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國大選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媒體奇觀”，無疑將成為載入全球新聞傳播史冊的一次重大事件。在這場“驢”“象”之爭中，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特朗普作為一個地產大亨出身的“政治素人”，憑借其作為“推特總司令”的強大號召力和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獨特影響力，先是在黨內初選中殺出重圍，并最終爆冷擊敗了勝券在握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制造了近年來全球政壇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美國右翼新聞媒體是特朗普能夠贏下這場大選“持久戰(zhàn)”的重要推手。其中聲勢最為浩大的是一家名為“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簡稱BBN)的網站，其首席執(zhí)行官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是特朗普勝選主要“功臣”之一，他也因此被《時代》周刊稱為“了不起的操盤手”。然而好景不長，班農被任命為白宮首席戰(zhàn)略顧問未滿一年就被特朗普辭退。

　　雖然班農黯然離開白宮，但右翼媒體的發(fā)展勢頭并未減弱。2017年初，新聞移動應用軟件Circa(意為“大約在某年”)憑借著“通俄門”報道力挫眾多傳統(tǒng)主流媒體，成為繼BBN之后又一家引人注目的右翼媒體。本文以BBN和Circa等為例，梳理和分析新興右翼媒體及其營建的“網絡另類空間”的特征，及其對新聞業(yè)乃至于美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與挑戰(zhàn)。

“右派國家”的復蘇

　　《右派國家》是《經濟學人》前總編約翰·米克爾思韋特(John Micklethwait)和該刊專欄作家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2014年出版的一本暢銷書，對近年來保守主義從暗流涌動到凸顯為“隱秘的主流思潮”的歷史脈絡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現在看來，這兩位被稱之為“當代托克維爾”的思想者已經在書中對2016年美國乃至于整個西方政壇發(fā)生的劇變做出了準確的預言。

　　在他們看來，當今美國出現了“急劇右轉”的趨勢。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美國社會都比上世紀中葉更為保守。尤其是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全球化受阻的今天，以美國中下層白人為核心的保守派勢力開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浪潮。這一群體也正是將特朗普推向總統(tǒng)寶座的中堅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在美國興起的“右翼文化”與政治上的傳統(tǒng)右派勢力也存在這一定差別。成長在全球化時代的青年右翼群體除了在持槍、墮胎和死刑等問題上與傳統(tǒng)右派有著相似的觀點，還進一步強化了排斥外來移民、解構多元文化和反對保護邊緣弱勢群體的“政治正確性”等極端化立場。因此，他們也被稱為“另類右翼”(Alt-Right)。2016年大選期間，他們充分利用互聯網進行線上聯結，擴大自身影響，而快速崛起的右翼網絡媒體也隨之成為美國新聞輿論場中一支重要力量。

右翼媒體：來自另類空間的聲音

　　縱覽美國的大眾傳媒譜系可以發(fā)現，相較于陣容龐大的自由派媒體陣營，持保守主義立場的右翼媒體一直顯得勢單力薄。特別是在電視新聞領域，無論是NBC、ABC還是CNN都帶有鮮明的自由派色彩，只有福克斯新聞臺(Fox)一家右翼電視媒體與之抗衡。但根據皮尤中心2017年發(fā)布的一項調查顯示，2016年大選期間有19%的選民將FOX視作最主要的信源，這一數據正好等于NBC、ABC、MSNBC和CBS四家“左翼”電視媒體之和。在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中，40%的人都將Fox視作首要信源。用《商業(yè)內幕》(Business Insider)主筆馬克思?布特(Max Boot)的話來說，Fox已經“成功轉型為特朗普控制的國家電視臺”。

　　除了Fox這類傳統(tǒng)右翼媒體之外，更為引人注目的是新興的“另類右翼媒體”，其中最知名的無疑是布萊巴特新聞網(BBN)。大選期間，這家名不見經傳的網站借助于“后真相”制造爆點和槽點，一時間名聲大噪。“奧巴馬出生于肯尼亞而非美國本土”、“希拉里及其助手與恐怖主義有染”等“后真相”都源自該網站，在臉書(Facebook)等社交平臺上病毒式傳播。雖然當事人及時作了澄清，但這些“后真相”顯然對民主黨的選情產生了難以消散的消極影響。

