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佩特拉斯 魏文編譯

　　美國的軍人在確定對外政策議程的時候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對外政策是美國對內政策的延伸。“將軍們”上升到特朗普政權的戰略位置是明顯的，這加強了軍隊在決定美國的戰略政治議程中的自主權。

　　在本文中我們將分析戰爭的計劃向軍事精英們提供的好處，以及“將軍們”通過這些好處已經做到將他們的觀點強加于國際現實的原因。

　　我們將分析軍事階層對特朗普文人政府的影響，它在政治上反對總統無法緩和的損害。

　　軍事化的前奏：奧巴馬多重戰爭的戰略及其后果

　　美國軍隊在制定國家的對外政策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在奧巴馬任總統(希拉里·克林頓任國務卿)期間做出戰略決定時就有其根源。在那個時期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已經極大地影響一種空前的政治--軍事權力的降生。

　　1，投入阿富汗戰爭的軍隊大量增加和它們隨之而來的失敗與撤退削弱了奧巴馬政權，增加了軍人和奧巴馬政府之間的反感。奧巴馬由于他的失敗降低了武裝部隊的聲譽，削弱了他作為總統的權威。

　　2，對利比亞大規模的轟炸和破壞，推翻卡扎菲政權，奧巴馬政府沒有能力將一個傀儡政府強加于人，這些表明了美國空軍的勢力的局限和它的政治軍事干涉的無效。奧巴馬總統在非洲北部的政策犯下致命的錯誤，表明他在軍事上的不稱職。

　　3，雇傭軍對敘利亞的侵略和美國資助的恐怖分子將他與一個在一場戰爭中很不可信的盟國聯系在一起，而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全都失敗了。這帶來軍事預算的削減，奧巴馬說服將軍們稱對國外戰爭的控制和對外政策是維護他們的地位唯一的方式。

　　4，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干涉對伊斯蘭國被打敗的重要性是第二位的;主要的角色和受益者是伊朗和與它結盟的伊拉克什葉派民兵。

　　5，奧巴馬政府組織了在烏克蘭的政變，為一個腐敗無能的軍事委員會上臺提供便利。這造成了克里米亞的分離(與俄羅斯聯合)和東部的烏克蘭與俄羅斯結盟。美國的將軍們被拋到一邊，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和烏克蘭的贓官們聯合在一起，這增加了與俄羅斯危險的政治緊張關系。美國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企圖以此分散對它可恥的政治軍事失敗的注意力。

　　特朗普接手的奧巴馬政府由三條腿支撐的遺產：一個以軍事侵略和與俄羅斯對抗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實現以軍事上包圍和經濟上孤立中國為基礎的“重點轉向亞洲”，通過戰爭威脅和經濟制裁反對朝鮮;在亞洲使用軍隊作為自由貿易條約的近衛軍守衛，將中國排除在外。

　　奧巴馬的遺產是一個資本全球化的國際秩序和多重戰爭，它的延續開始時取決于希拉里·克林頓可能成為總統的選舉。

　　唐納德·特朗普在總統競選運動中承諾撤銷或嚴厲地檢查奧巴馬將國際秩序建立在保持多重戰爭、一種國家的“新殖民主義”和自由貿易視角基礎上的理論。這位狂暴的離任總統告訴剛進入白宮的特朗普，如果他履行在選舉運動中做出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承諾，將會碰到整個國家的機構、華爾街和大眾媒體連續的敵視，由此將破壞環繞美國的全球秩序。

　　特朗普的賭注是改變奧巴馬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對抗，與俄羅斯在經濟上和解，但是他碰到被指控所謂與俄羅斯的選舉陰謀的棘手問題，這些指控暗示他對自己最接近的盟友和自己的家庭成員典范的說法犯了“背叛罪”。

　　媒體制造的“特朗普--俄羅斯陰謀”是反對新任總統的一場全面戰爭的第一步，做到削弱了他的民族主義經濟議程和他改變奧巴馬的全球秩序的圖謀。

　　在奧巴馬“國際秩序”之下的特朗普

　　特朗普總統在掌權僅8個月之后，軟弱無力地退讓，進行辭退、辭職，讓所有的人和他任命的每個文職官員感到屈辱，特別是他堅持扭轉奧巴馬的“國際秩序”的那些說法。

　　特朗普的當選是為了通過對美國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有利的經濟協議取代戰爭、制裁和軍事干涉。這意味著結束長期和昂貴的武裝部隊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和其他地區“建設國家”(占領)的承諾，而不是結束奧巴馬策劃的戰爭。

