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說：“對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威脅的，并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這既是美國現代戰略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美國未來一個時期全球戰略特別是對華戰略特點的描述，值得我們重視。

　　當前中國正面臨著安全方面的雙重壓力，意識形態安全已成為國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

　　冷戰結束后，中國的整體安全態勢一度有所好轉。但隨著美國建立世界帝國戰略的實施、重拾冷戰思維，以及中國的快速發展“脫出”了美國對中國的“設計”軌道，因此，美國戰略東移，妄圖圍堵中國。世界政治格局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安全形勢整體上又陷入了復雜而嚴峻的狀態之中。

　　今天，在中國沿海，幾乎集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海陸空天兵器，各類針對中國的戰爭預演從太平洋一直延展到印度洋。就在外部戰鼓擂響的同時，中國互聯網上也連續發生多起圍攻軍人和愛國人士、曲解國家政策，甚至造謠煽動、誤導公眾的網絡事件。由于國內大型門戶網站幾乎全部有外資背景，其網絡動員能力巨大，甚至可以任意制造輿論并以此綁架民意。近來，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雖已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并有針對性地開展了一系列網絡執法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凈化了網絡空間、打擊了美國“第五縱隊”的囂張氣焰和隱藏在互聯網中的不法分子，但我們更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文化搏殺、思想爭奪，網絡大戰雖無硝煙炮火，但一樣驚天動地、驚心動魄，其對中國安全領域的威脅也將日益凸顯。

　　聯想到20年前，擁有數萬枚核彈頭和近400萬大軍的蘇聯軍隊，被無影無形卻無處不在的信息思想戰徹底侵蝕、肢解的場景;聯想到不久前，被“推特”(Twitter)輕易“推”倒的突尼斯、利比亞和埃及等國，國家政權傾覆始于思想瓦解，網絡時代“政權一夜垮臺”的事實，都讓人不寒而栗。正所謂“靜水流深”，中國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引發境外“非民間力量”大舉進行網絡攻擊等，已經讓這種新形態戰爭初露端倪。而美國總統候選人洪博培試圖依靠幾億中國手機用戶和網民“扳倒中國”的公開演說，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新型“第五縱隊”應該成為中國政治安全的重要關注點。

　　二戰以后，美國幾乎每一次戰略轉移都包含著一場由新技術應用引發的世界軍事革命，冷戰是核武器，海灣戰爭是信息化。此次，美國戰略東移包含著的是由網絡技術引發的網電空間戰和信息思想戰的混合物。前者被局限在傳統軍事領域，而后者隱然成形的戰爭形態則突破了一般的軍事概念。當中國人開始重視并認真打量這個逼近眼前的對手和威脅的時候，戰爭的模樣已經似是而非：看起來常規戰爭和核戰爭的輪廓還在，但實際上真正發生著的卻是信息思想戰。這是一種似曾相識但又說不清、道不明的戰爭。中國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躺著蘇聯和中東列國的“尸體”，但一些人就是不肯相信中國可能會遭遇同樣的“戰爭”。

　　毋庸置疑，這的確是當今中國面臨的真正的“現代”戰爭，而且這種戰爭正在不分晝夜地進行著。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還在準備著飛機對飛機、航母對航母，甚至衛星對衛星、導彈對導彈的戰爭。當然，這也是必須準備且十分重要的。但是，在當前情況下，從思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角度而言，只準備此類金屬武器的戰爭，有可能會像“馬其諾防線”里的法國軍人，手握槍炮，卻沒有等到德軍坦克出現在陣地的正前方。因為，戰爭理念的落后與不對稱，有可能在你一閃念間，原本固若金湯的陣地后方早已燃起了“熊熊烈焰”。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往往導致“后院失火”“不攻自破”，蘇聯的解體便是前車之鑒!

　　蘇聯的解體和中東、北非事變表明，新戰爭的確已經來臨。這不僅是一個需要新技術的時代，還是一個需要新思維的時代。當互聯網技術出現，戰爭不僅從此將進入“無名將”時代，而且與傳統戰爭相比，戰爭平臺和戰役、戰術的概念都將發生脫胎換骨的改變。原本涇渭分明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概念，則可能混合成為一個力量綜合體。國防的界線早已被突破，戰爭已經超越軍隊和軍事層面，省略肉體血戰階段，直取對方的人心意志……

　　二戰后，美國國家戰略已經根據時代的最新特點，從軍事帝國主義轉向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在對蘇冷戰勝利之后，又在中東進行了文化帝國主義和軍事帝國主義配合使用的實驗。現在，美國將這三種帝國主義戰略同時用于對中國的立體夾擊。也就是說，中國不僅面臨著“五維一體”的物理空間的威脅，還面臨著超物理空間的社會和心理空間的全方位合擊。對此，只從純軍事層面強調國防意識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的安全現實。中國的經濟需要抓住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時代技術特征布局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需要從抵御入侵、捍衛族群特征的角度重建、振興，意識形態不再僅僅是一種政黨政治教育，而應是國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中國的軍事，因此也已成為一個具有許多新內涵的大安全概念。

