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對齊澤克來說，歐洲提供的恰恰是這樣一個“穩定的倫理角度”。在《歐羅巴的前世今生》(Was Will Europa) 一文中，齊澤克先是剖析了自斯洛文尼亞至全部歐洲在美國“反恐戰爭”壓力下的尷尬情形。他清楚地指出歐洲有兩個并存的現狀：一個是向美國妥協并被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體系的歐洲，一個是以自己的傳統文化而自豪的歐洲；前一個歐洲不得不支持布什政府，而后一個歐洲竭力反對美國通俗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這兩個“歐洲”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一方面被視為普遍性民主的象征，有別于基于生活的特殊性的傳統道德觀，而在另一方面則像一種怪異的變形，一種擾亂理想宇宙平衡的帝國主義擴展及霸權，一種極端過分的傲慢象征。齊澤克在文中集中討論三個論點：其一，“歐洲”同時指代這兩種意識形態；其二，這兩種對立意識形態的重疊點可以被稱為基督教民主遺產；其三，這遺產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更值得爭取。一個有著共同歷史認同的歐洲是對抗世界新霸權主義的必要條件。

　　——摘自徐鋼《編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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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歐盟的數月前，每當有記者問我斯洛文尼亞將為歐洲作出什么新的貢獻方面，我的答案總是斬釘截鐵的“什么都沒有”。

　　雖然國小，斯洛文尼亞堅信自己是一個文化超強國：我們擁有不少古代文化雕像和一批有待國際肯定的神秘文化產物。或許這批脆弱的文物將無法承受曝光于激烈的國際競爭與關注，如同費里尼《羅馬風情畫》里隨著破曉消逝的古羅馬壁畫……

　　這般自戀心態并非斯洛文尼亞獨有，全東歐普遍有數個版本：因為民主得來不易，所以我們不得把它當成理所當然的，我們仍舊懂得文化的真正價值，不會被粗俗的美國大眾文化污染……

　　我對于這神秘文化產物之說嗤之以鼻，并非因為我痛恨自身的民族性。這其中有一個殘酷的現實：每一個曾經為國家作出相當貢獻的斯洛文尼亞藝術家最終都必須“背叛”自己的種族與文化，將自己孤立于斯洛文尼亞主流文化之外，抑或是索性離開到巴黎或維也納暫住一段時日。這與過去的愛爾蘭無異：不僅喬伊斯認為只有遠離家鄉，他才能完成《尤利西斯》這一本關千都柏林的巨著；愛爾蘭民族復興的偉大詩人葉慈也在倫敦度過很多年。對民族文化傳統威脅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對外來影響充滿警惕的文化衛道士。

　　除此之外，斯洛文尼亞的文化優越感也在西方高高在上的陳腔濫調中找到對應。這種說辭強調前社會主義東歐國家就像其他西方先進國可憐的遲鈍表兄弟，只有表現好才可以被家族接納。回想一下媒體對上屆塞爾維亞大選民族黨勝出的反應，似乎這選舉結果表明了塞爾維亞還沒有到加入歐盟的階段。斯洛文尼亞此時也正在經歷類似的過程：讓人難過的是民族黨能夠通過人民公投的方式，收集足夠的簽名以阻止在盧布爾雅那蓋清真寺；讓人更心寒的是絕大部分的民眾反對建蓋清真寺；環繞此事件所產生的言論更是讓人以身為斯洛文尼亞人而感到羞愧。

　　在這樣的環境下，來自布魯塞爾的威脅反讓人覺得歡迎：必須提倡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否則……

