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長假，各大景區(qū)人山人海，諾貝爾獎如期公布，然而新聞的頭條卻聚焦在拉斯維加斯這樣一個美國城市，它背后的槍聲揪著所有人的心。再往前看，2016年6月12日奧蘭多槍擊案，2013年9月華盛頓州的海軍造船廠槍擊案，2012年 12月，康涅狄格州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這仿佛是一個未完待續(xù)的悲劇故事，而在無數(shù)眼淚之外，我們也應該直面并思考美國槍支管控這一嚴肅的問題，本文試圖從兩個部分進行一些探討。

　　01    幻滅的自由

　　“ 一支受規(guī)范的武力，乃確保自由國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攜帶武器之權利，不可侵犯。”，美國建國后這一條被自然而然地寫入憲法，獨立戰(zhàn)爭打響時，就是持有武器的各州民兵與英軍作戰(zhàn)八年，最終勝利。擁有武器的權利是自由權的基礎這一觀念可謂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建國以后，允許持槍可視為地方各州和聯(lián)邦政府博弈的結果，中央政府想禁止槍支也必須考慮到各州政府的力量。雖然持槍遠不是所謂美國民主的基礎，但說它是美國民主的部分原因并不為過。而在當今的全球化新時代，新自由主義等思潮似乎讓持槍更為合理，人們爭取自由權利，社會要求自由市場，槍支的使用與交易尤其被人們視為自由與否的一個評價準則。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槍真的能使美國人自由嗎?

　　帕美拉·哈吉寫過一本論述美國槍支工業(yè)的著作——《美國的槍聲》，作者通過梳理和研究資料，重建槍支工業(yè)起源的歷史，指出槍支交易跟別的交易并沒有什么不同。槍支不過是另一種產(chǎn)品罷了。哈吉寫道，在“早期的廣告中，相比于某種在文化上受到譴責的物品，槍支在人們心中的印象更接近如耕田用的犁那樣的工具”。槍支商人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客戶便是美國政府，后者只要一參與戰(zhàn)爭無疑便需要槍支。而當處于和平時期時，制造商們就把槍賣給正在或準備參與戰(zhàn)爭的外國政府：包括土耳其、澳大利亞、法國、泰國和普魯士。武器是美國最早的出口商品之一。

　　然而槍支制造商迫切希望找到一種循環(huán)周期更快的需求，普通百姓成為了最佳人選。在當時，美國的經(jīng)濟正從以邊疆農(nóng)業(yè)為基礎向城市化、工業(yè)化轉向，槍支在這種情況下被重新包裝為一種奢侈品。槍“不再是戰(zhàn)爭、放牧、征服原住民等等情況下使用的務實的必需品，而成為了一種滿足精神需求的物品……曾經(jīng)只是不得不需要的東西，現(xiàn)在變成了不得不喜愛的東西”。槍支代表了某種精神，那些流行于19世紀后期的廉價小說中充斥著西部拓荒之類的題材，僅僅“野牛比爾”科迪(一位水牛獵人、美軍偵察兵及印第安戰(zhàn)士，以蠻荒西部的代表人物這一身份廣為人知)這一個人，關于他的小說就有超過五百部。而在這些小說中：每當里面的英雄為了正義懲罰惡人之時，他們用的都是來福槍。

　　有鑒于此，哈吉認為，美國人愛槍，并不是因為槍支表達了不管是個人主義者、牛仔，還是開拓者的本質(zhì)，而真正的原因其實是“我們被那些制造和銷售槍支的人引導著這么做了。而槍支真正所包含的意涵是他們的實用目的和功利主義”。槍支工業(yè)一直以來在本質(zhì)上與其它的商業(yè)并無區(qū)別——都是通過包裝和再包裝自身來創(chuàng)造需求。

　　著有《槍能使我們自由嗎?》一書的費明·德巴班德爾更為直接地指出，正是槍支使得人們更不自由。他堅稱，槍支使得它們的主人無所歸依，而對于我們其余的人來說，槍支意味著恐懼，不安，和無力真正為了公共利益而參與到公共討論和集體行動中去：“槍支并沒有使我們從恐懼中解放出來，它們恰恰是恐懼主宰社會的癥狀。”關于這一點，深一層的解釋是，社會組織在當今社會不再有特別突出的重要性，換言之，人與人之間關系正變得“原子化”，每個個體的決策似乎都是理性的，但放大到一個社會就未必如此。每個人都忠于自己的安全，急于防衛(wèi)自己，但實際上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危險的社會環(huán)境，這樣的不良反饋就類似于一個“黑暗森林”。正是因為槍支的威脅壓制了辯論，一個武裝起來的社會不僅是更不自由的，并且直接“威脅到了民主”。

　　02    無休的角逐

　　我們經(jīng)常看到市長乃至總統(tǒng)對槍擊事件的公開回應，奧巴馬任內(nèi)這樣的回應多達14次，但政府對于平民槍擊事件又好像尤為束手無策，這背后是管控槍支和維護槍支權兩股勢力的爭斗角逐。

　　提到支持持槍的組織，就必須說到美國全國步槍協(xié)會(NRA)。它是美國最強大的公民自由組織，成員多至數(shù)百萬。其前身由退伍軍人們創(chuàng)立于1871年，目的是為了幫助國民正確使用槍支，保證槍支安全和提高射擊技術。早期由于資金不足，全國步槍協(xié)會甚至一度面臨破產(chǎn)。但隨著軍工資本的大力介入，協(xié)會的頹勢得到扭轉，并迅速登上美國政治舞臺的中央。

　　事實上資本力量在美國政治選舉中的作用早已不足為奇，與槍支有關的企業(yè)集團亦不例外，早在1994年的中期選舉中，民主黨由于禁槍舉措而使得自己失去了對眾議院的控制權，而這在四十年來還是第一次。吸取了這樣的教訓之后，大部分國會議員都對控制槍支避而遠之。援引統(tǒng)計數(shù)據(jù)，1996年，美國全國步槍協(xié)會下屬的政治勝利基金介入了參眾兩院313場競選，勝出232場;1998年國會中期選舉，在介入的310場選舉中獲得了247場勝利;2000年大選中，該基金更是投入了2000萬美元參與各級競選活動，在其介入的275場國會選舉中，贏得了237場勝利，在其支持的州議會候選人中，82%獲勝。

　　相比之下，支持控槍的力量則顯得十分分散畏首畏尾。電視新聞爭分奪秒地報道槍擊事件的殘暴行為，受害者家屬表達他們的悲傷與憤怒，出臺法律來限制獲取這類平民槍擊事件作案工具途徑的呼吁也從未停止，然而強大資本與政治之間的微妙關系似乎更勝一籌，讓政治家和立法者們不得不考量再三。

　　總而言之，美國的槍支管控裹挾在搖搖晃晃的美國夢中，是一場在路上的爭斗，只不過這條路異常地艱難與漫長，但我們都不希望再看到一個個鮮活的軀體在轉瞬之間倒在血泊里，愿我們能在所謂的自由與復雜的爭斗中窺見平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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