　　在這個時候，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的話聽起來就如暮鼓晨鐘了：“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于造槍炮，而在于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因此，我們也理解了偉大的毛澤東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跨時代意義。

　　由于網絡把世界事實上組織在一起，世界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理念、不同價值觀念對某一個國家傳統意識形態的沖擊，已遠遠大于對一個國家領土、領空、領海的直接武力威脅。換言之，在政治安全領域，遠比一般性國防安全面臨的威脅和挑戰更嚴峻、更復雜。因此，加強“心防”，就成為國防建設的第一要務。

　　習主席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必要性強調指出：“當前，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安全方面的雙重壓力，需要有兩支專門的抵御力量去支撐和化解。對于外部的軍事威脅，中國已有完備的軍事體系，足以應對;而在“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方面，我們尚需從思想認識、理論研究等初始階段，盡快著手鎖定主要威脅，有的放矢地構建防控力量體系。

　　威脅中國“內部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主要敵人，是美國和西方的中國代理人即新型“第五縱隊”

　　“第五縱隊”是國際政治學界一個通稱的俗語，用來描述那些隱藏在敵人(國)后方的內應力量。他們不屬于正規軍隊編制，但卻起著遠比正規軍隊更大、更廣泛的破壞作用。他們也不是一般性間諜，中性地說他們是敵方政治思想盟軍更貼切些，其受害母國一般稱其為國家叛徒和民族內奸。

　　“第五縱隊”一詞來自西班牙內戰時期。佛朗哥的一位將領率領四個縱隊的法西斯軍隊，進攻共和軍控制的首都馬德里。戰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該將領說他會用四個縱隊圍城，但另外還有一個潛伏在城內的縱隊會做內應。從此，“第五縱隊”就作為敵后內應力量的總稱流傳開來。希特勒非常鐘愛使用“第五縱隊”。從二戰前期幾次不流血的征服，到二戰全面爆發后對眾多國家的大規模入侵，德軍每次行動幾乎都能得到不同國家內部支持納粹的“第五縱隊”協助。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是德國“第五縱隊”的直接培育者和指揮者。他認為，就算在對手內部不存在這股力量或力量很小，也要虛張聲勢，造成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第五縱隊”的假象，以擾亂對手陣腳。

　　其實，二戰中德國內部也存在著強大的反納粹勢力，但同盟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及時加以利用，而是把過多的資源和精力放在支援淪陷區游擊隊的工作上，因此，錯過了好幾次可以縮短二戰進程的良機。

　　二戰后，美國對國際政治的本質有了全新認識，其世界觀和戰略理論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形成以經濟、文化力量為主，以軍事力量為輔的征服形式。這是冷戰的根本原因，也是二戰后近70年，世界沒有發生以軍事對決形式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實際上，以蘇聯被解體、東歐和中東社會發生根本性政治劇變為標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當前，美國的戰略東移和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是以網絡為主戰場，以心理戰和思想戰為主戰樣式，以傳統軍事力量為佯攻和輔攻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它與解體蘇聯和里應外合解決中東國家的樣式，從戰略上說有類似之處，但在技術手法上又有所不同，主要是依據中國的特點，更加重視各類反政府、反華勢力組成的“第五縱隊”的思想文攻和輿論圍攻，借助美資控制的中國互聯網輿論和經濟平臺，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爭奪人心和經濟控制權，伺機策動社會動蕩，挑起民族內斗，最后以武力介入的方式，完成其征服中國的戰略目的。

　　伴隨著美國的戰略東移，我們絕不能只看到其人員、裝備、基地的東移，更要看到其隱蔽戰線的重心東移。現在，我國整個信息產業幾乎全部被美國控制，從高校到互聯網的主流輿論聲音也不時被美國的思想同盟軍操縱。美資控制的一些經濟網站，已經基本具備控制中國金融和銷售市場的實力。美國在朝鮮半島、日本和南海地區施加的壓力更像是明修棧道、聲東擊西;而其利用互聯網的壓倒性優勢，培養“第五縱隊”，對中國進行無聲無息、無休無止、無時無刻的進攻，才是暗度陳倉、釜底抽薪!

