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思者和行者———格瓦拉
作者：埃內斯托·加西亞·菲奧爾
譯者：林華
出處：《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2—24頁
1928年6月14日，埃內斯托•格瓦拉•德拉塞爾納出生在阿根廷。他是一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堅持國際主義革命思想的人。這些先進的思想一直伴隨著他的行動，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分鐘。他曾經說過，作為拉丁美洲這個偉大祖國之子，他準備為拉美大陸任何一個國家的解放事業獻身，既不求助于人，無所求，也不利用任何人。起初，他的使命是做一個為人類盡職的革命醫生。在參加了古巴的起義斗爭之后，他成為國際主義的游擊戰士，并在隨后的日子里擔當起社會主義新型社會組織者和建設者的任務。而最終他同其他國家的人民一起回歸到游擊戰的斗爭中。這一過程如同一個完整的圓圈，既把他的思想也把他的行動全部包含進去。
所有這一切都與其思想的三大基石緊密相連，這就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革命戰士的道德觀和他關于“新人”的觀點。格瓦拉在其幼年和青少年時期就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叛性格。據某些傳記描述，他生性頑皮，與父母和老師之間的爭論非常生硬激烈，經常做出冒險性很強的嘗試，他的言論帶有挑釁性，總是力求捍衛與對方相反的立場。嚴重的哮喘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童年時代的特點。
哮喘病的發作是持久而劇烈的。為了同疾病做斗爭，他不得不遵守嚴格的飲食規定，并接受那些限制他活動的治療。但這反倒把他塑造成了一個了不起的讀者，也為他注入了遵紀守法和自我控制的強大精神源泉。1942～1964年，在阿根廷發生巨大政治變革時期，切完成了中學的學習。然而與某些傳記通常描述的相反，格瓦拉在談到他本人的時候說：“在自己的青少年時代沒有對社會的擔憂，也沒有參加過阿根廷的政治或者學生斗爭。”在青少年時代的最后幾年，如果說在格瓦拉身上開始顯露出鮮明的思想意識的話，那就是他的反帝立場，特別是堅定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立場。這是一種深深植根于阿根廷政治社會文化的思想意識。
遠足和周游各地對格瓦拉成長為一個目光敏銳犀利、富有激情的青年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在就讀醫學專業和畢業之后，當時非常年輕的他便同幾個最親近的朋友數次遠足和旅行，所到之處既有阿根廷的一些地方，也有拉美其他國家。
他與窮苦的男女老少直接接觸，并用自己的知識為這些人服務。這些跋涉和游歷使格瓦拉深刻了解到拉美社會的嚴重不公，形成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想主張。古巴革命成功不久，他寫過一篇題為《革命醫生》的文章，講述了在我們看來既是他革命思想的基石也是指引他行動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指南。他寫到：“……在獲得醫學學位后，由于當時的特殊環境，或許也是性格使然，我開始周游美洲，對它有了全面的了解……由于旅途中的條件所限，我先是作為學生，后來又作為醫生，開始切身體會到什么是貧困，什么是饑餓；開始直接接觸到疾病，感觸到父母因無法醫治生病的孩子而表現出的無能為力；體驗到饑餓和不斷的折磨使人產生的粗野……我開始意識到，對我來說，有一些事情要比成為一個著名學者或者醫生作出貢獻更為重要，那就是幫助這些貧困的人們。后來，我注意到，要成為……革命者，首先就要革命，而如果一個人在美洲的某個窮困角落為反對敵對的政府和阻礙社會前進的社會環境而單槍匹馬地進行斗爭，那么個人的奮斗、思想的境界、為了最崇高的理想而獻身的努力都將是沒有用處的。”切全神貫注地審視著震撼拉丁美洲大地的事件。
1954年的一天，他決定前往危地馬拉。在那里，他看到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如何用武力摧毀哈科沃•阿本斯領導的進步革命政府，并用他的反叛精神和行動證明了要捍衛這個政府的決心。然而最終的結果是，在阿本斯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不得不離開這個中美洲國家，前往墨西哥。在那里，他確立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并參加了以新的社會革命為目的的古巴“7•26”運動。菲德爾•卡斯特羅成立了游擊隊，領導了推翻古巴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斗爭。不久之后，格瓦拉于1956年12月2日會同“格拉瑪”號游艇的遠征者踏上了古巴的土地。很快，切成為起義軍中最杰出的戰士之一。
切有著高度的責任感，他英勇善戰，膽大心細。因此，他成為菲德爾在馬埃斯特臘山任命的首批指揮官之一。他創立并領導了一所游擊學校，根據菲德爾的命令，帶領一支縱隊，在古巴由東向西展開游擊戰。在古巴的中部地區，切指揮部隊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攻克了圣克拉拉城，繳獲了巴蒂斯塔軍隊的一輛載有后備隊伍和武器的軍列。這一軍事行動加快了戰爭的結束和起義軍勝利的到來。在談到切作為指揮官的形象時，切最年輕的部下、當年只有15歲、現任古巴民航研究所所長恩里克•阿塞維多在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們大家對他非常尊敬。他堅強，嚴厲，有時還會嘲弄人。但他的舉止風度又充滿了柔情。在發布命令的時候，看得出他是動真格的，而且會堅決地執行。”
