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巴勒斯坦的鏡子看中東：再次堅持無產階級解決方案

　　《新民主報》（土耳其）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中東未治愈的兩個傷口之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再次開始流血。以色列正把加沙從地圖上抹去，無辜之人，特別是兒童和婦女，正被屠殺。文字不足以描述加沙的人間慘劇。史家必定會記錄加沙發生的事情，但是作家必須首先描述這支配著全世界的十惡不赦的殘暴和黑暗。這樣，所發生事件的真實情況就可以被講述出來，并記錄在人類的集體記憶中，使其永遠不再發生。只有巴勒斯坦問題得到正確的政治解決，才有可能在集體記憶中記錄教訓。史學和文學應為制定和發展這一正確的解決方案做出貢獻。

　　10月7日清晨，哈馬斯的“阿克薩洪水”攻勢震撼了以色列，震撼戰術的預期效果實現了，已經被“遺忘”一段時間的巴勒斯坦問題再次成為了全世界的首要政治問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為成為政治議程上的頭等大事而付出生命。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是合法的，正是巴勒斯坦受到了攻擊，正是巴勒斯坦人正在非正義的侵略下生活。10月7日清晨前就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哈馬斯10月7日的攻擊是對以色列系統性大規模攻擊（包括建立新定居點）的一次小型軍事反擊。它的主要影響是由于哈馬斯的震撼戰術讓以色列措手不及。不考慮以色列的系統性攻擊，就不可能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找到正確的立場。不難看出，在與不安全相關的立場中，這些攻擊在某種程度上被忽視了。

　　10月7日的攻擊不僅把巴勒斯坦帶到了世界政治議程的頭等大事中，而且也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之一就是“為什么是現在？”緊接著的問題是，誰或什么東西從攻擊中獲益，誰又從這種情況中受益。不應忘記，沿著這一軸心處理問題有可能偏離問題的核心，陷入陰謀論。與這兩個問題相協調，必須討論支持巴勒斯坦的內容，并將正確的政治解決方案提上議事日程。我們就是從這個角度切入問題的。

　　值得關注的時機

　　哈馬斯是被迫發動這次襲擊的。為了在巴勒斯坦的未來占有一席之地，哈馬斯不得不發動這次襲擊。“亞伯拉罕協議”使以色列與該地區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正常化，并朝著兩國解決方案邁出了步伐。“亞伯拉罕協議”打破了以色列在該地區的孤立狀態，巴勒斯坦對抗以色列的最大工具——合法性——開始失去作用。作為“兩國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即將建立的巴勒斯坦國將位于約旦河西岸。換言之，該計劃是在哈馬斯影響力有限、法塔赫活躍的地區建立巴勒斯坦國。

　　2005年選舉之后，哈馬斯于2007年在加沙地帶發動政變，將包括法塔赫在內的革命的民主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逐出加沙地帶。與之對應，法塔赫將哈馬斯逐出了約旦河西岸。雙方后來同意向對方的活動開放各自的領土，但這種開放是有限的。巴勒斯坦實際上被一分為二，加沙由哈馬斯控制，約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在現階段，哈馬斯不得不接受2007年政變的負面影響，并為其行為付出代價，因為它分裂了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削弱了其相對于以色列的狹隘利益。在當前情況下，哈馬斯被限制在加沙地帶，面臨著被排除在巴勒斯坦未來之外的問題。哈馬斯已采取步驟破壞這種平衡，并在其中為自己創造一席之地。10月7日的襲擊就是為這一目的服務。哈馬斯需要采取果斷措施，將自己排除在巴勒斯坦的未來之外，并扭轉或至少中斷以色列在該地區的孤立進程。10月7日的襲擊是決定性的一步，震驚了全世界，包括以色列。平衡被嚴重打破。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說10月7日的進攻達到了目的。襲擊發生后，哈馬斯立即提出停火和交換人質的建議，使這一成功具體化。以色列和美國以這將加強哈馬斯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因為他們看到10月7日的襲擊打斷了該地區因“亞伯拉罕協議”而形成的對以色列有利的積極勢頭。它已經形成了接受哈馬斯為對話者的態度。

