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強烏有之鄉講座

——話說<<史無前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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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話說<<史無前例的挑戰>>

　　在美國鷹派眼里，共產黨中國是“冷戰結束之沒有最后勝利”。南有巴基斯坦，北有朝鮮，中國崛起，威脅美國安全。顛覆共產黨政權，中國必將走向分裂。

　　鐵桶包圍的戰斗已經打響。石油﹑鐵礦砂漲價，紡織品制裁，人民幣匯率市場調節一把尖刀，直逼心臟。美國拉扯日本“入常”，用朝核危機替日本核武裝說事，日本趁勢咄咄逼人。2007年香港特首換屆，中國共產黨17大；2008年北京奧運會，臺灣實施新憲法。內憂引爆外患﹑外患激變內憂的各種可能性劇增。

主講人：王小強（經濟學家。1996年獲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等職。現為中國經濟學獎專家委員會成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時間：  2007年4月29日星期日下午3：0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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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據講座錄音稿整理，已經主講人審閱。）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烏有之鄉，參加今天下午的這次活動。這次是我們組織的一個內部交流活動，很高興請到著名經濟學家王小強先生，給大家做這次交流。這次主題是王先生2006年的一本書，叫《史無前例的挑戰》。

　　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怎么分析這些問題？未來我們的前途命運如何，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我們組織這次交流。王先生的觀點在這本書里頭有系統的介紹，我想大家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的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看一看這本書。恐怕今天到會的朋友們，未必都看了這本書，所以我們開始交流之前，先請王先生做一下簡單介紹，就他這這本書的內容、觀點、思考做一個介紹，然后展開討論。下面我們歡迎王先生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王小強：謝謝烏有之鄉，使我有這樣一個機會，和大家一起交換意見。我原來想是我要說的，都已經寫在書里了，希望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不是我一個人在這講。但是，程序上，總得先有個引子。為此，我先簡單介紹一些補充想法。

　　第一我想說說，這本書，我基本上就說了一件事，就是美國需要敵人。這是我在美國生活經驗當中的一個強烈的感受。美國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國家，作為一個國家，沒有統一﹑主導的文化。最早是1986年，金觀濤去美國回來，得出一個結論，說美國沒文化。那時候，很少人去過美國，我也沒有去過。所以，我當時不太理解他這個意思。等到我生活在美國的時候，我就感受非常深。美國是個移民社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可以說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國慶，美國都慶。因為美國人都是從各個國家來的。你比如說中國城就特別典型，十一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人在中國城里慶，雙十是國民黨慶，青天白日滿地紅。誰錢多，誰慶得歡。在美國，慶得最厲害的是以色列。美國人從不同國家來的，也分堆居住。紐約有錢人比較多，紐約的猶太人就特別多。有一次我去紐約，看見花車游行非常隆重，我說這是怎么了？就像美國國慶似的那種花車游行，后來說是以色列國慶。

　　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來到美國以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講理是講不清的，只好六親不認，法律治國。我在美國，對它這個法制社會體會特別深，就是任何事情沒有例外，一律按照法律辦事。這是我親身體會，你比如說我在美國讀書，那個時候是從學英文開始，然后讀碩士、然后接著要考博士，甭管你年齡多大、過去干什么，反正一律按分說話。這對我就很痛苦，因為很多東西我都學過，只不過是把英文的變成我中文原來理解的這些知識。所以，我就不愿意在美國讀下去。在美國兩年，我雖然都得了A、也因此拿到獎學金了，最后我還是選擇去英國。英國同樣是資本主義國家，法制社會，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你比如說，我如果在美國讀博士，沒什么可說的，甭管你年齡多大，原來干的是什么，一律是考試、評分，該怎么著怎么著。到了英國以后，我就提出來，我說我能不能不上這些課了，直接進入寫論文的階段﹖這些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們一開會，根據我的簡歷說，這家伙在國內做了多年調查研究，寫過什么什么，出過什么什么書，特別是有些還被翻譯成英文，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可以特殊對待，上課﹑考試全部免除！

