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陳韋綸（自由譯者）

　　【苦勞網編按／王顥中】10月1日加泰隆尼亞在西班牙政府強力阻止的情況下舉行了獨立公投，42%的投票率中，有90.9%的選民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建國。

　　本文原發表于美國《雅各賓》（Jacobin），刊登時間正是這場公投的前一天，作者對于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歷史淵源做了完整整理，并且分析不同政黨和政治勢力在面對獨立運動時的立場和態度，在公投后的此刻仍深具參考性。

　　根據作者指出，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既反映了現行頒布于1978年的西班牙憲法之中央集權制本質，同時也是因為西班牙在面臨經濟危機后所實行的撙節政策，擴大了民眾的不滿。

　　作者一方面認為，在公投中投下贊成票，是挑戰西班牙1978年體制的最好選擇，但同時也呼吁支持聯邦制的左翼勢力應該團結，制定共同策略，提醒左翼支持者，如果滿足于“先追求獨立、再談經濟與社會政策改革”，未來恐將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

　　10月1日，加泰隆尼亞將舉行公投，此次公投由加泰隆尼亞政府舉辦、但遭西班牙憲法法庭勒令禁止，這是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政府之間長達五年、史無前例的沖突之頂點。

　　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進程始于2012年9月11日（加泰隆尼亞的民族日）[1]的一場大規模示威，自此運動發展為足以在每年發起大規模抗爭的政治與社會力量。右翼的中央政府對事態發展感到憂心，現正試圖以各種可能的鎮壓策略，阻止投票的發生。

　　明日（10月1日），對于加泰隆尼亞而言是關鍵的時刻，也是回顧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政治情勢發展軌跡、其未來可能性與局限的恰當時機。

　　主流的運動

　　爆發于2012年的這場運動，可以歸因于三個彼此相關聯的動能。首先，許多加泰隆尼亞公民厭惡第二任（2000-2004年）阿茲納政府（José María Aznar）強勢的中央集權主義，企圖將西班牙國族主義成為貫穿其政治——文化政策的核心[2]。

　　再者，新的加泰隆尼亞自治條例（Catalan Statute of Autonomy），于2005年之際由加泰隆尼亞議會通過，卻難以獲得中央政府的首肯。當時淪為在野、政治立場保守的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宣稱該條例違憲，憲法法庭也宣布當中14條條文違法。追求主權的過程失敗，使許多加泰隆尼亞人深信要從西班牙內部進行改革是不可能的。

　　最后，西班牙的經濟危機以及之后轉向實行嚴峻的撙節政策，進一步加深與加泰隆尼亞之間的隔閡。人們越來越能意識到西班牙政治與經濟上已經失敗。中央政府企圖利用經濟危機，再度采取中央集權的盤算，包括減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這樣的做法，進一步增加中央政府與地區行政部門之間的緊張關系。

　　在加泰隆尼亞，對于撙節政策，以及金融與政治菁英合謀現象的不滿，首先在“15M運動”[3]時表現出來。獨立運動未直接反對撙節，但仍能從此對于經濟現況之不滿當中獲利，而“脫離西班牙獨立”不失為一種擺脫現狀的方法。

　　2012年，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 ANC）發起一場以獨立為唯一訴求的群眾運動。此后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迅速成長，發展為一個在加泰隆尼亞各地都有分支的大規模組織，也成為運動不容置疑的領導團體。僅訴諸獨立的結果，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既未批評撙節政策，也沒有提出經濟變革的主張。相反地，主流的獨立運動圍繞在“我們，加泰隆尼亞人，必須團結，因為我們利益一致”的共同認同、以及“沒有國家，一切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這樣對于擁有屬于自己國家之渴望兩者之上進行。

　　左翼的支持者以階段論的觀點，即先追求獨立、再談經濟與社會政策改革，美化這場聚焦民族與國家的運動。此路線忽略了一個事實：掌握變革過程的人，將決定運動的結果。現在的妥協與不動員，將在未來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