　　以色列對加沙的不對稱攻擊迫使該地區各國與以色列保持距離。不言而喻，迫使該地區各國保持這種距離的主要力量是該地區和世界各國人民與巴勒斯坦人民的團結程度，以及作為帝國主義半殖民地的這些國家期望一有機會就改善與以色列的關系這一事實。

　　現在回答哈馬斯能否在“兩國解決方案”和巴勒斯坦的“未來”中占有一席之地還為時過早。哈馬斯在加沙的抵抗已經深深鐫刻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記憶中，但它作為一支政治力量能否在巴勒斯坦的“未來”中繼續存在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個問題還有待回答。

　　注重事實，而非陰謀論

　　階級斗爭中采取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對發動斗爭的力量之外的其他力量的立場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因此，有人會對10月7日攻勢所創造的條件感到滿意，也有人會感到不滿意。這并不意味著利用新形勢的力量在創造新形勢方面發揮了直接作用。這種說法需要具體的數據。目前還沒有具體證據表明伊朗或俄羅斯在這方面指使了哈馬斯。因此，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有必要關注事實，而不是“幕后”勢力。此外，正如我們在時機問題上所表明的，哈馬斯從10月7日的襲擊中獲益最大。因此，陰謀論應該被忽略。哈馬斯的政治目標清晰明確。沒有秘密可言。這里只有一個未解決的民族問題，以及民族力量之一在這一民族問題向新階段過渡的前夕為自己開辟一片天地的企圖。

　　以色列對襲擊視而不見的理論是不現實的。摩薩德也不可能沒有關于襲擊的情報信息。顯然，以色列的技術裝備和專業知識不可能允許這樣的“打盹”。事實上，據媒體報道，就連埃及也提前三天向以色列發出了警告。

　　“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理論首先應予以摒棄，因為它假定以色列和美國無所不能，給人的印象是當權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做出最客觀、最正確的決定。以色列領導人似乎沒有正確評估“危險”的程度。如果他們評估正確，就不會讓以色列在該地區“不可戰勝、堅不可摧”的形象遭受如此毀滅性的打擊。他們本可以采取措施限制哈馬斯的襲擊，從而削弱其政治影響力。然而，在這種力量不對稱的情況下，強勢一方比弱勢一方更容易彌補自己的弱點，使局勢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包括陰謀論在內的許多理論都是不符合現實的。最重要的是，這些理論被用來貶低被壓迫者和無權無勢者的合法努力。我們絕不能掉進這個陷阱。

　　伊朗是繼哈馬斯之后從10月7日襲擊中獲益最大的勢力。“亞伯拉罕協議”簽訂后打破以色列在該地區孤立的進程被中斷。這種情況符合伊朗的戰略利益。眾所周知，哈馬斯與伊朗發展密切關系已有一段時間。在美帝國主義的要求下，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等大國與巴勒斯坦保持距離，這對哈馬斯與伊朗關系的深化產生了影響。卡塔爾與哈馬斯的關系仍然非常密切。伊朗與哈馬斯之間的關系應在利益一致的軸心上進行分析。哈馬斯在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上發展這種關系是合法的。因此，如果批評哈馬斯是通過與伊朗的關系而成為被利用的工具，那就會掩蓋問題的核心。哈馬斯的性質及其關系的內容是另一回事。我們要在此指出，哈馬斯與任何其他民族運動一樣，有權建立外交關系并利用對立陣營的矛盾。

　　那種認為俄羅斯鼓勵或指示哈馬斯發動10月7日襲擊，因為當中東再次陷入巴勒斯坦問題時，這將給俄羅斯在烏克蘭提供喘息空間的主張也是不切實際的。自10月7日以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攻勢并未明顯加強。然而，希望進攻并意識到這一點的俄羅斯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事態發展并沒有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俄羅斯也不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巴勒斯坦問題的惡化將加強美國在該地區日益下降的利益，并為其在該地區的新行動提供理由。事實上，阿勒頗機場是以色列最先攻擊的地點之一。俄羅斯冒著失去敘利亞的風險來換取“棋盤”上的烏克蘭，這與俄羅斯所追求的軍事擴張（非洲等）和帝國主義觀點不符。事實上，美國將注意力從亞太地區轉移到中東將有利于中國。