　　這意味著特朗普在軍事上的優先事項是加強國家的邊界和國外的市場。他開始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承擔自己在防務上的責任，為這些責任付款。對美國兩個政黨中支持奧巴馬全球秩序的人進行恐嚇，稱美國可能失去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絕對控制;他們立即聯合和動員起來，以便奪走特朗普的民族主義的經濟伙伴，拆散他的計劃。

　　特朗普立即被戰勝了，他適應了奧巴馬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個唯一的例外：由他自己選擇內閣實施舊的國際秩序和新的國際秩序。

　　被捆住手腳的特朗普選擇了一伙以詹姆斯·馬蒂斯(外號是有名的“瘋狗”)將軍，馬蒂斯任國防部長。將軍們接受了總統提供的職務。特朗普放棄他的責任。

　　馬蒂斯將軍：美國的軍事化

　　馬蒂斯將軍接受了奧巴馬的遺產，交補充了自己的色彩，包括將“心理戰”加入到特朗普在推特上狂熱的聲明中。

　　“馬蒂斯理論”將嚴重的威脅與進攻性的挑釁相結合，這一理論將美國(和世界的其他國家)置于一場核戰爭的邊緣。這位將軍采納了上屆政府確定的目標和行動的戰場，加強已經存在的國際帝國主義秩序。

　　這個團體的政策以對俄羅斯的挑釁和威脅為基礎，增加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馬蒂斯對大眾媒體已經相當熾熱反對俄羅斯的說辭更是火上澆油。這位將軍推行一項低烈度的“外交上恃強凌弱”的戰略，包括侵犯俄羅斯駐美國的外交辦公室，這是沒有先例的，美國立即驅逐俄羅斯的外交官和領事人員。

　　這些軍事上的威脅和外交恐嚇使人理解傀儡特朗普的這些將軍們的政府準備打破與一個世界的核大國的外交關系，因而將世界引向一次直接的核對抗。

　　馬蒂斯靠這些胡作非為的侵犯圖謀只不過是想迫使俄羅斯政府面對美國舊的軍事目標投降：分割敘利亞(這在奧巴馬時期已經開始)，對朝鮮強加嚴厲的經濟制裁(從克林頓時期已經開始)，讓伊朗解除武裝(這是特拉維夫的主要目標)導致伊朗的解體。

　　占領白宮的馬蒂斯團體強化了對朝鮮的威脅。媒體和軍隊的“喊話筒”把美國制裁的受害者朝鮮人描繪成對美國大陸一種“生存的威脅”。

　　美國強化了對朝鮮的制裁。對于在韓國部署核裝備存在壓力。在朝鮮周圍策劃和實施大規模的海陸空軍事演習。馬蒂斯反駁中國的“臂膀”(主要是與收購有聯系的企業的官僚)，加上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增加對朝鮮的制裁。普京加入了反對平壤的合唱，盡管他對制裁的無效發出警告(好像是馬蒂斯將軍嚴肅地采納了普京的忠告，特別是在聯合國俄羅斯投票支持決議的時候)。

　　馬蒂斯還加強了波斯灣的軍事化，繼續對伊朗實施部分懲罰和戰爭挑釁的政策。

　　在馬蒂斯為奧巴馬工作的時候，增加了用于打擊敘利亞恐怖分子和烏克蘭傀儡的武器裝備，以便確定美國能夠推翻任何“談判的協議”。

　　對美國政治軍事化的評估

　　設想特朗普在求助“他的將軍們”的時候是為了抵消可能來自本黨和民主黨國會議員對對外政策的任何攻擊。任命有名的排斥俄羅斯和好戰的馬蒂斯為國防部長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緩和在國會反對他的情況，削弱對特朗普和莫斯科之間“選舉陰謀”的任何“發現”，特別調查人員羅伯特·米勒勒曾揭露此事。特朗普作為名義上的總統正在適應前總統奧巴馬曾經提醒他的“國際秩序”的事情，該秩序現在由一個非選舉的由奧巴馬政府遺留下來的人組成的軍人團體領導。

