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特朗普現象意味著什么?王炎的文章不僅僅是要解讀美國當前的政治特征，更是希望將讀者拉到為技術革命所改變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現場。我們的行為方式、人際關系、生活習慣都被臉書、推特(或微信)、網上購物重塑之后，政治文化形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可以由此思考兩百年的現代思想體系面臨的考驗和將有的巨大轉折。

"玩"手機的特朗普(來源：網絡雜志The Federalist)

法西斯回潮?

　　大西洋的一邊，歐洲勃勃興起右翼民粹，另一邊，特朗普當選總統，兩岸遙相呼應。西方政治正經歷倒退?久違的保守民粹回潮了?憤怒的自由派稱特朗普是法西斯上臺，特朗普也用同一標簽回敬敵人。中情局泄露其競選班子與俄羅斯暗通款曲，總統在推特開罵：CIA是納粹情報部!像“二戰 ”老片回放。難道西方穿越到 “二戰”之前?可網絡媒體已改變了世界，“千禧一代 ”剛步入社會，究竟是 “陽光底下無新事 ”、歷史永遠在左右之間搖擺，還是我們沒眼光洞察歷史的新變數?

　　歷史是連續的，轉折巨變之前，“常數 ”不斷積聚而后質變。但巨變的爆發力卻不源自 “常數 ”，往往是偶然機緣，如技術革命、地理大發現、氣候驟變等，“異數 ”的沖擊力釀成 “突變 ”，把“常數 ”帶入新時代，衍生新意。觀察者卻囿于既有的知識型，能辨識已被認知系統編碼的 “常數 ”，面對 “異數 ”失語，它尚未進入語言，待后人解讀才進入歷史敘述。也有觀察者只注意觀念史，堅持思想推動歷史前進。其實，思想的演進乃回應歷史變革，而非其肇始。以經典意識形態解釋特朗普現象，貼上保守、民粹甚至法西斯的標簽，便當易行，卻言之無物。歷史上的法西斯，有具體語境，兩次大戰之間，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國保守逆流同時飆起，也彼此不同。非要總結出個 “共相 ”，無非都針對現代的高歌猛進，利用大眾擔心亙古的 “自然秩序 ”被破壞，煽動回歸 “健全的自然 ”，重振羅馬帝國雄風。今天使用這個標簽，并非回訪歷史，而是污名性的詛咒。自由媒體和特朗普口中的 “法西斯 ”，是罵對方 “壞蛋 ”，并非對象性描述。那么，特朗普現象意味著什么?一位看似不可能的候選人，為什么在二〇一六年大選獲勝?

《破滅：希拉里競選失敗的內幕》(Crown;April 18, 2017)

　　喬納森 ·艾倫(Jonathan Allen)與帕恩斯(Amie Parnes)出版新書《破滅：希拉里競選失敗的內幕》(Shattered: Inside Hillary Clinton’s Doomed Campaign)，剛上市便獲熱評。新書發布時，艾倫侃侃而談：“歐洲民粹浪潮如海嘯涌到美國海岸，希拉里看到了，不知所措。她是體制中人，一生只懂在體制內運作，通過政府機構改良社會。如今發現公眾要顛覆一生信仰的體制，她不知如何應對，也不能把握時代。”克林頓夫婦早意識到，英國脫歐的孤立情緒會傳染美國，卻找不到更好的競選策略。希拉里對助手說：“我越來越看不懂這個國家的事情了。”整個主流媒體也沒看懂，才誤判選舉。現實改變了，大家的思維沒跟上。新書作者言之成理，打開書卻少有新意，仍因循兩黨博弈的老路，似乎希拉里只輸在競選策略未與時俱進，而自由與保守的對決仍為選舉定式，兩黨輪流坐莊將世代罔替。果真如此嗎?