　　然而，這一切不如想象中簡單。第一層復雜性在于，許多最熱情擁護美國“反恐行動”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支待美國的同時也深深地擔心在融入全球性資本主義后，他們的文化屬性甚至是國家的生存面臨著美國化的威脅一一這便造成了擁護布什又反美國的吊詭。在波蘭，最支持美國政治的是身為前共產者的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Kwasniewski) ，而反對波蘭加入反伊拉克聯盟的聲浪卻是來自右派黨團。2003 年1 月末，波蘭主教們更要求政府在波蘭的歐盟入會合約中加入一項特別條款，以保全波蘭憲法中的正統價值觀－—這所指的自然是反墮胎、反安樂死及反同性婚姻等法律條文。在我自己的國家，斯洛文尼亞，同樣有這樣的矛盾現象。右派民族主義者譴責執政的中左派聯盟有政治投機的嫌疑——一方面公開地支持北約和美國的反恐活動，而另一方面是想從內部進行破壞，其真正目的不外是想趁機取得漁翁之利，絕非正義。與此同時，民族主義者又押擊中左派聯盟為加入西方國際資本主義的新秩序而不惜犧牲民族屬性，將斯洛文尼亞人民淹沒于美國流行文化中。他們這樣譴責的根據是，執政聯盟利用流行文化、愚笨的電視娛樂、不加選擇的消費主義等將斯洛文尼亞人改造成一群容易操縱、沒有堅定道德意識及省思能力的個體……簡而言之，執政聯盟真正代表的是一個“自由共產陰謀”：不計后果的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全面投靠被視為前共產主義者藉以秘密保留其政治力量的陰謀。

　　對于此事件，最可悲的誤解是民族主義者一邊無條件支持北約（在美國的命令下），譴責執政聯盟秘密支待反全球化主義者和反美和平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擔憂斯洛文尼亞身份認同經不起全球化的沖擊，指責執政聯盟將斯洛文尼亞擲入全球化的漩渦，漠視斯洛文尼亞身份問題在國際地位的重要性。諷刺的是，這保守派民族主義者所悲嘆的新興起的社會意識形態結構，聽起來就像老的新左派理念中的“壓抑式的容忍”和資本主義式自由作為不自由的表征。

　　東歐這種曖昧的態度和西方國家對前社會主義國家所發出的訊息相吻合。聯想一下2003 年夏天美國對塞爾維亞加以的雙面壓力：美國代表要求塞爾維亞政府將戰俘送往海牙法院（以滿足全球化帝國所必需的司法機構跨國化的邏輯），同時要塞爾維亞與美國簽下雙邊合約承諾不會將美國籍戰俘或其他美國戰犯（以維護國族的邏輯）送往任何國際機關（還是海牙法院！） 難怪塞爾維亞人的反應是既困惑又憤怒。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經濟的層面上：在強加壓力使波蘭開放農業以供市場競爭的同時，西歐大量輸入歐共體補貼的衣作物進入波蘭市場。

　　前社會主義國家要如何在亂風中使舵？倘若真要在前南斯拉夫中選出一個道德英雄，那非伊卡·薩瑞奇（lka Saric) 莫屬。作為一個位卑言微的克羅地亞法官，薩瑞奇在沒有民眾支待及生命受威脅時，判處在1992 年犯下侵犯塞爾維亞平民罪行的將軍密勒庫·諾拉奇(Mirko Norac) 和他的同僚十二年監禁。就連畏懼右派民族主義組織的左派政府也不愿支持薩瑞奇審判諾拉奇。然而，就在右派民族主義者制造的旨在推翻政府社會動亂的高峰，審判結果公布出來，而什么都沒發生：示威活動的規模比想象中的小，克羅地亞也因此“重新發現”其國家之法律威權。沒有將諾拉奇交送海牙法庭的決定具備著重大的意義——此舉表明克羅地亞并不需要國際上的訓導。這一事件成功地將不可能化為可能：在判刑前，右派民族主義者及其根深葉厚的各種組織被視為觸犯不得的強大政治勢力，而嚴厲的判刑被自由主義左派視為“在此時是可望不可及，因為動亂會因此不斷”。然而，在判決宣布后，什么都沒有發生，“不可能”變成常規。如果“歐洲”這個能指仍有任何可救贖的表象意義，這個事件象征了最悲壯的一種“歐洲性”。

