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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海蓉 陳義媛:你不知道的穆加貝——對話津巴布韋土改專家

嚴海蓉 陳義媛 · 2017-11-23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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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津巴布韋沒有在90年代末“一意孤行”地進行土改,把殖民時期以來白人農場主占有的幾十萬公頃良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人們, “國際社會”恐怕不會關注到遠在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韋。當西方精英和媒體散布著關于津巴布韋土改的偏見,當英美兩國帶頭在新世紀初制裁津巴布韋時,薩姆?莫約的研究穿透了妖魔化的迷霧。在此,特別將本次訪談推送給讀者,幫助了解津巴布韋的社會經濟狀況。

  食物主權按:

  近日來,津巴布韋發生劇烈政治變動,總統穆加貝目前依然被軍方軟禁在家里,無風不起浪,動蕩政局背后隱藏著怎樣社會經濟的原因?人民食物主權在2015年杭州萬隆會議60周年的紀念研討會時,采訪了津巴布韋土改研究學者莫約,在這個訪談里,他和我們分享的不僅是圍繞著津巴布韋土改的政治斗爭,更闡明了津巴布韋的土改對于非洲乃至世界邊緣國家的意義,如果津巴布韋沒有在90年代末“一意孤行”地進行土改,把殖民時期以來白人農場主占有的幾十萬公頃良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人們, “國際社會”恐怕不會關注到遠在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韋。當西方精英和媒體散布著關于津巴布韋土改的偏見,當英美兩國帶頭在新世紀初制裁津巴布韋時,薩姆•莫約的研究穿透了妖魔化的迷霧。在此,特別將本次訪談推送給讀者,幫助了解津巴布韋的社會經濟狀況。

  莫約簡介:

  薩姆•莫約(Sam Moyo)教授是非洲農業研究院(AIAS)創始人,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理事會(CODESRIA)前主席。他的重大貢獻之一是對津巴布韋土改的深入研究。薩姆•莫約總是以自己的研究來說話,不懼爭議。非洲著名的學者穆罕默德•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教授評價莫約說:如果他說,土地改革使數目眾多的無地者中很多人的處境變得更好了的話,那么,那些反對的人就會說,這是一個站在體制那邊的人說的話,這不可信。但如果他拒絕全盤支持政府的話,和體制站在一起的那些人又會說,他肯定和反對派有隱秘的聯系。在公共政策上,薩姆是根據自己的研究來說話的,他總是無畏、無懼而充滿希望。

 

  津巴布韋總統、民盟主席羅伯特·加布里埃爾·穆加貝

  嚴海蓉/陳義媛(下稱嚴/陳): 津巴布韋20世紀末開始的土地改革引來了世界的關注。一邊是西方主流媒體紛紛表示譴責,一邊是南非由于無力解決嚴峻的白人土地所有權問題,一直對此有所忌憚。但是我聽說,許多非洲的國家都把穆加貝當做民族英雄。我覺得很有意思又讓人好奇的一點是,這場土地改革開始于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的時候。那么,這場土改與20世界早期在一些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進行的土改有沒有關聯?所以,我們想請你談一談這場改革的背景,還有它更為深遠的意義。

  津巴布韋的有條件解放和土地改革

  嚴/陳:能不能請您從津巴布韋在改革之前的土地制度說起呢? 您曾針對這個問題寫過一篇文章,我們已經拜讀過了。那么能不能請您向讀者們介紹一下呢?根據我之前在贊比亞的經歷和觀察,土地所有形式共有三種:國家所有、部落所有和私人所有,而贊比亞的農業結構是一個小農、商農與公司農民的糅合。您認為這在非洲南部常見嗎?