　　美國現在借助互聯網優勢，正在對中國展開全面戰略進攻，“第五縱隊”在中共十八大后以近乎總攻的姿態，一邊展開憲政攻擊，一邊瘋狂制造網絡謠言，絞殺著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保衛者。

　　美國在互聯網方面對于中國的優勢，遠遠超過核武器和信息化軍事體系的優勢。在這樣的新型戰爭面前，中國的核武庫、中國龐大的常備軍將無用武之地，有勁也使不出來。蘇聯解體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新時代的新戰爭模式下，網絡輿論思想戰遠比軍隊之間的任何作戰樣式都現實。“第五縱隊”通過他們的言行，利用強大的互聯網優勢，每時每刻都在把中國的一些青年變成他們的“ 媒體戰士”，并進一步將其塑造為下一步社會動亂的主力。如埃及那樣的“傻子革命”的炮灰。“第五縱隊”的威脅，已經超過美國的核武器和美國的傳統軍事威脅，成為中國政治安全領域的心腹之患。

　　美國的文化帝國戰略和對“第五縱隊”的戰略性重視

　　因為長時間的隔岸觀火，美國從雙方的整體性國家對抗中發現了不少戰略秘密，并通過一個叫摩根索的德裔美國學者深刻地揭示出來：

　　1.普世價值不存在。摩根索認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在國際政治領域從來就不存在，它只是強國用來美化自身、控制對手的策略。

　　2.國際法、跨國經濟合作靠不住。和虛假的普世價值不同，國際法、經濟合作是真實存在的，但都靠不住。國際法的問題在于沒有真正的世界政府，也沒有真正的世界警察和世界軍隊，所以，國際法的裁決無法落實，最終淪為強者的游戲。至于經濟合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戰前的英德，二戰前的日美，經濟合作和相互依賴程度非常深，但絲毫不妨礙二者刺刀見紅，拼個你死我活。

　　3.帝國主義正在由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過渡為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是最隱蔽、最持久、最有效的帝國主義形式。

　　4.普世化的民族主義最可怕。就像前面所說的，摩根索不相信有普世價值，但很多國家在標榜自己代表普世價值。摩根索認為，這其實是一種披著普世價值外衣的新民族主義。這種普世化的民族主義更具有攻擊性和欺騙性，是未來國際社會中的重大隱患。

　　因此，摩根索提議美國必須有自己的文化戰略和“第五縱隊”，要嚴防被別國鼓吹的普世價值所欺騙、蠱惑，但要不停用美國版的普世價值去迷惑和欺騙別的國家。

　　隨著二戰的結束，美國崛起為世界性帝國，和蘇聯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爭霸戰。由于核武器的出現，美蘇兩大陣營的龐大常備軍雖躍躍欲試，但誰都不敢先跨第一步、打第一槍，只能通過代理人“推推搡搡”。誰都知道，核國家間的戰爭必將是一場互相毀滅的戰爭和沒有勝利者的戰爭，在這個前提下，核大國之間的戰略游戲規則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為什么人們都十分尚武的美蘇，在爭霸中選擇冷戰模式的根本原因。

　　于是乎，雙方情報系統則大顯身手，中情局和克格勃不相上下，除了基本的暗殺、竊密之外，雙方博弈的重點就是煽動對方陣營國家的社會動亂，在對方政府內扶持自己的力量，推翻自己不喜歡的政府，做的其實都是操縱“第五縱隊”的事情。不同的是，美國有著清晰的理論做指導，而蘇聯則沒有。

　　摩根索針對冷戰的新形勢指出，在后殖民時代，大量新獨立的國家存在先天缺陷，可供“第五縱隊”進行滲透。美蘇中三國未來的國際地位，取決于誰能更有效地滲透、顛覆、控制最多的新生國家。這個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美國官方和學界的重視，他編寫的《國家間政治》一書也成為風行美國高校數十年不衰的黃金教科書，為美國國務院、五角大樓、中情局、蘭德公司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核戰爭煙幕下的心理戰爭：美國經略的“第五縱隊”是打垮蘇聯的主力軍

　　1945年二戰結束后，美蘇對峙態勢初現。美國情報機構負責人艾倫·杜勒斯在美國總統杜魯門參加的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辦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改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不知不覺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杜勒斯說：“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中的真實感人故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在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制造混亂和無所適從……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賭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1947年，美國冷戰教父喬治·凱南的那篇著名的8000字長電報《蘇聯行為探源》，堪稱是美國戰后對外戰略的“奠基石”。凱南敏銳地發現，蘇聯高層的政治權力移交并不穩固。他在電報中說：“一種巨大的不確定因素給蘇聯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陰影。那就是把權力從某個人或一批人手中轉移到另一個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難以預測的局面。”當政治權力從列寧轉移到斯大林手中后，斯大林用了12年時間才鞏固這次權力轉移的成果，為此，蘇聯“犧牲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動搖了國家的基礎，余震波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對克里姆林宮本身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可以想見，類似的不穩定以后還會周期性出現，而每一次動蕩都是美國的機會。

　　蘇聯后來的歷史印證了凱南的判斷，蘇聯最高權力轉移一再出現“難以預測的局面”，先是出了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后來是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戈爾巴喬夫，美國則趁機利用這些人大作文章，最終將蘇聯肢解。