　　斯洛文尼亞政府在美國對伊拉克宣戰后的反應充分地表現了其懦弱行為。斯洛文尼亞政治各方急迫地在來自美國的壓力與絕大多數民眾反戰的聲浪間尋覓折衷之處。首先，斯洛文尼亞簽下了拉姆斯菲爾德等為代表的“新歐洲”的維爾紐斯誓約，“自愿與美聯盟”攻打伊拉克。然而，在斯洛文尼亞外交部長簽下誓約后，繼而產生的是一連串滑稽的否決：外交部長說，簽約前他咨詢過總統及國家高官，然而他們卻聲明對此事一概不知；接著，眾人又公開強調此誓約未直接對美國的單邊宣戰表示支持，而是強調聯合國的集體干涉作用。具體來說，斯洛文尼亞支持的是對伊拉克解除武裝，而不是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可是數日后，美國發了對斯洛文尼亞不利的公文：斯洛文尼亞不但被公開為“自愿與美聯盟”的國家之一，同時還被美國選為領取經濟資助的聯盟國。這一切即刻演變成一喜劇：斯洛文尼亞先是鄭重聲明不參與美伊戰爭并要求美國將其抽除聯盟名單。數日后，斯洛文尼亞又接獲一份尷尬的公文：美國公開感謝斯洛文尼亞對美國的支持與幫助。斯洛文尼亞對此公文提出抗議，以揶揄的回應“對不起，我們真的是承受不起！”來否認其授信人的身份，仿佛美國對我們致謝的動作糟糕到了極點……國家政府往往對不實的批評提出抗議；斯洛文尼亞此次卻抗議感謝之舉。簡而言之，即使斯洛文尼亞極力地否認其授信人的身份我們卻清楚地知道，在這起事件中，公文的確沒有送錯地方。

　　東歐國家不明確的方向與地位反映的正是西歐政治與社會環境的不一致。弗洛伊德在晚年時，因對女性性別感到困惑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女人要什么？今日當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加入歐盟時，類似的困惑也產生了：他們該加入哪個歐洲？

　　近日的反恐活動有力地警示了我們兩個“歐洲”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它一方面被視為普遍性民主的象征，有別千基于生活的特殊性的傳統道德觀；另一方面則像一種怪異的變形，一種擾亂理想宇宙平衡的帝國主義擴展及霸權，一種極端過分的傲慢象征。我想提議以下三個論點：其一，“歐洲”同時指代這兩種意識形態；其二，我希望將這兩種對立意識形態的重疊點稱為基督教民主遺產；其三，這遺產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更值得爭取。

　　基督教究竟如何提供人權與自由民主的基礎？在宗教歷史中簡單地說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方面有多神的宇宙，代表著一種宇宙規則的神圣等級秩序。這一秩序在被投影到人間社會中時，會產生一種印象：在這個一致的結構底下，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位置。在此結構下，”至善“指的是等級式道德原則的宇宙平衡，而“至惡”代表的則是這個結構的錯位或混亂，這往往會因為過分強調某種原則而損壞其他原則（比如陽性原則損壞陰性原則，理性損壞感性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必要的正義將介入，排除脫離正常位置的原則來重新建立宇宙平衡。以社會體系而言，只要個人在言行方面遵守社會結構對他的規范，他便是“善“的（如同他尊重大自然因為它提供糧食與保護；他尊重上司因為上司關愛他如同父親關愛兒子）；而罪惡則發生在個人或群體不再滿足千社會體系內自己的地位的時候（孩子不遵從父母，人不再聽命于主人，英明的君主變成善變的暴君……）。多神教智慧的核心存在于這個階層化道德原則的宇宙平衡先見中，更精確地說，在宇宙災難（脫軌）的亙古循環與正義救贖的秩序之間。或許對這種宇宙規律發揮最充分的就是古印度教的宇宙觀。這宇宙觀先是通過特權階級體系投影到社會秩序中，再經由人體器官（頭、手、腹部……）的和諧的秩序轉移到個人身上；今日，這種觀念與心態被錯誤地復興為“新世紀自然主義“對待與理解大自然和社會的多種方式。