　　后來我寫博士論文，《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當時我給劍橋大學的政治和經濟系的學術委員會寫了很長的一封信，我說我在國內做了多年研究，我對中國改革帶了一腦子問題，我不愿意按照一般博士論文的規格，花三年時間，選一個小題目，然后翻來覆去浪費我三年時間。我希望利用這段時間，在改革思路上清理我自己在過去實踐中積累的一般性問題。我心里說了，我的資格應該是帶博士生的！你就是不同意，我不要這個博士學位，也不會浪費我三年時間。因為博士學位，它是一個教育過程，是假設你沒做過研究，所以需要一個教育﹑訓練過程。這封長信，英語不好，但是寫得誠懇，發自肺腑，經過他們學術委員會討論，又通過了！就是說我可以不僅不上課、不考試，而且可以按照我的想法，超出博士論文的固定規格，隨便寫！我的論文題目非常大，我的博士論文是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國的價格改革》，一篇是《中國的企業改革》。那時候，我曾經給老朋友，美國的哈佛大學的帕金斯教授寫過一封信，問他對我的論文提綱有什么建議？他從美國回信說，你這個題目可以做二十個PHD，他說沒有聽說有你這么做博士論文的！因為一般博士論文，一定是做一個很特殊、很具體的題目，然后把這個題目里里外外全吃透，讓人提不出反駁意見，論文才容易通過。而且，怎么做，像八股文的起承轉合一樣，是有一定規則的。第一段寫理論綜述，現有理論對這個具體問題進展到什么程度；第二段分析別人的理論碰到什么問題；第二段展開寫你的貢獻是什么等等；最后是結論。我的論文附標題是“批評科爾奈和薩克斯的改革理論”，反對他們的“休克療法”，當時，1991年，哈佛大學教授科爾奈的《通向自由之路》，在所有美英大學，是理解東歐和前蘇聯國家“轉軌”的必讀書；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過去是南美國家﹑如今是波蘭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總設計師”。我的博士論文，用中國漸進式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和兩位西方改革理論主流全面論戰，寫作結構完全從論戰需要出發，根本沒有考慮一般博士論文的固定格式。這在美國學術界，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到英國，又可以例外，別人不行你行（我的博士論文，1998年，英文麥克米蘭出版社﹑中文牛津大學（香港）出版社出書。不信，你們可以去查）。所以我說，通過我的這種切身體會，美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沒有統一文化﹑只能靠法制勉強維持的國家。任何一件事情，在咱們國家也是這樣，包公辦案子，先說法，法完了說情，情完了說理。為什么能說，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系統，有一個共同的是非觀念﹑價值觀念。所以，就算大家都得依法辦事，但是同時還可以有各種各樣合情合理的特例。這個特例的基礎，是共同的文化基礎、共同的是非基礎﹑共同的價值基礎。美國社會缺乏這個基礎，美國三億人口上百種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如何凝聚立國，實在是任何其它國家根本沒有大難題。二戰期間，所有日本裔美國公民不問青紅皂白，統統關進集中營，就是最好的說明。

　　美國這個社會如何凝聚？正好我在那的時候是伊拉克戰爭，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給我非常強烈的印象，就是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絕對是瘋狂的，非理性的，超出了一般理性的范圍。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這篇文章、我這本書，主要論證的就是美國這個特殊社會要想凝聚立國，要在比任何國家都嚴重得多的，種族糾紛、貧富差距﹑信仰分歧﹑價值分歧基礎上，找到一個一個比較共同東西，勉強凝聚成一個“普通”國家，只能是愛國主義。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愛國主義宣傳，愛國主義情緒，有意無意拔高到你在英國看不見﹑在中國看不見﹑在日本看不見﹑在德國看不見，在任何一個國家都看不到像美國這樣強烈的愛國主義。而這個愛國主義要可信，要有根據，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個對美國足夠強大的敵人，需要這種現實的威脅。看看美國歷史就知道，戰爭沒有一天停止，獨立戰爭﹑南北內戰﹑墨西哥戰爭﹑菲律賓戰爭﹑一戰﹑二戰﹑韓戰﹑越戰﹑冷戰……。這些不間斷的戰爭，既是在外部為美國人在世界范圍謀利益，也是緩解內部糾紛的內政需要。