　　凱南還注重觀察和研究蘇聯政黨和民間的問題。他說：“必須作出以下推論，即使是在一個像共產黨那么紀律嚴格的組織里，在新近加入這個黨的人和一班自我延期、盤踞高位的少數人(這些新黨員絕大多數跟他們從未見過面、談過話，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親密關系)之間，在年齡、觀點和興趣方面必然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因素侵入了黨的肌體并使之陷入癱瘓狀態，俄國社會的動亂和弱點就會以難以想象的形式暴露出來。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蘇聯政權只不過是掩藏著一大群烏合之眾的空殼。最終的結果是，一旦發生任何破壞黨——這一政治工具的團結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蘇聯便可能在一夜之間由最強變成最弱、最可憐的國家之一。”在此基礎上，凱南明確建議，美國不應坐以待變，而是要主動地影響蘇聯國內的發展，美國必須給全世界民眾造成這樣的印象，美國的體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來打擊共產主義支持者的熱情和希望。

　　美國在摩根索理論的基礎上，完全采納了凱南和杜勒斯的主張，制定了分化中蘇同盟，肢解社會主義陣營，進而滲透蘇聯，實施“第五縱隊”顛覆行動的計劃。

　　中東“茉li花革命”是美國全球文化擴張戰略的最新樣本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人類進入了網絡時代。美國也同步實現了軍事體系和軍事思想的升級換代。

　　當年美國為什么能夠在冷戰中擊敗蘇聯?很大一個原因在于，全球90%以上的新聞信息被美國及其盟國壟斷，美國實際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生產和制作，發展中國家的非本地新聞有75%產自于西方國家的新聞機構。這就賦予了美國巨大的新聞塑造能力和傳播能力。再加上美國的一整套冷戰思維，“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策略，最終“打垮”了蘇聯。

　　進入網絡時代后，傳統傳媒受到巨大沖擊。目前，全球有約20億網絡用戶在互聯網上處理日常事務，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早在1991年底，當時還只是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克林頓就已經意識到，“信息時代來臨，觀念傳播不可阻擋，美國面臨著推動全球自由民主進程的歷史機遇”。

　　10年后，美國國防部委托蘭德公司寫了一份美國全球軟實力戰略報告，明確提出了五項建議：

　　1.在世界各地擴張網絡連接，特別是要連接到那些不喜歡美國思想觀念的國家;

　　2.把在世界范圍推行信息自由傳播作為美國的權力;

　　3.開發多層次信息分享系統，不僅是確保信息安全，更重要的是制造全球性的信息分享空間，以便公開討論某些問題;

　　4.組建一支“特種媒體部隊”，隨時派遣到發生沖突的地區，搜集與傳播信息;

　　5.國家和非國家組織，特別是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一套更緊密的協調行動機制。

　　其實，在這10年間，美國已經開始將控制的重點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平臺。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明者，占盡了先機。美國一邊誘使別國大力發展低技術產業，一邊集中力量在“高邊疆戰略”的基礎上，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完成從電子革命到信息革命的轉型，從而使美國達到“領先世界一個時代”的戰略目的。當一些國家被美國蒙蔽，仍然在低技術產業不斷加大物質投入的時候，美國已經建立起高聳入云的新時代“技術高山”：目前，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最大的門戶網站(Yahoo)、最大的視頻網站(YouTube)、最大的短信平臺(Twitter)和最大的社交空間(Facebook)全部為美國所有。

　　當今全球80%以上的網絡信息和95%以上的服務器信息由美國提供，超過2∕3的全球互聯網信息流量來自美國，另有7%來自日本，5%來自德國。日本和德國都是美國的盟友，這就等于美國牢牢控制了全世界互聯網信息流量的將近80%。相比之下，中國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流量中僅占0.1%，輸出流量則更是少到只有0.05%。

　　此外，美國國防部還擁有46個Youtube頻道、91個Twitter種子、46個博客、106個Facebook頁面。有專業人士進行全天候維護，確保不斷更新精彩內容以吸引粉絲。同時，美軍深知，“你自己不把聲音傳播出去，反面的、扭曲的聲音就會淹沒你自己”，所以，美軍不僅不隔絕官兵和網絡，而是引導、訓練、鼓勵官兵個人主動利用網絡媒介“講述自己的故事”，以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美國海軍甚至認為，“每一個使用日志、微博和Facebook的海軍官兵，都是其所在部隊和美國海軍的形象大使。”

　　有了這種強大的軟實力基礎，美國組建“第五縱隊”的規模和效率也大大提升。“阿拉伯之春”就是在美國于2003年成立的全球輿論辦公室的直接指揮下，美國國家安全局和網絡司令部聯合運作的信息思想戰的第一次全面實踐。

