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個月譯的文章，發(fā)過一次，但當時因為格式問題第三天就刪了，今天再發(fā)一次。這篇譯文刊于新一期臺灣《成功大學歷史學報》(51輯，半年刊)。發(fā)表時使用的是繁體中文，這里轉(zhuǎn)換成簡體。

　　也許你沒去過柏林，不知道“歐洲中心”，但這篇建筑文化史的文章將有助于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短時間內(nèi)西德和東德的建筑風格乃至生活方式拉開了如此大的差距?馬歇爾計劃在引流資本和專業(yè)人員上發(fā)揮了什么作用?

　　柏林的“歐洲中心”(1963-65)：美國化，消費主義和國際風格的應用

　　Berlin's Europa-Center (1963–65): Americanization, Consumerism, and the Uses of theInternational Style

　　作者：亞歷山大·塞德梅爾

　　譯者：陳榮鋼(號主，微信hakuna111)

　　本文以坐落于德國柏林鬧市區(qū)的「歐洲中心」為研究對象，以建筑文化史的眼光探討了「歐洲中心」作為柏林最早集購物中心和辦公場所為一體的摩天大樓所處的歷史地位。作者亞歷山大·賽德梅爾以建設「歐洲中心」的三股力量——投資人、建筑師和顧問——為入口，不僅對相關人士做了詳盡的轉(zhuǎn)記性分析，而且抽絲剝繭地梳理了「歐洲中心」誕生背后的不為人知的歷史，從而描繪出戰(zhàn)后歐洲與美國進行的跨大西洋交流的時代圖景。通過對「歐洲中心」選址、資本運作與建筑元素運用的分析，作者得出戰(zhàn)后德國的社會風尚受到美國消費主義與國際風格的實質(zhì)性影響。這不僅體現(xiàn)在「歐洲中心」這一幢建筑上，還具體改變了德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圖景。

　　但凡目睹過1965年新落成的「歐洲中心」(Europa-Center)的人，都會把它和美國聯(lián)繫在一起(圖1)。《世界報》(Die Welt)寫道：「曼哈頓的風……吹到了柏林腹地……，未來從這裡起航……威廉皇帝紀念教堂(The Kaiser WilhelmMemorial Church)的光輝掩沒在新建的「歐洲中心」那巨大的玻璃和鋁合金軀殼下，就像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 Patrick’sCathedral)與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關系一般。」[1]一位來自建筑期刊的評論家把這座20000平方米的龐然大物——包括商店、購物中心、劇院、電影院、運動設施和餐廳——比作洛克菲勒中心和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2]還有人用「美國速度」來形容它。[3]對它的批評少之又少。一個來自西德小鎮(zhèn)的人對「歐洲中心」這個一半德文一半英文的名字哀嘆道：「這種英文專有名詞會越來越多：以后是不是要把『德國館』Deutschlandhalle」改名『德國廳』Germany Hall」啦?」[4]

　　這幢二十二層大樓的建造者們——包括投資人卡爾·海因斯·佩珀(Karl Heinz Pepper)、建筑師赫爾穆特·亨特里希(Helmut Hentrich)和休伯特·佩茲尼格(Hubert Petschnigg)以及顧問魏爾納·杜特曼(Werner Düttmann)和埃貢·埃爾曼(Egon Eiermann)——明確借鑒了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彰顯了在經(jīng)濟發(fā)展和技術進步上的信念。[5]遵循整合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理想，他們的目標是重建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洛克菲勒中心的輝煌，以及圍繞它展開的城市空間的榮光。[6]「歐洲中心」的辦公樓和一側的購物中心相連接，這是德國首幢這一類型的建筑。它坐落于鬧市區(qū)的路口，展示櫥窗長達1.8千米。開發(fā)商喊出的口號是「城中城」(a city within the city)。整座建筑的鋼架結構和玻璃幕牆顯然受到米斯(Mies)和約翰遜(Johnson)的作品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或由SOM建筑設計事務所(Skidmore, Owings& Merill)的戈登·邦夏(Gordon Bunshaft)設計建造的利華大廈(Lever House)的啓發(fā)。「歐洲中心」頂部有一旋轉(zhuǎn)的「梅賽德斯」(Mercedes)標志——這也使「歐洲中心」一時間成為柏林的最高建筑——很快成為西德「經(jīng)濟奇跡」的象徵，而它的成功離不開與西方消費文化的結合。城市復合體中，生產(chǎn)與消費的風格和生活方式內(nèi)在連結了「冷戰(zhàn)」中敵對的兩種制度，無論哪一種制度都設法表達自己的優(yōu)越性。

