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佩特拉斯 魏文編譯

　　美國有最高的不平等指數，最高的死亡率，最倒退的稅收，對銀行家和億萬富翁的公共補貼最多，超過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檢查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根源和財富的集中與勞動者和工薪階級(收入)倒退之間的關系。

　　用所有的方式逃稅是億萬富翁的財富最經常的來源。與媒體對交易有利的宣傳所說的事情相反，67-72%的公司在收到信貸和免稅之后沒有交一分錢……與此同時，勞動者支付的稅收占他們收入的25—30%。少數公司支付的稅率為14%。

　　根據美國國內收入服務機構(IRS)的統計，億萬富翁的逃稅數額上升到每年4580億美元，根據這種溫和的估計每兩年公共收入的損失幾乎達到1萬億美元。

　　美國最大的公司在國外的“稅收天堂”保存2.5萬億美元，它們在那里不交稅，或支付最低的稅率不到10%的稅收。

　　與此同時，處于危機中的美國公司從14.4萬億美元公共資金的援助中受益(全球最大的財經咨詢服務提供商彭博公司申請12.8萬億美元)，這些資金是靠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備之間的結合得來的，大部分來自美國的納稅人，他們當中大部分是勞動者、職員和退休人員。

　　銀行家們從用公共資金進行的拯救中受益，投資沒有利息或是低息貸款，賺了數十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勞動者階級住房抵押貸款的實施。

　　通過有利的司法決議和非法抵押貸款的實施，銀行家們剝奪了930萬個家庭。有2000多萬人喪失了他們的產權，這經常是因為非法的債務或詐騙。

　　少數金融的詐騙者包括華爾街主要的銀行(高盛公司、J.P.摩根銀行和其他銀行)的高管人員支付了罰款，但是沒有任何人因為巨額詐騙而入獄，而他們的詐騙造成了數百萬美國人的貧困。

　　存在其他的銀行家詐騙者，比如現在的財政部長史蒂夫·姆努欽，他靠在加利福尼亞發放數萬套住房的非法抵押貸款而發財。某些詐騙犯受到審判，但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由于民主黨領導人提供的幫助，所有的詐騙犯都被免除刑罰。

　　美國硅谷和億萬富翁們有新的逃稅方法，利用在國外的“稅務天堂”和國內的減稅。這增加了他們的財富和公司的利潤，在當地支付給手工勞動者和服務人員的工資只是貧困門檻的水平。硅谷的高管們“賺取”的錢是生產部門勞動者收入的數千倍。由于種族的區分，階級的不平等顯得突出：白人億萬富翁以及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富翁剝削非洲裔美國勞動者、拉美裔美國人、越南人和菲律賓人。

　　聚集在商業團體比如沃爾瑪的億萬富翁剝削勞動者，付給職工可憐的工資，向他們提供很少的福利或是什么也沒有提供。沃爾瑪每年獲得160億美元的利潤，正是因為只付給它的勞動者們每小時10至13美元的工資，他們依靠州和聯邦的救助以便向貧困的家庭提供醫療服務(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提供資金，由州政府管理，它有決定誰可以加入該醫療服務計劃廣泛的權力，資金有限)和食品券。亞馬遜的財閥杰夫·貝索斯殘酷剝削工人，每小時只傳給他們12.5美元工資，與此同時他已經積累了800多億美元的利潤。UPS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每年收入1100萬美元，剝削他的工人，每小明只傳給他們11美元的工資。聯邦快遞的首席執行官弗雷德·史密斯年薪1600萬美元，也只付給工人每小時11美元的工資。

　　不平等不是(采用)“技術”的一個結果，也不是“教育”的結果—當代的委婉說法造成了對統治階級優越地位的崇拜—如同你喜歡說自由派和保守的經濟學家和記者那樣。不平等是低工資、公司的巨額利潤、金融詐騙、億萬富翁逃稅和將數十億公共財富交給公司的結果。統治階級通過掠奪國家的國庫和勞動者階級，控制著開發國家的“技術”。在生產部門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剝削支付低工資，向合伙的億萬富翁的慈善基金會提供數十億美元，以便利用逃稅的另外一種形式：“捐款”，磨亮他們的公共形象，這有助于提升他們自己的重要性。

