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切被殺害50周年祭。將近一年前，2016年11月26日，他的戰友——菲德爾終究也還是走了。在這一年的4月，他似乎預感到自己的身體狀況難以為繼，在出席古巴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發表了“告別演說”。雖然是告別，但是卻絲毫沒有傷感和不舍。他將自己能夠延續至90歲的生命視為一種“幸運”，他甚至遺忘了死亡之為生命終結的意義，在最后還在號召——“我們必須告訴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兄弟們，古巴人民必將取得勝利!”在過去六十多年的歲月中，這個以窮苦百姓、無產階級所構成的“我們”，似乎已經取代了“我”，成為了菲德爾的第一人稱代詞。自從哈瓦那大學法律系畢業至今，跟隨古巴共產黨不斷抗爭、生生不息的“我們”——人民，成為了菲德爾的精神主體——始終年輕、勇敢和充滿理想的主體。這一點，正如格瓦拉在1965年所寫的《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一文中所指出的，“沒有體會過革命經驗的人，很難理解個人(菲德爾)與群眾之間的這種密切的辯證的統一。”

　　菲德爾的離去，不過是拋卻了早已被他和他的革命事業所遺忘的肉體。他在2016年11月26日的最后一絲脈搏、最后一縷氣息，與1956年11月24日的他——在“格拉瑪”號游艇上馳向古巴海岸時并無二異。那天，他和戰友們屏氣凝神，決心為了一個獨立的、人民所有的新古巴而戰斗到底;今天，他仿佛聽到了切的呼喚和人民的情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堅信“我們將繼續向前，改善一切應該改善的事物!”

　　今天，如果我們回望菲德爾尚年富力強、切還在世界各地奔走戰斗的時代，會發現那是一個尚未被恐怖主義、ISIS和無休止的地區戰爭所綁架的時代。菲德爾和他的革命事業所勾勒出來的社會理想，即在清除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土壤中成長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人民的勞動和投入中似乎是觸手可及的。在那個革命世紀的巔峰時期，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連同20世紀初的未來主義、現實主義，不僅沒有被污名化，更是成為了“先鋒”文化和批判哲學的重要源頭。雖然在冷戰中，蘇聯的沙文主義和霸權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打擊了全球人民對于追求歷史進步和平等理想的信心，但是菲德爾和他的古巴，則為革命理想提供了最不受拘束地扎根、生長的土壤，盡管這片土壤在尚未工業化的古巴是貧瘠的。

　　讓我們回望這個在今天正式結束的“革命世紀”，并紀念菲德爾和他終身篤定的革命理想。在這個世紀的革命中，菲德爾和他的小島，始終如同一根深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釘子。菲德爾和他的黨，在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抗(戰爭)中，始終是沖在最前線、高舉戰斗旗幟的勇士。菲德爾所領導的革命，如同德勒茲所描述的“域外之爪”，使得曾經被門羅主義、強權政治和資本剝削所定義的“拉美傳統”被瞬間擊碎。可以說，古巴革命本身就是一件最為完美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假道“理性”來說服人民去順從、忍受不平等和奴役的“畜群意識”，在這部現實主義“作品”中被還原為虛弱的騙局，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以及服務于買辦、金融家和軍閥的“拉美傳統”在人民面前再也不是維持秩序、正義的“利維坦”，而是行將就木的腐朽之物。人民的憤怒和覺醒，在與現實的直接“遭遇”(rencontre)中被點燃，并最終燃起了古巴革命的熊熊烈火，直至將舊制度燒盡、新社會在焦土中萌芽成長。

　　但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離去，的確標志了20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式謝幕”。以十月革命為起點的“革命世紀”，從1917年到2016年正好經歷了一整個百年。11月26日去世的菲德爾，似乎有意要為以1917年11月7日為起點的這個世紀畫上一個完整的句點。而他同時代的革命領導者，以及他的革命導師們，則大多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已經去世(列寧1924年、斯大林1953年、格瓦拉1967年、毛澤東1976年、鐵托1980年等等)。以菲德爾為句點的“革命世紀”，雖然很多人不愿意承認，但這個世紀的革命實踐畢竟終結了。盡管這一“終結”的過程頗為漫長，從1976年開始，經過1991年的“劇變”，直至資本全球化的今天。不是被一桶水澆滅的火焰，而是失去了柴火、甚至被“敵人”和“叛徒”釜底抽薪，而逐漸熄滅的火焰。