　　因此，「歐洲中心」是研究跨大西洋兩岸建筑風格和都市生活方式的理想出發(fā)點。「二戰(zhàn)」后，美國在文化、政策和經(jīng)濟領域造成多樣影響。接下來，我將試圖釐清其中的推力和拉力——也就是美國的投入和德國的需求——它們共同構成這種跨越。對跨文化至關重要的是開發(fā)商和建筑師們「漂洋過海」的真實行動，其影響筑就了這一復合體。這些和項目相關的人們對德國如何接受美國典范保有濃厚的興趣，包括風格的通俗化、闡釋與獲得，也包括風格的文化轉(zhuǎn)譯與異化。[7]

　　建筑師魏爾納·杜特曼位居西德建筑主管機關的第二把交椅，在「歐洲中心」項目中擔任城市規(guī)劃顧問。杜特曼與美國保持長久而密切的往來，而他輝煌的生涯建立在從西德和美國向柏林引資數(shù)百萬美元的基礎上。他參與過「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Program)，并在柏林的中心展區(qū)設計建造美國展館。[8]爾后他和休·斯塔賓斯(Hugh Stubbins)往來，后者主持建造過著名的美國為1957年國際建筑展(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捐贈的西柏林大會廳。那時杜特曼認識了德裔美籍化工巨頭亨利·雷可德(Henry H. Reichhold)，他是杜特曼曾經(jīng)的一位同學兼合伙人的丈夫。這個老熟人幫助杜特曼在1958至1960年間于事業(yè)上飛黃騰達。當杜特曼主持建造西柏林藝術學院(West Berlin’sAcademy of the Arts)新大樓時，又獲得雷可德一百萬美元的資助。正如埃莉諾·蘭辛·杜勒斯寫道：「親愛的魏爾納：當我得知雷可德先生對你在柏林的文化生活鼎力資助時，我深受感動……我相信你會成功的。」[9]學院的新大樓原本被設計為一幢高層建筑，但囿于政府對建筑物的限高令，不得不將它變矮。[10]

　　杜特曼主持建造了布賴特施德廣場(Breitscheidplatz)，后來亨特里希和佩茲尼格在這兒建造了「歐洲中心」。1961年的建筑模型已經(jīng)非常接近最終建成的模樣了，除了很重要的一點：原本計劃在寫字樓上修一個混凝土平臺。[11]在許多年后紐約的一個公開講座上，杜特曼說道：「一位新女神降臨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sse)：這幢摩天大樓，……是自由和運動的象徵。」[12]

　　亨特里希和佩茲尼格來自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在設計國際風格的摩天大樓上取得成功。無論在德國還是海外，他們的鋼結構和玻璃幕牆的摩天大樓標志著阿登納(Adenauer)和艾哈德(Erhard)的經(jīng)濟奇跡共和國。他們?yōu)榈偕瘓F(Thyssen Group)設計的「三幢相連的平板式建筑」(「three-slab-building」)標志著從德國的過去向未來激越的起航。亨特里希是極少數(shù)將「美國方式」引入德國的建筑師，比如說市場機制或團隊協(xié)作。[13]

　　亨特里希在1930-31年就熟悉美國的工作方式，當時他在紐約為諾曼·蓋茨(Norman Bel Geddes)工作。他結識了另一位年輕的德裔建筑師阿爾弗雷德·卡斯特納(Alfred Kastner)，后者在二十年代移民美國并為雷蒙德·胡德工作。當時，胡德正為洛克菲勒中心繪制藍圖。也正是在洛克菲勒中心建筑辦公室里，亨特里希遇到了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那時，帝國大廈也快竣工了。透過德國總領事的幫助，亨特里希獲得永久訪問建筑工地的資格。從紐約到芝加哥，關于摩天大樓的想法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在洛杉磯時，理查德·諾伊特拉(Richard Neutra)——另一位在跨大西洋建筑對話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讓亨特里希無礙地考察了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許多建筑。[14]三十年代以后，亨特里希在「帝國建筑設計總監(jiān)」(Generalbauinspecktor)阿爾伯特·斯佩爾(Albert Speer)麾下工作，并參與了德國的新古典主義計劃。他其中一個任務便是學習美國的組織模式并轉(zhuǎn)為己用。