　　在這場大范圍波及中東、北非的“政ZI地震”中，美國通過“推特”“臉譜”等網絡平臺，實時、高效地指揮了現實世界中的街頭政ZI暴luan和“顏色革命”。先是“維基解密”網站于2010年12月公布了一封密碼電報，內容是前美國駐突尼斯大使羅伯特·戈德茲披露了本·阿里總統家庭成員貪污腐化的事實，并警告：“對于遭遇日漸增長的赤字和失業現象的突尼斯人來說，展示總統家庭財富和時常聽到總統家人叛國的傳聞無異于火上澆油。”該文件在網絡上出現后，突尼斯國內爆發了罷工和街頭示威活動。在此過程中，所有的反政府宣傳和集會號召都是通過“推特(Twiner)”“臉譜(Facebook)”和“優圖(Youtube)”進行的。

　　2011年1月25日，埃及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時任總統穆巴拉克辭職。示威游行聲勢浩大、組織嚴密，迫使穆巴拉克解散內閣，任命前任情報部長奧瑪·蘇萊曼擔任新的副總統。這次bao動的主要組織團體“4月6日運動”就是以“臉譜”為平臺組成的一個網絡組織。“4月6日運動”的負責人馬希爾在華盛頓接受“卡耐基基金會”采訪時說：“這是埃及青年人第一次利用像‘臉譜’和‘推特’這樣的網絡通訊工具進行革命，我們的目標是推行政zi民主，鼓勵民眾參與政治進程。”

　　在該組織的背后，還有更多的潛在勢力，無不與美國主導的網絡力量聯系密切。如埃及反對黨領導人之一的戈尼姆，就是一名“谷歌”公司的工作人員，他曾說自己就是1月份埃及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之一，這些抗議活動都是通過互聯網的社會網站進行宣傳，告知年輕人活動舉行的地點和時間而組織起來的。在埃及，使用社會網站組織抗議行動的成效最高，因為每3個埃及人中就有1個使用互聯網。在街頭bao亂開始后，埃及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切斷了國內的互聯網。但各網站仍然向外界通報埃及局勢的最新進展。在“谷歌”公司的幫助下，技術人員建立了“Speak-2Tweet”服務，埃及人可以通過該服務打電話，并留下音頻信息，這些信息隨后被傳送到“推特”上。專家認為，“臉譜(Facebook)”在埃及地區的普及率之所以提升，主要因為它能夠表達對當局行動的不同意見及組織反政府示威。有鑒于此，部分西方大眾傳媒將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稱為“臉譜及推特革命”。

　　又如動員埃及反zheng府勢力進行示威游行的核心力量Kefaya(正式名稱是“埃及變革運動”)，也是一個虛擬組織。它成立于2004年，是“4月6日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早期充分利用新興社會媒體和數字科技工具，作為動員埃及民眾的主要方式。該組織采取使用政zi博客、發布未經審核的“優圖”短片、圖片等形式shan動埃及民眾進行示威游行，手段極為專業。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利比亞。在利比亞內戰初期，示威者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作為傳輸介質，爭取支持，呼吁為民主而戰并與外界溝通。利比亞的反政府組織“網絡活動家”，利用美國全球社交網站“推特”和“臉譜”來組織反zheng府活動，呼吁將2011年2月17日定為“憤怒日”。僅在2月16日當天，網上報名的追隨者就超過了4000人。到2月17日，擁護者更超過了9600人。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奧馬爾·馬哈穆德稱，為了使人們走上街頭，他們利用了交友網站“馬瓦達”，該網站不在警察的監控范圍內。正是利用了該網站，利比亞反對派成功地聯合了17萬名卡扎菲的反對者。

　　在沖突加劇后，利比亞政府關閉了互聯網，但北約立即為反對派提供了網絡支援，使得利比亞國內和境外的反政府力量能實時相互溝通。從2011年2月23日開始，一名美籍電信公司高管和他的朋友領導的工程師團隊，幫助反政府力量“劫持”了卡扎菲政府的蜂窩無線網絡，建立了自己的通信系統，讓反zheng府組織領導人更容易與外界交流或請求國際援助。反政府組織還在埃及、阿聯酋和卡塔爾政府的支持下，創建了一個不受的黎波里當局控制的獨立數據系統，并破解了卡扎菲政府的手機網絡，獲取了電話號碼數據庫。利用這些信息，他們建立了被稱為“自由利比亞”的新通信系統。4月2日，新通信系統開始測試并運行。隨后，他們創建了由“谷歌地圖”組成的戰況圖，以此追蹤報道相關事件，該戰況圖在12天的時間里被網絡用戶瀏覽達31.4萬次，至少被20多家新聞媒體轉載，影響巨大。

　　美國培植“第五縱隊”的最終目的在于瓦解敵對勢力政quan，而實現其目的又無外乎兩大模式：一為“擊垮”蘇聯的模式，通過思想滲透，扶植體系內的代理人，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地肢解對手。二為“阿拉伯之春”模式，通過社會性動員推動現實政變，自下而上、由外而內地消滅目標政權。

