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特朗普當選總統后所頒布的穆斯林禁令引發了人們對于再次陷入憲法危機的極度恐慌。事實上，美國各種不平等社會現象的存在已經嚴重危及矗立已久的憲法體制。美國憲法制度的確立是建立在經濟平等的歷史條件之下，南北戰爭、經濟大蕭條的時代經驗告訴我們，只有經濟地位的相對平等，才能阻止社會分裂縫隙的不斷加深。如今，隨著社會財富不平等的溝壑的日益加深，美國憲法已經無法應對這一危機的挑戰。

　　對此，范德堡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Ganesh Sitaraman在《新共和》上提出疑問：“建國者們深知經濟上的不平等將會摧毀美國的民主制度，那為何憲法無法拯救我們?” 遺憾的是，如今的憲法似乎不再能正常運作。作者認為，美國人民需要的是進步愛國主義，需要的是共同的目標和信念，來阻止美國變成“兩個國家”，否則，其只能在即將到來的分裂中等待滅亡。

　　在特朗普就任一個星期之后，民主黨人和媒體們開始發出警告：我們的民主正面臨著一個嚴肅且潛在的致命威脅。在特朗普就任的第二周，當海關開始實施穆斯林禁令，限制穆斯林旅游者的入境，參議員科里·布克沖進杜勒斯國際機場，告訴抗議示威者們美國的法律正遭受侮辱。布克重申，“我相信這是一場憲法危機”。兩天之后，特朗普罷免了拒不履行該禁令的代理檢察長薩莉·耶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的沃爾福布利茨將這一問題設置成自動回復：“我們真的處在憲法危機的邊緣了嗎?”當特朗普對反對該禁令的法官進行攻擊，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毫不猶豫地預測出最壞的結果：至少在理論上，我們正朝向憲法危機的天平一端傾斜中。

　　其實我們并沒有。這一禁令可能是違法的甚至反美國的，但是單單這發布的一紙禁令并不能對共和國產生實質的威脅。律師正在行動，聯邦法官阻止該禁令的實施，甚至總統在推特上的回應也側面證明了憲法仍在持續有效地運行中：“我們法庭見。”

　　禁令帶來的警示反映出了自從特朗普當選后美國人民越來越廣泛的恐慌心理。其實，他的勝利震驚了左派人士，無異于一場國家級的緊急狀態，是對于美國民主的直接威脅。但是很多政治家和權威人士忽略了一場意義更加深遠的困境。我們并非如理查德·布盧門撒爾所說向憲法危機“傾斜”。我們已經漸漸在這一場危機中沉沒好幾年了——憲法并沒有拯救我們的意向。

　　在特朗普上臺很久以前，美國已經陷入了一場憲法危機之中——正如歷史性變革一般，這場危機慢慢滲入我們的生活中。理由很簡單：我們的憲法并非為一個擁有著嚴重經濟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政治體系的國家而建立。在歷史上曾有三次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南北戰爭、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的黃金時代和此時此刻。這些危機出現的原因是美國社會正以建國元勛們難以想象的方式發展進化著。在每一個危機中，國家的復雜社會狀況不能簡單地接受憲法的調整。

　　特朗普是我們正面臨的這場危機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原因。它被寫入我們社會的組織結構中。我們扭轉政治體系崩潰的局面的唯一方式就是首先去了解其起源，正如林肯及廢奴主義者們、羅斯福和進步人士當時的做法。

　　如果你問當今美國人，他們會告訴你建國的國父是誰：一群有錢的白人，背地操控憲法以滿足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他們聽起來像是激進的種族主義者。但是他們同樣反對女性投票，為奴隸的政治價值設置了特殊的數值，信奉人類奴役完全可以與一個建立在“不可剝奪的權利”基礎之上的民主體制兼容。

　　這一觀點完全正確。當歷史將我們與18世紀越拉越遠，人們很容易遺忘美國在當時是世界上經濟最為平等的國度。不同于法國的革命，建國者們不必為穩固的財富進行解釋。在美國，并沒有貴族世襲制。沒有專門集中于財富的財產規則，沒有封建制度的歷史。相反的是，西部擁有大量土地，這意味著任何白人都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升至中產階級。1799年被人熟知的威廉·曼寧，作為美國優秀的“多數”中的代表，曾說道，“相比較于舊時代，我們正處于財產平等化的時代。”

　　建國者們圍繞著經濟上平等化建立了新共和國。正如諾亞·韋伯斯特所稱的“財產的平等”可以保證社會穩定和國家穩固，任何憲法體系都需要合理運作。韋伯斯特補充道，“這是共和國的靈魂。”我們的國家，簡單地說，理論上建立在對于財富的平等分配之上。沒有財富“完全平等的分配”，反聯邦主義者塞繆爾·布萊恩警告道，“政府的本質將會被改變，貴族主義、君主制或者獨裁勢力將會抬頭”。

