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緣起 

　　“隱蔽行動”是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東歐乃至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重要斗爭手段。對于這些行動，美國政府總是竭力否認和掩蓋，但隨著解密檔案的逐步出現，真相不斷浮出水面，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隨之深入，成為西方冷戰史研究的一個熱點。美國的隱蔽行動政策及活動以其隱蔽性、復雜多變性、難以防范性以及極強的針對性而著稱，因而更具危險性。

　　1973年9月11日，智利陸軍總司令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軍事政變，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拒絕投降、頑強抵抗，最終犧牲在總統府。阿連德經歷了多次競選、就職危機，最終在執政不到3年后被顛覆，智利持續了100多年的民主制度隨之傾潰。早在政變發生后的第三天，《朝日新聞》就刊登了題為《智利政變仍然有很大的美國背景》的文章，提到“對于智利政變，美國政府仍保持沉默，國務院也一再聲稱美國根本沒有干預。的確，尼克松政府對智利一直避免進行像肯尼迪政權時代對古巴發動進攻作戰那樣露骨的干涉……美國在智利雖然沒有直接插手，然而似乎成功地推行了所謂不直接插手而顛覆中南美洲政權的新戰略，大概可以說，(在智利政變中)美國的背景還是很大的。”[1]1998年10月，智利前軍政權首腦皮諾切特在英國被拘事件發生后，美國克林頓政府根據新聞自由法，解密了與1973年9月智利政變有關的大約5800份文件和資料，這些文件和資料大部分來自國務院、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和福特、卡特總統圖書館，而曾積極參與智利政變、與智利皮諾切特政權情報機構聯系密切的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情報局僅提供了490份文件和資料。由于美國政府一直否認干預智利政變，很多研究受到較大限制。直到美國政府在1999~2000年分三次公布大量原始檔案材料——丘奇報告、辛奇報告和有關暗殺外國領導人的國會調查報告解密后，不僅證實了美國在這一時期對智利實施了隱蔽行動、美國干涉智利的原因，還分析了人民團結陣線失敗的國內原因、智利內部及拉美對于美國干涉的反應、美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態度以及智利政變對冷戰格局的影響等等。2014年11月和2015年11月，美國對外關系文件(FRUS)又分別解密了366份和157份關于智利問題的檔案，其中涉及到美國對智利政策的討論。盡管其中某些人名及金額有意遮擋，但對于了解整個事件特別是美國政府在對外隱蔽行動的決策、部署和實施等方面的特點和規律有重要意義。

二、美國對外干涉的戰略目標與行動方式選擇 

　　隱蔽行動作為美國對外干涉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服務本國對外政策的極強目的性、從事顛覆等活動的任務復雜性、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內容多元性等幾個重要因素。隱蔽行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實現不同時期安全戰略目標，美國對其隱蔽行動有著嚴格的選擇性，實施的時機、手段和重點亦不斷變化。隨著冷戰拉開序幕，面對著反戰的壓力和防止蘇聯在拉美勢力拓展過快的矛盾，隱蔽行動一度成為美國對外戰略中常用手段。特別是在“豬灣行動”之后，美國對外隱蔽行動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受到了較大爭議和質疑。當然，這并未停止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步伐，只是就目標國對美國利益的影響程度與隱蔽行動一旦暴露或失敗帶來的負面效應之間的權衡更加謹慎。隨著冷戰格局中美蘇雙方實力對比不斷發生變化，在拉美地區局勢中美蘇雙方競爭亦是十分激烈，為防止在拉美出現第二個古巴，美國加緊了對自己“后院”的掌控，隱蔽行動也部署和實施的更加密集。