　　這樣的思考，對于當前西班牙的現況而言特別重要，因為“先獨立，再談其他”的論述，與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后的民主轉型時期，左翼所接受的“先民主，再談其他社會權利”說法極為類似。這種教條其實是為自身的妥協開脫，然而讓步為左翼勢力帶來無可回復的苦果。一個重要的提醒是：任何基于共同訴求的運動，必須善用恰當的時機，但是今日喪失的成果，無人能保證第二次機會何時會再出現。獨立運動上升至民族與國家的情況，以及階段論作為運動方法，就策略而言，已產生嚴重的問題。盡管如此，獨立運動將會直接面對1978年建立的制度框架[4]。對于那些同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抗的人而言，這份對于運動的評估，應該成為策略性分析的起點。

　　運動的社會基礎

　　獨立運動橫跨階級與世代分際，不過主導運動的是中產階級與年輕人。大資產階級打從一開始就反對獨立進程，并且持續地企圖在暗中擾亂。傳統的工人階級，就歷史而言指的是1960年代從西班牙南部來到加泰隆尼亞的移民，參與程度相對較少。

　　兩個相異又相關的現象可以解釋傳統工人階級缺席的原因：加泰隆尼亞的民族問題缺乏工人的階級認同，以及勞工運動自身的破裂。加泰隆尼亞的工人對于獨立的態度仍然分歧，其中一大部分的人，并不認為獨立國家在未來可能發生。

　　獨立運動的其中一個矛盾是主導的政治勢力打從一開始即是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右翼，即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Convergència Democràtica de Catalunya, CDC），歷史上，該黨代表大企業，即便后者對獨立持反對態度。不過該黨從未完全掌控運動。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在喬迪爾·布喬爾（Jordi Pujol）的領導下，于1980年掌權，終結前一階段進步思潮主導的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開始一段長時間的保守民族主義統治。

　　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追求加泰隆尼亞民族認同的斗爭，與追求勞工權利的斗爭共同合作，對抗共同敵人佛朗哥的獨裁統治。的確，工人運動——特別是當時被視為是主要非法組織、共產主義政黨“加泰隆尼亞統一社會黨”（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PSUC），其策略立基于民族與勞工之間的連結，以民族認同團結加泰隆尼亞的勞工階級，成功地說服來自西班牙的工人，接受追求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

　　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后的民主轉型時期，布喬爾以其溫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計劃，以及反佛朗哥的完美資歷，團結了中產階級。他為自己打造一種能平靜地進行政治變革的保證人形象，超越左翼，贏得超過二十多年的政治領導權。他與西班牙政府之間的務實關系、尋求在西班牙政治圈增加加泰隆尼亞的影響力，以及其文化民族主義，使他得以團結其中產階級社會基礎。1990年代與千禧年第一個十年，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為了在全球化經濟中改善加泰隆尼亞的處境，謀求強化加泰隆尼亞的自治，上述的漸進主義也越見堅定。當獨立運動爆發，布喬爾的繼任者、時任自治區主席的阿圖爾·馬斯（Artur Mas）別無選擇，只能領導運動。

　　此后，金融與商業勢力大多在政治上疏離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不過該黨仍持續代表所屬的階級利益。該黨執政的五年期間，隨著支持獨立、以加泰隆尼亞左派共和黨（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ERC）為中心的中間偏左勢力獲得支持，右翼民族主義者的人數大幅衰退。這樣的情況，迫使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在2016年時，以加泰隆尼亞歐洲民主黨（Partit Demòcrata Europeu Català, PDECAT）之名重新出臺。

　　從公投到脫西 再回到原點

　　打從一開始，獨立運動即爭取公投，但西班牙政府持續以制度問題，拒絕這樣的要求。中央政府全然拒絕此辯論的正當性。這反映1978年憲法頒布后，西班牙國家中央集權制與政體的本質。包括加泰隆尼亞在內的民族問題，是民主轉型時期最炙熱的議題，對于監控新憲法創立的獨裁繼承者與軍隊而言更是如此。