　　對于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憲法歷史，財產都是“完全平等分配”，經常創造出政治體制去調整經濟上的不平等，去避開貧富階層之間可怕的沖突。通過給予每個階層一部分統治權，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實現社會穩定性。例如，英國的上議院(富人)和下議院(大眾)，羅馬平民的講壇(tribune)允許窮人們否決貴族議員們的決定。

　　相比之下，我們的憲法沒有針對經濟上的不平等做出如此的調整安排。美國議員沒有財富上的要求，也沒有經濟實力上的準入門檻。實際上，我們憲法結構中沒有解釋經濟階級間區別的條款。這代表了一種國家治理自身方式上的巨大轉變。不是起草一份憲法去解決財富和貧窮之間的分歧，建國者們主張所有人均是生而平等，他們建立了一個依賴于所有人保持經濟平等的政府。

　　建國者清楚地知道如果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出現，他們的民主實驗將會分崩離析。富人將會逐漸掌控政府，頒布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從而只對自己有利的法律。當美國的富人開始“掠奪窮人”，一位弗吉尼亞政治家早在1814年就給出了警告，這將逐漸變得“緩慢而合法化”。遲早，大眾將會予以回應，但并不是通過一個暴力的起義方式，而是轉向某位知道如何加倍憤怒的權威人物。“在推翻共和國特許權的那些人當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大多數是以討好人民開始發跡的。他們以蠱惑家開始，以專制者告終”。

　　但是在前工業化時代的美國，大眾不平等以及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分化的開端僅僅是一個遙遠的可能性。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之中，唯一的”制約與平衡”存在于政府的三大分支之間。“國父們想出了一個解決沖突的策略”，政治學家路易斯·哈茨曾探討過，“但是只適用于統一的國家。”

　　“統一”當然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也是建立國家政府的薄弱根基。貫穿整個19世紀，隨著奴隸制度發展帶來的區域分離，有些美國人開始相信唯一的解決方法是修正憲法使其能為日益加深的破裂感做出解釋——尋找美國化的地位平等的上下議院。在美國內戰的醞釀過程中，南卡羅萊納州的參議員約翰.C.卡爾豪提議將總統一分為二：一位總統來自北方，一位來自南方。法律實行必須獲得雙方總統的同意。他說，“沒有像這樣的可以在一個國家里包容和諧和寧靜的方式了。”

　　美國內戰，作為我們最嚴重的憲法危機，正是源于建國者們未能成功打造一個統一的國家框架。在殘酷的戰爭結束后的幾十年，經濟上的廣泛影響和改變在20世紀初導致了根植于另一個社會分裂的第二次危機。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封閉邊界和手工農業到工廠的雇傭勞動力的轉變，憲法再一次拉開了裂縫。

　　詹姆斯·麥迪遜預見到共和黨人將會面臨這樣的挑戰。1788年，他估算美國在25年之后整個國家的人口密度將會達到東方國家的水平。1829年之前，由于西進運動，他重新修正自己的設想：“在一個世紀內，美國人的人數將會因為追求滿足生活必需的就業薪資的競爭而減少。”因為“沒有財富的比例”增長，為了代議制民主的存續，系統需要徹底修訂。“國家的法律規定必須被適用，”麥迪遜寫道，“而這是一項需要所有建國者集中運用其智慧的任務。”

　　工業時代何時讓美國投入第二次憲法危機?

　　明智的愛國者們回答了麥迪遜的問題。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民粹主義者、進步人士和新政擁護者通過一系列法律及憲法修正案緩解整個體系的壓力。反壟斷措施打破了經濟勢力的集中。對工作時間加以規制，工會牽制了雇主們的權力。憲法被修正，實施積極的進口稅政策，幫助過于集中的財富再分配。通過要求對議員的直接選舉，人們的投票權得到拓展，允許市民浮動投票，將普選法律化，延伸了女性的公民權。這些改革措施均是為了實現經濟和政治力量的重組——以更公平的方式交還給人民。只有這樣，憲法才能再次依照其原意得以實施。

　　在20世紀60年代，進步派們取得巨大成功。那時正是大蕭條的時代：本土產品激增，薪資飛漲，中產階級迎來繁榮富有的局面。這種經濟上的平等性自從建國以來從未出現過。同時，進步派開始著眼于社會分化，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同性戀、女同性戀和殘疾人平等的權利。20世紀70年代末，這場偉大的美國實驗迎來了新挑戰：共和黨能夠保持平等的經濟和包容性的社會共同體嗎?