拉什·林堡

　　“拉什 ·林堡秀 ”(Rush Limbaugh Show)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廣播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林堡口無遮攔、極端保守、死硬民粹，堪稱民間保守勢力的代言人。一次收聽，有聽眾打進電話，說要給自由媒體一個忠告：“他們大搞通俄門彈劾總統，要小心了，如特朗普下臺，副總統邁克 ·彭斯(Mike Pence)接任，可比總統更保守，自由派打錯了算盤。”林堡很敏銳：“我只同意你的后半段，彭斯的確保守，但特朗普并不保守，還有點 ‘自由 ’嘞，屬于討人喜愛的自由派。”林堡對民主黨的 “自由范兒 ”銜恨入骨，欣賞共和黨保守候選人麥坎恩(John McCain)、保羅 ·瑞恩(Paul Ryan)、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之流，重返美國黃金時代。他們的保守如桑托勒姆一言蔽之：一手《圣經》，一手持槍，屬美國 “老派 ”。特朗普可不老派，做客 “霍華德 ·斯特恩脫口秀 ”(Howard Stern Show)多年，從未看出有麥坎恩或彭斯式的循謹與正派，相反他反叛、另類、虛無，是娛樂界 “惡少 ”。如果說法國的勒龐、德國國家民主黨(NPD)或英國脫歐屬保守復辟，特朗普卻既不保守也不自由，他代表什么主義?贏得哪些選民呢?

草根崛起

　　二〇一七年全美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CPAC)上，一男一女卡車司機接受福克斯電視采訪，他們金發碧眼、臂上刺青、一身腱肉，歪戴牛仔帽，對著鏡頭滿不在乎：“我們不管媒體怎么埋汰總統，反正就知道他是我們的人，道出我們的心聲。”好似宣言：拒絕媒體擺布!別以為我們頭腦簡單，讓你們告訴什么對、什么錯，這回我們要說自己的話，選自己的人。開幕式上，特朗普稱媒體是人民公敵，全場沸騰。查一下美國史，媒體是監督權力的制衡力量，總統詆毀所有主流媒體，豈有此理?哪來的底氣?

《紐約時報》總部大樓

　　特朗普罵的 “公敵 ”，是傳統媒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網絡媒體迅猛發展，一點點蠶食傳統媒體的疆域。因為總統寶座是新媒體推出來的，他才有此膽量。除福克斯外，CNN、MSNBC、《紐約時報》等大選民調謬以千里，而特朗普競選班子卻密切跟蹤網絡社交媒體，多次發布利好選情，被大媒體當成虛假新聞。選后，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開始研究社交網站，深度報道網絡動員機制。起初，小網站分別編造兩候選人的丑聞，定向投放給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粉絲群。漸漸發現，希拉里的支持者教育背景偏高，對丑聞、陰謀論不買賬，特朗普丑聞的點擊率不高。特朗普的粉絲主要分布在閉塞的中部，受教育程度偏低，熱轉希拉里丑聞，而不在乎真假。小網站不再花精力污名特朗普，而專心制造希拉里的壞消息。其實，網站運營者多是自由派，丑聞是生意，但點擊率意味著廣告收入，他們寧愿違背立場逆向炒作。網絡時代，商家注重廣告投放的精準，電視、廣播和報紙屬無差別平面推廣，滿足不了商家對細分市場(niche market)的需求，才轉向社交媒體，讓廣告更有的放矢。傳統媒體的蛋糕被切分，影響力縮水。從茶黨運動到奧巴馬二〇〇八年當選，甚至左翼民主黨人桑德斯的崛起，都是新媒體這匹黑馬小試千里腳力。體制外的勢力無論左翼右翼，一樣利用網絡沖擊既有體制。特朗普之所以屈尊以共和黨名義參選，無非是集中票箱的權宜之計。他一再聲明，這是一場針對權威體制的群眾運動。沒文化的百姓想擺脫精英，與其說特朗普保守，不如說他回應了草根的反叛意識。

肯尼迪(左)和尼克松

　　在報紙主導輿論的十九世紀，傳媒結構是從文化制高點輻射大眾。報刊編輯高設門檻，只讓政治、文化精英利用稀缺的版面對公眾發言，剩下一小塊 “讀者來信 ”做平民之窗，經大浪淘沙過濾后，泄露一點微弱的噪聲。社會運動與群眾集會，也由少數人策劃與組織。直到二十世紀中，美國廣播和電視崛起，政治生態全面改觀。一九六○年第四十四屆總統競選，第一次用電視直播候選人辯論。原來選民在報上看候選人照片，讀其政見，如今熒屏上面對面直觀辯論。肯尼迪年輕瀟灑，陽光帥氣;尼克松陰郁萎靡，深不可測。鏡頭使人感覺與候選人有眼神交流，政治竟如此直觀、形象，評價體系隨之一變，尼克松的老謀深算輸給青春朝氣。分析家抱怨政治門檻太低，選民重外表不顧理念。之后門檻越來越低，丑聞成了電視時代的政治中心。

