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個重要之變，就是全球經濟版圖與秩序的變遷與重構，這是當前歷史階段全球范圍戰略革命的重要內涵。

　　冷戰結束至今，相比于政治版圖的變化，全球經濟版圖的變化更加突出也更加劇烈，其具體涵義二：

　　一是主要生產基地轉移到世界的東方

　　眾所周知，自從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西方世界就一直占據物質生產之鰲頭，成為物質生產的策源地與主要供給者。高峰之時，一個小小的比利時所創造的財富，居然高于除南非之外的整個非洲。世界發展之不平衡由此可見一斑。當此之時，西方在經濟上居絕對統治地位，這是他們得以支配世界和操縱世界的物質基礎。

　　但是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總體而言，西方世界已經失去了全球物質生產主要策源地與供給者的地位和身份，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崛起，全球物質生產的重心已經從大西洋兩岸轉移到東方，轉移到亞太地區。僅僅就中國一國而言，現如今中國的生產制造總量就已經等量于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和。盡管西方世界在全球生產制造總量中仍占有相當比例，并且在許多關鍵與核心技術上仍然具有掌控能力，但這不過是過去幾百年間工業化與信息化的余韻，不過是歷史的過渡而已。其實，上述這種生產重心的轉移只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是在回歸人類歷史的本來面目，因而也是不可逆轉的戰略大勢。霸權當局正拼命要通過所謂逆全球化以及制造業回流等手段來扭轉這一大勢，不過是徒勞無益的掙扎而已。

　　二是貿易關系及相關路徑的變遷

　　與生產版圖變化相對應，就是全球貿易關系的變化，突出地表現為通往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路徑日益成為全球主要的貿易路線。展現在地理結構上，則是亞太地區的海上航線與陸上通道呈現勃勃生機，而傳統的大西洋航線則呈現相對衰落的景象，所占比重日益下降。現在，人們常常引用這樣的數據，即中國已經成為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這就意味著，全球貿易現如今正以中國為中心而展開。

　　這是同既往全球經濟貿易格局迥然不同全新的貿易結構，因而具有革命性的意義。這一趨勢的持續發展，所改變的將不僅僅是貿易路線與貿易關系，更重要的是將改寫和重塑適應主要貿易對象的規則與辦法，新的貿易樁家不能繼續奉行舊章法，而必須建立和確定適應新發展與新變化的新章法，這歷來都是人類社會貿易關系的基本準則。

　　正因為這樣，因此全球貿易關系及相關路徑的變遷與變化所激發出來的第一個突出矛盾，就是所謂的“規則”問題，舊的貿易中心要捍衛其主導地位，首先就要拿規則來說事，力圖以那些舊規則、舊章法來打壓限制新興崛起者，但歷史經驗屢屢證明，這注定要成為螳臂當車的徒勞之舉。

　　經濟領域的革命性變化歷來都是社會革命與戰略革命的先導與先聲，將由此引發各種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結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表現在戰略層面，這些變化將突出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陣營化必然反映到經濟關系中來

　　新的陣營化是全球新冷戰的基本態勢（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22年文章《全球新的“陣營化”前景與中國的戰略抉擇》），現在，這一態勢不但在軍事上、政治上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在經濟上也同樣顯著。正如人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全球能源、糧食等戰略物質流動格局正在發生驚人的轉變。首先是能源，美國的能源出口大規模轉向歐洲，中國石油進口大規模轉向俄羅斯；其次是糧食，許多國家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警惕關注糧食安全問題，并為此安排自己的保障渠道，包括重要作物與種源上的獨立自主；再次是戰略性的金屬原材料，比如鋰、鈷以及稀土等，相關國家都在設計戰略性的儲備與保障辦法；最后是資金與技術，西方資本基本上已經撤離了俄羅斯，也開始了撤出中國的進程，他們更青睞印度以及東南亞國家，謀求在這些地方找到替代中國的各種初級產品。與此同時，在美西方主導下，他們還正在構筑經濟貿易上各種“小院高墻”，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的話說就是實施“小院子、高圍欄”戰略，要把經濟關系上的陣營化落實到實際中去，以便做到與戰略競爭同步同頻、協調發展推進。人們往往將這樣的進程描述為逆全球化，其實，這根本就不是全球化的問題，也不是什么逆不逆的問題，霸權在政治上、軍事上一概都“全球化”，經濟上如此這般地反全球化，不過是戰略陣營化的邏輯延伸，也是一種必然。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全球經濟關系必將再現多個陣營，形成多個平行而激烈爭斗的市場。