　　此一階段，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的政黨，要求在西班牙民主轉型的框架內恢復自治政府。雖然新的憲法使用“民族”（nationalities）這樣模糊的字眼，來形容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地區（Basque Country）、加利西亞（Galicia），以及安達盧西亞（Andalucía）的特殊性，卻沒有承認國家多民族的特性，或是組成民族的自決權。憲法第二條確立“西班牙作為不可破壞的統一國家，是所有西班牙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祖國。”

　　實際上，這意味重要的政治與行政地方分權，都被一個嚴格的法律框架所限制，而憲法法庭持續以一種約束的方式解讀它。2012年，加泰隆尼亞政府宣布將舉辦獨立公投，并在2013年12月宣布將在2014年11月9日舉行。西班牙憲法法庭勒令禁止投票，加泰隆尼亞政府將公民自決重新包裝為半官方、民意諮詢性質，法律上屬于“參與過程”的活動。這樣的策略避免屈服、或者與中央政府直接沖突。西班牙政府無法阻止這樣一個支持獨立的大規模群眾活動，但是獨立運動也無法宣稱公投具有法律效力。

　　2014年的公投結果是含糊不清的。首先，混合的特性使公投成為一場缺乏實質政治成果的重大事件。投票顯示獨立運動獲得普遍支持，但仍缺乏壓倒性的選票多數。獨立運動輕松獲勝（在總投票數的230萬5,290票中，獲得181萬1,753票），但當我們考量有投票權的人數為620萬人，是總投票數的近三倍之多，這場勝利看起來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加泰隆尼亞選舉人有520萬人，不過此次公投，十六歲以上的民眾，以及九萬名外籍居民都有投票權）。11月9日，加泰隆尼亞舉辦了一場公投，卻不具法律效力，沒有舉辦真正的公投，卻仍可宣稱已經舉辦了。因此，雖然結果毋庸置疑地取得政治與社會成功，此次投票在策略上卻是一次嚴重的錯誤，因為它將獨立運動導向一條充滿缺失的道路。

　　緊接著該次投票，支持獨立的勢力，決定將2015年加泰隆尼亞議會選舉，轉化為一場支持／反對獨立的公民自決。新政府成立后隨即發起18個月脫離西班牙的獨立進程。這個計劃有著難以解決的內部矛盾：獨立運動不敢違抗2014年西班牙憲法法庭對于公投的禁令，如今卻嘗試達成一個需要更多動員、并且直接與西班牙中央政府對抗的目標。早先，獨立運動（對于是否直面西班牙中央政府）才剛剛打了退堂鼓。

　　最終，經歷為期兩年、無法取得實質成果的迂回，加泰隆尼亞政府與獨立運動再度回到起點：需要一場獨立公投，催化群眾對抗中央政府。10月1日是關鍵時刻。

　　加泰隆尼亞的左翼

　　巴塞隆納市長阿妲·克勞（Ada Colau）領導的加泰隆尼亞共同黨（Catalunya en Comú），持續與10月1日的投票保持距離，雖然該黨呼吁中央政府接受加泰隆尼亞舉行法定公投的訴求。克勞的政黨明確抨擊中央政府對于公投的鎮壓，但態度始終被動。

　　該黨決定參與10月1日的公投活動，但視該日投票僅為一場動員，而非具法律效力的公投。加泰隆隆尼亞共同黨要求一場以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政府同意為前提，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投。

　　這樣的立場有嚴重的問題：首先，西班牙政府持續打壓，迫使加泰隆尼亞政府無法按常規行事，西班牙政府將不會給予任何保證，更不用說（舉辦一場新的公投將會出現哪些）法律與程序上的不確定性。