　　10月7日，美國和以色列走到了一起。他們試圖通過“亞伯拉罕協議”在中東建立的新平衡被動搖了。巴勒斯坦問題以一種它從未想過的方式被提上了世界議程。與以色列一樣，巴勒斯坦也受到了10月7日襲擊的直接影響，并蒙受了損失。因此，美國不可能對哈馬斯視而不見。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是第一個與以色列一起采取行動改變局勢的國家。

　　除美國外，歐盟和日本也參與了這一進程。總之，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集團正面臨著中東有利于自己的進程先被打斷，然后徹底失敗的風險。他們正準備維護他們的霸權，以武力扭轉不利于他們的局面。

　　通過10月7日的襲擊，哈馬斯破壞了“亞伯拉罕協議”所營造的有利于以色列的氛圍，提醒以色列在“兩國解決方案”中必須考慮哈馬斯。在此背景下，10月7日的襲擊使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朗、俄羅斯和中國的整體利益復雜化。美國及其盟友在以色列身上受了傷。

　　土耳其的立場需要單獨評估。我們只想說，土耳其的“調解”努力已經失敗。此外，土耳其在國際舞臺上也沒有受到重視。在國內，迫于政治伊斯蘭崛起的壓力，土耳其不得不采取反以色列的立場。然而，這一立場并不涉及巴勒斯坦問題。它的主要目標是經濟發展。否則，就不會允許正在中東備戰的北約進行擴張，與以色列的貿易也不可能在不失去動力的情況下繼續下去。對于土耳其國內民眾“強硬”的親巴勒斯坦言論，以色列的反應是重新審視兩國關系，降低兩國關系的級別。我們已經可以說，這種情況今后將給土耳其帶來更大的壓力。

　　支持巴勒斯坦并不等于支持哈馬斯

　　巴勒斯坦民族問題是帝國主義時代固有的民族問題。因此，共產黨人有責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正如承認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不是無產階級支持這一運動的先決條件，而是其利益標準一樣，必須區分巴勒斯坦民族組織（無論是否革命），在確定支持巴勒斯坦民族運動的內容和范圍時必須考慮到這一區別。

　　加沙大屠殺使支持民族運動的問題凸顯出來。哈馬斯是一個原教旨主義的民族運動。忽視哈馬斯的民族主義特征，只關注其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特征，就等于忽視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壓迫。這將使巴勒斯坦問題淪為加沙的伊斯蘭教法主義的哈馬斯與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內塔尼亞胡政府之間的沖突，并使我們偏離問題的核心。具體來說，這種疏遠意味著有利于以色列的冷漠/中立。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么做？我們是否應該不加區分地采納巴勒斯坦民族運動的每一項要求，我們是否應該支持每一個組織？如果我們支持，我們與資產階級的贊許行動之間的界限是什么？我們在哪里劃分這條線？

　　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我們應該站在哪一邊，我們是誰。在這方面，共產黨人的原則是從自己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只有在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時候，在這種運動的代表人物不阻礙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眾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才應當支持并且一定支持這種運動。”（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

　　當我們用這兩個標準分析哈馬斯時，共產主義者對哈馬斯的態度就變得更加清晰。民族問題上革命主義的唯一標準是自由分離的權利（FSA）是否得到了捍衛。哈馬斯捍衛自由分離的權利（民族自決權）。在這種情況下，哈馬斯就是一個民族革命組織。這就是問題變得復雜的地方。哈馬斯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伊斯蘭教法國家。換句話說，它想讓巴勒斯坦回到黑暗的中世紀。“一個民族甚至有恢復舊制度的權利，但這還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將贊同該民族某個機關的這種決定。”（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哈馬斯雖然在民族問題上持革命立場，但它是巴勒斯坦封建反動勢力的政治組織。它希望在宗教的基礎上建立和實現巴勒斯坦的民族特性。這是哈馬斯和原教旨主義巴勒斯坦民族運動的立場。這意味著巴勒斯坦民族是在極其落后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在民族建立過程中，巴勒斯坦人民沒有團結在一條線上。換言之，巴勒斯坦人民實現民族團結的思想、政治和文化路線問題尚未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內部存在著兩大潮流。哈馬斯、伊斯蘭圣戰組織等希望在伊斯蘭教法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團結，而法塔赫、人陣（PFLP）和其他組織則希望在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原則的基礎上實現巴勒斯坦的民族團結和獨立。很明顯，這兩條路線中哪一條能得到共產黨人的支持，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中哪一條路線能帶來有利于巴勒斯坦無產階級的結果。事實上，列寧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撰寫的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草案已經討論并解決了這一情況。我們將只引用與我們的主題直接相關的部分：“　第二、必須同落后國家內具有影響的僧侶及其他反動的和中世紀式的分子作斗爭；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蘭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派別作斗爭。”（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