　　但廣播、電視仍是單向街，導播、編輯依然把持議題，決定采訪什么人、聚焦哪件事、什么上頭條，連線觀眾只不過是花邊點綴而已。網絡時代臉書、推特、YouTube或微信的熱點，與傳統媒體頭條不同，一切由點擊率主宰，由人數多寡決定社會關切，與精英的文化邏輯格格不入。傳統媒體不能接受網絡邏輯，新舊傳媒之間激烈博弈。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特朗普發射五十九枚戰斧導彈轟炸敘利亞，頭條大新聞，加上“通俄門”的新爆料，電視、報刊連篇累牘。四月九日周日下午，YouTube瘋轉美聯航把華裔陶醫生粗暴拖下飛機的視頻，點擊率一路疾升。第二天早新聞 ,CNN、FOX、 MSNBC電視網繼續報道白宮動態，只字不提美聯航。下午，陶醫生視頻點擊過億，各大電視網不得不撤換節目，轉播網絡視頻。周二一早，MSNBC的《Morning Joe》新聞檔主播抱怨：“這檔節目本該報道政治大新聞，今天卻討論航空服務糾紛!”接下來幾周，主流媒體的頭條一直是美聯航，白宮發言人、眾參兩院議員、各州州長也紛紛出來表態，譴責美聯航。傳統媒體不得不向網媒低頭。

網絡媒體YouTube、twitter、facebook、skype

　　什么算大新聞?國家政策固然重要，對主權國家動武更大過天，但陶醫生的遭遇，每個百姓都能攤上。美聯航是美國最大的航空公司，新澤西州長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說：“旅行就得坐聯航，紐瓦克機場 75%是聯航航班。”陶醫生嘴角淌血、叨念著“他們要殺我”，讓每個人看到自己。發射導彈、與俄國勾串是大人物的事，普通人無法經驗。文人墨客喜談國是，百姓關心身邊瑣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百姓一旦有發言的管道，輿論焦點一定錯位。另外，過億的點擊量不會僅是美國網民，YouTube沒有國界，世界網民均能點擊。臉書、推特誕生的那一刻，就無國界之分，用戶遍及全球。傳統媒體定位本國，制作節目內外有別，與無國別的資訊相比，內容一定不同。當公民身份與社會階層向簡單多數低頭時，新資訊時代會是怎樣的圖景?

碎片化新政治

　　假如社會演進與技術革命息息相關的話，那么，前工業時代，門第、血統主宰歐洲社會的政治資源，以出身論英雄乃前現代特征。工業革命帶來機械復制時代，大規模生產線高速制造無差別的標配產品，從中心分撥給普通消費者，平面化的大眾社會產生了。福特、通用等制造業巨頭，壟斷社會資源，資本高居權力的金字塔頂，財富成為時代之驕子。到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工業轉型，基礎重工業轉向服務、信息產業，出現了丹尼爾 ·貝爾所謂 “后工業社會 ”。

　　“知識經濟 ”推出社會新貴——知識階層，學歷成炙手可熱的社會資本，教育背景相當于前現代的門第，決定人的地位與收入。不到二十歲上四年名牌大學，終身受益。當知識新貴正與資本舊貴族爭鋒角力，互聯網卻不期而至。知識爆炸與信息更新，人須一生學習，才能跟上時代，勝任工作。僅幾年象牙塔的教育，象征意義大過實際含金量，學院的精英資質在蝕損。錯過系統教育的藍領，對社會升遷重學歷的制度不滿，在社交媒體上吐槽：教育才是特權，造成社會不公正。反智、反精英的憤怒由來已久。而網絡給原子化的個人主義提供了理想的烏托邦，它區別對待每個用戶，一個人訪問網站的習慣與偏好，被數據庫記憶下來，然后為此 IP設計個性搜索模式、發放針對性廣告，投其所好。用戶自創個性網頁、博客、推特，任意選擇立場和意識形態。你可以跟風站隊，只當 “點擊 ”數，也可標新立異，凸顯個性和差異，新媒體的最大特點是讓差異無限呈現。

　　“平民記者 ”(citizen journalists)在博客、推特、臉書上的報道，不同于主流媒體，他們多元、分散、立場不一貫。千禧一代不像父輩，他們不信一套觀念會改造世界，眼里只有具體問題，根據問題調整立場、觀點。在一問題上支持某黨主張，另一問題卻贊成敵對黨。跨黨派、跨意識形態在新一代司空見慣。“機械 ”時代，新聞從大媒體 “客觀 ”、平衡地灌輸給大眾，網絡媒體卻根據個體的政治傾向、年齡、教育和職業，量身定做個性新聞。網絡連接著小 “我”，整體性意識形態支離破碎，政黨政治遭遇空前挑戰。媒體不再是凝聚共識、創造想象的共同體，亙古恒常的社會金字塔動搖了。茶黨、特朗普、歐洲右翼都是在回應碎片化的新政治。