　　現在唯一還不能確定的是中國同美西方的經濟關系最終將走到怎樣一種狀態，但目前的走向已經十分清晰，那就是中美兩國都在降低彼此之間經濟關系所帶來的風險，用美國方面的話說就是“去風險化”，簡單地形容就是，美國力圖以經濟關系為手段打壓遏制中國，但同時還要避免中國利用中美經濟關系來約束制衡美國，使之失去威脅性。這真是一種很巧妙的戰略設計，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樣的設計之下，中美經濟關系今后必將走向沒落。至于中歐經濟關系以及中國同美國那些忠誠獵犬之間的經濟關系（譬如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是不是也將跟進，也要走到這一步，現在還不好遽下斷語，還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第二，戰略競爭之下，經濟戰爭必打無疑

　　經濟陣營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標是要通過這樣經濟上的手段打贏戰略競爭。

　　經濟競爭是戰略競爭的基礎，只有在贏得經濟競爭的基礎上才能贏得戰略競爭，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輸掉經濟競爭，那么戰略競爭就失去了勝利的基礎與前提，即便贏得幾場局部戰爭的勝利也無濟于事，前蘇聯就曾提供過很好的先例。

　　要贏得經濟競爭的邏輯決定著霸權的戰略抉擇，那就是排除同所有對手搞合作共贏的可能性，這是霸權爭衡世界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因為只有最大限度地扼殺對手的經濟潛力與發展勢頭，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競爭的勝利。相反，如果在競爭中讓對手擁有更好的環境或者越來越好的發展條件，所謂贏得競爭與勝利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在戰略競爭的大環境大背景下，任何有關彼此競爭者還可能風雨同舟、殊途同歸的指望，都一概是荒誕無稽的天方夜譚。事實上，在戰略競爭的驅動下，經濟競爭必將演化成為經濟戰爭，這種特殊形式的戰爭必打無疑，目前所廣泛發生的各種經濟制裁只不過是其初始階段，進一步發展就將是廣泛而深刻的封鎖，而要有效地實施經濟封鎖，經濟陣營化就變得不可或缺，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各種形式的經濟陣營目前已初現端倪，未來將急劇地成長壯大起來。

　　現在，經濟競爭已經在東西方之間激烈展開，這場競爭的主要對手是中國和美國，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是全球范圍經濟競爭的主陣地，也是其發展走向的引領者，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將率先走進經濟戰爭的進程之中。作為中美經濟戰爭的一部分，目前兩國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還將邁上新的臺階，中國將力求減少和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而美國也在努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雙方都擔心對方把經濟手段當做武器，為此都在采取相應的準備，最終都將以安全為由采取斷然舉措。這就意味著，向一場經濟戰爭邁進，中美兩國彼此都是既自覺又不自覺地在進行，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這是不可逆轉的戰略規律。因此，中國不能指望美國收手，中止對華經濟戰，相關的呼吁敦促沒有實際意義，美國已經無法對此踩剎車，否則，就將自我翻車自行顛覆。

　　第三，強烈沖擊之下，再造全球政治生態

　　經濟關系的革命性變化自然而然要反映和體現到政治與戰略關系上來。首先是政治斗爭將風云再起，究竟哪種制度、哪種現代化模式更有活力、更代表未來，這就完全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最核心與最根本的政治問題。因此，同經濟競爭、經濟戰爭相伴而生的，就是政治競爭與政治戰爭，就是經濟陣營化基礎上的政治陣營化、戰略集團化。

　　面對中美關系急劇惡化下滑的發展態勢，一些人很著急，相關專家、學者就此提出了救贖建議，譬如恢復雙方行政權力機構定期溝通，恢復兩國立法機構和地方政府成員的互訪，全面恢復面對面的學術聯系，包括學生、大學教授和管理人員、智庫專家、學術出版物編輯和基金會領導人，等等。有點政治民間雙軌制的意思，把人文交流當成拯救中美關系的救命稻草。這也意味著，一些人仍然渴望繼續保持熱鬧喧囂的中西方人文關系，中美過去曾經有過這樣的景象，他們盼望在戰略競爭背景下還繼續能夠這樣，不要因戰略競爭而受到影響削弱。