　　以多神教宇宙論的標準作衡量，基督教引薦了一個看似被嚴重扭曲的原則：每個人都可以直接接觸到普遍性（無論是圣靈的普遍性，或現今社會里人權與各種自由的普適價值）；不論“我”在全球社會結構里的角色與地位是什么，“我”都可以直接參與到普遍性中去。《路加福音》里耶穌令人震驚的話就印證了這點：“任何對自己的父親和母親、妻子和孩子、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沒有怨恨的人，不得成為我的弟子”(14. 26) 。當然這里指的并不是殘酷的仇恨：家庭關系代表的是整個社會／意表的網絡及決定我們在整體物質秩序中地位的族群“實體”。因此耶穌提及的仇恨并不是愛的假性辯證對立，而是圣保羅在《哥林斯人》里所指的一種無法被超越的神對世人的愛，這份愛介于信仰和希望之間：愛引導我們將自己從我們的社群組織中“分離“，以回歸我們最初來到這世界時的狀態，或如圣保羅針對基督教徒說的，一個沒有男人或女人、猶太人或希臘人區分的狀態……難怪對于那些絕對認同猶太“國家實體”的猶太人，以及希臘哲學家和羅馬帝國擁護者來說，耶穌基督的形象是極為荒謬或不體面的。

　　另一層面上，在熱情的性愛觀里不也存在著一種“分離”式的愛？這種愛不就是社會等級制度的最好的摧毀者嗎？在陽臺那一幕，當羅密歐與朱麗葉鄭重地聲明對家人的怨恨并放棄家族姓氏時，他們便將自己從各自的家族物質中“拔除“掉了。他們不就是以“怨恨父母”作為愛的直接表現的最佳例子嗎？除此之外，我們不也遇見過類似的民主＂拔除”：不論我們身處于怎么樣雜亂的社會關系里，我們都是民主集合體的一分子？

　　那么民主的本質到底是什么？民主原先是在古希臘時期，當德摩分子(demos)（一群在社會階級制內沒有堅固地位的人）要求掌權者聽取他們的意見時所產生的一種現象。他們不但抗議所受的委屈，要求能夠在大眾場合發表言論，并堅持享有與寡頭政府和貴族們同等的政治權利；被排擠于社會之外、沒有社會地位的德摩人更要求代表社會的整體性、真正的普遍性：＂我們這些｀無價值的東西＇，不被納人階級里的一群是人民的代表，我們抗議的是所有只考慮到個別利益與特權的人。”這場政治突出了“每個個體都有各自的地位”的社會體系與藉由空洞的普遍性原則擾亂此秩序的“無地位的個體”之間的張力。這樣的張力體現在從巴里巴(Etienne Balibar) 所提出的平等自由主義一~一個人人有權發表言論的法則化平等制度，到現今的中國社會里被錯置及飄浮，欠缺穩定的工作、住所、文化以至于性意識的“流動人口”。

　　政治往往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出現短路現象：單一的普遍性的矛盾在于它讓一個特殊體代表普遍性，這因此干擾并動搖社會體系里的“自然”運作的法則。當一群在社會中沒有明確定位的人自我認定為社會整體的代表或拒絕被置于從屬地位時，一種基本的政治化舉動因此滋生。這可見千所有偉大的民主事件，從法國革命（當第三等級人民宣稱自己等同于國家，并反對貴族與圣職者）到東歐社會主義的瓦解（當異議分子宣稱代表整個社會抗議共產黨政府）。由此可見，政治與民主是一致的：反民主政治的主旨永遠是一種政治解構、一種要求“一切必須回歸正常人每個人遵守自己的本分、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雖然“反恐戰爭”以維護這種理念的姿態出現，它卻免不了要面對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 一個世紀以前在《正教》中所預見的危機。切斯特頓在此書里指出了對于宗教批評的根本僵局：”為了自由和人道主義與教會斗爭的人，同樣會為了和教會斗爭到底而放棄自由和人道主義。……世俗主義者并未擊毀神圣事物，但摧毀了世俗事物。”