　　其次，加泰隆尼亞共同黨似乎看不見投票結果將對隔日之后的政治情況，產生怎么樣的影響。舉辦一場具法律效力的公投，只有在西班牙政府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之后才有可能。最后，該黨雖然決定參與公投，卻未公開呼吁大規模參與，或是鼓勵民眾投票，而是選擇維持低調。“我們可以黨”[5]的加泰隆尼亞分支（Podem），是該全國性政黨（Podemos）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之后擴張的結果，雖然并不屬于加泰隆尼亞共同黨，預料將在未來選舉達成某種協議。此加泰隆尼亞政黨的創黨人士們，特別是在獨立進程與民族問題兩個問題上，未能思考如何能夠融入加泰隆尼亞。

　　該黨中央的西班牙領導階層自從創黨以來，致力強化某種西班牙民族主義，這與加泰隆尼亞的政治現況，以及加泰隆尼亞的民族問題相沖突，因此削弱該黨在加泰隆尼亞的潛力。讓“我們可以黨”躍上西班牙政治版圖的要素，如今卻將該黨推向加泰隆尼亞的邊緣位置。

　　不過，“我們可以黨”最終同意支持10月1日的公投，這樣的承諾，遠非保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該黨總書記）所想要的結果。事實上，“我們可以黨”的領導階層，比起該黨加泰隆尼亞的分支，與加泰隆尼亞共同黨走得更近。“我們可以黨”不認為10月1日的公投具有法律效力，并且采取反對獨立的立場，但是該黨已明快決定，與那些嘗試違抗西班牙政府意愿舉辦公投的人們站在同一邊。

　　在此同時，獨立運動內部誕生一股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并以團結人民候選人黨（Candidatures d’Unitat Popular, CUP）為中心。

　　基進的獨立主義，在1980年代時，滋長于年輕人以及拒絕國會政治的左翼人士之間，并在1990年代茁壯。在社會行動運動中，基進獨立主義扮演重要角色，但直到2000年之前，當時基進左翼、支持獨立的候選人開始在地方議會贏得席次，這樣的想法在政治圈中，仍然處于邊緣的位置。2012年，團結人民候選人黨獲得3.4%的選票、共計三個議會席次，首次進軍加泰隆尼亞議會。三年后，該黨得票率增加至8.2%，并贏得十個議會席次。

　　過去五年，團結人民候選人黨將反對資本主義的計劃，與獨立進程的決心相結合，即便如此，該黨主要仍活動于獨立運動的框架之中，無法有策略地將自己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觸及運動之外的社會層次，也無法為這場主流的獨立運動，重新訂定新的目標。在此階段，團結人民候選人黨犯下兩個重要且彼此關聯的失誤。

　　首先，該黨并未試圖與其他左翼團體結盟，例如“我們可以黨”與加泰隆尼亞共同黨，上述兩黨反對獨立，但是支持自決權。結盟將重新定義加泰隆尼亞左翼的勢力版圖。其次，該黨曾經支持2014年11月9日那場半官方、不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以及2015年時，將加泰隆尼亞議會選舉轉變為支持／反對獨立的公民自決，以及之后發起獨立進程的決定。

　　有別于“我們可以黨”的威權民粹的行事[6]，團結人民候選人黨以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式，設法渡過因為錯誤的政治路線造成的內部困境。2016年，獨立運動重新轉向決定再度舉辦公投的過程中，該黨扮演關鍵且積極的角色。

　　需要的是團結而非分裂

　　關于獨立的爭辯，阻礙了加泰隆尼亞的左翼勢力，并在內部產生深刻的分裂。令人訝異的是，幾乎無人試圖在支持獨立以及支持自決權的兩派陣營之間，達成某種策略性的協議。結盟的基礎可能是同意建立一個加泰隆尼亞共和國與其進程，而不必然觸及這樣一個新的國家，最終走向應是如何（獨立，或者與西班牙其他地區組成聯邦）。

　　獨立運動也無法接合15M運動的能量。加泰隆尼亞共同黨與團結人民候選人黨未就此議題認真思考，等于作繭自縛。分裂導致的不良后果之一，即是左翼力量永久的削弱。加泰隆尼亞基進左翼的分裂，等于讓渡更多權力給中間偏左的加泰隆尼亞共和左翼黨（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ERC）與右翼勢力。