　　1952-1957年，亨特里希和佩茲尼格為巴斯夫公司(BASF)建起德國戰(zhàn)后第一幢摩天大樓，也是當時歐洲最高的大樓之一。由于當時德國鮮有高層建筑可供參考，因此巴斯夫公司樂于為二位支付去紐約的考察費用。在亨特里希的回憶里，他十分驚嘆于聯(lián)合利華大廈(the Unilever House)和西格拉姆大廈：「正如我第一次到訪此地時的感受一樣，我覺得這裡是世界財富的源頭。」蒂森集團的大樓在建時，亨特里希和佩茲尼格再一次漂洋過海。這一次他們拜訪了摩天大樓建造業(yè)中的龍頭SOM建筑設計事務所。[15]柏林藝術學院有一封來自1930年的信件，落款是路易斯·斯基德莫爾(Louis Skidmore)，他拒絕了亨特里希參加芝加哥世博會(Chicago World’s Fair)的申請。[16]跨大西洋交流的渠道于1960年正式建立，那時亨特里希告知埃貢·埃爾曼之前一年的拜訪令他確信裝有通風井的內(nèi)部樓梯比那些裝在外牆上的樓梯安全得多。[17]亨特里希和他的朋友們發(fā)明瞭這個新詞：「國際風格」。1957年，亨利-拉塞爾·希區(qū)柯克(Henry-RussellHitchcock)拜訪了杜塞爾多夫的亨特里希，隨后經(jīng)HPP建筑設計事務所發(fā)表了一本插圖集。1960年，希區(qū)柯克寫信給亨特里希：「有趣的是諾伊特拉(Neutra)的一座劇院將建在你那摩天大樓旁邊了。」[18]同時，亨特里希也拜訪過菲利普·約翰遜并保持書信往來。[19]

　　國際風格(或包豪斯)以跨大西洋交流為核心。保羅·貝茨(Paul Betts)認為普遍將包豪斯風格視作左翼建筑溫床的情形已根本上發(fā)生改變，致使「冷戰(zhàn)」時期包豪斯的歷史需要修改。在德國，二十年代的包豪斯作為和過去告別的替代品開啓了新的營建歷史，然而美國方面更傾向于視其為美國式「國際風格」的真正源頭。儘管出于不同的前定條件，但兩個國家都將戰(zhàn)后文化認同建立在自由主義和國際風格之上。[20]

　　作為「歐洲中心」的藝術顧問，著名建筑師埃貢·埃爾曼起初并不想和包豪斯產(chǎn)生聯(lián)繫，但不管怎樣公眾都將他的建筑往那個框架上去設想。1954年，當他正忙于杜塞爾多夫的一幢高層寫字樓時，他寫信給贊助人說：「你擔心新建筑可能會像美國的那些高樓一樣……」提到亨特里希的作品，他批評道：「鋁合金窗和玻璃幕牆貼附在這鋼結構的樓上……取消了一幢建筑的結構性元素，也就是說看不出它的支撐結構和水平分割……一旦我讓它們都隱藏起來……，我就向一種不會長久的時髦的愚蠢屈服了。」[21]從這些言論看出，避免使用玻璃幕牆在當時的德國是普遍的(圖3)。[22]