　　這些將軍們提供了一個表面上特朗普政權的合法性(特別是為了好戰的民主黨人和媒體)。但是，總統的權力轉移給“瘋狗”馬蒂斯和他的追隨者們將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盡管這個軍人的團體可能保護特朗普對外政策的側翼，但對減少對其國內計劃的攻擊沒有用。如果這還少的話，特朗普向民主黨人提出的關于預算的承諾已經激怒了本黨(共和黨)的領導人。

　　總之，白宮的軍事化是削弱特朗普地位的產物，對這個軍事團體有利，增加了這個它的權力。至今馬蒂斯的計劃已經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發動一場反對朝鮮的預防戰爭的威脅已經加強平壤開發和完善它的中程和遠程彈道導彈和核武器的能力。美國自殺的政策沒有做到恐嚇朝鮮。馬蒂斯沒有能夠將克林頓--布什--奧巴馬旨在剝奪其他國家(比如利比亞和伊拉克)先進的防御武器作為一次美國“變更政權”的侵略前奏的理論強加于人。

　　美國對朝鮮的任何攻擊都可能引起大規模的報復，可能奪去數萬美國軍人的生命，在韓國和日本造成數百萬平民死亡。

　　馬蒂斯做到的更多事情是恐嚇中國和俄羅斯的當局(和它們做出口生意的億萬富翁同事)，以便加大對朝鮮的經濟制裁。馬蒂斯和他在聯合國的盟友以及白宮可能號召進行戰爭，但是不可能實施所謂的“軍事選擇”而不會威脅到美國部署在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武裝力量。

　　“瘋狗”馬蒂斯對俄羅斯駐美國使館的襲擊沒有從根本上削弱俄羅斯，但是暴露出莫斯科對它所謂的特朗普政權的“伙伴”的和解外交沒有用處。

　　最后的結果可能是導致一種外交關系的正式破裂，增加一場軍事對抗和全球核屠殺的風險。

　　這個軍事團體正在向中國施加壓力，以便讓它采取行動反對朝鮮，目標是孤立平壤政權，加強美國對北京的軍事包圍。在再次讓中國反對朝鮮時，這條“瘋狗”已經取得部分成功，同時保障美國在韓國部署先進的直接指向北京的薩德導彈。面對過于溫順的中國官員這就是馬蒂斯在短期內的“勝利”。但是如果這條“瘋狗”加緊對中國直接的軍事威脅，北京可能進行報復，拋售數十億美國國庫債券，切斷外交關系，，在美國的經濟中播種混亂，讓華爾街應對五角大樓。

　　馬蒂斯實施的在阿富汗和中東增加軍隊對恐嚇伊朗沒有用處，也不會導致任何軍事上的勝利。相反，這意味著龐大的支出，利潤很少，正如奧巴馬在近十年的失敗、完全落空和損失億萬美元之后發現的那樣。

　　結論

　　美國對外政策的軍事化，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建立一個軍事團體，求助于進行核威脅冒險的政策并沒有改變全球權力的平衡。

　　在國內的領域，名義上的總統特朗普依靠像馬蒂斯將軍這樣的軍國主義者。馬蒂斯已經加強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控制，甚至帶去某種離軌的核彈頭給瑞典，以便讓它加入美國反對俄羅斯的軍事討伐。馬蒂斯利用媒體的熱情，這些媒體用好戰的大標題奉承四星將軍們。

　　但是，盡管出現這一切，朝鮮保持勇敢無畏，因為它能夠進行報復。俄羅斯擁有數千件核武器，在一個由美國統治的世界上它繼續是反制的權力。

　　中國是美國國庫債券的主人，這并不讓人吃驚，盡管美國的海軍越來越多地出現，準備沿整個中國南海發生沖突。

　　馬蒂斯對媒體的關注抱有熱情，那些穿著得體的記者們如同“一絲不茍的美甲師”，他們不放棄演說的細節和每一次血腥的演說。戰爭的承包商們圍著他，像一群蒼蠅圍著腐肉一樣。這位四星將軍已經達到一種“總統的狀態”，雖然他沒有贏得任何選舉(不論是否虛假的)。沒有疑問，當他離職時將變成行政管理委員會最愿意要的成員，或美國歷史上大的軍事承包商的專家型顧問。他將會因為半個小時刺激性談話收到豐厚的酬金，他將鞏固自己的家庭因裙帶關系三代人得到高薪水而做事不多的職位。甚至可能被提名為參議員，或由兩個政黨中的任何一個提名為總統人選。