　　類似的失誤在西班牙不斷上演。西班牙左翼勢力從未理解加泰隆尼亞的民族問題，也無法在策略層面上，將獨立運動納入國家轉型的計劃。在西班牙歷史上的許多關鍵時刻，這樣的失敗特別明顯，包括建立于1931年4月14日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國。

　　加泰隆尼亞問題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建立過程的主要爭議之一。西班牙國會在1932年9月9日表決同意，通過加泰隆尼亞自治條例，但過程動蕩混亂。第二共和國的憲法，要求建立“兼容村莊與地區自治”、“作為一個整體的共和國”，這樣的憲法也與加泰隆尼亞所追求的相互沖突。

　　正如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POUM）主要理論家華金·毛林（Joaquim Maurin）寫道：“一個不采聯邦制而訴諸整體的共和國，不過是統一的委婉說法罷了。”他的意思是，第二共和國不但無法滿足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者的訴求，未采聯邦制的共和國，也削弱自己與昔日君主制中央集權國家一刀切割的能力。

　　加泰隆尼亞自治的議題，在佛朗哥獨裁政權之后的民主轉型時期再度浮現。當時包括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在內的左翼政黨，形式上支持自決權，但僅是口惠不實，包括西班牙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CE）在內的左翼勢力，都接受了否決自決權的憲法。西班牙共產黨，以及其一九八六年成立的選舉連盟聯合左翼（Izquierda Unida, IU），抽象地支持自決權，并將自決權視為國家轉型為聯邦制的某種機制。當時的左翼似乎不認為自決權可以擴展至主張分離的權利[7]。聯合左翼與“我們可以黨”都呼吁舉辦舉法律效力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企圖在西班牙境內建立一個具有優勢、新的左翼政治勢力。然而，直至西班牙國會多數支持公投之前，他們也都不愿支持加泰隆尼亞政府逕行舉辦公投的企圖。

　　聯合左翼不支持10月1日的公投，“我們可以黨”與加泰隆尼亞共同黨持相同立場，支持但不承認這是一場真正的公投。然而加泰隆尼亞政府與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間的對抗，以及后者持續升高的鎮壓，迫使聯合左翼與“我們可以黨”譴責西班牙政府的威權行徑。西班牙左翼應該思考，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發展將對西班牙政治與社會產生何種影響？是否將削弱1978年西班牙憲法訂定后誕生的政體？或是反而強化加泰隆尼亞以外的右翼反動價值觀與政治優勢？

　　我們無法確切回答這個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確信左翼須在一開始就投入戰斗，拒絕西班牙國族主義與其反動論述。左翼越是噤聲、越在加泰隆尼亞獨立此棘手議題上躡手躡腳，就越讓人民黨與其爪牙有機會利用加泰隆尼亞獨立作為喪失統治正當性的代罪羔羊。

　　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支持聯邦制的左翼勢力，以及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地區、加利西亞的獨立運動，必須訂定共同策略，拒絕1978年西班牙憲法架構下的政體與經濟菁英。復雜的中心——邊陲辯證是必須的：不從西班牙政治中心睥睨一切，也不局限于邊陲戰斗。不幸的是，“我們可以黨”（除了黨內反資本主義者（Anticapitalistas）一派的左翼勢力外）、聯合左翼、團結人民候選人黨，以及主流的獨立運動，似乎都對此興趣缺缺。

　　接下來的挑戰

　　要在西班牙中央政府與加泰隆尼亞政府之間的沖突之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反動、反民主的中央政府，拒絕加泰隆尼亞的自決權，以及舉辦公投這樣一個基本的民主訴求。另一方面，這樣一個民主的訴求，傳遞了對于西班牙國家結構長久以來的不快。政府企圖鎮壓，藉此癱瘓公投，就規模與政治重要性而言，都是前所未見的。9月6日，憲法法庭宣布加泰隆尼亞議會自行通過的公投法違法，開啟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之間的法治之爭，中央與地方彼此爭奪制度的合法性。

