐美日相比是可能的。所以在整個西方社會科學成立以后，引進到我們中國，我認為有一門科學在這個上是價值比較大，經濟學跟我們初中物理化學學的是一回事兒，所以我認為經濟學家在騙人，普通人都不懂。工業化社會要生產得很好，搞得很富裕，多建工廠，多建礦山，把石油挖出來。工業是這樣，第一產業第三產業都是這樣，有資源做支撐，造一個大酒店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看，所有的發達富裕都是以自然為基礎，越發達越富裕人們消耗的資源越多。我們國家有多少資源，本土資源非常少，實現歐美日那樣發達不可能。95年美國人均銷售標準煤是11噸，我們國家883公斤是這樣的差距。我們要實現這樣的富裕發達，我們13億人要150噸煤，全世界所有的能源完全供應中國還缺口30％。所以這樣的富裕發達不可能。反過來為社會關系定位的方式，我們也不能指望，像那樣的政治體制，用資本權利為核心，來主導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我認為也是不行。

    在這個意義上看，我們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只要我們把權利向少數人集中，在利益集團上就是很大的問題，我們多數人受排斥，我們知道20多年來首先是工人農民，我們經濟學家這是改革付出的代價。比如你在北京工作，你這輩子想買房子嗎？想結婚生子不大可能。這個問題很嚴重。社會怎么在這種情況下組織，這是絕對不行。但是在西方的早期是可以的，比如在歐洲工業革命的時候，英國為了造富人，搞圈地運動，實際農民好幾百萬，有很大的好處，航海發展很好，農民買不起船票。英國的歷史有外部的空間把國內的矛盾轉嫁過去，所以很順利地就走過來的，在這個意義看上看，如果我們把中國農民都沒有飯吃，解放軍有用嗎？沒有用。這條路有精英階層的優勢，讓文化非常有效，剩下的權利都要有用。我們就是外圍，個人的判斷中國每煉十噸煤，有三噸半流出去。我們很大的背頭視電視在美國500美元，我們大量不可再生資源就這么流出去了，他賣給我是壟斷價格，反正你全世界找別人沒有，都是美國生產的，芯片主要價格由我們控制，所以愛賣多少錢多少錢，所以沒有辦法。中國在印度建一條生產線，或者在馬來西亞，目的讓中國賣不出高價，資本掌握在他的手里，你想跟我競爭我把你瓦解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二十年基本上在被動地走國際分工關系的底層，這是什么后果呢？我們有限的資源大量地流去美國，結果支撐他們的富裕發達，我們很窮。廣大打工的工人二十年來，漲工資漲多少錢，漲了78元人民幣，加班的時間越來越長，后來的活連農民都不干，就出現了民工荒這種狀況。美國的基本權利可以放在中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辦法。我在網上經常看到說，我們在美國買了多少千億的國庫券，很簡單，尼克松在1971年的時候搞了美元貶值20％，6000億剩4800億，這都控制在別人的手上。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在整個國家競爭里面，在今天的社會里面，我們在國際分工的底層，我們要在海外拿很多資源回來這不現實，我們今天也進了很多的石油很多煤礦，但是這是不是中華民族的福利，沒有。我們經濟發展所能依托的自然基礎是很薄弱的。我們本土的資源有限，人口很多，我們不可能在分工里面大量地崛起，在折衷背景下我們比較空間，不能像一家一等于二算出來，大家可以估計出來有多少空間。很多人說改革，要向少數人讓步，要向走走到2050年我們是中等發展國家，我感到很驚奇，這種可以用算術算出來嗎？我們沒學政治，一聽人不講權利就瞎說，說競爭力就是權利，包括文化權利，經濟權利，別人有可以搶過來，這歷史經驗我們還是清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沒有自然視野，國際競爭的視野，包括從經濟上推出來都是不成立的。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國家在工業化時代，我們知道不用管理不可能，要把社會關系定位。