　　我們說，這樣的想法未免有點太過天真了。正所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過去的中美關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過去兩國人文層面那種柔情蜜意豈能再現江湖，這完全是一廂情愿的幼稚。經濟版圖與經濟秩序之變以及由此而來的激烈競爭，必將重塑與再造全球政治與戰略生態，使之再次墮入冷酷嚴寒的時代，現在問題只在于這場政治與戰略上的新冰期將發展到怎樣的程度，是將重演過去的冷戰景象，還是將以新的面目出現。

　　不但全球政治與戰略生態是這樣，相關國家其內部的政治生態也將是這樣。對外經濟關系與秩序的變化變遷必將引發國家內部經濟關系的變化與變遷，美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中國國內的經濟版圖以及相應的經濟關系、階層關系都將因之大變，都將因為中美關系的變化而發生轉折性、革命性的重塑。與此相對應，政治取向與生態也煥發新的面貌，譬如所謂的民族主義問題，現在就可以做出這樣預判和斷言，一度盛行的所謂全球主義以及世界公民之類，必將在中國無復孑遺。至于更廣泛、更深刻的政治變化，可能將超乎眼下人們的想象。

　　致力于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已經置身上述種種變化的旋渦之中，這并不取決于人的主觀愿望，而是中國發展前進的客觀之使然、之必然。有鑒于此，矛盾旋渦中的中國是進是退、是左是右、是攻是守， 相關戰略抉擇就變得十分重要。

　　其一，應該積極應變

　　對于正在發生的經濟之變，中國既不能拒絕和反對，也不能消極躲避、置身事外，任何隔岸觀火或者作壁上觀的指望與企圖都是空想，事實上根本沒有可能性，而應順應其勢積極應變，努力打造以中國為核心的新興經濟陣營，包括區域一體化體系和廣泛自由貿易體系，加快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戰略性轉向與轉型。

　　其二，還要主動求變

　　能否突破美西方施加給中國的種種限制，這是關乎中國前途與未來的大問題。過去，國內外都有人拿什么“負責任大國”之類說辭來要挾壓制中國，妄圖用這個枷鎖使中國就范，最近一個時期則是“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論調，其實都不過是故弄玄虛的“唵嘛呢叭咪吽”而已，用意仍然是要籍此來束縛中國的手腳，使中國在他們所設定的“紅線”之前裹足，讓中國跳不出他們的手掌心。這些人深知，只要中國不做這樣的戰略性突破，美西方就能繼續掌握全球經濟體系使之為其所用，就能繼續將新興發展國家壓在五行山下出不來。

　　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崛起就是要撕掉上述這一切禁言咒語，砸碎既有各種不合理的條條框框。須知，中國沒有任何責任和義務去維護舊體系、舊秩序，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將中國的發展進步歸功于這個舊體系、舊秩序，似乎中國是在霸權的庇護下才成長壯大起來一般，這完全是無恥的讕言。事實上，中國的發展壯大始終都是在反霸斗爭中獲得，正是通過與舊體系、舊秩序的不懈斗爭，中國人民才有了今天這樣的成績與地位，否則，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其三，更要塑造新變

　　眾所周知，戰略自主是中國的基本取向，而戰略自主的重要內涵，就是有意愿、有能力塑造自己所需要的新變化、新秩序和新版圖，簡單地說，就是要塑造新變。在這方面中國必須在“形而上”與“形而下”兩個層面都堅決擺脫對美西方的依賴，徹底破除美利堅至高無上的迷信，粉碎“跟著美國都富裕”的無知謠言，堅決杜絕各種依附性發展的奇談怪論與歪門邪道，特別要在經濟領域自成一體，建設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立獨立于美西方之外的資本貿易體系與金融結算體系，通過經濟競爭推動和促進戰略革命，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新世界。

　　全球經濟版圖與秩序之變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內涵，也是一個嶄新戰略機遇，構成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在其中能夠大有作為、大展宏圖，也必須大有作為、大展宏圖，這樣的戰略前景十分廣闊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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