　　對此，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的楊采·本克勒(Yochai Benkler)和麻省理工學院公民媒體研究中心的伊桑·扎克曼(Ethan Zuckerman)等知名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在大選期間追蹤了125萬篇網絡新聞報道的傳播路徑。他們發(fā)現，大選期間美國新聞媒體的傳播生態(tài)是嚴重失衡的，以BBN為中心的封閉性右翼新聞傳播網主導了輿論走向(如圖1所示)。首先，支持希拉里的媒體中既有溫和左翼(或稱“中間偏左”)，也有極端左翼;但支持特朗普的媒體大多呈現出極端右翼的傾向，溫和右翼媒體則較為罕見。其次，從社交媒體用戶的轉發(fā)量上來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等主流新聞媒體都非常高，說明他們的新聞來源更加多樣化，能夠相互印證并有多元視角的報道。反觀那些非主流的另類右翼媒體，只有BBN的轉發(fā)量達到了上述幾家主流媒體的水平。這就意味著當支持希拉里的受眾能夠聆聽到不同媒體形成的“多聲部合唱”時，支持特朗普的民眾卻只在聽BBN的“獨唱”，而其中大都是混雜著謠言和偏見的“后真相”。顯而易見，這種社交媒體主導的網絡政治生態(tài)呈現出顯著的“不對稱極化”傾向，即在自由派主導的左翼和保守派主導的右翼網絡空間里，信息流動和觀點分享的機制大相徑庭，二者幾乎沒有對話的空間和可能，從而使美利堅“合眾國”呈現出演變?yōu)?ldquo;分裂國”的危險傾向。

圖1: 美國媒體的黨派傾向與推特新聞轉發(fā)量

　　今年年初，BBN的首席執(zhí)行官班農順利進入白宮團隊，該網站也隨之獲取了更多政治資源，影響力進一步得以提升。與此同時，另一家更為年輕化、移動化的右翼媒體Circa 也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在美國電視業(yè)巨頭辛克萊廣播集團的重金資助下，Circa以新聞移動應用軟件(APP)的形式吸引大批青年用戶，活躍度不斷上升，大有超越Fox、BBN等“前輩”，一躍成為新的右翼媒體“盟主”的趨勢。這些新老右翼媒體共同構成了學者斯塔伯格所說的“另類空間”(alternative space)。相比于西方傳播學者暢想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網絡公共領域”，“另類空間”超越了傳統(tǒng)政治學意義上的左右翼之分，它自成一體，站在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利用社交媒體平臺構建了具有松散組織架構的反民主話語空間，營造出相對封閉、基于“情感化真相”(emotional truth)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使參與者得以強化自身固有的態(tài)度和信念。新興的Circa 及其對特朗普“通俄門”的報道，是幫助我們理解“另類空間”的一個典型案例。

Circa：“另類右翼”營造的“另類空間”

　　2011年，一群來自美國舊金山的技術“極客”與職業(yè)媒體人一道組成了創(chuàng)業(yè)團隊，研發(fā)出一款新媒體產品Circa。它也是首個嚴格意義上專門為移動端設計的內容分發(fā)平臺，因而被稱之為新聞APP的“鼻祖”。但真正讓Circa在新聞界和輿論場上引發(fā)廣泛關注的是它在2017年“通俄門”報道中的突出表現。

　　特朗普入主白宮后與主流新聞媒體之間“互懟”的態(tài)勢愈演愈烈。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和司法部長塞申斯，都接連被媒體曝出在大選期間與俄羅斯情報部門進行“秘密聯絡”，借助于社交媒體等手段聯手干預選情走勢。如果“通俄門”得以證實，將是“水門事件”的重現，特朗普可能會像當年的尼克松那樣在輿論壓力下黯然下野。一向與特朗普關系緊張的美國主流媒體對此進行了長篇累牘的報道。《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曾在今年5月引用匿名消息報道稱，調查人員已確認白宮一名現任官員為重要嫌疑人，此人與特朗普關系密切。今年7月份，《紐約時報》再次獨家披露過特朗普的兒子在去年大選期間與據稱握有希拉里通俄“黑料”的一名俄羅斯律師秘密會面。

　　然而，在當今的媒體生態(tài)下，“通俄門”不可能演變?yōu)楫斈甑?ldquo;水門”。一方面，美國傳統(tǒng)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公信力和影響力日漸式微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另一方面，憑借社交平臺崛起而興盛的另類媒體也成為“洗白”特朗普的重要力量，Circa就是其中的“領頭羊”，沖鋒陷陣的是其首席運營官約翰·所羅門(John Solomon)和負責報道國家安全事務的記者莎拉·卡特(Sara Carter)。

　　所羅門在新聞業(yè)界大名鼎鼎，也是情報界的知名人士。他先后在美聯社和《華盛頓郵報》工作數十載，后來又掌管保守派色彩濃厚的《華盛頓時報》。卡特則長期在右翼媒體《華盛頓審察者報》(Washington Examiner)擔任報道國家安全事務的記者。他們憑借豐富的新聞調查經驗，披露了大量與傳統(tǒng)主流媒體相左的證據和疑點，是唯一一家敢聲稱特朗普與“通俄門”事件毫無關聯的新聞媒體。為了放大“另類聲音”，他們兩人頻頻以嘉賓或評論員身份出現在Fox黃金時段的電視節(jié)目中，與素有“特朗普吹鼓手”之稱的節(jié)目主持人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一道反擊《紐約時報》等自由派媒體。借助于APP強大的推送效應和分享功能，他們的報道和評論在網絡輿論場上獲得了廣泛的回應，形成了與傳統(tǒng)主流媒體并駕齊驅的“網絡另類空間”。