　　在這一關鍵節點，領導者讓大家失望了。他們為富人們加上稅負，摧毀了原本保護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法律，而不是繼續推行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政策。他們利用日益增長的經濟多樣性，利用“狗哨”(dog-whistle)政策來掀起種族仇恨情緒，而不是致力于維護社會和諧。如果你出于某些原因不去指責那些人(those people)，你總可以指責政府。羅納德·里根在第一次就職演說中指出，“不是解決方法，”而是“問題”。

　　許多自由主義者愿將這一糟糕現狀歸因于白種人的種族歧視，或者視為反動的保守主義勢力的上升，民主黨人已經完成了對危機的使命。幾十年來，許多民主黨人一直支持旨在幫助富人們的經濟改革，越來越多地將工人階級的白人們妖魔化為無知的人，最終造成一種破壞性的以牙還牙的局面。

　　在無視經濟條件對于維護共和國必要性的狀況下，我們點燃了一場逐漸蔓延開的憲法危機。過去幾十年的研究顯示，富人在我們政府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他們在每個政治環節過程都參與得更多——從會見候選人，到贊助其選舉，再到投票和競選。有些學者認為主流大眾的觀點現在幾乎對于公共政策的影響力為零；幾乎全部被富人精英們的利益所主導。這也難怪，人們對于政府的信任度降到歷史最低點。

　　正如建國者們所擔心的，我們對于國家統一穩固的信念面對經濟不平等的興起難以存活。我們人為地將自己在地理上進行內部區分，民主黨派聚集在城市和藍色州，而保守黨在鄉村和紅色州。我們從能反映出自身黨派主張的消息源處獲得新聞，基于對民主的完全不兼容的認識做出政治性決定。我們也許生活在同一部憲法下，但是為了利益和意圖，美國正在變成兩個國家。

　　最可怕的事情是經濟、政治和社會所有的轉型都使得改革變得更加難以實現。由于富人們基于自身喜好操縱整個系統，對于富人征稅、破壞聯合、幫助工人家庭、減少金錢對于政治的影響都變得更加困難。隨著社會分化變得更加根深蒂固，散布恐懼和找替罪羊的方式很容易讓人們更加分離。為了合理運作，憲法需要平等和團結一致——一旦這些也不復存在，很難恢復。

　　目前的危機狀況如果可以通過擺脫特朗普總統的方式加以解決就再好不過了。即使我們逃離辦公室，被迫流亡在瑪爾拉格超豪華俱樂部，造成危機的狀況仍然伴隨左右。解決這一問題，至少要半個世紀。

　　多虧憲法中的相互制衡機制，單單一個總統的力量并不能毀滅一個共和國。只有一個世紀前出現的新一波進步愛國主義可以拯救我們的民主。正如鍍金時代(Gilded Age)中智慧的愛國者們，21世紀的進步愛國者需要重新踏踏實實地建立起經濟平等機會的根基，一個公平的稅收體系，更加嚴厲的金融法律，對于教育和基礎設施的大力投入。參與性民主制度的根基需要重新建立，通過讓選舉法律更加民主，讓更多美國人可以投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奢求重新找回共同目標，這也是國父們早已知道的成功的先決條件。

　　當然，這聽起來完全不可能。坐在白宮辦公室的特朗普總統，反政府的浪潮，由上向下統治的保守黨國會，法院和大部分國家法律。我們如何期待修正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思想，縫合那深不可測的社會裂痕?

　　我們懷抱著這樣的希望是基于歷史經驗的。雖然這很難令人相信，之前也曾有過類似情況。當憲法不再正常運行，當民主被專制或暴政所蹂躪，我們眼前只能看見一個黑暗的未來。但是智慧的愛國者們發現了一個適應的方法，這需要不止一場選舉，一個候選人，一個政黨。幾十年時間所形成的危機將需要幾十年時間去解決。

　　有點諷刺，我們最大的希望則建立在殘忍的政治氣候之上。特朗普當選因為保守派選民并不了解美國正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像伯尼·桑德斯一樣的社會學家并沒有完全顛覆民主建構因為民主黨人認為在奧巴馬總統的統治之下一切都很好。美國人民可能并沒有意識到我們正經歷一場“憲法危機”，但是他們明白領導者們無法認清的事實：這個系統再也不能正常運作了。必須采取一些改革和激進的措施了。這一認知算是我們深深分裂的國家中人們仍能達成的共識了。

　　附錄：

　　本文作者Ganesh Sitaraman的2017年出版的新書《The crisis of the middle-class constitution》中，貢獻出關于經濟不平等的建設性的觀點，強大且規模性的中產階級是美國憲法體制的先決條件。在本書中，作者認為美國政府將隨著不平等的加深而分裂。美國憲法傳統意義上視為政治性文件，明確劃分了政府體系和各種組織間的關系。但是本書中，作者認為憲法并不僅僅要打造一個特別的政治體制，而且是一個特殊的經濟體系，更明確地說，強大的中產階級和相對緩和的不平等是其重要的特征。強有力的中產階級擁有著鼓舞人心的共同目標和希冀，這對于政府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翻譯文章：

　　Ganesh Sitaraman, Divided We Fall, New republic, April 10, 2017

　　網絡鏈接：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1644/divided-fall-trump-symptom-constitutional-crisis-inequality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