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哈佛校園清潔工們為爭取加薪而進行的罷工集會 圖片來源：Harvard Magazine

　　摘要：在面臨非正規用工的挑戰時，美國和韓國工人和工會組織通過策略性地運用道德、公平等符號性籌碼的方式，增強了自己的談判能力，重塑了勞工力量。這 反映了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派遣工人抗爭的新圖景。

　　2001年2月，在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的組織下，超過700名哈佛大學的校園清潔工人在校園集會，反對校方將他們轉為派遣工人。清潔工人的行動得到了大學教授、學生團體的支持，他們發表公開聲明，要求哈佛大學對工人負責、并提高工人的小時工資。哈佛大學迫于各方壓力，被迫與工會和工人進行集體談判。發生在哈佛大學的這一幕反映了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派遣工人抗爭的新圖景。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非正規用工日益盛行，派遣和外包日益成為普遍的用工方式。這些工人通常處于勞動力市場的邊緣地位，通常不享有正規就業工人的法律權益和工作保障。在這一背景下，位于勞動力市場邊緣地位的工人應如何組織起來維護自身的權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Jennifer Jihye Chun的著作《在邊緣組織起來：韓國和美國勞工的符號政治》(Organizing at the Margin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Labor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思路。該書主要分析了處于勞動力市場邊緣地位的工人的抗爭策略，并獲得美國社會學協會2012年種族、性別和階級板塊的杰出書籍獎。

　　本書封面 圖片來源：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hun比較了韓國和美國勞工運動，發現老牌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勞工運動都在面臨類似的挑戰和轉折：1. 兩國的經濟都在從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型，服務業逐漸取代了制造業成為雇傭勞工人數最多的行業。2. 隨著非正規就業(informal employment)的興起，派遣工、外包工等成為普遍的用工方式。非正規用工模糊了雇主和工人之間的事實勞動關系，讓雇主得以逃避相應的法律責任。與制造業、交通業和礦業的工人相比，服務行業的非正規就業工人的工作場所談判力量較弱，單個工作場所的集體行動很難對整體經濟造成重要影響，因此傳統的工作場所靜坐罷工策略難以為工人贏得重大的經濟和勞動權益。

　　上述變化導致傳統的工會組織和斗爭方式的衰落。傳統工會組織通常是保護在制造行業的男性正式工人的經濟權益，在以女性、移民和少數族裔群體為主要群體的服務業工人和非政治就業工人中工會率很低。為了解決工會率下降和非正規用工的問題，美韓兩國的工會組織開始著重組織邊緣工人，并采取了不同的斗爭方式。

　　例如，從1995年開始，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轉變了以前排斥移民工人的保守策略，開始積極組織移民工人并保護他(她)們的權益;美國的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更是致力于組織清潔工、收銀員、保安等服務業工人，并專注于改善他(她)們的工作環境和經濟狀態。服務行業工會和非正規就業工人的工會在當下已經成為美韓兩國增長最快的工會之一。因此，邊緣工人的力量和抗爭已經成為勞工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鼓勵清潔工人為爭取權益罷工的宣傳標語 圖片來源：CTUL

　　邊緣工人的抗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符號抗爭”(symbolic struggle)，即圍繞“道德”、“正義”等文化含義而展開的勞資博弈。符號抗爭的一個重要面向是“分類的斗爭”(classification struggle)，重點是強調派遣工人面臨的困境不僅屬于法律范疇，更涉及道德范疇。通過將派遣工人的處境劃入道德范圍，工人可以繞過法律的模糊地帶，有效迫使資方為工人權益承擔責任。

　　例如，1996年韓國首爾大學開始將校園保管員工作外包，導致這些校園工人的身份從學校的直接雇員變成外包公司的雇員。工作外包之后，外包公司開始大幅削減工人工資。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校園工人聯系了首爾大學的進步學生團體和公民組織，并組織了自己的工會。從法律層面上來說，校園工人并不占優勢，因為校方和外包公司并沒有違反法律規定。

　　但是，校園工人策略性地進行了“分類的斗爭”，強調他們的行動不是法律抗爭，而是基于道德價值的抗爭。工人和工會強調，首爾大學是韓國最頂尖的大學之一，不應如此剝削最基層的校園工人，而應為他們的權益承擔道德責任。通過這一方式，工人成功占領了道德高地，迫使校方回應工人的訴求。

　　從2014年8月8日至9月13日，廣州大學城的環衛工人進行了一場為期37天的罷工。在這場罷工中，工友們向周圍的學生表達他們的訴求，而這場維權運動很快地就得到了大學生的關注。眾多學生自發前往支援，在社交網絡上積極分享、轉發，同時簽名表示支持。聯名的學生既來自省內外，同時也有來自國外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圖片來源：新浪博客

　　符號性抗爭的另一個面向是“公共表演”(public drama)，即工人運用媒體、集會等手段在公眾面前曝光雇主的不合理行徑，從而動員社會公眾參與到對雇主的道德施壓。同時，社會運動的組織方式和斗爭技巧也為邊緣工人的行動提供了經驗和策略。

　　例如，在1996到1997年，當美國南加州大學拒絕與派遣工人協商時，學生和工人占據了學校大門和校園中心區域，并利用學校招聘日和畢業典禮等時機向公眾宣傳校方的不合理行徑。大學學生還通過校園報紙、校友網絡等途徑吸引公眾關注，要求校方為校園工人承擔的經濟和道德責任。此外，工會還動員了當地社區和其他公民社會組織現身校園集會、支持工人的行動。在社會公眾的壓力下，學校為了挽回自身的公共形象和樹立學校價值，不得不就工人要求做出妥協。因此，公共表演也是增強工人談判能力的重要方式。

　　2016年10月，學生群體加入到哈佛食堂工人的罷工集會中。這場罷工進行了22天，為了支持這些工人，數百名學生們走出教室，占領了奧本街124號的大廳，與校方進行談判，最終達成了一項合同協議。這場罷工為哈佛大學食堂工人贏得了來自大學的3.5萬美元的最低收入和醫療補助 圖片來源：Harvard Magazine

　　總之，Chun的全球民族志研究為我們生動地展現了在非正規用工的背景下，勞工行動策略的變化，同時也分析了邊緣工人挑戰非正規用工的可能性。她反駁了邊緣工人難以被組織起來的觀點，認為在面臨非正規用工的挑戰時，工人和工會組織能夠通過運用道德、公平等符號性籌碼的方式重塑勞工力量。她的研究也為中國派遣工人的抗爭提供了經驗和思路。

　　但是，筆者也認為這本書對解釋中國的情況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與美國和韓國的經驗相比，中國的公民社會基礎薄弱，社會組織和新聞媒體能給予工人的支持相對有限。在此背景下，威權國家中的邊緣工人如何運用符號抗爭?公民社會組織和群體(如學生、新聞媒體)如何能給邊緣工人更多的關注與支持?邊緣工人的抗爭在勞工運動中能否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這些問題仍然需要我們進一步地思考和探索。

　　作者：青草

　　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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