　　今日之美國，正順著布熱津斯基為美國全球戰略制定的三條戰線，以軍事力量為“正兵”，以經濟和文化力量為“奇兵”，以網絡為主要通道，同時對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發起全面的“信息思想戰”。2013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動的最新“民主”攻勢的縮影，而同時，與中國交好的委內瑞拉和泰國，也都處在“民主革命”的煎熬之中。更需清醒地看到，在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由于美國的幕后操縱，也驟然掀起了港獨游行、沖撞駐軍以及臺灣學生占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等事件。對于中國而言，“新型戰爭”已經兵臨城下。

　　美國多年來處心積慮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一個相當機密的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十條誡令”，其關鍵詞是：蠱惑他們的青年人，鼓勵他們鄙視所受的共產主義教育和吃苦耐勞精神，讓青年人與他們的政府離心離德;制造人民和社會分裂，時時處處宣揚西方民主，丑化其領導，制造更大更強的動亂，暗地里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和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相比于傳統意義上的軍事戰勝，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長期、徹底、全面的國家和政權顛覆戰略。但是，中國的老一輩革命家戰略目光如炬、極富遠見卓識，毛澤東旗幟鮮明地反擊和平演變、鄧小平“兩手都要硬”的做法，讓美國的文化入侵戰略連連受挫，其在華培植的“第五縱隊”也屢遭滅頂之災。但美國和西方并不甘心失敗，仍然步步為營，加緊進行對華攻心戰。

　　改革開放之初，“福特基金會”便大舉進入中國，對我國的一些高級研究機構和研究生院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學的經濟學者提供資助，邀請學者到美國各類機構進行“訪問研究”。

　　“福特基金會”有何背景?學者王紹光曾介紹說：“在冷戰期間，真正幫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再以基金會的名義把錢“捐助”給其指定的對象。……在這些基金會所有對國際活動的贊助中，有將近一半的經費來自中情局。”

　　美國的這類基金會絕非只是零星地資助幾個中國經濟學家，而是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各界進行全面的誘導和滲透。例如，“福特基金會”于1988年就與中國一些高級科研機構開始建立密切的關系，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還包括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系等領域。該基金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并以巨額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以期在政策領域對中國產生影響。該基金會還在美國為中國留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

　　20世紀80年代，“福特基金會”推出了“福特人才培養計劃”，資助大批國內精英到美國著名大學學習、研修。同時，以與中國政府和某些大學合作的名義設立人才共同培養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培養出了一大批經濟學人才。這些人，如今已成為中國經濟界的骨干力量。

　　2008年3月20日，美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已經在中國工作9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中國政府的各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需要指出的是，參加招待會的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一位與會者曾感嘆：“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過這一現象，讓人深感憂慮的是，“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間花費了大概4億美元，就獲得了在中國學術界和知識精英階層如此規模的影響力，而其潛在的影響力更是無法估量。

　　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曾不失時機地“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1986年，他成立了一個“改革開放基金會”，每年出資不少于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兩年多的時間，索羅斯共計贊助了中國將近300多個項目，總贊助額約250萬美元。該筆資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學者以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文化產業。2005年，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為一家名為“國際公平橋梁”的機構提供了45萬美元的資助，支持它在中國開展刑事辯護方面的培訓。“開放社會基金會”還聯合“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了分析報道中外NGO動態和發展的《中國發展簡報》。

　　這些研究活動，使美國有機會掌握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手資料，并為其尋找中國社會和體制的不足之處和戰略突破口提供了條件。

　　100多年前，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就曾提醒當時的總統希奧多·羅斯福：“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因此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獲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并使其壯大，那么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他認為：為贏得中國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即使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說也是完全值得的。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曾宣稱：“美國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信息、國際交流以及類似的軟手段來破壞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在中國對此持任何異議的人都無法阻止它。”

　　由此可見，和軍事戰場上的刀光劍影不同，經濟和思想戰場上的較量是暗戰無聲，但卻更加致命。

　　2013年元旦，發生了“南周”事件，在“吳英案”中利用網絡興風作浪并嘗到甜頭的那批人，這次居然妄圖借助輿論“綁架”中yang大政方針。之后，還是這批掌握了網絡輿論話語權的人，又將攻擊目標鎖定到經批準后上網的中國軍人代表，采取造謠抹黑等方式對他們進行惡毒攻擊。隨后則是“紅十字會”事件再度發酵、被炒作，在中國國家級慈善機構被妖魔化的同時，一些背景復雜的基金會借機“登堂入室”，個別基金會的資金來源甚至與達lai集團有關。2011年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發生，這本是一個鐵路交通運營中的偶發事件，與高鐵技術、項目質量無關，然而，網絡“第五縱隊”卻借機向高鐵乃至整個鐵道部發起輿論攻擊，全力鼓噪中國高鐵項目下馬。而借此事件煽動輿論圍攻背后的戰略動機，一是破壞中國通過高鐵布局的西進戰略;二是為國外航空集團的現實經濟利益服務。這和《新快報》事件中，境外機構出資雇傭中國無良記者抹黑中國設備制造企業的用意如出一轍。