　　隱蔽行動通常包括隱蔽政治行動、隱蔽經濟行動、隱蔽宣傳行動和隱蔽準軍事行動。隱蔽行動大多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和意識形態色彩，在冷戰時期這一特點尤為明顯。美國的隱蔽政治行動是其顛覆目標國的某一政權或政治人物，抑或是扶植某一政黨或政治人物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具體包括扶植親美政黨、為其在競選中增強影響力而購買選票、詆毀與其有競爭關系的政黨并分裂其內部陣營等等。隱蔽宣傳行動是指為實現在目標國設定的目標和戰略，通過資助、購買、支持電臺、報社、電視臺、期刊等媒體的方式，散布、傳播甚至編造具有煽動性和鼓動性的信息、價值觀，瓦解敵對勢力的凝聚力、號召力和影響力，為自己試圖扶植的政黨或政治人物造勢。隱蔽宣傳行動是美國使用的最多的一種隱蔽行動，被稱之為“隱蔽行動的面包和黃油”[2]，一方面是因為幾乎所有的隱蔽行動都需要輿論的配合和渲染，另一方面隱蔽宣傳行動成本收益比非常具有吸引力，能夠花更少的錢、付出更少的代價、以更隱蔽和持久的方式實現預想的效果。隱蔽經濟行動則是運用經濟手段動搖目標國的政治統治，甚至逼迫其領導人下臺，進而扶植親美政權執政，具體包括在目標國國內的反政府力量及氛圍不足以推翻其政權時采取隱蔽的貿易管制、經濟破壞、撤走美國及盟國在該國投資的跨國公司、逼還債務、延緩貸款等方式擾亂該國經濟及社會穩定，刺激其民眾對政府和領導人的不滿，進而實現顛覆其政權等政治目的。在冷戰時期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綱領性文件NSC10/2中，這是美國要實施的隱蔽行動的重要內容[3]。隱蔽準軍事行動是破壞性最強、暴露的風險最大的一種隱蔽行動，因而其策劃部署以及決策的過程中往往會面臨更多的爭議，對行動成功概率與暴露后對自身聲譽的損害等因素存在更多的擔憂。隱蔽準軍事行動的部署與實施往往更加隱蔽和簡化：在目標國的政治形勢被判定為對美國利益的威脅重大必須立刻實施更高程度的隱蔽行動來即刻顛覆其政權時，隱蔽準軍事行動則被提上日程。為簡化程序，減少爭議，避免泄密，美國部署和實施的隱蔽準軍事行動通常會繞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和美國駐目標國大使館，而由美國總統或國務卿直接授權中情局完成相關任務。從二戰結束到70年代中期，美國實施的上千次隱蔽行動中，準軍事行動約占其中的16.7%，并且花錢最多、引起爭議最多。

三、隱蔽行動成為尼克松政府顛覆阿連德政權的利器 

　　1970年，阿連德第三次參加大選，并成功當選智利總統。此前美智關系經歷了建交初期的摸索期，銅礦交易帶來的蜜月期和二戰期間的摩擦期。1958、1964年阿連德兩次參加智利大選，雖以失敗告終，但在智利政壇地位的逐步提升，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高度重視。

　　美國在1970年智利大選前采取“擾亂行動”防止阿連德勝選。對于智利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定位以及智利對于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美國國內存在著不同的聲音，這也是回答美國是否干預智利1970年大選、對智利進行隱蔽行動的關鍵問題。時任美國駐智利大使的愛德華·科瑞(Edward M. Korry)對于美國對智利進行隱蔽行動、干預阿連德競選的行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曾向基辛格明確表示“我們不應該冒任何風險重蹈‘豬灣事件’的覆轍。我強烈表示我們的軍隊不應以任何形式參與其中”[4]。但他的態度遭到許多人的反對。6月23日，負責美洲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瓦伊倫彼得·瓦基(Viron P. Vaky)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談話備忘錄中提到，建議增加用于選舉前后政治活動的資金。7月，中情局提出了關于智利的國家情報評估報告，認為如果阿連德當選，將給美國帶來非常大的麻煩;阿連德和其大多數盟友對美國的敵意是根深蒂固的;當聯合國或國際事務中出現任何東西方對抗的問題時，阿連德政府將公開與美國對抗，最好的情況也只能是保持中立。盡管對于美國是否應該干涉智利大選的爭論十分激烈，但美國政府特別是中情局從未停止對于如何干預智利大選問題的部署。中情局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包括“密切監視弗雷、亞歷山德里和軍隊對于選舉后形勢的看法，讓他們知道只要他們表達邀請我們的意愿，我們會成為他們堅定的支持者和代理人;商討影響智利國會投票的主要行動;運用我們與亞歷山德里和弗雷的關系，使其保持與我們的想法和計劃的一致性，并用美國政府的建議和提供的支持來操縱國會的投票;擴大與智利軍隊的三個分支機構的軍事聯系，進而提供軍隊態度的即時信息，并對重大變化提出早期預警;避開會暴露的合作項目或活動，這會使智利的右翼掌握了美國政府干涉國會選舉的證據。為此，我們必須提供足夠的預算”[5]。