　　憲法法庭決定出爐后，所有公投相關活動都被當局視為違法。西班牙警備總隊搜查印制文宣與選票所需的印刷設備，并且掃蕩數家媒體總部。

　　西班牙檢察總長對947名加泰隆尼亞市長中，正式表達支持籌備公投的712位市長發出傳票。9月20日，西班牙警察掃蕩加泰隆尼亞政府辦公室，逮捕14名官員。（出庭后幾天，已暫時被釋放）中央政府并凍結加泰隆尼亞政府的銀行帳號。最后，西班牙政府在9月23日宣布接管加泰隆尼亞警力。

　　加泰隆尼亞之外，支持公投的行動都遭鎮壓。例如一名法官禁止了一場預計在馬德里市議會外的集會（活動最后在一間私人劇院順利舉行）。

　　10月1日，不僅是加泰隆尼亞人上街發聲，更為一場范圍廣闊的民主斗爭揭開序幕，這場戰爭將挑戰1978年西班牙憲法訂定的制度框架，取決于哪方獲勝，西班牙政體將因此衰弱或更為強壯。西班牙左翼必須與加泰隆尼亞人民站在同一邊，并且支持舉行公投的權利，而加泰隆尼亞左翼則肩負明確且復雜的挑戰。首先必須戰勝國家鎮壓，按照計劃舉辦公投。其次，必須盡其所能，發起最大規模的動員行動。

　　反對的一方不承認公投的合法性，并且呼吁杯葛。“我們可以黨”是一大例外：該黨總書記保羅·伊格萊西亞斯支持公投，一方面又宣傳反對獨立。加泰隆尼亞共同黨的領導人士已經宣布將參與公投，但是尚未透露參與的方式。支持投下“贊成”票是最好的抉擇，對于盼望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人民之間，能以聯邦方式共存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傾向聯邦制的人必須認清，要這樣做的前提是加泰隆尼亞擁有自己的主權。斗爭的結果無法輕易獲得，但是“贊成”將是對1978年政體的重大打擊，同時釋放加泰隆尼亞的民主動能，創造更好的政治與社會制度。這正是未來的策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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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譯注】1714年9月11日，巴塞隆納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被后來成為腓力五世的波旁王朝攻陷，加泰隆尼亞的傳統機構、法律與自治權利一并被取消。

　　[2] 【譯注】何塞·瑪莉亞·阿茲納是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榮譽主席，并在1996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西班牙首相。人民黨是西班牙保守右翼政黨，阿茲納擔任首相期間，經濟上施行私有化政策，并且追隨美國參與伊拉克戰爭，并且支持小布希的反恐戰爭。阿茲納任內積極推行西班牙語，并且主張“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奉1978年訂定的憲法做為處理西班牙境內多元民族問題的圭臬。

　　[3] 【譯注】“15M運動”始于2011年5月15日發生在西班牙各城市的占領行動。運動的背景，包括當時西班牙失業率是歐元區最高的23%，以及政府在歐債危機后，持續對銀行紓困，同時刪減社會計劃。運動也觸及西班牙兩黨政治、資本主義、教育與醫療等議題。

　　[4] 【譯注】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的1978年，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成為國王的第三年，西班牙憲法在經歷公投，實施至今。該憲法確立西班牙作為君主立憲制，以及西班牙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家。

　　[5] 【譯注】“我們可以黨”發跡于“15M運動”，由大學教授保羅·伊格萊西亞斯于2014年創立并擔任總書記，黨被認為是左翼民粹政黨。創黨后四個月，即在歐洲議會選舉囊獲五席，并在隔年西班牙大選獲得69個國會席次，躍升為西班牙第三大黨。

　　[6] 【譯注】本文作者曾批評，“我們可以黨”雖然誕生于草根的“15M運動”，但在伊格萊西亞斯的領導下，走向民粹路線，忽視內部民主與基層參與，組織模式采高度集中，地方支部與少數派缺乏政策決定權。

　　[7] 【譯注】西班牙政府與憲法法庭也以憲法未賦予以投票進行自決的權利，否認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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