　　由于掌控著傳播迅速、動員力巨大的網絡媒體，同樣的一批人按照操縱“吳英案”輿論的手法，又制造了“陳寶成事件”。2013年8月11日，原《南方都市報》記者、現任財新傳媒記者陳寶成在家鄉平度為拆遷維權，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拘。隨后，大批網絡“公知”掀起了聲討平度政府的聲浪，一些接受西方資助的法律學者也傾巢出動，借法律名義給青島市委、市政府施加壓力。與此同時，海外“金主”在美國情報機構的指揮下，出巨資資助大批律師、記者進駐平度，鼓動當地村民反抗政府，試圖將平度事件搞成一起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通過該事件可以看出，網絡“第五縱隊”已經具備高度的組織化、程序化特點，一旦有機可乘，他們就借助網絡直接向中國法律體系和政府發起攻擊。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王維佳分析新浪微博上有關“吳英案”的言論之后提出：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實際上為“黨派性”的意見表達和特定政治觀念的宣傳提供了主要渠道，這一平臺上所提供的言論與意見，與任何傳統媒體相比，都具有更明顯的“黨派特征”和“宣傳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開放性。在微博特定議題的討論中，影響輿論的意見領袖由社會角色和階層屬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體構成，持有同質化的政治觀念，與這些政治觀念相悖的事實和意見很難進入群體的討論中;這一群體在討論特定政治議題時，有著明確而統一的政治目標，并利用網絡空間主動發起政治動員，試圖影響現實政治決策，甚至推動政治體制變革。加拿大西蒙雷澤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趙月枝對此評論說：在社會性與公共性的宣稱下，我們看到了微博上面“赤裸裸的階級性”。這印證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經典的一句話：“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趙月枝指出，今天我們要反思：公共性是不是以階級性為基礎的? 是不是不能拋開階級性來談公共性?

　　在國內一小部分反dong學者，利用網絡掀起反gong、反政fu乃至反hua輿論狂潮的時候，十四世達lai集團、熱比ya、疆du、藏du等邪jiao組織是“第五縱隊”的盟軍，不失時機地予以配合，妄圖內外聯手、里應外合地顛fu社會主義中國。

　　隱形外資軍團以網權力為抓手，隱秘地控制網上思想輿論陣地。

　　2013年初，在一些所謂“公知”針對經批準后上網發言的中國軍人代表的圍攻中，這些披著“微博知識分子”的人與美歐等西方世界的遠程輿論配合更是“默契”。境外反hua網站還發出《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文章，攻擊中國軍隊是“中共獨cai專制的堡壘”。他們認為，利用網絡輿論的動員、圍攻，通過“一個個看似小，卻意義十分深遠的戰役，步步為營”， 不斷拱卒，再持續10年左右，中國便可“顏色革命”成功，“迎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美國和中國國內的西方“帶路黨”，大概把中國當成了尚未垮塌的蘇聯。美歐各類媒體對中國“公 知”們的每一個“勝利”都及時鼓勵，但對于中國愛國網民迎頭痛擊這些為虎作倀的“公知”，中國網管部門和公安部門狠狠打擊，并將其中上躥下跳的帶頭者一舉抓獲時，美歐媒體卻裝聾 作啞不發一聲。

　　最后是豢養一批網絡“打手”，以被判刑法辦的“秦火火”等人為代表，持續制造各種謠言，以此攪亂網絡輿論環境。他們采用美國全球傳播辦公室的輿論戰術，圍攻那些為黨、國家、民族仗義執言的愛國人士，抹黑、顛覆傳統道德楷模和標準，攻擊國家機關，損毀政府形象，手段惡毒、態度囂張。

　　互聯網是美國發明的一項劃時代技術，在中國絕對是一個新生事物，但這個新生事物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和震動，超過以往任何一種技術發明：互聯網引入中國僅僅10多年時間，就幾乎蔓延到中國所有角落。

　　在中國忽視這一新媒體革命浪潮的時候，美國卻抓住機會，入股中國的互聯網企業，然后，又幫助這些有著“中國膚色”的網站在中國“攻城略地”，等中國官方恍然大悟也著手建立網站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大型門戶網站，都已經被外資所控制。