　　從論文中可以看出，這場斗爭包括意識形態斗爭和政治斗爭。因此，對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的反應絕不能變成對哈馬斯意識形態政治路線的同情。共產黨人必須清楚這一點。至于列寧提到的第二個支持標準：哈馬斯在2007年發動政變，無視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在加沙建立政治壟斷，阻止代表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的革命民主路線的政黨和組織用革命民主思想教育和組織巴勒斯坦人民，并繼續這樣做。就哈馬斯而言，第二條標準否定了第一條標準。這意味著哈馬斯在客觀上是革命的，因為無論其政治性質如何，它都支持各民族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的自決權，并通過其斗爭損害帝國主義在該地區的利益。從主觀上講，它是反革命的，因為它有系統地阻止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用革命思想教育和組織巴勒斯坦人民，而且作為巴勒斯坦封建階級的政治代表，它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伊斯蘭教法國家，使巴勒斯坦人民陷入中世紀的黑暗。哈馬斯的政治綱領與巴勒斯坦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目標公開對立，不可調和。因此，共產黨人支持哈馬斯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支持巴勒斯坦問題必須與支持哈馬斯區分開來。支持的對象是巴勒斯坦人民反對民族壓迫、爭取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的斗爭，以及通過這一斗爭推翻帝國主義的斗爭。只有哈馬斯在這場斗爭中取得成功，它才能為巴勒斯坦事業發揮積極作用。這就需要區分巴勒斯坦問題和哈馬斯所代表的解決這一問題的意識形態政治路線。就巴勒斯坦問題而言，哈馬斯的合法性以巴勒斯坦人的權利為限。無論是哈馬斯自2007年以來在加沙的行動，還是其在10月7日襲擊中劫持人質和屠殺平民的政策，都是不對的，都不應得到支持。以伊斯蘭教法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并將所有猶太人逐出中東的政策是其基礎，這一政策不僅不應得到支持，而且必須成為積極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斗爭的目標。哈馬斯在所有人民和心系巴勒斯坦人的共產主義者中唯一應該引起同情的是，盡管它是反動的，但它客觀上打擊了帝國主義。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不是因為哈馬斯的性質，而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性質，即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回到現在：以色列在10月7日之后發動的侵略和在加沙的大屠殺，即使涉及全球范圍內的各種算計，本質上也是為了加速實現巴勒斯坦問題的“兩國解決方案”。盡管“兩國解決方案”聽起來非常合乎邏輯，但它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帝國主義的解決方案、作為該問題的無產階級解決方案的替代方案被提上日程的。在10月7日之后，這一帝國主義解決方案將在對巴勒斯坦民族最不利的條件下具體化。

　　帝國主義強加的“兩國解決方案”