　　我這本書一個重要的一個分析主線，主要是從這個角度展開的。就是在冷戰結束以后，美國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敵人。咱們講話，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美國需要敵人，是她特殊社會的內政需要，不是簡單地說，我們之間存在什么不理解，中國想和平崛起，你美國鬧不明白。有雙方之間的理解問題，不簡單是這個理解問題，是它從自己社會內部的內政需求產生的對外部的一種反應。這是我認為我這本書，具有學術貢獻的一個成果。這個成果，來源于我在1989以后去美國、去英國，和我過去去過不同國家的這種切身體會。

　　說到這里，想補充一點。我現在正在準備出一本《投機賭博新經濟》。如果說《史無前例的挑戰》，提出美國需要敵人的社會原因；《投機賭博新經濟》則揭示美國需要敵人的經濟原因。這個也比較直觀，大家也容易理解，就是美國今天的制造業，大概在17%不到20%的這個狀態，許多消費品的制造生產，早就已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了，轉移到日本、轉移到臺灣，現在轉移到中國，比如說彩電、冰箱﹑服裝﹑鞋類﹑自行車﹑打火機等等。與此同時，美國的制造業高科技化了，就是現有的還保留的這些制造業都是高科技化了。高科技化的同義語是什么呢？就是軍工化，就是說美國的制造業，已經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與軍工有聯系，大多是生產設備不讓轉移到國外的﹑甚至產品也不讓往中國出口的這部分，還留在美國。如今，美國貿易部管制的需要申請出口許可證的有兩千多種技術。這些技術，在廣義上構成美國制造業軍工化的經濟基礎。

　　運轉這個經濟基礎，運轉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時間十一次降薪，帶著全世界的中央銀行利率逼近零了。在這個時候，宏觀調控已經無法刺激美國經濟的時候，正好來了一個911，從那以后，一個阿富汗戰爭，一個伊拉克戰爭，一個全球的反恐戰爭，打得美國的財政從盈余重新恢復到赤字，美國經濟全面復蘇，帶動全球經濟復蘇。所以，可以說，美國軍工化的經濟本身，需要愛國主義，需要敵人，需要戰爭。什么是美國的制造業，就是這些大軍工﹑大石油巨頭。當然，有興趣可以深入展開分析。我們研究部梁曉寫過美國軍工振興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我在《投機賭博新經濟》強調美國的經濟繁榮需要軍工繁榮。咱們老說高科技，所謂高科技，根本不是中關村這點“.COM”！真正的高科技，從人類歷史以來到今天，所有的科技、所謂的高科技，都是從軍用轉為民用的。我推薦大家去看亨廷頓的書。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實際上，說直白了，就是發展軍工。一方面，美國移民社會只有靠愛國主義凝聚立國，一方面美國經濟軍工化只有靠軍工繁榮娼盛，兩方面造就了美國需要敵人，需要有一個很現實﹑足夠強大的持續威脅。我們如今連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忙不過來，哪里來的“中國威脅論”﹖除了我們自己＜大國崛起＞這樣幫倒忙的，在美國，你是妖魔化也好，007﹑《一滴血》也好，各種學術分析﹑媒體夸張，總得有一個東西在威脅著他們國家安全，或者威脅著他們所信奉的自由、民主這套制度。我這本書里我引的，都不是我杜撰的，都是布熱金斯基﹑亨廷頓他們的原話，那他們現在確定的兩個敵人，一個伊斯蘭極端的原教主義復興，一個是中國。伊斯蘭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真正能夠替代蘇聯的﹑和冷戰思維能夠順理成章結合起來的，就是我們中國。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你不說是打敗了、打和了也好，總歸是美國沒占著便宜。所以，《史無前例的挑戰》這本書，說挑戰，很多人看到2008年奧運會前后，內憂外患在一個時間點上“共振”的可能，這也是我強調的現實意義。藉助今天這個機會，我想強調的理論意義是，美國需要敵人，是她經濟﹑社會的內政需要。不是簡單的理解問題，溝通問題，再理解，再溝通，你不另外給他找一個更合適的，你還是她的需要的大敵。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溝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較量，斗爭，是想回避也回避不開的。我認為，這是《挑戰》這本書，從我切身生活體會得出的學生貢獻。這是我準備作為引子匯報的《挑戰》這本書的主體思想。