　　雖然所羅門堅稱“我們在報道上沒有立場，你不會在我們的報道中發(fā)現任何觀點”，但事實上，Circa的母公司正是著名的右翼媒體機構——辛克萊廣電集團。該公司曾在大選期間被曝與特朗普團隊簽訂協(xié)議，為其增加媒體曝光率。2015年底，該集團收購了當時財務狀況不佳的Circa，并迅速將其打造成了一家政治上“右傾”、依靠前沿技術驅動的新興網絡媒體。

　　Circa主打人工智能，引入了包括虛擬現實(VR)和短視頻等備受“千禧一代”受眾喜愛的傳播手段，以此吸引以年輕人為主體“另類右翼”。他們與專業(yè)技術公司合作推出了VR廣告平臺，開辦了“Circa 360”等欄目，用于分享利用VR技術拍攝的新聞和娛樂內容。Circa還在短視頻領域深耕細作，大多數視頻產品的長度在一分鐘左右。這一系列舉措一改右翼媒體“老派”“高齡化”的刻板印象，吸引了更多青年人的關注。

　　最新統(tǒng)計顯示，Circa的用戶當中有80%年齡在45歲以下，67%在35歲以下。為了提升用戶參與度，他們與一些培訓機構聯手舉辦了一項名為“Circa校園”的推廣活動，招募有志于從事新聞業(yè)的年輕學子，向他們傳授視頻剪輯、挖掘有效信息源等技能[i]，以“用戶生產內容”(UGC)的模式拓寬新聞產制渠道，在年輕用戶群體中夯實品牌忠誠度。

　　Circa年輕化、移動化、互聯化的品牌定位，塑造了“另類右翼”的新形象，因而成為了廣告商們的“新寵”。另一方面，它也助力特朗普在青年網民中的支持度迅速攀升，補齊了福克斯等老牌右翼媒體的“短板”。尼爾森公司的調研顯示，在黃金時段觀看FOX的受眾平均年齡為68歲——這正好也是特朗普本人的年齡，常年觀看的受眾平均年齡在65歲以上。這樣的數據會讓廣告商們望而卻步。相比之下，像Circa這樣專打“年輕牌”的新興網絡右翼媒體則具有更大的消費潛力，其所具有的強大推送和分享功能能夠有效提升用戶黏性。因此，無論從政治還是從市場價值而言，Circa必將取代FOX和BBN成為右翼媒體的新“旗艦”。

來自右翼媒體和另類空間的挑戰(zhàn)

　　在當下的美國，“另類右翼”正借助于Circa等新興媒體營造的“另類空間”海量傳播著“另類事實”(即“后真相”)和極端思想，對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構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相比之下，Fox這樣的傳統(tǒng)的右翼媒體在這個新興的“另類空間”里也顯得格外“主流”。除了BBN和Circa，“每日傳訊”(Daily Caller)、“信息戰(zhàn)”(Infowars)等右翼媒體的日益壯大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傳播生態(tài)。

　　首先，網絡空間的群體極化趨向將會愈演愈烈。正如本克勒等人的研究所證明的那樣，網絡空間的不對稱極化將使傳播生態(tài)進一步惡化。左翼力量聚集于《紐約時報》和CNN等主流精英媒體周圍，右翼力量則分散在BBN和Circa這樣的另類空間里。兩種完全不同的媒介文化使得左翼與右翼難以進行理性的對話。當本應開放的“互聯網公共領域”被割裂為相互封閉的“兩極”時，“信息繭房”和“回聲室”效應就會被逐漸放大。左翼和右翼的支持者持續(xù)受到單向度的、重復性的“信息轟炸”，由此而導致的網絡空間的“群體極化效應”也會摧毀社會共識。因此，《時代》周刊所擔憂的“美利堅分裂國”并非杞人憂天的預言。

　　其次，另類右翼的出現撼動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美國黨派之間的“驢”“象”之爭雖然在對于公平和秩序的理解上存在差異，但都堅持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二者立場的重疊部分可謂是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淵藪。但是，“另類右翼”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動態(tài)平衡，促使白人至上主義、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等極端立場沉渣泛起，從而在根本上動搖了凝聚美國社會的共識基礎。

　　2017年5月，弗吉尼亞州夏洛特市議會因為決定移除南北戰(zhàn)爭時期南方將領羅伯特?李的塑像，此舉激起了另類右翼的不滿并引發(fā)沖突。這被視作是另類右翼捍衛(wèi)“白人至上主義”的一次重要行動，而特朗普含糊其辭的表態(tài)更加劇了這場沖突引發(fā)的“文化戰(zhàn)爭”。