    在歐洲興起的時候馬克思非常樂觀，他認為資本積累很順利，他認為最后資本改造整個世界。而且整個社會關系都被改造了，在共產黨宣言里面有非常精彩和生動的描述，資本家把宗教的虔誠和小市民的傷感都淹沒在濱水之中，把牧師和教師變成勞動者，把整個社會變成這樣。這個過程在中國不可能實現。另外還有一個人叫卡爾布蘭尼，他說隨著社會的發展，資本的邏輯變成社會的邏輯，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大轉變》，中國盜版很先進，已經在網上了。這個過程在中國不可能發生，解放前資本主義被共產黨定為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按照我個人理解中國的資產階級條件很差，剝削老百姓很困難，一方面勾結政治權利拉好處，變成的官僚資產階級，一方面勾結國外的買辦資本，就變成買辦資產階級，這樣這兩撥人完成積累，這些人跟多數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我們改革后的社會，很多人提權利資本，問題是一樣的，我們的資本家在正常情況下賺不到錢，最后結果結合政治權利才能撈到好處。這樣的社會，中國的社會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把多數人的剩余轉移給少數人，成本很高，這在規范市場經濟規則下沒有辦法實現，最后結果要結合政治權利不可，只要是改革，只要讓資本走那就走這條路。如果其它人不理解，小平同志非常理解，在三反中有很經典的案例，小平推到中央，當時重慶有聚餐會，水準特別低，連行賄不行，最后大家都合伙行賄，周四大家合伙吃飯，當時成都鐵路在修，給科長送好處，這樣他們得到很大好處，這個事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問題，資本家實現自己的利益，總是用各種方式購買權利，或者讓各種方式用權利為自己服務，這樣他可以大量積累資本，這樣的方式可行。像這樣的狀況在西方國家也不是沒有，甚至發出管制經濟學，管制經濟學就講資本家跟利益集團怎么跟政府相互勾結，幫助影響社會的自然流向，讓利益集團的好處。但是在這樣的社會里面不是常見的現象，社會成為主要現象這就是差別。這里面我做一個判斷，讓資本順利實現不具備條件，你如果讓它走這一條路必然是權利和資本做交易這樣一條路。在這條路上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影響政治權利合法性的問題，不僅是資本得不到民眾的認同，權利也得不到民眾的認同，工業社會跟社會關系定位，跟個人的權利有兩種可以起作用，資本和權利，這兩種有失效的危險，就是管理破產，最后都不起作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五十年代搞三大改造避免這樣的問題，避免資本家本積累風險轉給政府，那就成了搞革命。從這個意義上看，鄧小平這個同志認識比我們先一步，國家到過了一個世紀之后，才想到這些東西，小平同志比我們高明。他這么好的理解能力，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他為什么還要走這條路。這里面我們剛才已經講到，我們的20世紀道路選擇上發生了兩正兩反的反復，這非常奇怪。

    在這個意義上看一些具體的內幕我不知道，我們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信息，但是后果我們看得很清楚。因為我1999年以后空閑時間比較多，經常上網，而且參加網上的論戰，經常碰到破口大罵的人，破口大罵共產黨，認為社會的權利對我排斥性，我在你這個體制下找不到出路，勞動力再生產沒辦法完成，我跟你是對抗，他不用這種語言，實際上是這個事兒。要么資本，要么權利，在這時候指望美國的體制起作用，民族、市場、效力滿腦子都是。還有一個問題，他們本身就是效力的代價，還是要實現自己的未來。在這里面我認為太過于簡單，我們剛才已經提到，我們的老祖宗頭腦最清晰，所以他最悲觀。在今天看來我的判斷是，無論是政治權利還是資本，要把它從社會上排斥出去很困難。但是沒有這兩種社會關系和利益分配，兩種都沒辦法實現。資本囂張的20年來我們也感覺到很大的問題，特別是網絡上論證的人，我感覺到他比我還可憐，我至少比他早畢業有一些積累，至少生存條件沒有受到危險。這兩種的權利使用成這樣，需要我們中國人要思考，西方的邏輯，用西方的體制來給中國未來定位，我認為這是膚淺，而且也是災難性的。跟我們推銷萬能的人，我總是懷疑這是不是壞人，很明顯的問題在他的掩飾下，也不排除不理想，我感覺這個權利跟他有對抗性的矛盾。美國實際上也不是現實意義上的美國，實際上承擔當年農民革命的，起義軍腦海里的毛澤東，那就是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共產主義，如果美國不能在中國變成現實，我們未來怎么辦？存在這樣的思維邏輯。在整個條件反射的方式下思考中國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非常不樂觀的。