　　美國對外政策的軍事化向我們提供的重要教訓：所有的教訓中首要的是戰爭威脅的升級不會獲勝，如果目標是將有能力進行反擊的對手解除武裝的話。通過制裁的恐嚇可能將重大的經濟匱乏強加給依靠石油出口的政權，但是不能強加給已經變得強硬、自給自足或非常多樣化的經濟體。

　　低烈度的多邊軍事演習加強美國為首的聯盟，但是同時也使它們的對手相信應當增加自己的軍事準備。中等烈度反對對手非核的戰爭可能有助于奪取重要的城市，比如在伊拉克，但是，占領者面對著高成本和長期有損害的戰爭可能破壞軍隊的道德，在全國范圍內引起麻煩，增加預算的赤字，制造數百萬難民。

　　冒險的軍事政策可能帶來大量的生命、盟友和領土的喪失，大量放射性的灰燼……一個“代價極大的勝利”!

　　總之，威脅和恐嚇只是針對和解的對手才起作用。外交上少有的口頭上恃強凌弱會促使出現一種好斗的精神和某些盟友，但是說服對手讓其投降的可能性很小。美國政治的世界軍事化超越了它自己的武裝力量，沒有取得任何長期軍事上的勝利。

　　在美國的軍人內部存在某種思想清楚的聲音嗎?這些軍人沒有因他們的星或是媒體對他們愚蠢的贊美讓人眼花繚亂，他們準備保衛全球的和解和國家之間更多的尊重嗎?美國的國會和腐敗的媒體已經表明它們沒能有能力評估過去的災難，更不可能對新的全球的現實做出有效的回答。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9月23日西班牙《起義報》) 

　　鏈接：西報：在氣候變化的時代美國國內安全軍事化后果超過颶風

　　邁克爾·T.克拉雷  魏文編譯

　　在本國“戰爭”的新面孔

　　湯姆·恩格爾哈特的引言

　　美國剛經歷了它歷史上最大的雨水事件。從有氣象記錄以來第一次兩場四級颶風—哈維和厄瑪—僅在一個季節里襲擊美國(直到現在沒有出現過)。9月初舊金山—它以氣候寒冷而出名—經歷罕見的攝氏41度的一天，與此同時美國西海岸出現一個特別少有的熱浪—從根本上說是一次沒完沒了的兇猛火災的風暴—從洛杉磯到不列顛哥倫比亞，被煙霧和灰燼包圍(我們不能因此歸因于厄爾尼諾現象)。

　　我曾經說過受最近颶風懲罰的兩個州的州長曾經是氣候變化協議的談判者。現在華盛頓的統治者(特朗普)否認氣候變化的現實(稱這是“中國的故事”)，曾讓一些熱衷于談判的人充斥他的政府(他們中的最后一位是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局長)，從根本上說，他們在可以想象的所有網頁上消除了全球升溫的任何參數，辭退了研究氣候變化的科學家。他們的班子由專業人員組成，得到大型能源公司的支持，他們堅持重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唐納德·特朗普童年時代被石化燃料淹沒的美國。

　　幸運的是如同邁克爾·克拉雷向我們講述的那樣，騎兵正在為了拯救奔跑;從文字上說多少是這樣的。在一個關閉任何與全球升溫輕微有聯系的事情的政府里，有一個機構今天由談判者們領導：美國的武裝部隊。它的高級司令部繼續制定計劃以便在一個因氣候而急劇變化的世界上采取行動。不幸的是我們正在說的是同一個機構，它的將軍們參加了“代際的戰爭”，為的是至少贏得從2001年9月11日襲擊事件以來發動或發生的沒完沒了的戰爭中的一場戰爭。他們屬于一個機構(五角大樓)，消耗了納稅人的大量美元，沒有能力有效地進行自我審查。換句話說，我們的“拯救者們”在一個數千年來保護人類的環境的未來出現某種不確定的時期，可能是21世紀無能為力的“梯形警察”。