　　在阿連德就職前美國曾采取“雙軌行動”阻止阿連德上臺執政。9月4日阿連德第三次參加總統選舉，并獲得36%的選票，位列第一。這不僅標志著之前的“擾亂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敗的，更使美國對于智利的形勢以及阿連德對于美國的影響有了更加明確的評估與判斷。為此，9月14日和15日，美國分別宣布了目標一致但相互平行的“雙軌行動”。“第一軌道”是通過政府內正常的政策制定程序來采取行動，包括被40委員會批準的、旨在支持反對阿連德的勢力通過政治或軍事手段阻止阿連德上臺的一切隱蔽行動。盡管阿連德獲得的票數最多，但未獲得絕對多數(即未超過50%)，因此，美國試圖利用智利憲法中的相關政策法規阻止阿連德贏得10月24日國會選舉。為此，“第一軌道”在初期的主要目標是利用憲法中的相關規定積極推行隱蔽政治行動和隱蔽宣傳行動，積極鼓動反對阿連德的政治力量，使其在國會選舉中落敗。為確保萬無一失，除了“第一軌道”外尼克松和基辛格直接授權中情局采取軍事行動(包括鼓動智利軍方反對阿連德的活動)阻止阿連德就職，即“第二軌道”[6]。中情局向智利情報站發出的指令指出：“第二軌道是僅授權于中情局、通過軍事途徑解決問題的行動。委員會、國務院、大使和大使館均不知情也不以任何方式參與軌道二的行動”[7]。

　　在阻止阿連德競選、就職所采取的多重隱蔽行動均失敗之后，美國政府更加堅定地實施了一系列動搖阿連德政府穩定的行動，直至1973年9月11日，智利爆發軍事政變。在此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持續對智利基督教民主黨、民族黨等黨派、組織及其報紙、電臺等提供資助，幫助他們進行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活動，具體包括采取政治行動分化、弱化阿連德聯盟，尤其是人民團結陣線聯盟內部，給阿連德聯盟內部一個或者多個重要的分化勢力提供經濟援助;提出能使其軍隊保持整體性和獨立性的計劃;對關鍵的軍隊人員提供直接的經濟支持;積極與古巴和蘇聯情報部門斗爭，避免阿連德獲得外部支援;對反阿連德政治組織及其媒體提供經濟支持，運用他們來實施統一的行動;對智利公眾運用秘密技術提升智利不穩定的社會氛圍，尤其是切斷其與蘇聯集團的外交和商業聯系;對其他拉美國家實施隱蔽行動，發展國際宣傳運動來宣傳其對民主體系的侵犯，等等。當然，在實施隱蔽行動的同時，如何避免暴露以及評估暴露后給美國政府帶來的負面影響與行動成功后給美國帶來的相關利益之間的權衡一直是美國政府關心的重點問題。國家安全委員會多次向基辛格匯報：“我們所有的隱蔽的支持都安全實施，沒有引起阿連德政府的懷疑。”[8]