  Moyo:過去的150年或者200年是非洲南部的農業結構在殖民滲透之后轉變最大的時期。 在這6個國家,包括肯尼亞、南非、津巴布韋、納米比亞這4個主要的駐領殖民地,和贊比亞、莫桑比克、斯威士蘭等,土地與農民的分離程度更嚴重,這里說的農民也就是人們所謂“溫飽型農民”。“溫飽型農民”組成的這種農業系統主要建立在小規模土地上,通過家庭勞動力維系。他們不一定種植經濟作物,但一定會種植糧食,谷物。有時他們會有盈余到市場出售。這就是非洲大陸其他國家最主要的農業系統。而在非洲南部的這6個國家,傳統農民被剝奪土地的程度高得多。比如,拿情況最糟糕的一個國家—--南非—--來說,大概4萬5千大農場主占有85%的農業用地,而100萬左右農戶擁有的小規模土地僅有1.1公頃。對于中國來說,1.1公頃好像也挺多了,可是這些是干性土地,稀樹草原的質地。 津巴布韋情況與南非相仿,在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前,那里大概有5000大農場主——他們占有50%的耕地,最優質的耕地,而大約100萬家庭小農僅享有剩下的土地——大部分是干旱的土地。

  嚴/陳:土地的集中是不是可以從種族的維度來看。

  MOYO:  是這樣的,少數農民占有大片降水更多,土質更優的土地。這對于贊比亞也是一樣的。贊比亞分布有一些小農、中農,但是他們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人。他們僅僅占據不到20%的農業用地。小農家庭,溫飽型農戶享有屬于傳統制度下的大部分土地(這里的傳統制度主要指部落所有制)。 在傳統的土地制度中,除了食用作物占有最優質的土地之外,還有公用牧場,它是一個廣泛的畜牧業系統,對環境狀況的影響相對溫和。 南非、津巴布韋、納米比亞是極端的例子。肯尼亞也有源自歐洲殖民的定居者。 在南非,定居者源自是荷蘭和英國的殖民者。 在津巴布韋,這些定居者主要來自英國。 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吧。在津巴布韋和贊比亞,一小部分土地歸國家所有,歷史上這些國家曾開辟“戰略性農場”來種植專業性作物,比如育苗, 同時也作為范例影響周圍的農場。在這種情況下,國有的土地是很少的。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調整時期,贊比亞等非洲國家最先私有化的卻是國有農場。而這些國家之外的大部分非洲大陸上的國家,都是小農戶占有90%農業用地。在傳統部落所有制下,每一個成家的社區成員,在成家時都能分得一塊土地。

  嚴/陳:很多人都不清津巴布韋土地改革的推動力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土地斗爭實際上推動了政府做出土地民主化的承諾。能請您談一談這個過程和您對土地改革的評估嗎?

  MOYO: 情況是這樣,在所有的殖民定居地,甚至一些非殖民定居地,歐洲殖民者都給農莊保留了部分土地,即使在加納、西非、加麥隆... 但是土地在反殖民斗爭中成了一個主要問題。 拿津巴布韋為例,120年前,大部分土地被殖民定居者拿走時,本地人口依然稀薄。隨著人口的增長,土地需求的壓力也上升了。接著,人口的上升又激活了民族層面的反殖民斗爭,其支持力量不僅僅來自中產階級、城市專業人士、教師等這些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也有扎根于社區的,包括酋長在內的那些被殖民者驅逐的群體。這類群體十分躁動,把去殖民化看做奪回土地和主導社會規則的一種手段。

 

  所以,從津巴布韋的例子可以看出,從50年代開始,土地革命的訴求越來越盛——民族主義者打出的口號是“土地的兒子”——擁有土地又被驅逐的人群。津巴布韋是非洲南部去殖民化最晚的國家。直到1980年那場耗時彌久的戰爭之前,各派力量都未能達成妥協。在那場持久戰中,也就是70年代的時候,津巴布韋采取的是毛澤東戰術中一種結合了農村游擊戰的巧妙戰術。而且, 游擊戰本身又發動了被奪去土地的人成為全國性土地解放運動的有機成分。所以,當獨立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來臨,人們對大規模的土地重新分配懷有很大期望。在他們與英國的商談中,英國承諾將支付部分土地,以盡力避免大規模的土地收回,因而他們答應出資——甚至美國人也在商談中這樣承諾——80年代起他們會付點錢,使得15%的由白人掌握的土地能流向市場,將根據市場情況被重新分配。當時真的是一片混亂,關于取得哪里的土地,取得多少,能轉賣給多少人這些問題都沒協調好。

  嚴/陳: 當時津巴布韋為什么會接受英國人提出的市場化土改?在解放斗爭中,津巴布韋人為什么沒有直接從白人手里奪回土地呢?