紙媒與網媒，代議或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與平面媒體密切相關。孟德斯鳩、盧梭曾認為只有古希臘小城邦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但報業和出版給間接民主制提供了技術條件。麥迪遜、本杰明 ·富蘭克林開始也憂慮地域上的差距與議會的代表性之間有矛盾，而報紙、書刊的自由發行，讓政客遠在首都也及時了解選民意愿，行使代表權，形成共識。所以，美國締造者只規定了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的憲法地位，未料到新聞與政黨會成為政治核心，而將其歸入私人領域。托克維爾一八三五年《論美國的民主》觀察到，公權之外的出版和政黨在政治中至關重要。革命前，殖民時代的報業傾向中立，獨立革命后卻與政黨綁定，成為黨派的宣傳工具。托克維爾考察時，政黨、媒體已嵌入美國政治的內在結構之中。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初版(Paris: Charles Gosselin, 1835)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聯邦政府監督美媒轉向非黨派中立，媒體 “自由模式 ”(Liberal Model)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熟：新聞商業化、信息化、價值中立、內部多元、高度職業化。馬克 ·普拉特納(Marc F. Plattner)做七十年代媒體研究發現，美三大電視網 CBS、 NBC、ABC的半小時新聞節目，曾左右大選及其政治議題。但三媒體的基調一致 “中左 ”(center-left)，這仍是美國學術與文化生產的底色。媒體抱定憤世姿態：負面報道曝光候選人不真誠、為競選不擇手段，迎合大眾對政治的不信任，與候選人并無非意識形態分歧。 “水門事件 ”乃自由模式的典范，媒體扮演起反對黨角色，分擔在野的監督責任。新聞英雄主義自稱人民利益的化身，以睿智清醒的頭腦，公正揭露權力的濫用，站在道德制高點。但紙媒的輿論并非直接“民意 ”，乃法國大革命創造 “意識形態 ”一詞的含義：經精英篩選、加工、形成體系的思潮以引導社會。平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數。到網絡時代，蕪雜、紛亂、“不理性 ”的民意才直接表達出來，形成網絡民粹，但此民粹非歷史上的彼民粹。

“水門事件”后關注新聞的人們

　　歐洲史上不乏民粹運動，始終會被克里斯馬式的人物操縱，宣稱自己為人民的化身，利用大眾的恐懼或仇恨心理，篡極權當寡頭，法西斯是其原型。美國十九、二十世紀，左右兩翼均出現過民粹運動，思想分散蕪雜，如過眼煙云，不久被凝聚力強的主流政黨吸納，成為兩黨吐故納新的催化劑。但網絡時代，大眾繞過政黨或領袖中介表達自己，以新形式復現出古希臘直接民主。古希臘城邦是 “公民大會 ”(ekklesia)面對面討論政治，普尼克斯山(Pnyx)半坡上，詩人、劇作家、辯論家各抒己見，直接投票決定戰爭或和平、制定政策與法律，無需代理人。今天網民在社交媒體上散布“意見”(doxa)，左右輿論，把“代議”(representation)逼入末路。代議由以政治為業的人行使，從政經驗乃其資質。今大眾卻視之為負資產，滋生腐敗與官僚的溫床。而特朗普的經商履歷備受青睞，媒體掛在嘴邊，反成政治資本。政治家重傳統讀經典，規劃系統化、前瞻性的政策。大眾則相信直接與實用，日常經驗是判別善惡的標準，直觀可感才行之有效，“放之四海 ”的抽象原則如何檢驗?所以，干涉與己無干的國際事務，不如本國至上的孤立外交;擔心移民搶本地飯碗，索性用大墻圍住邊境。“政治正確 ”皆偽善，大眾看結果，不顧過程。

漫畫：特朗普發推特(來源：觀察者網)

