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Deliveroo工人在米蘭的罷工運動 圖片來源：politicalcritique.org

　　外賣騎手的斗爭精神在這場橫跨歐洲的罷工中被解放出來，本應弱小、無力的工人，如今用激進、直接的行動表達著他們對資本的敵意。

　　作者 | Callum Cant

　　翻譯 | Louis呂

　　編輯 | xd

　　美編 | 黃山

　　2016年夏天，倫敦Deliveroo(與下文UberEats、Foodora均為國外線上外賣送餐平臺——譯者注)工人的罷工首次證明了送餐平臺的工人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罷工從Deliveroo蔓延到了UberEats，然后傳遍英國。一年后，這場斗爭已經跨越國境。送餐平臺的工人們現已在英國、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和德國等超過十個城市舉行了罷工。

　　雖然他們的斗爭喜憂參半，但這場運動卻讓我們看到，一個跨國的零工運動從看起來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出現了。本應弱小、無力的工人，如今用激進、直接的行動表達著他們對資本的敵意。這個跨國斗爭的蔓延，展現了包括外賣工人的這類“新型工人階級”帶來的斗爭力量和新的機遇。

　　外賣工人為反抗Deliveroo在倫敦進行罷工示威 圖片來源：weareplanc.org

　　從英國開始

　　當倫敦的Deliveroo工人被告知，他們的合同將從時薪制(每小時7英鎊)外加每單的獎勵(1英鎊)轉成計件制(每送一單3.75英鎊)時，罷工運動便開始了。七個不同區域的外賣工人通過非正式聯絡網迅速被動員起來。數以百計的騎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罷工。這次行動迫使公司允許罷工的騎手自由選擇報酬方式，并也為以后的爭端埋下了伏筆。

　　在倫敦的首輪行動消停時，兩個工會參與到了Deliveroo外賣騎手的組織中。一個于2013年獨立出來的小工會，“大不列顛獨立工人”(The Independent Workers of Great Britain，IWGB)與在夏季的罷工中心——倫敦卡姆登(Camden)的工人聯合起來。同時，“世界產業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則與全國范圍內的，尤其是在布里斯托(Bristol)和利茲(Leeds)的工人組織聯系。在政治團體“Plan C”的支持下，一個自組織的Deliveroo工人簡報，《Rebel Roo》(意為“反抗Deliveroo”)，也開始被制作出來。

　　第一期《Rebel Roo》 圖片來源：weareplanc.org

　　倫敦以外的組織和行動每月都在不斷地升級著。在布里斯托，Deliveroo負責培訓的工人開始了罷工并且取得了勝利。一些工會隨即建立起來，在布萊頓(Brighton)也開始了由低工資引起的罷工，在利茲的工人也團結一致組織了起來。到了二月，《Rebel Roo》的發行量漲到了每月1500份(發行量占全國總工人數的10%)。在巴斯、米德爾斯堡、利物浦、樸茨茅斯、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這樣政治多樣化的城市也開始出現了一些組織。去年二月，運動中的關鍵人物在倫敦的“跨國社會罷工平臺”(Transnational Social Strike Platform)的集會上匯集、討論。運動似乎即將到達高潮。

　　當利茲的七名工人遇害時，IWW正在熱切地推動全國的罷工行動，但是有些人卻對這個行動是否會繼續擴大持懷疑態度，因為全國罷工的勢頭有些下落。利茲和布萊頓的斗爭雖然獲得了顯著的勝利，但未能擴展到全國。受害的利茲工人恢復原職，加害他們的經理被解雇，布萊頓的工人保住了工作，但是運動整體卻走向了低谷。在布萊頓，騎手們進一步與其他零工組成聯盟，進行了一場“零工五·一”(“Precarious Mayday”)示威。雖然有了這些積極的步伐，但是這場運動的大勢已去。

　　“零工五·一”(Precarious Mayday)示威  圖片來源：politicalcritique.org

　　為了應對這場罷工，Deliveroo公司在特定地方區域做出了顯著的讓步，上漲了平均工資，但重要的是，這些讓步措施都是通過App的算法來實現，并沒有體現在真正的合同上。慢慢地，英國最有組織的區域中的罷工運動逐漸平息。面對著工人的撤退，IWGB工會轉而尋求使用法律渠道，來挑戰Deliveroo公司規避其對工人的法律義務的行為。這場斗爭還在上演，而且已經得到英國工黨的左翼領導層支持。