  Moyo: 一開始,津巴布韋是冷戰調整期的一枚小卒,或者說是一個實驗品。在津巴布韋獨立之前,安哥拉、莫桑比克都在1974年突然就獨立了。這時正是冷戰的高潮。由于葡萄牙發生政變,葡萄牙軍政府斷言“他們無力承擔在安哥拉打仗的費用”,這些國家因此一舉奪回了土地。在這兩個國家中,津巴布韋的羅德西亞白人和南非人在一些美國人的支持下發動了內戰。所以,他們的確是獲得了獨立和土地,但是隨后的內戰在莫桑比克持續了15年,安哥拉也是一樣的情況。 南非支持安哥拉一股解放運動力量,中國支助了一股,俄羅斯、古巴支助了一股,他們想推動對安哥拉人民解放勢力的控制,內戰發生了。但是漫長的內戰耗時20余年。所以,當津巴布韋談判進行之時,有一種言論說,可以采用妥協的方案,既照顧到既有的白人利益,也照顧到土地再分配,但是再分配應該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 不管怎么說,誰也無法保證南非以及羅德西亞某些舊勢力不會進行武裝干涉,再次發動內戰。

  嚴/陳:  當時隱患依然存在。

  Moyo:  確實有隱患;解放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還不足以保證處于孤立境地的津巴布韋的安全。美國推動英國牽頭的去殖民化談判也受到了南非的支持, 但是這種支持是建立在妥協基礎上的。

  嚴/陳: 所以津巴布韋的解放是有條件的解放。

  MOYO: 一定程度上是有條件的。 可以這樣想,大多數贊比亞和莫桑比克領袖迫于壓力都說 “別打了,我們和解或者妥協吧”。一方面這是出于策略考量,一方面也是由于為現實所困。從策略角度來看,解放運動就是先掌權再重建。先奪取國家權力,再進行能力建設,根據現實情況組織改革。所以,津巴布韋的策略基本上是穩定政權,投資教育、民生、發展、掌控正式軍和國家。 英國為此提供了幾年的資助,但是收效不佳。不久之后,在1989年至1990年,蘇聯解體。鄰近國家都進行了結構性的調整。津巴布韋的地緣政治環境不利于采取激進的處理方案。雖然津巴布韋政府制定了一些收回土地的法律,但是人們說“不,現在這套行不通,現在起我們要盡力收回土地。” 英國回應道“不行,那樣的話我們就不提供資金了。” 所以英國的資助就停了。 也就是說,在第15年末,資助土地改革的承諾全盤崩潰。而在津巴布韋基層,對土改的需求和壓力在上升。

  土改前后的階級動力

  嚴/陳: 在您的文章里,您提到解放斗爭中的軍人對發動土地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MOYO: 基本是這樣的,從1980年起仍在談判的那幾年,社區已經紛紛占領土地,而國家就說,“好吧,等一等,我們有錢,我們來買地(搞土改)。” 有時候國家很快就在民眾占地迅疾的地方買下了土地。總之,他們想控制局面,并且通過小規模的重新分配來控制局面。但是津巴布韋的經濟增長還不至于高到可以提供額外收入替代農業收入的地步。那時土地改革實際上并未提供足夠的土地,因此隨著人口的增長,土地需求的壓力還是在積累,95年的結構性調整也沒起到什么作用。國家采取這個措施,誤以為他們有可能取得進行工業改良的資金支持,結果卻導致了去工業化。 所以事實上,結構性調整降低了工資,減少了貸款,社會境況變得更壞。然而,對土地資源的需求還在增加。因此,社會對土地需求進行了重大回應。戰爭中的老兵,我們把他們叫做解放戰爭老兵,他們不僅僅是軍人,也是社區的一部分。 他們開始有機地支持地方運動,占地運動。 到了某個時候,英國方面說,“不行,不行,英國新政府[工黨]要執政了.......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是工黨,不是保守黨或者資本主義信徒。”所以工黨打破了英國資助土地改革政策的外交通道。津巴布韋這邊,戰爭老兵行動了,發起動員,他們一動員,許多其他社區也自己行動起來。最后的局面就是國家只能勉力控制局面,“不,不,這太過了。” 的確他們也控制了幾年。

  嚴/陳: 那社區動員之后的階級關系和土地所有情況是什么樣呢?