　　勞動者在教育、醫療、公共和社會服務上支付不成比例的稅收，補貼了億萬富翁。

　　在軍備工業和聚集在安全和雇傭兵的團體，億萬富翁收到聯邦預算提供的7000多億美元，與此同時有1億多美國勞動者缺乏適當的醫療救助，他們的孩子在被破壞的樓房里上學。

　　勞動者和頭目：死亡率

　　億萬富翁和他們的家庭享受比勞動者更長和更健康的壽命。他們不需要醫療保險，也不需要公共醫院。一個首席執行官比一個勞動者平均多活十年，多享受20年以上的健康生活條件。

　　私人的醫療救助向他們提供更先進的和可靠的治療，包括提供更有效的藥品，這幫助億萬富翁和他們的家庭在更好的條件下活得更長。為他們服務的一般醫療服務的質量和負責的專業的工作者有很強的能力，這與其他的居民所擁有醫療服務形成尖銳的對比。這種情況在美國的醫療救助中制造了種族隔離或者說是分裂的制度。

　　勞動者受到醫療系統的虐待和治療：他們得到的醫治是不適當的，是無能的;沒有經驗的醫生助理表面上的救助，結果讓勞動者成為實際上擴大過度用藥的受害者，讓他們服用麻醉品或其他讓人嚴重上癮的藥品。這些沒有能力的“專業工作者”開出過多的處方藥，以重要的方式造成勞動者過早死亡，鴉片類藥物服用過量的情況增多，因為服藥上癮造成的殘疾增加，勞動者下降到貧困狀態，許多時候這本身帶來家庭的喪失。這些不負責任的做法為精英們的保險公司創造了豐厚的補充利潤。當勞動者受傷、生病、成為殘疾人或是因藥物上癮而離開醫療制度或死亡的時候，這些公司可以中止發放撫恤金和逃避醫療保險的責任。

　　勞動者和他們的家庭成員預期壽命的下降對華爾街和金融的媒體來說是一個值得“祝賀”的理由。從1999年到2015年因服用鴉片類藥品造成死亡的勞動者達到56萬人，這造成領取工資的工人的預期壽命下降，對華爾街和社會保險機構來說減少了支付撫恤金的責任。

　　不平等是積累起來的，影響到幾代人和社會的階層。億萬富翁的家庭，他們的子女和孫子繼承數十億美元。他們上學有特權，到最有威望的診所看病;他們很方便與同樣有特權的人戀愛，與那些將財富聯合在一起和形成更大的金融帝國的人相聯系。他們的財富幫助他們收買對自己有利的媒體的報道，甚至是順從，保障他們得到最有影響力的律師和會計師，以便掩蓋詐騙和逃稅。

　　億萬富翁聘用革新者和有商務證書的經理人員，以便創造新的削減工資、提高生產率和確保加深不平等的新方法。億萬富翁們不必是最出色的人，也不必是最能革新的人，因為很簡單，他們能夠在“自由市場”上聘用這些天才，也可以隨意拋棄他們。

　　億萬富翁們收買其他人，或是聯合其他人，組成互相聯系的董事會。銀行，信息技術，生產，保存，食品，零件，藥物實驗室和醫院都直接與政治精英有聯系，這些精英通過“旋轉門”出來，以便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華爾街的銀行和有威望的律師事務所聚會。

　　不平等的后果

　　首先，億萬富翁們和他們政治的、法律的和公司的合伙人對政黨進行控制。任命政黨的領導人和所有在關鍵的崗位上發揮作用的人，以確保預算的政策措施增加他們的利潤，損害群眾的社會福利，削弱民眾組織的政治權力。