　　特朗普經商暴富，符合大眾的夢想。他善變、缺乏遠見、無系統性世界觀、重實踐反理念、以商業邏輯理政，深得民心。入主白宮后，自由派以為他會像奧巴馬那樣調整角色，從體制外轉入體制內。特朗普卻將另類進行到底，繼續用推特發布消息、表達心聲，對記者會、白宮發言、電視采訪反而不放在心上。記者本該去白宮記者會了解政情，卻發現不如待在辦公室讀總統推文。特朗普不信任官方管道，政府發言人、幕僚甚至國務院均不能代表他，“他只代表自己 ”。推特上胡亂放炮，讓媒體神經崩潰，白宮新聞發布會就剩下儀式感。執政一百天之際，大家以為總統召開盛大記者會，夸耀政績。特朗普卻溜號飛到中部，參加支持者大集會，重溫競選的酣暢淋漓。他煽動群眾攻擊媒體，說自己是 “獵巫 ”的受害者，一副孤苦無告的可憐相，好似另有一位暴君，人民須起來造反似的。一共和黨議員問 CNN主播 ,你們沒完沒了指控特朗普種種劣跡，無非說他不按民主程序、執政違反先例，為何不睜眼看看，他的支持者不關心這些，只要結果?現代民主的核心是程序正義，如果大眾為達目的不顧過程，政治便從 “形式原則 ”(formal principle)轉向 “實質原則 ”(substantive principle)，代議民主出現根本危機。特朗普追蹤熱點發言，根據輿論調整立場，支持率成為政治關切。媒體調侃白宮幕僚：與其入白宮向總統面陳，不如上福克斯電視的早六點訪談，因為總統看早新聞安排一天日程。特朗普時代的政治學即媒體學。總統不斷與眾參兩院和司法沖突，不尋求談判或妥協，卻動輒威脅要登上空軍一號，飛到議員的選區，動員選民把搗蛋鬼拉下馬。僭越民主程序、藐視三權分立、以直接民主威脅代議制，黨派與議會政治的未來堪憂。

商業邏輯滲透政治領域

　　特朗普執政一百天，已譏諷民主黨失去領導力，靠慣性運作，不堪一擊。自由媒體也哀嘆民主黨的怯懦，不堪勝任反對黨，除了 “說不 ”，無所作為。呼吁 “全美廣播公司 ”(MSNBC)與 CNN一道站出來，攜手擔當反對派，對抗總統與民粹的囂張。自由媒體全面開火，讓政壇危機迭起，丑聞不斷，總統時時面臨彈劾，“圍剿女巫”宣傳戰如火如荼。民主黨竟與共和黨罕見聯手，幕后助戰。然而“水門 ”風光不再，報紙失去讀者，電視疲于應付新媒體的挑戰。 “the press”已變成 “the media”，媒體 “恐龍 ”暮齒衰顏，漸失自信。希拉里仍依循電視競選的路數，精心妝點描畫，光鮮雍容，以贏得大眾。特朗普一臉不在乎，他的班底不僅跟蹤主流媒體，更量化分析散布于角落的邊緣網民，針對差異定向宣傳，把零碎的選民匯合起來，聚成豐厚的票箱。

《宣傳》(Ig Publishing;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Used edition, September 1, 2004)

　　特朗普的班子研究過公關之父愛德華 ·伯尼斯(Edward Bernays 1891—1995)的著作《宣傳》(Propaganda , 一九二八年出版)，書中稱美國政治是最大的生意：商業已從政治借鑒了所有竅門，政治卻沒能力學習商業秘訣。精明的商人特朗普，以營銷手段贏得大選，利器是推特。它傳播量大、速度快、信息短。他的賬戶常年有一千五百萬忠實粉絲，曾有一條推文《今天我讓美國再次偉大!》跟帖達五十多萬條。管理推特賬戶容易，贊成者正確，反對者錯誤。推文短小，口號最有效。特朗普擅長給敵手貼標簽：奧巴馬沒有美國出生證，希拉里身體不濟、精神不穩定之類。這符合伯尼斯的觀點：大眾并不理性，與其掰開揉碎地講道理，不如以雷人之語操縱其情感，利用其恐懼心理，即實行“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特朗普將 “恐襲”與移民畫等號，拿芝加哥犯罪率高與民主黨軟弱掛鉤，常說：“背后還有事情發生。”語焉不詳的暗示，最能滿足大眾對陰謀論的想象。精英通過傳統媒體呼喚民眾的認同與隨從，網媒則靠迅速反饋和無處不在的連接，形成情感互動的巨大洪波。