    還有一點，整個中國社會未來會怎么樣？我覺得也很值得大家思考。我個人判斷我是比較悲觀，比有危機的人還要悲觀。因為我大概在2002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說中國經濟的問題，當時我看到經濟問題還沒有今天嚴重，但是我認為已經是一片黑暗了，走到前面去已經是萬丈深淵了，當時判斷國有企業的改革，整個社會資源分配和生產份額的分配還沒有今天這么糟糕。

    我在這里跟大家講房地產的例子。我們國家在2004年的時候使用了全世界30％的鋼和40％的水泥，具體一點比較是什么概念，美國、加拿大、法國、日本，最發達的國家水泥加起來不到中國的一半，我們這個產業怎么膨脹成這樣，是房地產產業，是政府的政績工程。我們經濟學家告訴我們，這是市場的改革，最后我們看見不是那么回事兒，資源的分配產業的布局和機器的發展，都是權利運作的方式。那么這種東西也不能說我們中國人住得很好的，這還不是暫時性的短缺，如果你不提供暴力你永遠都是消費者，任志瓊說我們就不是為窮人造房子。在這一點很多經濟學家說，改革二十年來，他們貢獻那么大，但是一上網不是那么回事兒，基本上網上一邊倒，這也是他們的一個理論困境。西方經濟學再怎么不好，還是論證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規范論證。還有一個因果論效率決定一切，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從爭論實踐是檢驗標準的唯一標準這個話開始，這個話走極端成什么樣子，因為我是學經濟出身的，對得意的意識形態，占我們意識形態的70％的份額，他們的邏輯是怎么來的，非常簡單。什么叫實踐，我們趕不上后來的四小龍，這就說明中國不如他們。剩下的問題我們要找后面的因果關系，有這個原因我們找一個結果。我們剛才談到中國和國外的交流關系，國際分工關系，自然流動關系他們從來不討論，剩下還有一個資源，我們有多少資源也不討論，把這兩個排除以后，經濟學怎么搞的，我們國家經濟不發達，制度不行，經濟不行，人不行，起點不行。我們未來的理論創新還有很遠的路，我在這兒把問題提出來，我就講到這兒。

主持人：

剛才田先生就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經濟問題做了一個很好的演講。我個人很有感受，田先生他講中國文化是合作文化，我曾經思考過中國文化我認為是人文文化，可能我們的視覺不一樣，有共同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因子，講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剛才田先生他講文化是管理，文化和權利的關系，我曾經講文化是統治術，也是權利，但是這個統治術不是貶義詞是寬泛。

    剛才他還講文化和欲望的關系，人有欲望文化才能發展，這個發展是一種變化。另外田先生文化的悲觀論也是一個很深刻的文化理念。我們如果有這樣的悲觀色彩，悲觀的理解，對人類人生有這樣的理解之后，反而能夠更好地平靜地生活，自然地生活，活得更快樂，更幸福，是有辨證關系，所以很深刻。

    我想同學們聽了這場報告之后，會提出很多問題，有很多思考，我希望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和思考回去好好地讀書，好好地聽課，好好渡過我們的大學時代。下面讓我們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田老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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