　　誠然，埃爾曼也是跨大西洋交流的關鍵人物。他曾分別于1936、1950和1957年拜訪過美國。[23]1962年他又為在華盛頓建造德國大使館的事去過美國幾次。1936年，埃爾曼參與了由議會資助的一項學習計劃。他去到洛克菲勒中心，向威廉·理查茲(William Lescaze)表達了對費城社會儲蓄基金大樓(Philadelphia Saving Fund Society)的艷羨，那算得上第一批使用國際風格的大樓的其中一座。[24]1946年，埃爾曼查閱了蘇黎世建筑展上展出的美國建筑名錄，他沒法親自前去，因為那時德國人的出行受到了限制。他強調(diào)了現(xiàn)代主義建筑中的德國元素：「(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作品在美國的解讀和理解與在德國無出其右，彼得·貝倫斯(Peter Behrens)和珀爾齊希(Poelzig)及后來的格羅皮烏斯(Gropius)和米斯成為德國現(xiàn)代主義建筑的先驅(qū)。」埃爾曼記得理查茲告訴他只有百分之二的美國現(xiàn)代主義建筑嚴格遵循了歐洲標準。他卻反復強調(diào)移民們的角色：「這恰好證明大陸間的關系存在張力……德國建筑師在……一流的(美國)大學覓得教席，他們在那兒和美國的同事聯(lián)合……美國的現(xiàn)代主義建筑令我震驚之處就因為它們很接近歐洲風格。」然而他補充道：「只有那些沉溺于混亂的紐約摩天大樓間的人才能預見這些可能性。」[25]六十年代，埃爾曼不再把自己視作一個美國狂熱分子。他寫道：「紐約的新奇玩意都很垃圾……大批人已經(jīng)老去，美國的現(xiàn)代主義完了。」[26]回到故土的他坦言：「沒有人能和美國人一起工作，他們既沒有想象力又缺乏敏感度，一心只想往錢眼裡鉆……那兒的政府建筑和蘇聯(lián)比幾乎沒什麼差別。」[27]埃爾曼說這番話的目的旨在減少「歐洲中心」的層數(shù)和高度，并把整座建筑分成幾個部分，因為他害怕對毗鄰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產(chǎn)生過多壓迫感。[28]

　　接下來我們把目光投向投資人。卡爾·海因斯·佩珀也去過美國，但「跨大西洋」對他的履歷并不重要。相反，他有典型的西柏林人出了名的頑固勁頭和對權力的熱情。他的整個生涯——從家庭經(jīng)營的鋼琴廠到無線電設備的批發(fā)生意，再到建筑承包商和一個購物中心的老板——在柏林起步。也許因為分裂、赫魯曉夫(Khrushchev)的最后通牒與柏林牆的關系，許多大企業(yè)都離開了這座城市。

　　西方盟國強迫聯(lián)邦德國採取緊急經(jīng)濟措施支援柏林。除了歐洲復興計劃，柏林還採取寬松的稅收政策并給予補貼。1959年，為回應赫魯曉夫威脅終止四大國共掌柏林的局面，為債務留出的款項也一筆勾銷。三年后，百分之七十五的投資資本將貶值。[29]1961年8月13日，筑起的柏林牆將柏林分割開來，但這并不影響西柏林的貿(mào)易發(fā)展。短期的低谷過去后，柏林的消費需求顯著猛增。西柏林的零售額從1959年的44億德國馬克增加到1963年的55億德國馬克。[30]

　　佩珀頭腦清楚，他抓緊一切機會鼓勵人們不要把資金交給稅務所而是抱著幾年內(nèi)便會復興的心態(tài)帶錢來柏林。1965年佩珀的公司開業(yè)時已收到總共8400萬德國馬克投資。財政部部長多林格(Dollinger)資助了其中可觀的2300萬德國馬克;2000萬來自佩珀一家擁有許多合伙人的私人有限公司;剩下4100萬來自抵押貸款，成為一時間柏林最大的私人建筑投資項目。儘管財政方面風險多多，甚至險些冒犯了法律，但佩珀最終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1965年底多林格部長和艾哈德總理對這一有組織的利用稅務系統(tǒng)漏洞的行為大為光火。在一本宣傳手冊上佩珀認為合作關系是值得的，即使它在完工之后并沒有一時間賺到錢。不過憤怒得到了緩和，公眾慶祝「歐洲中心」的竣工，而柏林的救助計劃也未改變。這樣一來，「歐洲中心」的成功成為一個榜樣，柏林的高層建筑和購物中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也增加了地方性政黨在借貸問題上的猶疑(圖4)。[31]

　　最終，丑聞導致柏林聯(lián)邦政府的迪特里希·斯托布(Dietrich Stobbe)市長于1981年1月辭職。根據(jù)托馬斯·漢切特(Thomas Hanchett)的分析《美國稅收政策和五、六十年代購物中心的繁榮》(U.S. Tax Policy and theShopping Center Boom of the 1950s and 1960s)，這是一例發(fā)生在德國的生動寓言。[32]