  MOYO: 情況是這樣的,津巴布韋土地改革為世界土改歷史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由于這個政策是圍繞無地農民、無業工人的階級聯盟,它解決的是怎樣給小生產者分配土地的問題,同時也整合了同樣處于壓力下的中產階級,畢竟那時候商業也停滯了。由此形成你所說的那種贊比亞的中小農場。所以這個計劃就是把土地轉給農民,形成家庭農場和少數小型商業農場。

  嚴/陳: 那是政府政策還是規劃?

  MOYO: 是包含兩個計劃的政策:他們叫它做A1,A2。A1針對農民,另一個針對中小型農場。所以,這里有潛有一個階級沖突。但是在許許多多小農漸漸取得土地的時候,土地分配所涉及到的范圍還未大到足以發生沖突的地步。所以,這兒原本由一個大農場主占有的土地,現在可能有6個小農場分享,或者那兒一個農場由30個家庭農場分享。 由于政府把土地分配給很多的農民,人們普遍認為“重新分配”也是可以接受的, 這當中也有妥協,比如 “有些農場也可以是商業性的,它們會促進投資”。 這就是政府構想的、受到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產階級支持的模型。注意,土地改革同時需要coopted官僚制度。

  同時,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大概10%的土地,農業用地,未被收回重新分配,國家保留了這部分實業建設。在之前的制度中,有白人商農,大規模農場,但很少有實業……很少有農工業基地,比如帶有大型處理工廠的糖料莊園。

  嚴/陳: 那些莊園是誰的呢?

  MOYO: 是南非的英美公司(Anglo-American),還有些其它外國公司。有些公司經營畜牧業,占有大量土地。政府把這些公司周邊土地重新分配,然后說“現在小農可以種植糖料作物,加工企業要把他們整合進來。”所以,國家就這樣迫使這些公司整合小農……因為這些公司想保住加工廠。

  嚴/陳: 所以這是一種訂單農業嗎?

  Moyo: 是導入了訂單農業。 對待這種結合了加工工業的莊園, 有兩種方案:一種就是收歸為國有農場,另一種就是減少它的土地,強迫他們與周邊農民形成訂單農業的關系,這能把原來的生產單位完整保存下來。一些莊園就這樣保存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農業階級結構中還存在一小部分農莊產業。

  嚴/陳: 那些產業屬于公司所有吧?

  MOYO: 是的,屬于公司。 雖然根據政策要求,這些公司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他們現在有99年的土地租用期。而且,這些公司的股權必須進行稀釋,吸收更多的津巴布韋人而不是外國人,因此我提到的那些中農和小農可以被吸收進來。 所以,結果就是土地量上升,農民也增加了,產生了大量的中小型資本主義農場,他們不依賴自己的勞動力 而是雇傭工人—然后我們還有好些能雇傭大量勞力,資本密集的大農莊。這就是整個體系的基礎。就是你所問的階級互動的結構性基礎。換句話說,土地革命是由農民主導的,受到小資本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支持,但是規模較小,控制較得力。土地是國家而不是私營產業所有。因為不能直接出售,所以還是在國家的控制下。

  嚴/陳: 甚至包括小農和資本主義農人的土地?

  MOYO: ……也歸國家所有。但是國家把土地使用權永久性地給了農戶,只是國家依然掌控所有權。也就是說,農民不能自行轉賣,不能直接與外國人或者當地人交易,也就是說至今他們都沒有批準一個土地市場。土地處于國家體制的控制之下。

  嚴/陳: 現在我想問您的問題是,在這個階級結構中,小農的地位是什么樣?