　　特朗普無從政經驗，也沒服過兵役，公共服務的履歷空白。他一生為己逐利，人到七十歲才改弦更張。政治畢竟不同于商業，前者為公，后者肥私。買賣盈虧自負，不關他人，企業家才剛愎自用，雷厲風行。為政則服務人人，進取反多苛責。所以，政客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挑不出毛病，你奈何我不得。政治官僚化弊端日益凸顯，與美國立國的實用主義漸行漸遠。美國畢竟年輕務實，不惜矯枉過正，選企業家治國。商業履歷非但不是短板，反成優勢。特朗普心知肚明，索性將政府當企業管理，家人朋友紛紛入閣輔政，二百五十年的民主傳統，如今面臨公私不分的困境。百姓并不覺嚴重，他們眼里的政治也不崇高，總統無需遠見卓識，只要提高就業、減稅、反移民、貿易保護便萬事大吉。漢娜·阿倫特一生擔心公共領域會被生存必然性侵蝕，今木已成舟。媒體嘲笑總統幼稚、荒唐、矛盾百出、不夠格。特朗普照樣口無遮攔，自相矛盾，隨心所欲，并如此回敬媒體：在推特上掛出一條自編的二十八秒視頻，他騎在一CNN員工身上暴打。近又做一個視頻，把自己打高爾夫與希拉里飛機艙口跌倒的畫面拼接，中間用軟件畫出一飛射希拉里后背的高爾夫球，特朗普一桿打倒希拉里。總統如此幼稚，讓媒體無語，網民卻喜歡七十歲的老頑童。我們崇尚的政治智慧——冷靜、客觀、克制，敗給率性不羈的平民做派。阿倫特心中理想的政治家——鶴立雞群、追求卓越，被感性與輕率所淹沒。

讓思想照進現實

　　如把美國政治亂象歸咎于特朗普的個人風格，以為他僥幸上臺，民主政治暫時偏軌，只要換屆，一切恢復如常，恐怕太樂觀了。特朗普現象與歐洲民粹不僅是股 “逆流 ”，技術革命已催生新的政治文化形態，無論誰來主政，西方政治未必回歸 “常態 ”，或拐向不同的軌道。如何言說這一巨變?聽到最多的往往是人工智能取代人類、阿爾法圍棋、人機大戰、克隆人之類，戲劇性事件讓人馳騁心志，憧憬未來，打開科幻想象的世界，卻未必構成對既有知識的挑戰，打破思維定式。還不如細心觀察我們浸淫其中的微信、阿里巴巴、京東商城、網上支付或華為等現象，這些帶給中國人的生活變化之深刻，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革命。天天泡在微信群里，行為方式、人際關系、生活習慣已被工具改變，社會階層也被技術重置，可正襟危坐談學問時，腦子里仍只有洛克、盧梭、孟德斯鳩、馬克思或密爾，只愿與古人對話，眼睛盯著傳統的權力架構，什么都要階級分析。因為舊知識信手拈來，而不顧言不及義，思不及物。談文化是后現代，提未來有“后人類”，凡事從未經驗的理論術語出發，卻不顧被冷硬現實重塑的感知。現實仍等待翻譯，思想需要原創性的思考，而不僅僅尋找新奇現象，把新對象還原成舊意識，安撫思不及物的焦慮。

等候地鐵時的人們

　　其實，技術演變為文化范式的轉變提供了線索。互聯網匯集世界無數網站，沒有中心和控制臺，網站無論大小，只要參加協議，信息匯入巨大的數據庫，同時各網站仍自主獨立。技術邏輯的核心是每個 “節點 ”自控，復雜高速的運算使其脫離中心自主選擇，同時每個節點又相互依存，這改變了社會關系，從中心輻射外圍的人際權力網動搖了。“后工業”原子化、去中心的大眾文化，個體自足，又高度依賴社會關系網。互聯網蔓延著碎片、分散和多元的 “意見”，傳統意識形態在彌散中消解。精英仍在打造“群眾”宣傳“主義”，百姓卻在 “群”里交流飲食、娛樂、身份、教育和住房的話題。知識分子的“大觀念”(big idea)曾造就十九、二十世紀的“現代社會”，改變歷史。如今被冷落、放逐，有多少人仍相信觀念創造歷史?以十九世紀的“左”“右”意識形態分析特朗普，詞不達意。混跡娛樂業幾十年，特朗普深諳大眾心理，運用商業營銷策略，調度消費心理，才是其政治“理念”。別把網民的日常焦慮和生存壓力，嫁接到“左”“右”政治譜系上，在“后意識形態”社會，兩個立場同時失勢。風雨兩百年的現代思想體系正經歷大轉折，這不是“小時代”，而是千年未有之變局。

　　(文中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文章原載于《讀書》2017年12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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