　　與此同時，美國還對網絡新媒體的從業人員進行了政治甄別、思想培訓和資本綁定。美國派出在“微軟”“谷歌”任職的美籍華人，對各大門戶網站的主要管理人員進行全方位的培訓，控制網站內容制造團隊、技術團隊人員的任用、提拔。通過這種思想上、資本上的雙重控制，美國徹底地把這些掌握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的人，培養成了美國“普世價值觀”的忠實信徒和美國戰略的全力推行者。體現在行動上，這些由外資控制的中國門戶網站，不斷推薦、發布那些追捧西方價值觀念、貶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文章和新聞，而對廣大愛國民眾、學者和言論觀點則進行壓制和屏蔽。這就是近年來，丑化毛澤東、詆毀中國共產黨、攻擊中國政府、抨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污蔑道德楷模、貶損英雄人物、宣揚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充斥此類門戶網站的根本原因。

　　在中國黨和政府的宣傳系統中，媒體堅持正確、客觀的輿論導向和把關標準，是極其嚴肅、十分明確的。但在外資控制的各大中國門戶網站，利用其網絡新聞自主權，有意選取具有反共、反政府意識形態的各類學者、作者，作為特定版塊的信息內容制造者，同時，又利用技術手段，將這些言論和觀點強行推介給廣大網民，擴大負面影響。通過開設微博，將特定人員輕易打造成所謂的網絡“意見領袖”，進而通過這些人大量吸引網民、敗壞輿論風氣，形成對抗政府和傳統媒體宣傳力量的新平臺，成為美國對華戰略“武器庫”中的“重型武器”。

　　除了微博、微信和論壇之外，搜索引擎也是如此。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多年來網絡傳播帶來的潛移默化的負面影響，已使當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愈加尖銳和復雜。一大批工作在電視媒體、雜志報紙、影視界、音樂界、出版界，以及教學科研崗位的人，像被“僵尸”病毒控制的電腦一樣，不知不覺地被“意識操縱”，從而將自己被網絡輿論洗腦后的思想和言論，通過自己所能掌握的電視節目、教學內容、影視作品、文學作品、音樂作品等向粉絲、觀眾、讀者、學生傳播，進而擴散、形成了一種反黨、反社會、反國家體制的不良輿論風氣。

　　美國深知，信息不僅是輿論話語權，也是一種軍事權力、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美國的網絡政策和網絡戰部隊，就是要把這種世界新的權力形態變成美國特權。為此，伴隨著戰略東移圍堵中國，美國正在通過網絡對中國發動一場信息思想戰。

　　美國此次戰略東移的如意算盤主要有兩點：一是保持強大的隨時可對中國實施快速軍事干預的能力，保持對中國的軍事高壓態勢，以壓促變、以壓促亂;二是一旦時機成熟則快速出手，與在中國內部培植的“第五縱隊”里應外合、“扳倒中國”，除掉未來可能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最大戰略對手。

　　結語：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是職能部門各司其職，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和輿論管理、思想引導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代領導集體都非常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但是，隨著近年來網絡傳播技術興起帶來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中越來越處于被動地位。歸根結底，還是一些職能部門的不作為導致的。最為直接的證明是，一些高校的教授公然發表違反黨紀國法的文章和言論，但令人詫異的是，這些散布反動言論的教授、學者們，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行政處分，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黨紀處分，所在單位的宣傳部門、組織部門，乃至負有責任的教育部門、司法部門集體“失聰”“失明”“失語”，奇之怪哉!這種不作為也在當今社會上引起巨大爭議。

　　此外，由于各主要門戶網站均被外資控制，其內容制造團隊也是由外方選配，因此，管理層甚至整個工作團隊都由親西方人員擔任。國家雖然限制了商業門戶網站的新聞采編資質，但這些網站通過篡改標題、轉載博客文章、選擇并加工親西方的傳統媒體文章等手法，非常巧妙地繞過限制，擔負起西方文化“戰略炮臺”的使命。它們將那些反毛、反共、反政府人士，通過技術手 段打造成“意見領袖”，再由他們煽動和制造社會輿論事件，在網絡上興風作浪。而傳統媒體在此類意識形態斗爭中，基本處于“被動挨打”的境況。

　　可以說，在美國實現網絡化社會轉型的10年間，是中國受到網絡威脅和輿論攻擊最為嚴重的10年，也是我們政治安全狀況最差的10年。由于職能部門對網絡管控不力，造成了今天網絡上反黨、反政府、反華負面輿論橫行泛濫的局面，嚴重毒害了社會風氣和中國青年一代的心靈，給黨的形象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中國社會中被美國所傳播的“普世價值”洗腦的中國人已不在少數。而美國正是看到這樣一支力量在成長壯大，在深入中國的各個階層，所以采取接觸與遏制的戰略，外壓與促內變相結合的戰術，一邊從國家層面上試圖把控中國，一邊又在中國內部大力培植“第五縱隊”，平時用以牽制中國，關鍵時刻則發揮內部瓦解和顛覆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如何從社會規律上研究經濟改革和政治安全的問題，已經不僅是學術層面也是決策和操作層面的問題。

　　【2013年老文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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