  Moyo:既顯然也當然,整個體系里,小農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力。只是農民也在分化,有些有更多的家人,更大的家庭,更多的親戚,因為他們具有更多的資源能雇傭更多的人,進行借貸或者儲蓄,等等。所以,在農民中,有些人會為其他人打工。但是,在A2類的中等農場,也有雇傭小農或其他人的勞動力的情況,因為有些人得不到土地,土地的量總是有限的。

  嚴/陳: 所以還是有無地的人。

  Moyo: 只能說擁有土地稀少的人,可能有些家庭有地,但是不夠。以及無業人員。 所以,依然存在勞動力市場,只是與之前的市場不同。 在之前,很多人被迫向大農場或者礦廠出賣勞力,但是現在很多人能為自耕出力了。雖然在有些小農場出現勞力開發不足,比如因為灌溉不夠發達,無法進行一年兩耕,所以,有時也有過剩的勞力。但這種情況不經常出現。

  還有因為失業或者季節影響產生的勞動力需求,比如收割季。 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的勞動力市場壓迫性降低了,但是依然存在。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農民中有分化,有不同程度的積累。

  由于西方制裁和宏觀經濟遭遇的困難,嚴格意義上的信貸市場沒有能被建立起來。所以,投資很少和耕地較少的也雇傭勞動,因而在勞動力榨取上與之前不同,現在要分散些。同時,很多農民和中型農場都生產食品,主要是水果、主食,豆類等。所以有更多人能解決自己的糧食問題了。同時,部分農民種植經濟作物,有些可用于出口。大概20%的煙草現在主要由散農、中型農場生產,有趣的是,以前這些是由有大規模土地的白種農人來生產的。 65%的農產由農業家庭采用勞動密集型方法生產。所以,分化是基于是否生產出盈余作物。大概20%到30%的農民能生產出一定盈余的經濟作物,比如玉米、煙草、棉花、花生。但是農民分化也被遏制,因為盈余戶不能買進土地,因而有這個“天花板”上限。

  嚴/陳: 這是國家干預的后果,是吧?

  Moyo: 既是國家干預土地分配制度的結果,也是再分配的自身性質所致。

  嚴/陳: 沒有土地買賣市場這一點來說,津巴布韋與中國是相似的。但是中國政府允許農戶將土地使用權出租給其他家庭。所以在中國,有些農戶能通過轉讓土地使用權來擴大生產。

  Moyo: 在津巴布韋這是不允許的,但是也暗中進行著。另外,許多農戶和中型農場如果有多余的土地,會請他們的親戚加入。所以,實際上分得土地的人比官方數據要多。但是,多出來的土地卻不能轉售。在有些中型農場, 之前的白種農人秘密地或者間接地資助中農生產煙草,也就是說存在著小規模的代理、分包。但是大體來說,資助農業的還是訂單經濟。 因為富有的中國公司就占了訂單的1/3, 不過他們實際買進的作物占50%左右。這是因為之前南非的英美公司和其它公司又回來了。當這里有利可圖時,他們就回來了。在訂單耕作中,這些公司發現資助不同類型的農戶能得到好處,所以訂單農戶不僅僅是大農民,65%是土地有限的農戶。所以你也發現了吧,我所作的區分是根據收入來的,不一定與土地集中度有關。

  嚴/陳: 公司的參與,可能也加大了分化的程度吧。

  Moyo: 確實加大了,但還是有一定限度的。因為種植的方法是勞動密集的,小生產者也是可靠的供貨方,所以訂單農業并不一定青睞擁有土地多或者富有的群體。但是相對來講,能獲得訂單的是比較富有的,他們是擁有一定的技術和經驗的農戶。 所以,農民在分化,但是并不是經典的列寧理論或者毛理論上的分化。

  不管怎么說,在國家支持、保護與控制的意義上,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訂單甚至向散農和商人開放。所以我說,人們才會不停地談論中國,中國,中國是三足鼎立中的一足, 中國,歐洲,和津巴布韋,三方一邊競爭一邊尋找各種機會。津巴布韋的階級變動就是這樣吧。我的文章里提到過,在國際層面上,津巴布韋與國際市場的互動還存在問題。土地改革和國家的新政策改變了煙草拍賣場的壟斷性,創造了更多的選擇,允許訂單農業,也有了以前沒有的直接采購。通過市場政策和土地再分配改革,更多的生產者參與進再分配中來,公司拓寬了供應,擴張了市場。這意味著國際流通路徑的縮短。之前,少數公司,比如英美煙草公司,收購全部煙草,然后賣給其他國家。所以,依我看,比如中國,可能在土地改革之前是從商人那里購買津巴布韋的煙草。

  Moyo: 我沒有相關數據,但是顯然土地改革改變了全球態勢。然后,由于新的態勢和資本互動形式的改變,種族情況也在變化。 在之前,銷售和拍賣場里是白人,現在有了更多的津巴布韋黑人,也有中國人,黃種人,白人,黑人,各種膚色……土地改革改變了整個態勢、實踐、規范……它可能不夠完美,但是確實不一樣,而且在有些方面可能更好。

  津巴布韋土地改革在非洲的啟示

  嚴/陳: 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對于還沒有進行土改的非洲國家來說有什么啟示呢?