四、美國實施隱蔽行動的基本策略 

　　在意識形態較量中取勝是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重要出發點。毋庸置疑，尼克松政府冒著暴露后可能對美國的聲譽有著巨大打擊的風險部署并實施了針對阿連德政權的全方位隱蔽行動，其中的原因一定是復雜的、多方面的，但通過對當時美國對于阿連德對美國國家利益影響的判斷和分析不難看出，意識形態的較量、防止智利成為第二個古巴進而在拉美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是這一時期尼克松政府對智利實施隱蔽行動的主要因素。隨著冷戰拉開序幕，美國一直擔心社會主義力量在自己的后院蔓延。為此，1954年美國干預危地馬拉政變、1961年對古巴進行“豬灣入侵”、1965年入侵多米尼加等事件均主要出于意識形態這一因素?；粮裨硎荆?ldquo;我不明白，當一個國家由于自己民眾的不負責而倒向共產主義時，美國為什么要袖手旁觀?”[9]時任中情局領導人的赫爾姆斯也談道：“杜魯門失去了中國，肯尼迪失去了古巴，尼克松即將失去智利，美國不能接受此種敗局。”[10]1970年11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明確指出，“阿連德政府準備在智利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原則為指導的集團制度”，“阿連德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將非常忠于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目標”[11]。當然從地區和全球戰略上來看，美國對智利隱蔽行動的最終目的不限于讓阿連德下臺，還包括在拉美乃至全世界輸出其“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在輿論上打擊、毀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進而爭奪控制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營造所謂的“民主和平”。11月，基辛格指示中情局、國務院和國防部召開會議，商討阿連德上臺對美國外交的影響。會議制訂了《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97號文件》，認為阿連德上臺“標志著在美蘇新一輪的冷戰爭奪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又占據了上風，美國不能接受這種政治心理層面的巨大沖擊”[12]。

　　維護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是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重要內容。冷戰爆發后美智經濟聯系逐步緊密，為加緊與蘇聯爭奪勢力范圍，加強對自己“后院”國家的控制，美國對智利經濟援助和滲透全方位展開，在銅等礦產資源上的合作更是牽動著雙方的重要經濟利益。在阿連德上臺之前，美智雙方不僅貿易額不斷攀升，而且美國公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參與甚至控制了智利絕大多數的支柱性產業。當然，也正因為如此阿連德及其人民團結陣線聯盟認為要想真正獲得經濟上乃至政治上的獨立，必須迅速實現經濟國有化，重新奪回智利政府對于國家經濟命脈的掌控權。在阿連德就職之前，美國政府就擔心如果阿連德政府得以順利征收跨國公司，美國不僅面臨巨額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而且美國此前給智利提供的貸款也很可能會血本無歸。12月1日，美國國務院針對智利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形勢提交的報告進一步明確指出：“美國在智利的基本利益是阻止阿連德政權的穩固;將阿連德被接受和被模仿的程度降到最低;保護我們對外經濟政策的主要原則——尊重債務協議并對被征用的投資進行適當的補償;保護在智利的美國機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進出口銀行等)約11億美元的直接經濟利益;獲得在智利被征收財產的補償。為了這些利益，我們將對阿連德政權施加最大程度的壓力”[13]?？梢姡绹冀K認為不顛覆阿連德政權，智利的國有化進程就不會終結，對于美國經濟利益的損害就不會停止。為此，尼克松政府從阿連德參與智利大選就開始了許多暗中破壞智利經濟的行動。例如，在財政方面推遲向智利的進出口銀行貸款;減少直至取消對智利的經濟援助項目;號召美國盟國采取相同的政策打壓智利經濟;脅迫國際經濟組織限制對智利的援助及限制其業務。當然，這些行動不僅僅是為了迫使智利在其國有化過程中有所妥協，也是為了干擾阿連德改革的進程與效果，制造其國內經濟與社會的混亂與動蕩，為最終顛覆阿連德政權創造條件。