　　巴勒斯坦問題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有的民族問題，與猶太人問題交織在一起。在這方面，它具有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性。以色列不是典型的殖民者，巴勒斯坦也不是典型的被殖民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兩個民族。帝國主義為以色列國的建立鋪平了道路。它滿足了霸權主義帝國主義英國對“中東前哨”的需求。猶太人一直聲稱巴勒斯坦是他們的財產，而在巴勒斯坦建國50年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的必要性就已經得到宣傳。西奧多·赫茨爾的《猶太國》一書于1918年出版，以色列就是在這本書的宣傳下成立的！帝國主義瓜分戰爭和《貝爾福宣言》（《貝爾福宣言》是第一次帝國主義瓜分戰爭期間試圖建立猶太國的結果，由勞合·喬治時期的英國內閣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領導。1971年公布）使他們獲得了某些權利和保障。隨著第二次帝國主義瓜分戰爭的結束和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的揭露，有利于猶太人的輿論基本上支持在這一進程中采取的步驟。從英國手中接過霸權的美國支持建立以色列，以實現英國的“前哨”政策，以色列于1948年成立。以色列的建立并不是因為“巴勒斯坦人把土地賣給了猶太人”，而是因為帝國主義需要在該地區建立一個以色列。與某些圈子的說法相反，巴勒斯坦人賣給猶太人的土地數量很少。從1948年至今，以色列用武力侵占了所有土地。

　　與典型的殖民主義不同，在巴勒斯坦，當以色列試圖在同一塊土地上生存時，它沒有可以依賴的合作的土地所有者階層。這是因為以色列要的不是政治霸權和剝削，而是土地，甚至是一個國家。這導致巴勒斯坦民族作為一個整體，除個別情況外，都將自己定位于反對以色列。這是巴勒斯坦問題的獨特之處。以色列的吞并政策不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妥協的可能性。這影響了民族斗爭中暴力的范圍和規模。

　　以色列的建立可能“補償”了猶太人所遭受的歷史不公，但這絕不是帝國主義的目的，它導致了現代最大的不公之一，即把巴勒斯坦人從他們的土地上驅逐出去。巴勒斯坦問題是帝國主義在中東的“分而治之”政策的一個悲劇部分，巴勒斯坦人對此負有部分責任。隨著以色列的建立，帝國主義永久性地分裂了中東各族人民，并通過保持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敵意，為統治該地區創造了有利條件。帝國主義分裂了中東各國人民，使他們相互對立，并通過將各方特別是以色列與自己捆綁在一起，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了該地區。在這方面，巴勒斯坦問題是一面鏡子，可以從中觀察到國際形勢、帝國主義在這一形勢下的政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各國人民的立場。

　　巴勒斯坦民族革命斗爭的發展與帝國主義地區政策的發展并行不悖。隨著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一部分巴勒斯坦人被逐出自己的土地。不得不離開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移民到了約旦。約旦實際上是歷史上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約旦建立獨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分割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分裂巴勒斯坦人，并在該地區創造安全的政治條件，使以色列能夠繁榮發展。約旦是由奧斯曼帝國時期在該地區定居的當地非巴勒斯坦阿拉伯部落和徹爾克斯人聯合建立的。移居約旦的巴勒斯坦流亡者很快開始在約旦社會生活中扮演積極角色，并將約旦的政治議程導向巴勒斯坦。這導致了推翻侯賽因國王的企圖。美國和約旦統治者利用這一點，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出約旦，進行了一場與以色列類似的大屠殺。大部分被驅逐出約旦的巴勒斯坦人都去了黎巴嫩。巴勒斯坦人對約旦政治的影響很快表明，如果以色列要生存，約旦就必須生存，巴勒斯坦人不應集中在一個地區。否則，一個“大巴勒斯坦”可能會出現，并在以色列萌芽時就將其擊垮。約旦流亡之后，帝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政策的基礎之一就是將他們盡可能地分散到不同的國家。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的黎以戰爭期間，一些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被安置在突尼斯。他們被逐出約旦后，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黎巴嫩。

　　20世紀60年代是國際經濟開始發生變化、革命浪潮涌動的年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爆發了民族獨立戰爭，中國發生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歐美發生了1968年運動等重大動蕩，聚集在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周圍的群眾參與國家和國際政治的程度顯著提高。在這一過程中，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的面貌也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主要以和平方式進行的反對以色列的斗爭采取了武裝游擊戰的形式。

　　在這一轉變中，卡拉邁的勝利在巴勒斯坦歷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法塔赫游擊隊在卡拉邁越過黎巴嫩邊境，阻止了以色列軍隊的進攻，迫使其撤退。這場在軍事上可定義為小規模邊境沖突的沖突給了巴勒斯坦人民極大的自信，打破了自1948年以來一直存在的消極抵抗路線。卡拉邁的勝利也改變了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內部的平衡。一直由沙特支持的消極抵抗組織主導的巴解組織的政治領導權轉向了武裝抵抗組織。阿拉法特成為巴解組織的新領導人，法塔赫迅速成為巴勒斯坦革命民族運動的最大組織。