關于切，菲德爾有著這樣的描述：——切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充滿智慧才干并具有軍人品格的人。切是一名醫生，是一名成為革命戰士但從未停止過一分鐘醫務工作的醫生。——作為富有人情味的兄弟般的指揮官，他也懂得苛求，尤其是在情況嚴峻的時候。但這種苛求首先是針對他自己的。切將紀律視為游擊隊員道德力量的基礎和他身先士卒的基礎。——在任何一個艱巨任務面前，他總是成為第一個志愿者。他以非凡的英勇無畏和對危險的絕對藐視而著稱。有時他會提議去做一些十分艱巨而又極具冒險性的事情。每當這時，大家都必須對他說“不”，極力加以勸阻。革命勝利以后，菲德爾提出：必須作出一些努力來保護切，因為假如讓他隨心所欲，他可能就不會幸存下來。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切成為最有才干和最受愛戴的古巴革命領導人之一。切的形象和名字已經深深地植根于每個古巴人的心中。他平易近人的品質、質樸的作風、敏銳的洞察力和才干使他值得擁有這份愛。在擔任正式職務之前，他積極參與土改法的制定工作，并創建了國家土改委員會，他主張采用最為嚴厲的法律條文，即絕對禁止大莊園和取消憲法中關于事先賠償的規定。后來，他擔任了一系列經濟領域中的領導職務，大力推動重要經濟部門的國有化、集中計劃經濟和義務勞動等工作。他突出強調創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必要性，認為這將是與社會主義共同發展的新型人類；在社會主義階段，人民的團結一致和對社會的承諾將超越個人利益和利己主義。他認為，義務勞動是“新人”的基本體現。因此，義務勞動在革命工作和斗爭中都得到了開展。
切一直有著強烈的國際主義思想。他不僅一貫支持世界其他國家開辟新的游擊戰，而且也始終認為只有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武裝斗爭遍地開花，才有可能打倒帝國主義。在他看來，如同他所指出的，國際主義的實踐提供了一個使我們成為革命者這一人類最高境界的巨大機會。革命成功后，切開始在拉丁美洲組織和推廣游擊戰。他熱切地希望武裝斗爭能在阿根廷率先開始。早在“格拉瑪”號離開墨西哥遠征古巴之前，他就曾經向菲德爾表明：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當革命成功后，不能因為國家的原因而阻止他去自己的祖國進行革命。1963年，一支在古巴經過全面訓練的游擊隊被派往阿根廷，但最終失敗了。這讓切開始考慮是否有可能參加其他國家、甚至其他大陸的斗爭。基于這種考慮，1964年底，切決定放棄政府工作，率領一支古巴部隊到其他國家支持那里正在開展的革命運動。
在他看來，非洲、特別是剛果民主共和國是大展宏圖的地方。該國總統盧蒙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插手下于1961年慘遭暗殺，而那里已經有一支受坦桑尼亞支持的起義游擊隊正在開展斗爭。剛果民主共和國位于非洲中部，周邊與9個國家接壤。這在切看來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策源地”，革命可以以此為中心發展到整個非洲大陸。由于種種原因，剛果的經驗也失敗了。
1965年初，切公開了他的決定：奔赴世界其他地方，繼續為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在位于拉丁美洲中南部的玻利維亞建立了一個游擊戰根據地。他認為這里的地理條件適合開展武裝斗爭并能將其發展到整個拉美大陸。隨后，切寫了一封《致三大洲各國人民大會的信》，這次大會是1966年在哈瓦那召開的。
他在信中總結其斗爭戰略觀時指出：“最終，一定要注意到帝國主義是世界性的制度，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應該在世界大對抗之中將其擊潰。這一斗爭的戰略結果應該是摧毀帝國主義。我們這些世界上的被剝削者和落后者的任務就是消滅那些支撐帝國主義的基地;從我們這些被壓迫的人民那里，他們榨取資本、原料、技術和廉價的工人，卻向那里出口作為他們的統治工具的新資本、武器和各種商品，使我們陷入完全的依附之中。”切，作為一個身體力行的人，把死亡看成一件稀松平常而又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他最后的一些文章中，一直都在強調，這種隨時可能發生的不測不會阻止他踏上拉丁美洲革命的征程。在《致三大洲各國人民大會的信》中，切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我們的行動是向帝國主義宣戰……只要我們的斗爭吶喊被人們接受，而同時又有人握起我們的武器，那么無論死亡在任何地方與我們不期而遇，我們都歡迎它的到來。”
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思想，切才會做出這樣的行動：1967年10月8日，在玻利維亞尤羅山區的最后一場戰斗中，他負傷被俘，隨后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授意下，被玻利維亞軍方殘忍殺害。
然而，切和少數受解放大陸的崇高思想所指引的革命者作出的貢獻最終成為人類理想、英雄主義和偉大品格的最高驗證;這是照亮拉丁美洲人民思想意識的典范，是指引拉美人民開展斗爭的典范。
因為被剝削的窮苦大眾聽到了為之獻身的切發出的英勇吶喊，因為有更多的臂膀為了徹底解放而舉起了斗爭的旗幟。對革命斗爭事業全身心的投入、非凡的人品和令人難忘的游擊戰士的經歷，使切成為了一種象征。如今，他的生命和偉大的榜樣仍是激勵著成千上萬人前進的力量源泉，后來者的隊伍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波瀾壯闊。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