  Moyo: 第一條啟示就是,津巴布韋打破了市場壟斷,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際競爭;對很多國家來說,土改潛在的問題是, “怎樣資助改革”,他們有了可參閱的例子。

  嚴/陳: 嗯,以南非為例,南非政府也有進行土改的意向,但是尚未真正推進。

  Moyo: 讓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如果用激進的方式進行土改,就會受到西方資本、地主……所有人的打擊,他們會這樣做。土地改革會產生后果的,你必須得有激進的決心并且承受得了壓力。反對力量會封鎖市場,封鎖金融服務,甚至可能對你實施制裁,你還要擔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再批準貸款給你。津巴布韋的做法就是一意孤行,不問后果。但是害怕還出于這些考量:“如果我們這樣做,誰來生產食物出口作物呢?誰為此提供資金呢?誰來為此推銷呢?” 因為,無論什么時候,在哪個地方,什么歷史背景下進行土地改革,都不僅僅是改變土地的所有權,因為一旦生產結構改變,市場也必須根據供應的變化而轉變。 資金方面是同樣的道理,大部分農業要么受國家的直接補貼或者信貸資助,要么受私人信貸的資助,所以土地變革波及的是整個體系。

  津巴布韋的啟示就是,如果你想進行土改,市場和金融上是有很大操控空間的,現在不再是“失去美國市場就死定了”那種情況了。我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剛才我沒提到,雖然之前某天我也談到過,煙草和棉花之類的作物……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這類國家進行小額購買,烏干達也買……他們的商人會直接來買。所以,我說市場已經不再依賴“殖民地型經濟”,市場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開放。進行土地改革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這是第一重啟示。另一重啟示是,只有大型農場或者富有多年耕種的白人才可能生產某些作物,這種神話也破滅了。

  嚴/陳: 那是殖民時期的神話,不是嗎?

  Moyo: 是的,許多神話都破滅了。 這個過程中你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的煎熬,但是最終還是能挺過去的。主要的問題是政治意志, 還有政府對公眾的引導。 根據大眾的期望和理解來看,這將會對南非的革命行動帶來更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它也應該啟發資本家和他們人,也許的確有避免階段性破壞的土改方法。所以,它的啟示挺多的。而且它在政治上還有更深遠的意義,即殖民式土地掠奪是可以推翻的。所以津巴布韋土改對于殖民者來說最大的隱患其實是,如果土改成功了,進行下去了,將會影響到南非,澳大利亞,其他地方……

  嚴/陳: 多米諾效應。

  Moyo: 是多米諾效應,這是背后的深遠意義。不過,我還想表達的一點是,由于駐地經濟(settler economies, 指歐洲移民在北美和大洋洲等地建立的移民國家經濟)是歐美的北約安全體制下的一部分,情況還要復雜得多。 因為它們在經濟和金融領域,在社會和情報領域的存在就是施加政治影響,穩定對其有利的局面,以及對整個北約安全體系有利的形勢。

  土地改革和食物主權

  嚴/陳: 在這個背景下,讓我們來談一談食物主權的斗爭吧。

  Moyo: 好,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食物主權應該到什么樣的程度。 農民是任何食物主權政策的關鍵要素, 這就是問題的基本核心。 但是,為了平衡各種生活需求——工資、教育、健康以及種種其他需求,現金收入對農民來說也是必要的。 如果農民參與買賣,不代表他就是資本家,你知道他們出售的可能是勞動所得,而不是剝削別人勞動的收益。 因此,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存在競爭關系。 但是,在殖民時期以及現在,由于貸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導向的經濟與金融機制,整體趨勢在鼓勵農民種植特定的出口型作物,因為這類作物有補貼。沒有哪個國家愿意資助津巴布韋生產自己食用的玉米或者麥子。他們說,“ 不不不,(玉米、麥子)我們還可以便宜出口給你呢。” 所以,耕種(何種作物)具有內在的矛盾。 這就是為什么需要國家政策來支持糧食的生產,比如通過補貼,來對抗WTO創造的困境。