　　另外，我準備就今天這個機會，補充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們過去用政治代替經濟，一切經濟都是政治。今天，不要走到另一個極端，拿經濟代替政治。這里有我一本《摸著石頭過河拆的困惑》，最后一篇是＜世界杯內外有三講＞。雖然是調侃的語氣寫的，只要稍微實事求是一點都能看出，我對中央提出“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的由衷擁護。我認為，經過30年經濟利益驅動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太不講政治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宣傳，好像一說“利益”就是經濟利益，我認為是誤導。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也可以解釋成政治追求的終極目標。哲學上可以這么說，但是，在歷史進程中，經濟不等于政治，不能替代政治。真正的危險在于，我們以為國際慣例就是做生意賺錢，人家﹑尤其是美國，從來都是講政治的！

　　舉個例子說，1989年底，我在美國的時候看電視。有一天布什來國會演說。布什說，今天戈爾巴喬夫給我打電話說，冷戰你們贏了！就這一句話，全場議員全部起立，掌聲經久不息，無數兩鬢滄桑的老議員熱淚磅礴，長時間都不坐下開會。氣氛激動熱烈得令人難忘，到今天講起來，在我腦海里就像昨天發生的場景。所以，以后我甚至不能理解，為什么克林頓能贏了這個老布什。在看他們的這個電視直播的時候，我腦子里馬上想起，現在全世界還剩四個共產黨主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古巴、越南、北朝鮮、中國。而在當時，1989年底，古巴、越南、北朝鮮、都是美國法律禁止，連游客都不許去的國家。只有中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后，和美國實現暸正常外交關系，剩下的那三個國家都沒有外交關系。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憂慮，雖然沒有現在感覺這么明確，當時心中確實掠過一絲寒意：共產黨中國的今后，生存和奮斗的條件更艱難了。

　　今天，小布什眼看著走不下去了。連任了兩屆以后，再想連任，我看沒有希望。小布什的任期是2009年。陳水扁也“跛腳”了，他的任期是2008年。我們今年開十七大，2008年開奧運會。這個時間表，結合剛才說的布什在國會宣布冷戰勝利的一幕，我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危機感。我就認為這些人，在這一﹑兩年，就是今明兩年，要對我們下毒手。我這本《挑戰》是2005年底寫完的，先是寫了一篇長文章。2006年，連戰﹑宋楚瑜都來認祖歸宗了，陳水扁貪污鬧得沸沸揚揚。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因為實際上，陳水扁原來宣布的是2006年修憲，這個修憲鬧得不得不拖延了。2006年底，《挑戰》加印，我補充了幾句話，像陳水扁這樣牛二式的“街頭”政治人物，你越讓他被動，朝不保夕，他越可能狗急跳墻。結果，不幸而言中，是吧？現在這個“四要一沒有”，那就是公開地、猖狂地宣布“臺灣要獨立、臺灣要修憲，臺灣要正名”，搭配一個臺灣要發展。“一沒有”說的是再也不存在任何模糊，就是義無反顧的臺獨了。所以我說，在這個問題上，《挑戰》這本書的邏輯推斷，至少從2005年到現在，到2007年是驗證了的。我不是算命，預測，我是學術研究邏輯分析。因為臺灣大選的時候，我去了臺灣，一些知識分子跟我說，我們這里的民主雖然亂了點，但是基本上走上美國、英國的兩黨制了，能夠沒有社會動蕩實現輪流做莊，可以非常理性地街頭抗議，等等等等。后來我問，你們民進黨和國民黨，在島內的社會政策上究竟有什么區別？我說兩黨制在美國很清楚，共和黨一上臺就減稅，減少政府福利措施，減少公共開支，有利于資本家賺錢；民主黨一上臺就加大福利開支﹑教育開支﹑社會救濟，有利于窮人生活。你們在這類問題上，民進黨﹑國民黨究竟有什么區別？回答不上來，沒有區別。我說，那你們藍綠之間，只有一個區別，就是“統獨”。這“統獨”可不是什么輪流做莊，那是南北戰爭啊！這個社會分裂的鴻溝，根本不可能像美國共和黨、民主黨那樣穩定運作下去的。臺灣社會危機到如此程度，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怎么還自鳴得意，以為進入了什么現代民主社會了？