　　從紙媒的新聞報道中，很容易分辨出美國在「歐洲中心」的經(jīng)營中扮演的角色。美國在歐洲的武裝部總司令奧米拉將軍(GeneralO’Meara)出席了剪彩儀式并帶去盧克修·克萊(Lucius D. Clay)的問候。商人們?yōu)樵疽?guī)劃的「美國藥店」(「American drugstore」)的失敗感到惋惜因為「我們的省級法律規(guī)定了商店的關門時間。」[33]施瓦布(The Schwab)百貨商店是一家商場中的超級店鋪(anchor store)，它歸屬勝家公司(Singer Company)。「歐洲中心」的愛爾蘭酒吧成為美國士兵和英國士兵的聚會場所。[34]七、八十年代，商場的發(fā)展策略在美國的影響下發(fā)生了良性改變：風大的中庭被擋住了;溜冰場停用，因為它吸引了過多不購物的顧客;整幢大樓安裝了空調(diào)。這些方案是一位名叫亨利·沃爾什(Henry Walshe)的紐約建筑師提出的(圖5)。[35]

　　無處不在的美國現(xiàn)代主義者的范例顯然為德國的過去和現(xiàn)在的極權主義概念提供了一種更具吸引力的替代品。「歐洲中心」的名字便是對一種傳統(tǒng)的再發(fā)明，而在「歐洲中心」之前，這裡曾是二十年代藝術家們鍾愛的聚會場所浪漫咖啡館(RomanischesCafé)。當然，建成「歐洲中心」的先決條件少不了浪漫大廈(RomanischesHaus)在戰(zhàn)爭即將結束時的毀滅。這一點并非微不足道，因為流行的意識形態(tài)同時倒塌了，不然在當時有足夠的機會在那裡重建一座建筑(圖6)。[36]

　　這樣一來，十多年間，這兒都是一片都市荒地，駐扎著馬戲團的帳篷，有些賣小吃的攤位，還有老鼠。這個場地的符號學內(nèi)涵顯然包括空襲經(jīng)驗、痛苦和臨時佔用(圖7)。[37]壯觀的「歐洲中心」在卑微的浪漫咖啡館的地基之上承載起失去的傳統(tǒng)。同時，在大廈第二十二層有一個酒吧，在那裡能眺望整座城市，讓當時一些人聯(lián)想到舊金山也有一個類似的地方。[38]曾經(jīng)，代表德國鋁生產(chǎn)者的貿(mào)易集團「德國鋁業(yè)」(The Aluminium-Zentrale)將自己的名字放在位于浪漫大廈的巨幅廣告上;而今，以籌集資本和跨大西洋交流為目的的旅程將亨特里希及其同事帶往了美國。[39]

　　這幢綜合性大樓起初被命名為「歐羅巴大廈」(Europa-Haus)。這一名稱在當時已被一幢更古老的高層建筑使用著，它是柏林最早的鋼結構寫字樓之一。這是個鮮活的寓言。這幢十一層建筑物擴建到法律允許的最大高度。從迪特里希·諾伊曼(Dietrich Neumann)那兒我們瞭解到，基于某些原因，政府制定了難以理解的建筑凍結期，致使本該于1931年竣工的這幢地標性建筑延期了整整兩年。[40]六十年代，這幢建筑被拆除——一方面由于一個納粹部門曾在裡面辦公，另一方面它離丑陋的柏林牆太近影響盈利。相反，「歐洲中心」在設計階段沒有遭遇任何重大問題。它被當作這座現(xiàn)代大都會的標籤，而這正意味著戰(zhàn)后柏林希望的東西——前所未有的高度、玻璃幕牆和購物中心，以及附上「西方」價值觀和美國「生活方式」認同的商業(yè)廣告。