　　美國的地區戰略及全球戰略亦是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二戰后，在全世界反戰的浪潮中，隱蔽行動逐漸成為美蘇等世界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智利作為美國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國家，一直是美國高度重視并防止蘇聯勢力拓展至此的關鍵，因此美國對智利的政策與當時國際環境、美國的全球戰略與地區政策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美國開始部署研究阻止阿連德上臺的對策。起初，美國方面主要研究的是阿連德勝選的概率有多大，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威脅有多大。隨著60年代初古巴導彈危機的爆發和冷戰局勢的逐步緊張，美國十分擔心在后院出現第二個古巴，甚至進一步在拉美蔓延，因此認為阿連德上臺是與美國國家利益相違背的，對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地區政策亦會帶來重要的連鎖后果。在這樣的戰略判斷之下，隨著阿連德在國內支持率的增加，美國的隱蔽行動部署愈加密集和緊迫。進入70年代，緊張的冷戰、泥潭般的越戰、石油危機的打擊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逐步瓦解，都使美國的國際戰略環境十分不利。在這種國際環境背景下，阿連德的上臺更可謂是雪上加霜，為力挽狂瀾，美國孤注一擲地對智利實施了全方位的隱蔽行動，直到1973年9月智利政變的爆發。

五、結論與啟示 

　　國家利益是美國對外實施隱蔽行動的根本依據。自1818年智利從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下獨立開始，作為主權國家意義上的美智關系就拉開了序幕。美智關系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并非一帆風順，從美國1823年才承認智利共和國就能看出美國早期對于智利這個國家在其對外政策中的定位是十分猶豫的。隨后，太平洋戰爭中智利擊敗秘魯、玻利維亞等鄰國，令美國感到智利可能是美國控制南太平洋沿岸地區海權的威脅，進而可能挑戰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和經濟霸主地位，美智關系漸漸緊張。隨著美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智利與美國在礦產資源方面的依賴與合作愈加緊密。冷戰爆發后，智利成為美蘇角力的重要目標，美國加緊對智利的關注與掌控，隱蔽行動也逐漸成為美國對智利政策中重要手段之一?？v觀美智關系的發展歷程，雙方曾因經濟相互依賴而關系緊密，也曾因地緣安全、經濟矛盾等因素而爆發沖突。可以說，國家利益是美國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的根本依據。是否對某個國家實行隱蔽行動、實行怎樣的隱蔽行動、何時行動等具體內容的判斷和分析都要緊緊圍繞其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來判定。

　　重新審視美國在1973年智利政變中的角色及作用。智利政變爆發之后，國內外眾多學者都對尼克松政府對智利的隱蔽行動產生了濃厚的懷疑和研究興趣，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多種場合公開表示美國政府沒有以任何形式參與智利政變，甚至對于智利爆發政變感到意外和震驚。隨著1998年解密檔案的逐步出臺，國際社會再次掀起了對尼克松政府對智利隱蔽行動的研究新高潮，一大批研究成果紛紛明確指出，美國政府特別是中情局參與了針對阿連德的隱蔽行動，并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1973年智利政變。但通過最近的兩批解密檔案，我們看到了美國在1969~1973年間對于智利形勢的判斷、阿連德執政對于美國利益的威脅以及美國在阿連德大選、就職、執政以及智利政變期間策劃、主導并實施了旨在顛覆阿連德政權的全方位的隱蔽行動?？梢哉f，這不僅是對美國在干預阿連德政權的程度上有進一步的認識，更是從“參與”“幫助”到“主導”甚至“策劃”的性質上的準確判斷。這對于我們理解美國對智利政策、理解美國冷戰時期的對外政策、理解美國隱蔽行動的特點和規律都有著深刻的意義。

　　盡管美國政府內部對于隱蔽行動爭議不斷，但“保守主義”勢力的影響不可低估?？v觀尼克松政府對阿連德政權實施的隱蔽行動，隨著阿連德在智利政壇的地位逐步提升，到阿連德贏得大選、就職，再到阿連德執政，直至最后被政變顛覆政權，美國一直力圖通過調整其對智利的隱蔽行動政策，以保持美國在智利乃至拉美相對于其他國家的絕對戰略優勢，鞏固其在冷戰中的國際地位，實現自身的絕對安全。事實上，在美國人的戰略觀念中，謀求絕對優勢、追求“絕對安全”的思想由來已久。在美國的安全理念中，只有實現美國的絕對安全才能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對智利阿連德政權實施的全方位、全時段的隱蔽行動，在大多數人看來是一個明顯背離國際社會的訴求及道德標準的舉動，反映出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國際輿論與義務屈從國家利益的現實。此外，美國保守主義勢力在國家安全政策問題上的影響不可低估。尼克松政府對智利隱蔽行動的全過程中，務實的戰略選擇常常隱藏于對智利進行經濟援助的政策宣傳之下。