　　第二，將經濟危機的重擔轉移到勞動者的肩上：將他們趕走，重新聘用他們在部分時間工作，作為臨時勞動力。通過支付稅收提供的公共資金進行拯救是億萬富翁收到的補貼，這是由于存在認為對于失敗來說華爾街的銀行過于龐大，勞動者為了保衛他們的工資、勞動和生活標準過于軟弱的理論。

　　億萬富翁收買政治精英，任命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當局，他們的任務是制定凍結或減少工資的政策，削減公司的義務，減少公共醫療，通過將公共企業私有化增加利潤，為將公司轉移到工資和稅收更低的國家提供便利。

　　結果是勞動者--收到按小時或月支付的工資--組織起來的更少了，他們的影響更小;工作更多但掙錢更少，在勞動的地方遭受更嚴重的勞動不安全和受傷(身體的和思想的)更多，陷入惡化的境地和造成殘疾，離開醫療制度，他們更加窮困，提早死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為億萬富翁的階級提供了難以想象的利潤。甚至藥物上癮和死亡也成了利潤的來源，如同奧斯康定(止痛藥)的廠商塞克勒的家庭可以見證的那樣。

　　億萬富翁們和作為他們的侍從的政治家認為，倒退的稅收制度激化將增加投資和工作崗位。而數據說的是另外的情況。返回的利潤大部分用于購買本公司的股份，目的是增加他們的投資者的利潤;而不是投入生產性經濟。億萬富翁的團體明白更少的稅收和更多的利潤就等于公司更多的采購(更多的集中)，更多地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國家。實際上，稅收少于稅率所表明的一半，這是財富和權力的集中激化的一個主要的因素，這兩者互為因果。

　　公司的精英們，硅谷--華爾街復合體的億萬富翁們對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的統治下，他們“珍貴的”的不平等得到保障和擴大相對地表示滿意，與此同時他們繼續生活在“美好的時代”。

　　遠離億萬富翁的精英，當地的資本家也要求在基礎設施上有更多的公共投資，以便擴大國內的經濟，減少稅收以便增加利潤，有更多的國家補貼以便增加對勞動力的培訓，與此同時減少對公共醫療和教育的資金。他們沒有意識到此事包含的矛盾。

　　從另外的方式來說，國家的和國際的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追求同樣的倒退的政策，他們在為了增加自己的利潤的斗爭中推動不平等。

　　1.5億領取工資的納稅人被排除在社會--政治決定之外，這些決定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工資、就業、稅率和政治的代表性。他們明白或至少階級的體制如何運行的經歷。大多數勞動者了解不公正來自虛假的“自由貿易條約”和倒退的稅收制度，它把大多數勞動者壓得喘不過氣來。

　　但是，勞動者的絕望和敵視卻直接聚集在反對“移民”和反對在“自由”的偽裝下，“自由派”支持進口廉價和技能低的勞動力。進口勞動力為掩蓋一項有助于降低美國勞動者的工資、福利和生活條件的政策服務，不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生產部門，這個形象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有錢的保守派反對在“法律和秩序”的偽裝下和為了降低社會支出的移民--盡管事實是他們所有的人都在使用保姆、家庭教師、護士、醫生和花工的服務。他們的仆人如果適當的話，也可能被遣返。

　　為支持或是反對移民提出的問題，逃避了對勞動者階級的經濟剝削和社會墮落的原因：億萬富翁的階級和政治精英的聯盟。

　　為了扭轉這些倒退性質的實踐，逃稅，低工資和麻醉藥品和其他可以預防的原因造成的死亡率的增加--讓保險公司和制藥工業賺取過多的利潤--需要組成將勞動者、退休人員、學生、殘疾人、被驅趕的公民、債務人、半失業者和移民聯系在一起的聯盟，成為一支統一的政治力量。

　　說到這一點比做到它更容易，但是至少必須試圖這樣做。所有的一切絕對都在博弈：生活、健康和幸福。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0月11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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