　　宗教的提倡者不也一樣嗎？多少狂熱的宗教維護者開始時都猛烈地攻擊當代世俗文化，而最終都拋棄一切有意義的宗教經驗。相同的，許多民主戰士積極地和反民主的正統分子斗爭，最終卻愿意為了制止恐怖活動而放棄自由與民主。因為過于積極想證明非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是對自由民主最大的威脅，他們愿意接受在所謂的基督教社會里，隨時對民主自由作適當的限制。如果說“恐怖分子“可以為了對另一個世界的渴望而隨時摧毀這個世界，我們的反恐戰士也會因為痛恨伊斯蘭教徒而不惜摧毀我們的民主世界。有些人因過度熱愛人性尊嚴，所以愿意合法化對他人進行折磨，這種維護人性尊嚴的舉動只會嚴重敗壞它。

　　近期，一連串的舉措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從美國對海牙國際戰犯法院的否定到美國國內政治方針如TIPS 行動（恐怖分子資料與預防系統）和合法化嚴刑拷問戰俘的辯論。亞倫·德爾斯科衛(Alan Derschowitz) 在《恐怖行動為何會成功》里不但批評國際社會對制止恐怖行動表現得不夠積極，同時鼓勵我們“思考難以想象的“，如合法化對戰俘的嚴刑拷問一例，德爾斯科衛建議在特殊情況下，法庭有權發給＂拷問許可＂。他的建議表面上很荒謬，可是實際上很難被推翻。首先，他自己先承認拷問是“難以想象”的。可是拷問在世界各地不是無時無刻都在發生嗎？其次，如果我們依循著德爾斯克衛的功利主義邏輯，我們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合法化恐怖行動？如果我們可以嚴刑拷問一個恐怖分子以避免許多無辜的人犧牲，我們為何不能徹底寬恕恐怖行動，寬恕不義的對別國武力占領的戰爭以避免更大規模的暴力呢？這里呈現的是一個黑格爾”為己”和“在已”相對論的實例：＂為己＂－德爾斯克衛明顯的目的自然是猛烈地押擊恐怖活動。然而，”在已或為我們“，他卻已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誘惑，因為他反對恐怖主義的辯論已經是對恐怖主義基本前提的一種肯定。

　　不幸的是，美國并不是唯一有這種態度傾向的國家。最近，歐盟的一個不詳的決定在不知不覺中被通過了。這個決定計劃成立一個純歐洲的邊界警察部隊以清楚劃分聯盟地域及防止移民的大量涌入。這是全球化的真實面目：興建圍墻來保護歐洲的財富，以免外來移民從中得利。這讓人不禁要挖出馬克思主義里“人道主義”相對論的“物與物關系”及“人與人關系”：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所開發的廣受歡迎的自由循環貿易里，自由循環的是“物”“商品“，然而“人＂的循環卻逐漸受限。這種屬千先進國家的新種族主義在某方面遠比過去的種族主義來得殘酷：它不言明的合法化不僅不屬于自然主義（西方先進國的“自然“優越感），也不再屬于文化主義（我們西方社會也要保存我們的文化身份），而是屬于一種最厚顏無恥的經濟上的自負。根本上的鴻溝在于那些處于（相對）經濟繁盛領域和那些被排擠在外的，在這一切防范措施背后的基本原因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繁榮不可能真正在全球推廣的警覺心理。在半個世紀前喬治·肯南便以一種殘酷的“誠實“把這種警覺性解釋為一種公正的暴力：

　　我們美國有百分之五十的財富，但只有六點三百分比的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未來真正的工作……是要維持這種地位上的不平差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免去所有感性……我們必須停止考慮人權問題，提升生活頻質及民主理想等問題。