　　所以這是我想補充第一個觀點是，要研究﹑要面對小布什﹑陳水扁的政治利益。不能認為美國要跟我們做買賣，或者臺灣有五十萬人在大陸做生意，就是中美﹑臺海的全部利益所在。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們過去說“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我們現在抓住了這個基礎，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經濟，對吧？但是，特別在所謂“民主社會”里，政治尤其不等于經濟！選票不等于GDP，也不等于人均收入。咱們都學過上層基礎，政治和經濟的關系，政治相對獨立于經濟，既服務經濟，同時反作用于經濟。否則，美國那么多產品不讓出口賺錢，而且是賺大錢，你怎么解釋﹖為了賺錢，美國哄著﹑勸著﹑逼著臺灣買軍火。推薦看看我《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里面描述的歐洲軍工，“歐洲戰機”讓美國競爭得難以為繼，硬是至今不肯賣中國。意識形態斗爭，宗教信仰斗爭，國際政治斗爭，包括沒有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斗爭，在民主社會，尤其是現實而巨大的政治利益。這也不是我在這里自作動情。《挑戰》書里引用的都是布熱金斯基﹑亨廷頓等美國頂級智囊的原話。你再強調和平發展，你13億人口的統一國家，持續高速增長30年，就是對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脅。說一千倒一萬，只有中國變成歐洲，分裂成為松散聯盟，才是美國全球霸主地位長治久安的根本。就是說，再沒有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完整國家，能夠在民族國家的意義上向美國挑戰，站在美國精英角度來看，這才是他們的大政治，長治久安的大利益。這個利益，比你拿多少億美元買多少架波音，堵住幾個大資本家的嘴，要大得多。因為這個利益太大，這個嘴，布熱金斯基的嘴，亨廷頓的嘴，為美國決策者分析利害的這些嘴，你拿錢也堵不住。當然，波音那些資本家的嘴也不小，我們現在能堵上一張算一張。但是，不應當由此得出糊涂認識，波音那些資本家的嘴就代表美國政府的嘴。只把功夫花在這方面，很多時間效果是兩面的。有的時候，如果不是大多數時候，少數資本家這張嘴越替中國說話，政治家越不敢大張旗鼓親愛中國。因為，總統是由幾千萬張選票決定的。上海50萬臺灣商人越投國民黨的票，臺灣那些因為工廠投資大陸而就業不足的百姓，越可能投民進黨的票。連戰﹑宋楚瑜認祖歸宗是好事，但不會增加臺南那些深綠土著對外省人的信任。所以，美國也好，臺灣也好，想當總統的政治家，一方面不能不討少數資本家的歡心，否則沒有政治捐款鬧競選；另一方面，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情是，不能不計算選票。政治口號不對頭，政策取向不對多數人的胃口，競選花車再花哨，沒有足夠的選票，還是白搭。為此，我推薦一本加拿大人寫的《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出的，基辛格推薦是寫的最好的一本羅斯福傳。好就好在展開一幅美國政治，究竟是怎么玩的歷史畫卷：就希特勒這樣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念處處格格不入的專制狂魔，羅斯福想對著干，把美國拖入二戰，謀求美國的最大利益，必須費盡心機，處心積慮，政客﹑政黨﹑資本家﹑媒體﹑人民群眾，多種要素之間，因勢利導，精心互動，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選票 — 廣大多數。這是我想補充的書里沒有的一條意見。