　　從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末，盡管起起伏伏，但巴勒斯坦革命民族斗爭沿著這條路線發展起來。這條路線遵循革命武裝軍事路線以及建立革命民主、世俗和社會主義巴勒斯坦的觀點。“戴維營協議”（1978年）是這一路線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在戴維營，法塔赫與美國和以色列達成妥協，接受“兩國解決方案”，這是帝國主義強加給巴勒斯坦的，并將巴勒斯坦獨立推遲到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巴勒斯坦人民沒有接受“戴維營協議”。自協議簽署以來，法塔赫的威信也嚴重受損。巴勒斯坦革命民族運動的大多數組織都拒絕接受“戴維營協議”，并發起了第二次大起義，其中包括法塔赫內部的一些團體。

　　隨著第二次大起義，哈馬斯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歷史舞臺。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分支的青年組織。它以這種形式一直活躍到第二次起義。眾所周知，它得到以色列的公開支持。哈馬斯與以色列合作，對付以色列監獄中的巴勒斯坦抵抗戰士。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后，哈馬斯青年號召進行武裝斗爭，但這一提議遭到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總部的拒絕。因此，哈馬斯斷絕了與穆斯林兄弟會的聯系，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組織。該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謝赫·艾哈邁德·亞辛有著黑暗的過去。據說他一直與以色列和美國保持聯系，但在決定加入武裝抵抗組織后被以色列暗殺。

　　“戴維營協議”簽署之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浪潮開始消退。隨后，在1990-1991年間，華沙條約組織和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第一次偉大政治失敗”宣告結束，盡管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代。在“歷史終結”前的日子里，美國和以色列也動員起來，擊退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運動。

　　第二次大起義一直不平衡地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末。在此期間，哈馬斯加強了對以色列的軍事攻擊，但巴勒斯坦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由法塔赫和其他革命民主組織領導。這些組織是以色列攻擊的主要目標。許多革命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人在以色列的襲擊中被暗殺，這些組織的領導層損失慘重。巴勒斯坦共產黨領導人穆斯塔法·巴爾加特（Mustafa Barghati）在拉姆安拉的辦公室被暗殺；法塔赫抵抗路線領導人馬爾萬·巴爾古提和人陣領導人艾哈邁德·薩阿達特被抓獲，目前仍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和BOP的加速實施為穆斯林兄弟會和該地區的整個伊斯蘭政治鋪平了道路。哈馬斯在第二次大起義期間在巴勒斯坦民族革命斗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在BOP之后積極參與巴勒斯坦政治。如果說帝國主義支持哈馬斯參與巴勒斯坦政治是一種現象，那么法塔赫與巴勒斯坦事業的疏遠以及部分奪權后的迅速墮落則是另一種現象，也是哈馬斯在巴勒斯坦政治中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哈馬斯參加并贏得了選舉。它利用選舉提供的機會鞏固其在巴勒斯坦人民中的權力，并對其政治對手施加壓力。巴勒斯坦人民并不喜歡這種政治。巴勒斯坦不可能按照伊斯蘭教法來治理，巴勒斯坦人民要求有自己的未來，要求結束哈馬斯。在這種氛圍下舉行的2005年選舉中，哈馬斯未能在加沙地帶以外贏得多數票，輸掉了選舉。哈馬斯不承認這一結果，為了不放棄權力，它推遲了政治進程的完成，最終于2007年在加沙發動政變，目的是不放棄已獲得的機會。哈馬斯在加沙攻擊法塔赫和其他民族革命政黨和組織，阻止他們組織巴勒斯坦人民。在政變和隨后的沖突中，哈馬斯在加沙屠殺了數百名巴勒斯坦革命民主人士。通過這次血腥政變，哈馬斯成為加沙唯一的政治力量，并自2007年起統治加沙地帶。此后，哈馬斯一直被困在加沙。哈馬斯因此受到“威脅”，在巴勒斯坦問題的未來走向強加的“兩國解決方案”時，哈馬斯將成為一個不起作用的因素。這種對未來沖突的困惑和排斥迫使哈馬斯在10月7日發動襲擊。