　　福爾克爾·博格安(Volker Berghahn)和其他一些人曾將戰(zhàn)后西德工業(yè)文化視為「美國典范的勝利」(「triumph of the American Model」)。[41]美國作為消費者現(xiàn)代性的先驅(qū)，美國化同樣只多不少地表現(xiàn)在消費領域。1890至1940年間，新的消費習慣在北美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生產(chǎn)、營銷、家庭消費者、拓展社會部門的消費文化的傳播以及將加入市場并佔據(jù)一席之地的權利作為民主自覺的一部分來闡釋。1920至1970年間，這些消費習慣持續(xù)影響其他社會共同體。資產(chǎn)階級-馬爾薩斯經(jīng)濟模型(Thebourgeois-Malthusian economic model)在「二戰(zhàn)」后受到挑戰(zhàn)，而國家社會主義和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則敗壞了反對這一模型的自給自足經(jīng)濟體的名聲。如此一來，戰(zhàn)后經(jīng)濟實驗的重擔就落在大規(guī)模消費身上。[42]以時間線為框架，我分析了全盛期的美國影響德國的標志——「歐洲中心」。杜特曼聲稱直到六十年代，德國的保險和銀行大樓才停止建造「第三帝國」(ThirdReich)風格建筑。與此同時，砂巖、石灰?guī)r和大理石淡出歷史，法蘭克福和魯爾區(qū)的摩天大樓再一次得到了現(xiàn)代化。[43]

　　即使購物中心和高層建筑繼續(xù)擴張，但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德國，消費的概念和美國的影響確乎開始于1967年的「歐洲中心」。[44]針對延長商店營業(yè)時間的抗議標志著公眾已經(jīng)成功接受了國際風格和生活方式，這幾乎成為一種公認的贊同態(tài)度。

　　[1]Friedhelm Kemna, “Ein Hauch von Manhattan,” Die Welt, January 21,1965. 參見Heinz Schindler, Berlin und seine Kommanditisten.Authentisches und Satirisches aus Liebe zu Berlin über Abschreibungsirrsinnzwischen Europa-Center und Steglitzer Kreisel—Horst Mahler— Kempinski undanderes Erstaunliche (Oldenburg, 1978), 26–27.

　　[2]“Europa-Center, Berlin,” Deutsche Bauzeitung 69(1964): 803–11.

　　[3]“Europa-Center, Berlin,” Deutsche Bauzeitung 100 (1966): 268–73.

　　[4]Ehrfried Siev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auwelt 34/35 (1965): 1364.

　　[5]Hermann Glaser, Deutsche Kultur. Ein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von 1945bis zur Gegenwart (Bonn, 1997), 235.

　　[6]William J.R. Curtis,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London, 1996),227; William H. Jordy, American Buildings and their Architects, vol. 4:The Impact of European Modernism in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72);C. Krinsky, Rockefeller Cent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7]Bernd Greiner, “‘Test the West’. Über die ‘Amerikanisierung’ 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 land,” in Westbindungen. Amerika in derBundesrepublik, eds. H. Bude and B. Greiner (Ham- burg, 1999), 27.

　　[8]Matthias Schirren, “Das Akademie-Gebäude Werner Düttmannsund die Philharmonie Hans Scharouns,” in “Die Kunst hat nie ein Menschallein besessen.” Eine Ausstellung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und Hochschule derKünste, 9. Juni bis 15. September 1996 (Berlin, 1996), 655; WernerDüttmann, verliebt ins Bauen: Architekt für Berlin 1921–1983, ed. HailaOchs (Basel, 1990), 270.

　　[9]Eleanor Lansing Dulles to Werner Düttmann, 14 March 1958, Düttmannpapers, Academy of the Arts Berlin, Archive, WV 12.

　　[10]“Was ein Hochhaus werden sollte—wurde ein Dach! Proteste der Bezirksvätergegen einen weiteren Betonspargel,” Der Abend, 8 April 1960.

　　[11]Werner Düttmann, verliebt ins Bauen: 282;Düttmann papers, WV 82.

　　[12]Werner Düttmann, lecture at Goethe-House, New York, after1972, Düttmann papers, manuscripts.

　　[13]Nikolaus Bernau, “Ein Mann für Hochhäuser aus Glas und Stahl. HelmutHentrich prägte den westdeutschen Wiederaufbau,” Berliner Zeitung,February 12, 2001.

　　[14]Ibid., 95–112.

　　[15]Ibid., 221–24.

　　[16]Skidmore to Hentrich, 24 July 1930, Hentrich papers, Academy of the ArtsBerlin, Archive, not yet registered.

　　[17]Hentrich to Eiermann, 19 August 1960, ibid.

　　[18]Henry-Russell Hitchcock, Hentrich-Petschnigg & Partner. Bauten undEntwürfe (Düsseldorf, 1973); Hitchcock to Hentrich, 19 April 1960, Hentrichpapers, 1–665.