　　關于這種警覺性，可悲的是資產階級和殘存的工人階級之間有著不言明的契約。實際上，工人階級比起大企業更要重視自身相對權益與福利的保護。這便是普遍性人權主義言論背后的社會與政治現實：圍墻將那些受人權主義保護的人與那些不被保護的隔離。那么我們，西方社會又有何權力譴責被置千人權主義保護之外的反隔離活動，包括恐怖行動？當我們處在歐洲的立場上批評美國政治與文明的弊病與危險時，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批評的很有可能是歐洲計劃的一個部分。這不是傲慢的自我膨脹的時刻：美國便是歐洲自身在鏡子中扭曲的形象。在20世紀30年代，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 寫道，那些不愿批評自由主義的人沒有權力批判法西斯主義。在同樣的邏輯下，我們應該對批判美國新帝國主義的人說：那些不愿意以批評性的眼光審視歐洲的人同樣沒有權力批評美國。

　　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后，我們應該怎么做呢？如果要救贖與還原歐洲的文化與歷史遺產，我們首先就必須嚴厲地自我批判：只要回想在20 世紀90 年代初，當南斯拉夫面臨危機時，歐洲道德政治完全淪陷的時期就夠了。美國國防部長朗姆斯費德富有諷刺意味的雙關語“舊的歐洲“似乎有一定的真實性。德法聯盟一方面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可是又在它們的高峰會議中建議建立以德法霸權為主體的歐洲大家庭。難怪反美主義在歐洲“大“國中極為強烈，特別是法國和德國：那是他們抗拒全球化的舉動的一部分。我們常聽到最近全球化的風潮威脅到國家統治權的抱怨；然而，我們應該思考這個問題：這個威脅到底對哪一個國家造成最大的威脅？并非小國，而是（前）世界強國如英國、德國和法國：它們害怕的是，一旦它們徹底沉浸于新崛起的全球化帝國，它們的地位將被降低至與奧地利、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國同等。法國許多左派和右派國家主義者對“美國化”的排斥，不外是不愿接受法國正漸漸失去在歐洲的權威地位。所以大小國的地位應該以各國在全球化下受益的多寡來做衡量：在對新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傲慢嘲弄中，不難辨識歐洲“大國“自戀心理受傷的軌跡。

　　同時左派分子對舊的社會民主福利政策的眷戀不見得比較好。這種眷戀也是假的，因為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明顯的艱難的問題：我們到底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如果今天的“后政治”是不講原則的實用主義，那么左派對它的主要的反應可以恰當地被歸納為“原則化的機會主義氣簡單地死守舊的程式（如福利政策），并稱之為基本原則，而省卻任何對局勢變化的詳細分析，以便保存個人精神地位。

　　假如左派選擇以“原則化”態度忠于舊制度，那只會將自己邊緣化。真正的挑戰要難得多了：重新徹底地思考左派的目標與方向，以找到新的選擇，既不是簡單地”適應新形勢＇，也不是死守舊的法則。我們不該忘記的是，在二十多年前當國家社會主義開始分解的同時，西方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也因承受了嚴重的打擊而失去撩動人心的政治影響力。這兩種失敗意識形態的共同點在于相信人性作為一種集體主體，具備限制并操縱客觀和無名社會歷史發展的能力。今天，這樣的觀念常被消遣為“意識形態的”或“集權主義的“，社會的進程又再一次被視為操縱于一種超越社會主控的無名命運。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崛起似乎是一種無法抵擋的命運，倘若不改變自己以配合世界趨勢便會趕不上歷史的步伐而最終被摧毀。我們唯一能做的是盡量讓全球化資本主義越人性越好，以便與全球化資本主義斗爭（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條路”)。