　　今天，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分工鏈條，不僅迫使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被融入了曾經備受菲德爾及其戰友所批判的剝削體系。這一體系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以撒切爾和里根所發動的“保守革命”為起點，逐漸在在全球范圍內創造出了一個超越國界的超富集團—精英階層，并同時將這一群體之外的所有人無產階級化。古巴，這個曾經在革命語境下具有英雄主義色彩的小島，在資本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之鏡中，卻顯現為一個“馬孔多”似的孤獨小島。這個“馬孔多”似的古巴，如同隱藏在資本主義森林中的一片突兀的空地，生活在那兒的人們經濟貧乏、生活困頓和信息閉塞。菲德爾和切作為創造這個“馬孔多”的“革命家族”，在無產階級運動逐漸走向低潮的歷史中，承受著不一樣的孤獨感。切如同最終被處決的阿爾卡蒂奧上校，他的傳奇一生雖然仍然在搖滾符號中被不斷提起，但是他真實的生命卻在古巴、古巴之外的世界被遺忘了。菲德爾，則不得不在極為艱難、幾乎密不透風的“孤獨”(封鎖)之下，不惜以“近親繁殖”的方式來確保“革命家族”在下一個世紀的存續。

　　今天，這個結束的“革命世紀”的確留給下一個“革命世紀”諸多尚待發明的“遺產”，例如菲德爾在“告別演說”中所辯護的列寧主義，乃至菲德爾、切和整個“革命世紀”的革命經驗。但是，正如馬克思在一開始就反對作為“私有制”重要內容的“遺產”，未來的革命者，必須要通過創造屬于自己這個時代的政治事件來發明新的“革命世紀”。正如晚年的菲德爾，就似乎已經察覺了“再發明革命”之內容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不再執拗于派出“國際主義縱隊”與帝國主義在全世界開戰，另一方面則更多地關注氣候問題、糧食危機和核武器擴散等問題。菲德爾表示自己仍然“不信任美國的政策”，但是也承認自己不反對“任何能夠終止沖突或結束戰爭威脅的和平協議”，因為“保衛和平是所有人的義務”。同時，曾經通過革命和階級斗爭所創造的政治，也不再被局限于戰爭狀態。他在“告別演說”中告誡后繼者：“相信我，我很難啟齒，但政治就在這些溫和的話語中。我希望我們人類多關注自己與這些現實并為這些擔憂，畢竟我們的時代已不是亞當和夏娃的日子。”這是否意味著菲德爾在啟示下一個“革命世紀”的基調?即不單純地追求通過階級戰爭來實現全球的革命化，同時也不放棄為已有的自由創造存續、發展的條件。這是否也意味著在這個結束的“革命世紀”中一度被認為觸手可及的社會愿景必須經過更為漫長的“過渡時期”?列寧在《關于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草案》認為：“只要工業農業的電氣化還沒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經濟和市場統治的一切根子還沒有因此而被鏟除，階級斗爭就會存在而且不可避免。”這一判斷似乎在歷史現實中實效了，因為電氣化所提供的物質條件仍然無法支撐起無階級斗爭的社會關系。馬云在今年所作的“未來三十年計劃經濟會越來越大”，似乎在更為貼近21實際現實——信息化、資本全球化的情況下，作出了更為精準的判斷。然而，“計劃經濟”畢竟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正如列寧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必須要以蘇維埃政權為前提，“未來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是否有利于人類的自由解放，取決于“計劃”行為出自于人民、還是出自于壟斷資本家。菲德爾的確離世了，但是他的革命事業——革命所要解決的這些問題，卻仍然活著。這些問題留待21世紀“革命者”去創造性地解決。綜觀菲德爾的革命人生，以及由他的去世所畫上句號的“革命世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屬于庶民的自由艱難形成的歷史。在這個“革命世紀”中，正如格瓦拉所描述：

　　“我們的自由已經形成了骨骼，只是欠缺蛋白質和衣服;我們要創造這些。

　　我們的自由及其每天的依托，帶著血色、充滿犧牲。

　　道路是漫長的，而且部分地是不可預知的。

　　我們懂得我們的局恨性。

　　我們要造就出21世紀的人——我們自己來造就。”

　　下一個“革命世紀”，將由已逝的菲德爾和切、已逝的革命實踐所滋養的一代所承擔。這個尚未到來的新的“革命世紀”，等待著下一個“菲德爾”（們），以及由他（們）所引領的歷史事件——在21世紀資本主義撕開裂縫，照亮未來的世界。

　　參考文獻

　　1.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告別演說”：我終將離去，但理想不朽，黃麟譯。

　　2.雅克·朗西埃：《歧義：政治與哲學》，劉紀蕙等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列寧：《關于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草案》，《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馬云：未來30年 計劃經濟會越來越大，出自http://tech.sina.com.cn/i/2016-11-20/doc-ifxxwrwk1500894.shtml

　　4.切·格瓦拉：《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載《綠橄欖》雜志1965年4月11日

　　該文由 觀斗者 所著

　　今日為格瓦拉50年祭，觀斗者回想去年卡斯特羅之去世，以及即將到來的十月革命世紀紀念，雖談不上悲從中來，但也算是稍作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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