　　[19]Philip Johnson to Hentrich, 20 June 1961; Hentrich to Johnson, April 51963, Hentrich papers, 1–412. Henry-Russell Hitchcock and Philip Johnson, TheInternational Style (New York, 1932).

　　[20]Paul Betts, “Die Bauhaus-Legende. Amerikanisch-Deutsches Joint-Venture desKalten Krieges,” in Amerikanisierung. Traum und Alptraum im Deutschland des20. Jahrhunderts, eds. Alf Lüdtke, Inge Marßolek and Adelheid von Saldern(Stuttgart, 1996), 270–290.

　　[21]Egon Eiermann to Hermann Winkhaus, 21 October 1954, in Briefe desArchitekten, ed. Institut für Bau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Karlsruhe(Stuttgart, 1994), 53.

　　[22]See Adrian von Buttlar’s contribution to this volume.

　　[23]See Adrian von Buttlar’s contribution to this volume.

　　[24]Sonja Hildebrand, Egon Eiermann. Die Berliner Zeit (Braunschweig,1999).

　　[25]Egon Eiermann, “‘USA baut’. Betrachtung zu einer Ausstellung in Zürich,” Südkurier,February 5, 1946.

　　[26]Egon Eiermann to Brigitte Eiermann, December 2 1962, in Briefe desArchitekten, 153.

　　[27]Eiermann to Victor Ross, December 17 1962, ibid., 154–55.

　　[28]Wulf Schirmer, ed., Egon Eiermann 1904–1970 (Stuttgart, 1984), 310.

　　[29]Joachim Nawrocki, “Berliner Wirtschaft: Wachstum auf begrenztem Raum,” in Berlin.Berichte zur Lage der Stadt (Berlin, 1983), 293.

　　[30]Kurt L. Shell, Bedrohung und Bewährung. Führung und Bevölkerung in derBerlin-Krise (Co- logne, 1965), 422.

　　[31]Schindler, Berlin und seine Kommanditisten, 26–35, 100–101, and295–96.

　　[32]Thomas W. Hanchett, “U.S. Tax Policy and the Shopping-Center Boom of the1950s and 196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1996): 1082–1110.

　　[33]“Europa-Center erlebte den ersten Ansturm,” Der Tagesspiegel, April3, 1965.

　　[34]“Zwei teure Kuren bekamen Peppers Europa-Center in 20 Jahren gut,” DerTagesspiegel, April 2, 1985.

　　[35]“Europa-Center,” Volksblatt Berlin, March 3, 1985.

　　[36]Hans Stimmann, ed., Die gezeichnete Stadt. Die Physiognomie derBerliner Innenstadt in Schwarz- und Parzellenplänen 1940–2010 (Berlin,2002).

　　[37]Illustration 7: Ein Mann in unserer Stadt, 48.

　　[38]“Europa-Center, Berlin,” Deutsche Bauzeitung 69 (1964): 803–811;“City-Hochhaus mit allen Raffinessen,” Der Tagesspiegel, May 25, 1963.

　　[39]Hentrich to Eiermann, August 19 1960, Hentrich papers, Academy ofthe Arts Berlin, Archive, 1–250.

　　[40]Dietrich Neumann, Die Wolkenkratzer kommen! Deutsche Hochhäuser derzwanziger Jahre (Braunschweig, 1995).

　　[41]Volker Berghahn, “West German Reconstruction and American IndustrialCulture, 1945–1960,” in The American Impact on Postwar Germany, ReinerPommerin, ed. (Oxford, 1997), 67–69; Greiner, “Test the West,” 40–41.

　　[42]Victoria de Grazia, “Amerikanisierung und wechselnde Leitbilder derKonsum-Moderne (consumer-modernity) in Europa,” in EuropäischeKonsumgeschichte: Zur Gesellschafts- und Kultur- geschichte des Konsums (18.bis 20. Jahrhundert), Hannes Siegrist, Hartmut Kaelble and Jürgen Kocka,eds. (Frankfurt, 1997), 109–37.

　　[43]Werner Düttmann, “Stadtplanung nach 45—Eine gescheiterte Vision,” no date,Düttmann papers, manuscripts.

　　[44]“König Kunde war der Dumme,” Berliner Morgenpost,August 27,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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