　　有一個傳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笑話，說一個德國工人在西伯利亞找到一個工作。因為他知道所有信件都會被審查，所以便對朋友說：“我們建立一個暗號吧！如果我的信是用普通藍筆寫的便是真的；如果是用紅筆寫的便是假的。”一個月后，他的朋友收到第二封藍筆寫的信：“這里一切都很好。商店有很多食物，百貨公司又大又有暖氣，電影院放映的是西方電影，很多漂亮女生隨時愿意和你私會，唯一缺少的是紅墨水……“這不就是意識形態操作的藍圖嗎？這不僅是集權狀態下的審檢制度，而且是更為發達的自由狀態下的審檢制度。我們“感到自由”是因為我們沒有抒發我們不自由的語言。缺少紅墨水象征的是，今天社會普遍使用的名詞，如“反恐戰爭”、“人權”等都是虛假的語匯。它們迷惑我們的洞悉力，限制我們的思考：我們各種“自由＂的用途是用來掩飾及保存社會中深深隱藏的不自由。

　　這又和在“民主或宗教原教旨主義”作兩元選擇有何差別？在這樣的選擇中，選擇“原教旨主義”不是似乎完全不可能嗎？問題的核心在于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選擇并非“原教旨主義“，而是隱藏千“民主“底下的特殊內容：似乎唯一能夠替代“原教旨主義”的是和現今全球化資本主義并行運作的自由民主主義。媒體發出的訊息是：簡單的游戲已過去，我們都必須慎重地決定支持或反對恐怖活動。然而，既然大家都不公開表明支待，這樣的懷疑態度自然被否定為對恐怖活動的默許……這正是我們必須抗拒的誘惑：特別是在這樣選擇分明的時期，疑惑是極具影響力的。提供于我們的選擇，并不是真正的選擇。特別是此時，我們更應該集中力量，退一步認真思考現今局勢的背景與原由。

　　美國自由派對歐洲左派組織標準的批評是歐洲對9 • 11 事件的受害者沒有表現足夠的同情。同時，美國也指責歐洲對美國政治的批評是來自對美國的羨嫉與被降低至次要地位的不平等心境；歐洲無法接受自己的局限與（相對）衰微；然而，相反的指責不是顯得更有道理嗎？美國對千世界不支持他們的作為所抱持的困惑態度，不一直是美國（至少）自越戰以來最基本的委屈反應？“我們不過想幫助別人，為別人帶來和平與繁榮，看！我們得到怎樣的回報……“約翰·福特的《搜索者》和馬丁·斯科西斯的《計程車司機》等電影里的洞察力，在今天仍然適用。

　　這些抱怨更進一步被“歐洲不認同美國夢”的不言明的基本指責所延續。這樣的指責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成立的。簡單點說，難道我們想要活在一個只有美國文明和崛起中的中國“集權式的capitalism”兩種選擇的社會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唯一的替代可能只有歐洲。第三世界國家無法推動足夠的力量來抵制美國夢的意識形態；依現在的趨勢也只有歐洲可以。現今真正的對立不是處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而是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全球化美國帝國和其殖民國）一齊對立第二世界（歐洲）。引述弗洛伊德，阿多諾指出，我們在今日的”被管理的世界”與其“壓抑式去神圣”的環境下的體驗，已不同于傳統的本我和趨力的壓抑邏輯理論；相反的，而是一種病態的超我（社會主權）與本我（不法的侵略式趨力）在犧牲自我的情況下結下的契約。現今社會在結構上不也一樣，存在著屏除現代化社會意義，后現代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傳統社會之間的莫名契約嗎？對美國多元文化全球化帝國而言，要納入傳統社會的本土傳統并非難事。美國唯一無法有效同化的是歐洲的現代性。

　　歐洲面對的兩難局面并不抽象：這個辯證法的矛盾是我們可能在保衛歐洲的同時失去“歐洲”。以“反恐戰爭”的名義，一種“正面的“全球化政治關系正在悄悄地被強加在我們歐洲人身上。如果要保存歐洲的民主遺產，我們必須將9 • 11 事件視為大限前的最后警告：歐洲必須加快腳步以肯定自己的獨立意識形態、政治與經濟力抵。左派力量應該毫不遮掩地樹立起團結歐洲的旗幟以對抗美國式的全球化。

　　這便是歐盟在沾沾自喜擴充的時候，我們所要面對的唯一真正的問題：我們該加入哪一個歐洲？在這個問題面前，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既“新”又“舊”的歐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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