　　其次，另類右翼媒體的興起導致“后真相”在社交平臺上泛濫成災，顛覆了美國媒體奉為圭臬的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價值體系。如果新聞媒體無法履行“把關人”的功能，如果網絡空間的“自凈”功能受到破壞，那么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將無從談起，這將從根本上動搖美國民主政治賴以生存的基礎。為了整治虛假新聞，臉書CEO扎克伯格宣布引入事實核查系統(tǒng)，強化人工編輯的審核機制，以阻止假新聞在臉書上的泛濫。同時，美國最著名的三大事實核查類網站(PolitiFact、Fact Checker和FactCheck.org)加大了對社交平臺新聞推送的核查力度，以控制假新聞在社交媒體上的大范圍傳播。但是，這些舉措在日漸壯大的另類右翼媒體面前并未形成壓倒性的優(yōu)勢。

　　從這個意義來看，要消弭另類右翼媒體所帶來的負面沖擊，還要從媒體工作者和基層民眾入手。美國政治傳播學者凱瑟琳·克萊默(Katherine Cramer)深入基層社區(qū)調研后發(fā)現，居住在相鄰地域的民眾擁有相近的“認同意識”和政治立場，而媒體對他們的塑造和強化作用不容忽視。例如，不同黨派傾向的民眾在新聞媒體的選擇上呈現出較大的差異，都認為自己所獲取的信息比別人更加接近真相。他們還認為，地方媒體比《紐約時報》、CNN等全國性媒體更值得信賴。近年來，右翼媒體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客觀上也加劇了這種“群體極化效應”。如何應對另類右翼媒體所帶來的挑戰(zhàn)，美國學者給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建議：

　　首先，媒體可以引入“解困型新聞”(solution-based journalism)，聚焦于當地社區(qū)的核心關切，并倡導通過公共討論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這樣可以讓民眾的關注點從問題“歸咎于誰”轉移到“如何解決”上，從而消除不同社群之間的猜忌和懷疑。

　　其次，以社交媒體為核心的“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為民眾提供了重建對媒體信任的有效路徑。新聞媒體應當搭建更多的“公共空間”，可以通過舉辦各類活動或組建讀者俱樂部等手段，讓來自不同社群的民眾相互交流、增進了解，這些舉措顯然也可以提升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

　　第三，加大對社群媒體和基層新聞業(yè)的扶持力度。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之所以對傳統(tǒng)主流媒體愈發(fā)不信任(2016年已經降至34%的歷史新低)，就是因為在全國性媒體上傳播的大都是刻意“過濾”之后帶有鮮明黨派傾向和精英色彩的內容。因此，州政府應當重點扶持反映真實反映基層民眾關切和呼聲的草根新聞業(yè)和“小微”社群媒體，從而抵消另類右翼媒體對基層民眾的“誤導”和“操縱”，扭轉當前美國社會“群體極化效應”愈演愈烈的趨勢。

　　總體而言，右翼媒體的復興和另類空間的崛起反映的是全球化給美國社會所帶來的沖擊和美國基層民眾對“雙華”(華盛頓和華爾街)政商精英的失望情緒，也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深刻改變主流社會價值觀和傳統(tǒng)媒體生態(tài)的一個縮影。對于中國新聞界而言，警惕新聞媒體的“大都市化”“精英化”和“圈子化”，防止其與基層社會和底層民眾之間的脫節(jié)，也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約翰·米克爾思韋特, 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 右派國家. 中信出版社, 2014.

　　2. Gregory Krieg, Clinton is attacking the 'Alt-Right' -- What is it?, http://edition.cnn.com/2016/08/25/politics/alt-right-explained-hillary-clinton-donald-trump/

　　3. Jeffrey Gottfried et.al, Trump, Clinton Voters Divided in Their Main Source for Election News, http://www.journalism.org/2017/01/18/trump-clinton-voters-divided-in-their-main-source-for-election-news/.

　　4. Yochai Benkler, Robert Faris, Hal Roberts, and Ethan Zuckerman, Breitbart-led right-wing media ecosystem altered broader media agenda,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5. 史安斌, 王沛楠. 作為社會抗爭的假新聞——美國大選假新聞現象的闡釋路徑與生成機制. 新聞記者, 2017(6):4-12.

　　6. http://www.fiercecable.com/broadcasting/sinclair-launches-circa-campus-expansion-user-generated-content-biz

　　7.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8/the-twilight-of-fox-news/497684/

　　8. The Tow Center Report:lessons on overcoming polarization from Bowling Green and Ohio County, Kentucky; by Andrea Wenzel and Sam Ford.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