　　后果超出哈維和厄瑪颶風

　　為了幫助減輕哈維颶風帶來的后果，在休斯頓地區部署的美國武裝部隊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當他們被緊急派往佛羅里達、波多黎各和圣母群島以便面對厄瑪颶風的時候，也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厄瑪颶風是大西洋從來沒有發生過最猛烈的颶風。佛羅里達州州長里克 斯科特曾派出該州國民衛隊的成員去休斯頓，在自己的州出現緊急情況采取措施的時候他們被急促調回。一個颶風開始時被派往德克薩斯海岸的軍用船只的小隊同樣收到了開往加勒比的命令，同時駐在很遠的地方(科洛拉多、伊利諾斯、羅得島和圣母群島)的特種戰斗部隊被緊急派往波多黎各和圣母群島。與此同時，在一個最火熱的夏天，加利福尼亞的國民衛隊被動員起來撲滅在該州以及西部的大部分地區發生的橫掃大地的火災。

　　我們認為這是國內安全新的面孔：阻止在美國海岸、森林和其他由于氣候變化越來越經常發生和具有破壞性的極端氣候現象脆弱地區的損失。這是一場沒有名稱的“戰爭”，還不止在特朗普的時代，但并不因此而更不真實。正如聯邦管理緊急情況的機構負責人威廉·龍所說的，“聯邦政府的權力已經對哈維颶風行使”，他從軍事的焦點表達了這一點。但是我們不期待任何參與這次行動的軍官認同將氣候的變化作為他們新的戰略方針的根源;在唐納德·特朗普總司令占據白宮，拒絕承認全球升溫的現實或它在增加主要的風暴密度，繼續讓氣候變化的談判人員充斥他的政府的時候，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前，美國武裝部隊最高級的官員們在五角大樓已經公開談論氣候的變化對美國安全提出的威脅，以及這種現象可能改變他們的工作性質。盡管今天不再談論此事，從本世紀最初幾年美國武裝部隊的軍官們強調和正規討論了這些問題，令人吃驚地公布了他們關于極端氣候現象—颶風、長時間下雨、廣泛的熱浪和旱災--增加的緊迫性，以及這些現象可能意味著不斷增加軍人在回應災害和為極端氣候條件的未來提出的計劃中的作用。

　　當然，未來已經就在這里。眾所周知，高級軍事負責人已經完全注意到很難將全面的安全問題歸因于任何風暴—其中有哈維和厄瑪—歸因于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但是人們也知道，颶風帶走熱帶海洋大量熱能，全球的升溫正在提高這些海洋的溫度。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像哈維和厄瑪這樣的颶風發生時力量更大，具有破壞性。美國國防部在四年防務修訂報告中說，“根據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增加，海平面上升，平均溫度上升，嚴重的氣候準則加速”。這是2014年防務政策的一個概述。報告說，“未來的使命的后果、規模和復雜性可能增加，其中有對文人當局的防務支持”;這正在我們在最近幾周已經見證的危機類型。

　　正如空軍的報告所提出的，任何襲擊美國領土的極端氣象現象增加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協調地增加美國的武裝部隊對民間機構的支持，分流來自其他地方關鍵的資源—軍人和裝備。同時五角大樓可以準確地將其重要的能力用于數量很少歷時有限的緊急情況在類似的事件倍增和的時代—這是在這個時候明顯開始發生的事情—將要求軍隊做出重要的承諾，同時在氣候變化的時代這意味著重要的重新確定美國安全政策的方向。這也許不是白宮當今已經準備好的事情，但是遲早會是這樣，沒有其他的選擇，特別是當出現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文人政府的所有行動決定性地沒有權威的時候。

　　因為哈維和厄瑪颶風的動員

　　當談到在德克薩斯和佛羅里達的緊急行動時，媒體集中報道普通人進行的拯救行動感人的故事。因此，武裝部隊的作用很容易沒有被注意到，盡管事情發生的規模很大。武裝部隊服務的每個部門—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備隊—在休斯頓地區部署了大量的軍人，在某些情況下運去正常情況下用于重大戰斗行動專門的裝備。這種相結合的回答代表一種軍方的資源在這次絕望的和大部分被淹沒的地區非凡的承諾。派出數萬名國民衛隊的成員和現役士兵，數千輛悍馬牌軍車和其他車輛，數百架直升機和數十架貨運飛機和海軍的大量船只。正當在德克薩斯的行動開始逐步減少的時候，五角大樓因為厄瑪颶風開始了類似性質廣泛的動員參加救災。