  如今津巴布韋政府已經實施了一定程度的保護、研究與發展,一定的貿易保護和津貼, 這些政策對于保護食物主權來說都是必要的。 同時,主權也意味著保護,二者相輔相成。不管怎么說,工業化項目不可能就只是提供就業,卻依靠進口糧食。所以食物主權的意義,超出了糧食本身,還涉及人們的就業和他們在生產食品、銷售、建設地方經濟等中進行的各個方面……這個范圍要廣得多。

  所以,食物主權這個概念還需要界定,并且應根據不同語境而調整。它主要面向的問題是,如果糧食需要進口,而國內還有閑置的勞動力,或者土地被交給少數壟斷集團或農民來生產出口商品等,這就存在著巨大的不平衡。

  另外,怎樣引進農業生態學,解決氣候變化也是問題。 我覺得現在這方面的工作尚不清晰,關鍵在于或許有其他途徑可以使小農,農業家庭 在不使用過多化肥,人工或化學制品,轉基因品種的情況下實現高產。基本就是這樣一些事,我所能說的也就是這么多。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領域,只有少數國家有相關的安排, 比如說,津巴布韋、贊比亞就不允許生產轉基因食品。這意味著他們面對南非就有競爭力了,因為南非正好生產轉基因。所以,一旦出問題,他們就可以進行傾銷——不僅對南非,還有烏克蘭、澳大利亞,任何可以需要大麥和玉米的地方,甚至可以傾銷各種轉基因制品養殖的雞等。

  食物主權的主要問題始于貿易保護。 但這個問題比人們談論的還要復雜,因為你必須應對一系列政策,應對資本,尤其是迫使你遵守相關規定和WTO規則的國家權力與國際資本等。

  嚴/陳: 隨著津巴布韋土地改革的進行,其他的資源管理和資源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轉變呢?

  Moyo: 主要是,從宏觀上看,土地再分配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權利問題: 誰掌控了資源, 掌控了用于種植、放牧、取水的土地;掌控了河流、地下水、林地。 還有地方權利,人們居住的家——住在某個地方的權利……所有這些都受到權力不平等的影響。 一旦進行再分配, 就會產生大量的機會,吸收進更多的人。

  嚴/陳: 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津巴布韋依然是……您會不會說津巴布韋現在實行的是農業資本主義,只不過有更多的政府介入?

  Moyo: 是的。它是一個受到更多政府管控的再分配——這就是我叫它“再分配性土地改革”而不是“社會主義土地改革”的原因。 在社會主義中,也有一個再分配,但是產權并非市場產權。所以,它更應該被稱作是一種受到限制的資本主義,并且是再分配性的。但是,舉例而言,在1980年大約6000人分享所有的土地,而現在是30萬家庭分享。所以,一定程度上,本來趨向于集中的市場被打破。即使在白人農民中,能聚集土地的人也越來越少。

  關于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人們一般會談論壟斷資本主義,大農場農業資本主義,資本密集度等,但是在津巴布韋,那個模型已經變為一個更具備“再分配性”的了,隨之出現密集型勞動, 也養活了更多的人。

  這也是一個體系,但是30萬人共享的這個體系的區別就是,有人享有的多,有人享有的少,但是不會因為有人享有的多而導致有些人什么也沒有。 但是,我的觀點是,在接下來的幾年,還會有斗爭,有些人會提要求說他們應該分得更多。所以,關于再分配,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新的模式,因此我們對再分配的理解不能僅建立在一個陳舊的理論之上,甚至是社會主義上。因為,我們需要協調各個階級,合力應對資本主義 ——在這里是國際資本主義—應對那些白人土地產權人以及那個由于他們的英國公民身份而保護他們的政府。所以,我們要應對的是資本、國際國家系統、國家主權、土地產權人和引導他們的銀行。

  原文:Yan Hairong and Chen Yiyuan,“Land reform in Zimbabwe, class dynam-ics and delayed Bandung: an interview with Sam Moyo”,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7(1):128-139, DOI: 10.1080/14649373.2016.113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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