　　智利政變的內外因素與美國的角色及作用。美國實施的隱蔽行動對于智利政變來說無疑是外部因素，有學者認為阿連德的國內改革以及智利內部的政治經濟狀況是導致智利政變的根本原因，而美國的隱蔽行動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從解密檔案我們不難看出，從1958年阿連德在智利大選中嶄露頭角開始，美國就一直高度重視阿連德及其所屬政黨，積極阻止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1970年阿連德就職后美國更是孤注一擲地發起了旨在顛覆其政權的全方位的隱蔽行動。在1970年智利大選前尼克松總統就要求中情局提供關于阿連德及智利的形勢報告，在了解到智利有著較為穩定的國內社會經濟形勢之后，則開始部署一系列擾亂經濟的隱蔽行動，以此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和反政府情緒;在了解到智利軍隊內部尚無能夠發動軍事政變的反政府軍官之后，則不間斷地加緊與智利軍隊之間的聯系，扶植相關人員，提供資金及武器等支持;在政治上，更是加緊通過隱蔽宣傳分裂人民團結陣線聯盟，支持反政府的基督民主黨，制造智利政局的混亂態勢;在國際上將阿連德及共產主義妖魔化，避免阿連德獲取國際支持。在這種情況下，阿連德上臺后推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都由于美國實施的隱蔽政治行動、隱蔽經濟行動、隱蔽宣傳行動以及隱蔽準軍事行動的干擾和破壞，其效率和效果受到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分析智利政變的內外因素不能簡單地分割為阿連德的國內改革與美國的干預等內外因素，而應該充分考慮到內外因素的相互作用，認識到事件最終的走向是在各方合力作用下導致的。

　　美國跨國公司與智利政變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阿連德實施的國有化改革引起了美國跨國公司的強烈反感，并由此展開了由美國跨國公司與中情局等美國政府安全部門聯合實施的隱蔽行動，旨在顛覆阿連德政權，進而維護美國利益。在智利有著巨大經濟利益的美國跨國公司眾多，如ITT(美國國際電信電報公司)、肯奈科特、塞羅、伯利恒鋼鐵、通用汽車、第一花旗銀行等等。這些跨國公司不僅在美智之間公開的經濟交往中成為焦點，更是美國對智利實施隱蔽行動的重要推動力量。從1970年大選前阻止阿連德當選的“擾亂行動”、大選后阻止阿連德就職的“雙軌行動”到阿連德上臺后顛覆其政權直至最后發動政變的一系列隱蔽行動都有這些跨國公司的參與和資助。這些跨國公司聯合整個美國商界的力量游說白宮，呼吁政府對智利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與此同時，ITT等跨國公司與美國駐智利大使館以及中情局都持續保持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時刻關注智利政局的變化。例如，1970年5、6月間，ITT董事會成員約翰·亞歷克斯·麥科恩(JohnAlex McCain)打電話給中情局負責人赫爾姆斯，共商防止阿連德上臺的“大計”。麥科恩和赫爾姆斯曾在中情局共事多年，以這次通話為標志，ITT和中情局建立了便捷的溝通渠道。在中情局的建議下，ITT公司決定用贊助阿連德政敵的方式，干預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該公司向亞歷山德里提供了25萬美元，給民族黨捐資10萬美元[14]87。除了直接提供實施隱蔽行動的資金之外，這些跨國公司為了落實美國政府對阿連德——“用經濟崩潰對付他”的指示，聯手向智利實施經濟封鎖，阻止美元和美國企業資金流入智利，向智利政府索要巨額經濟賠償，取消原定的向智利提供貸款項目，徹底切斷阿連德政府獲得國際貸款的來源等多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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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16/ d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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