　　這種類型的動員對于一場小規模的戰爭是獨特的，在過去美國的武裝力量曾對本國的重大氣象災難做出回應，如2003年的卡特里娜颶風和2012年的桑迪颶風襲擊的時候。在其他時期這種現象很少發生，因此武裝部隊的“正常”介入沒有被看成是重要的障礙：而是進行美國在國外的戰爭。但是由于全球的升溫正在影響氣候，今天大規模的災難正在開始更持續地發生，強度越來越大。因此，過去是一種偶然的救災使命對已經負擔很重的五角大樓來說正在開始變成某種優先的事項--高級軍官們意識到這一點--未來同樣的事情可能會更多。我們認為這是美國風格的“戰爭”的新面孔。

　　重新確定國內的安全

　　甚至如果在唐納德·特朗普的華盛頓沒有任何人準備好也不愿意關心氣候的變化，美國的武裝部隊確實有準備。它以自己的方式很長時期以來準備好在回應一個自然災害重復發生的世界。這同時意味著在未來幾年氣候變化在國內安全的議程中將越來越突出(不論特朗普政府和他的追隨者是否高興，它是否承認這一點);無疑這種國家的緊急情況將會軍事化。“國內安全”的概念本身注定會改變。

　　2002年11月--在9月11日襲擊留下的痕跡之止--美國建立了國土安全部，它主要的職責是在國內避免未來的恐怖襲擊，但是也關注毒品的走私、非法移民和其他類似的問題。氣候的變化從來不在其中。盡管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和海岸警備隊的服務是國土安全部的重要部分，被看作是與越來越多的災難性后果進行斗爭，但是該部的焦點放在移民和恐怖主義上，在特朗普當政以后所做的事情只不過是加強而已。總統已經確保進行統治的近視觀點，通過大力增加巡邏邊界的警察數量(在與控制邊界有關的問題上投入更多的預算)，同時大幅度削減海岸警備隊服務的預算。

　　當然，也關注所有的政府機構--武裝部隊除外--可能與某種方式與氣候的變化有關，它們配備有氣候變化的談判者，并由他們領導。只有國防部最重要的官員們仍以更現實的方式述說氣候的變化：作為一種可以證實的現實將對未來的國家安全提出新的風險，制造新的軍事行動的噩夢。

　　2007年曾任陸軍總參謀長的戈登·沙利文將軍說，“作為戰士來說，我們從來沒有做到全部準確。如果一個人做到全部準確，在戰場上將發生某種壞事情”。關于氣候的變化他的說法是真實的。“如果我們繼續像歷來那樣做事情的話，我們將走到最壞的后果不可避免的地步”。

　　今年戈登將軍的評論被列入有威信的國家安全和氣候變化威脅的報告，由CAN公司(原海軍分析中心)發表，這是一個由聯邦資金資助的幫助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研究中心。這份報告特別集中關注在國外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沖突的增加，特別是如果在一批窮國(主要是非洲和大中東地區的國家)長期旱災的糧食短缺增加是否超過部族的分裂和現有的宗教分歧。這份報告提醒說，“美國可能更經常地卷入這種情況，不論是單獨卷入還是和它的盟國一起，以便在形勢惡化和被極端分子利用之前幫助實現穩定”。

　　軍方的分析人士開始思索，氣候的同樣后果可能發生在一個被問題困擾更多的世界，也可能對美國本身引起風險的增加，這樣造成在美國的領土上五角大樓需要越來越多的卷入。“極端氣候現象和自然災害，比如美國因卡特里娜颶風所經歷的那樣，可能導致大量的美國機構執行更重要的使命，其中包括州和市的政府機構、國土安全部和我們已經強加的武裝部隊”。這可能導致一種戰略優先事項的沖突。“如果由于氣候的變化增加自然災害的頻率，未來的軍事領導人和政治家們對于在哪里和何時進行介入可能面對困難的選擇”。