　　“兩國解決方案”從一開始就被提上日程，帝國主義將其強加為“解決方案”，該地區的合作國則為其辯護。以色列拒絕了這一“解決方案”，因為約旦和阿拉伯國家將為獨立的巴勒斯坦創造戰略縱深。自1948年以來，以色列進行了有計劃的吞并，試圖為巴勒斯坦留下極少的土地。巴勒斯坦的共產黨人堅持要建立一個單一的國家。

　　今天，巴勒斯坦甚至沒有1967年的邊界，更不用說1948年的邊界了。巴勒斯坦已被盡可能多地分割，而且這種分割還在繼續。巴勒斯坦由加沙的一小塊沿海地帶和西岸的小定居點組成！在這種情況下，“獨立”的巴勒斯坦不可能真正獨立。巴勒斯坦完全只能從事小規模生產和農業。這樣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在獲得貿易和生產所需的資源方面將任由以色列和約旦擺布。然而，巴勒斯坦國的存在被視為對以色列的直接威脅，國際力量對比的可能變化將使以色列保持警惕。因此，以色列不準備放棄巴勒斯坦。

　　加沙地帶將作為巴勒斯坦的一個行政區繼續存在，并有可能成為巴勒斯坦通往世界的門戶。10月7日的襲擊為以色列提供了期待已久的“擺脫”加沙地帶的“機會”。以色列能否利用這個機會取決于加沙人民的抵抗、世界人民對巴勒斯坦的聲援程度以及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程度。

　　以色列統治者中最反動、最沙文主義的集團的解決辦法是不給巴勒斯坦留下任何東西。最反動和沙文主義的巴勒斯坦階層的解決辦法是將所有猶太人驅逐出巴勒斯坦，充其量接受其作為二等公民的生活（根據伊斯蘭教法）。但以色列人沒有家園可回。這意味著，摧毀以色列將構成對猶太人民新的歷史不公。猶太人所遭受的歷史不公已經被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新的歷史不公所“補償”。現在我們面臨的事實是，如果不對猶太人實施新的不公正，就無法出于民族主義的原因完全補償對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顯然，所有的流血和不公正都加劇了雙方仇恨永久化的趨勢，而民族主義想要實現的“最終”解決方案就是徹底消滅對方。這不是解決辦法。

　　以人民的兄弟情誼為基礎的唯一解決辦法是在一個單一的國家內實現兩個民族（bi-national）解決方案。巴勒斯坦問題只能在一個以各民族人民完全平等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保護傘下解決，在這個國家中，各民族的自決權得到保障，而且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消除建設和發展一個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在兄弟情誼和安全中生活的社會的障礙，并且能夠防止新的不公行為的發生。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巴勒斯坦無產階級必須將其所有力量投入到爭取巴勒斯坦獨立的斗爭中，并以各種斗爭形式創造性地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的占領。哈馬斯崛起的最重要啟示是，如果不擁抱巴勒斯坦獨立斗爭，不抵抗占領者，就不可能贏得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成功地擺脫僅僅因為以色列人在軍隊服役就把他們視為敵人的路線，我們必須把階級政治和階級兄弟情誼置于沙文主義民族主義之上，我們必須始終如一地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占領及其屠殺，我們必須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斗爭中毫不妥協。只有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這樣的斗爭，才能將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團結在共同的利益之下，防止人民被帝國主義利用來謀取利益。

　　猶太復國主義和政治伊斯蘭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兩種以宗教信仰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體現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統治者中最反動和沙文主義部分的理論和政治路線。兩者都向人民許諾除了更多的鮮血、眼淚和死亡，沒有別的選擇。而無產階級則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許諾了一個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礎上的未來，在這個未來中，自由分離的權利將得到保障，人民之間的兄弟情誼將得以實現。

　　《新民主報》（YEN? DEMOKRAS?），第149-150期

　　林喜二4月 6, 2024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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