　　第二條我想補充是，我說小布什要“下毒手”，不是說他準備向中國扔原子彈，與我們發動戰爭。因為我這書出來了以后，也聽到一些議論，說如今美國一個伊拉克戰爭已經鬧不過來了，反恐需要咱們支持，北朝鮮核危機需要中國來協調等等。換句話說，美國的重心，由于有了911，有了本－拉登，伊拉克戰爭陷進去了，已經沒有能力再在我們這個方向開展一場斗爭。從軍事上說，確實如此，像老布什打第一次海灣戰爭，亨廷頓的書里說，擺上美國常規狀態60－70%的兵力。現在伊拉克駐軍14萬，還要不斷增兵，還有阿富汗，還有全世界要駐軍，美國這個時候，確實不容易下決心，直接在軍事這個意義上，在東亞再和13億人口的中國發生全面軍事對抗。我同意這個判斷。但是，我提的問題是什么呢？我們這塊用得著動武嗎？除了一個臺海危機，我書里列了幾條，譬如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蔓延引發的“群體事件”，譬如日益迫近的金融危機，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口能源原材料和出口加工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都不是需要軍事對抗的問題。我提出的“共振時間表”，說的是，很多問題我們一個一個地說，都可以解決，不好辦的是一下子都來了。一個橋梁可能能通過載重卡車，一隊士兵，如果齊步走的話，這橋就塌了。我擔心的是內憂外患齊步走，在2007、2008年這兩年，或者2009、2010年，這段期間，趁著我們開奧運，需要盡可能創造一個和諧、和平﹑發展﹑又能體現中華民族振興形象的奧運。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機會。比如說李登輝就公開在刊物上說，2008年臺灣共和國參加北京奧運會。

　　這些內憂外患，除了臺海，不需要動武，不需要派一兵一卒。其中，最危險的就是金融危機。2002－2002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投機賭博新經濟的挑戰》，其中有一節叫＜等待中國的金融危機＞。這次出書《投機賭博新經濟》，已經改成＜迫近中國的金融危機＞一章了。2006年至今，中國股市﹑房地產狂漲，在我眼里，已經是金融危機的“前戲”了。

　　到目前為止，除了美元霸權，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最后一塊，沒有被金融危機洗劫過的處女地。所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包括英國英鎊，包括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歐洲最發達﹑歐盟的核心國家，都被金融危機洗劫過了。中國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壞賬。這兩個條件，是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早就滿足得讓國際金融大鱷魚垂涎欲滴了。萬事俱備，只差一個人民幣可兌換了。就這一點，索羅斯早就做出定語，在2000年他那本《開放社會》的書里說，如果人民幣是可兌換貨幣，亞洲金融危機根本躲不過去。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在歐洲發達國家，就是金融危機。1989年年底，蘇聯解體，冷戰結束。1990年，歐盟六個核心國家貨幣實現可兌換，資本項目放開了，1992－1993年，索羅斯沖擊歐洲聯系匯率機制，打得雞飛狗跳，整個歐美十幾個發達國家連手，一敗涂地。但是，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也好，當時打完了以后，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危機，英國財政大臣辭職而已。到了日本，1985年“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實現可兌換，1989年股市崩潰，金融危機導致全面經濟危機，高速增長一蹶不振，十幾年時間，一直到現在也緩不過氣來。到了亞洲，泰國1994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逼迫下實現泰銖可兌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兩億人口，蘇哈托三十二年強權，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兩極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積重難返。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直接攙和，金融危機迅速經濟危機，社會動亂，政權顛覆，祖國分裂，亦步亦趨。到后來就是喝涼水都塞牙縫了，海嘯、地震連續不斷。所以我擔心的是，你說是烏鴉嘴也好，說是危機意識也好，我這本書，想強調的就是，我們這個奧運不好開。美國不用派一兵一卒，只要高盛總裁，現在是財政部長，“中國通”跟你整天高級“戰略對話”，就非常危險！更何況，所有敵對勢力，都盯著這場奧運呢。臺獨李登輝想借著奧運搗亂。前一段，我們掃蕩了新疆“東突”一個恐怖活動基地。我看中央臺電視節目，說為什么必須掃蕩它？就是它是為北京奧運會準備的！所以，我這本書強調，各種敵對勢力都在蠢蠢欲動，認為奧運會是個機會。因此，這個時候，內憂外患勢必集中起來，對我們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形成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

　　我就簡單說這么多。希望大家能夠給我提出批評、提出意見。

2007年4月30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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