　　一批軍官--不論是現役的還是退役的--想到了這些，試圖說服最高領導人將氣候的變化置于戰略計劃的中心(集體行動的事例可以在氣候與安全中心的網頁上看到，這是一個前軍官為了推動對問題的了解而建立的援助團體)。2014年這些活動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當時五角大樓發布了“適應氣候變化的地圖”，這是五角大樓在一個正在升溫的世界上為了挽救形勢的行動計劃。前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在計劃的序言中說，這種行動是必要的，因為氣候的變化將在國外制造更多的沖突，在本國制造更多的緊急形勢。“武裝部隊可能被號召支持文人當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面對越來越頻繁和強烈的自然災害在災區提供救援。”因此，美國國防部和它的相關機構應當開始“在我們的計劃中將氣候的變化與行動和訓練結合考慮”。

　　在一定的時期內，武裝部隊執行了哈格爾的指示，為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邁出步伐，對可預測的未來改進準備工作。各個地區司令部，如北方司令部和負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南方司令部做出回應，擴大了訓練和其他的準備工作，以適應極端氣候的變化和它負責的地區海平面的上升;2015年在國防部向美國國會提出的一份題為“與氣候和氣候變化有關的風險在國家安全中的影響”報告反映一種變化。

　　在其他的時期，這些行動從來沒有造成分散它既有的職能：回擊美國在國外的敵人。在這個時候，如同因哈維和厄瑪颶風發生的情況那樣，隨著總統在持久的反對恐怖的戰爭中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使命，武裝部隊在地方的責任增加了，包括加強美國軍隊在阿富汗以及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存在，在整個大中東進行更重大的空軍的行動，在朝鮮附近增加軍事演習的速度。如同在太平洋地區一系列碰撞--結果造成死亡--有美國戰艦卷入，這種高速度的行動在不同的軍事沖突中已經加大對武裝部隊的要求--包括在那里對它更多的限制--在這些沖突中可以看到它沒有能力贏得沖突或是結束沖突。結果是明顯的：人力資源已經耗盡，物質的資源要求過多。因對哈維和厄瑪颶風的大力回應，這些資源正是更加需要的。

　　總之，在地球繼續升溫的同時，武裝部隊和國家全都面對一場生存的危機。一方面，特朗普和他的將軍們其中有國防部長馬蒂斯，再一次完全強調在國外(和在更多威脅的情況下)更多地使用武裝部隊。這不包括反對塔利班、達埃什、基地組織和一些其他的組織，而且也為一次可能對朝鮮的攻擊做準備，甚至也許在將來針對在中國南海的中國設施采取行動。

　　隨著全球升溫的加劇，不穩定和混亂--甚至巨大的難民浪潮--將會有更多的發展，無疑在邊界之外適應更多的軍事干涉。與此同時，氣候的變化將使在本國和國外的混亂和破壞增加;在這種局面下，給人的印象是華盛頓經常把它的武裝部隊看成是美國擁有的唯一可以信任的有尊嚴的回答。因此，為了結束美國在國外的軍事沖突，把目光轉向本國必須做出決定;如不這樣做，武裝部隊將呑掉聯邦更多的美元，增加他們在華盛頓更多的權力。即使這樣，不論武裝部隊能夠做什么事情，他們不能夠打敗氣候的變化，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一個軍事問題是任何更小的事情。盡管存在可能的解決辦法，但是它們不可能是軍事的解決辦法。

　　盡管現在五角大樓的高級負責人很少準備公開談論環境的事務，他們完全意識到將要到來的問題。他們知道全球升溫的進展，將制造新的挑戰，不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些挑戰具有最大限度拉伸他們的能力的潛力，讓這個國家更多地暴露在氣候變化的災難中，而不能對問題提供任何的解決辦法。因此，將軍們面臨一種首要的選擇。他們可能繼續自我審查自己對氣候變化及其后果精心修飾的分析，這樣在政府對國家的災害的緊急事務中成為同謀，或是他們能夠對因氣候和隨之而來的需要一項新的--和絕對軍事的--戰略的立場提出的國家安全威脅有力地說出他們的想法，這種戰略立場把反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放在國家優先事項的最高點。(邁克爾·T.克拉雷是湯姆迪斯帕奇網頁的撰稿人，漢普郡學院和平與世界安全教授)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9月27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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