　　運動的擴散

　　倫敦罷工之后，組織活動便蔓延開來。突然之間，橫跨歐洲的工人開始行動。2016年10月，在意大利圖靈(Turin)，Foodora公司的騎手進行了第一次動員。當公司試圖把他們的時薪制(每小時5.4歐)改為計件工資制(每次2.7歐)時，Foodora里的一百多名工人中有一半進行了罷工。他們與其他社會運動團體組成了一場單車集會，繞城罷工示威。他們運動的訴求集中在單車與數據的成本、與米蘭同等的時薪、以及帶薪病假和帶薪休假等一些雇員的權利。他們也在全國集體勞動合同中說明了包括最低工資標準在內的一些其他的訴求。

　　騎手與斗志旺盛的工團主義工會Si  Cobas組織起來，并且成功在合同中贏得了快遞費1.10歐元的增長，使其達到了3.60歐元。然而，在這個顯著的勝利之后，15名最主要的組織工人被解除勞動關系，一次大型的公司招聘則又稀釋了勞工的組織性。再加上公司為了平息騎手而在送餐App做出的讓步，Foodora的反攻成功地阻止了進一步的運動。

　　法國反勞動法的街頭示威  圖片來源：breizh-info.com

　　相比于英國和意大利，法國的罷工要明顯地更加隨意一些，騎手的罷工運動沒有公開的組織協調，讓人猝不及防。這個混亂的情況使得平臺管理層感到了恐慌，當馬賽(Marseilles)的騎手在一家熱門餐館外罷工抗議時，Deliveroo甚至威脅要叫警察出面來處理。

　　2017年4月，自由工人工會(Free Workers Union，FAU)在德國柏林將送餐平臺工人了組織起來。他們的訴求是：透明的工作時間、足以維生的工時、每單增加1歐元、以及帶薪的每周一小時輪班。正是在這里，罷工運動首次將多個送餐平臺的工人聯合了起來。在5月發生了第一場抗議，80多名Deliveroo和Foodora的工人聯合起來舉行了示威，要求談判。六月在Deliveroo和Foodora的總部，差不多同樣人數的工人參加了第二場抗議。持續的施壓迫使Foodora在柏林同意與FAU工會進行談判，但Deliveroo仍不妥協。

　　柏林抗議運動現場 圖片來源： https://deliverunion.fau.org

　　西班牙則發生了最大規模的罷工。在這里，Deliveroo為了抵抗示威，解雇了13名主要參與運動的工人。然而，斗爭仍在繼續著，它進一步擴大為7月2日巴塞羅那、瓦倫西亞和馬德里的Deliveroo工人晚上8點到11點長達三小時的罷工。工人的參與度很高：在巴塞羅那，230名工人里的150人參與了罷工。他們要求每小時最低兩單，每周末保證20小時工時，以及結束公司對加入工會的工人的加害。

　　在意大利，工人們試圖通過法律渠道獲得談判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并且得到了意大利左翼黨(Sinistra Italiana)的支持。米蘭也發生了動員活動，在7月15日，來自Foodora、Deliveroo和Giovo的工人進行了自行車集會罷工，他們要求帶薪病假和意外保險。有證據顯示，運動甚至傳播到了歐洲其他地方——荷蘭、奧地利和希臘等國的工人也加入了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騎手領導的組織會議。

　　動圖來源：http://deliverooriders.org.uk

　　為黑箱打工

　　不論歐洲哪里的送餐公司，它們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商業模式。它們使用一個平臺作為食物提供者、送餐工人和顧客的媒介。每一方都使用一個App與另外兩方互動，而勞動過程則被“算法”管理控制。這意味著，他們大多數時候收到的都是來自一個自動化的系統產生的消息，這個自動化的系統被勞工學者特雷波·肖爾茲(Trebor Scholz)叫做“黑箱”(“black box”)。平臺本身擁有的固定資產很少，它把所有的送餐成本外包給騎手，即騎手需要提供他們自己的單車、數據等等。不論怎么看，這些工人已經擁有了送餐過程所需的所有生產資料——除了重要的協調平臺及其它的算法，而這些資料則完全被老板掌握。

　　這些工人是非正式的雇傭工，雖然不同的國家對非正式工人有著不同的確切定義，然而這些非正式用工普遍都有一個相同點：你是一名工人，但可以付你不到一個工人的工資。這是為了降低勞工成本。同時，非正式用工基本上成功破壞了此前工人運動的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勝利果實。非正式用工是現有資本-國家關系的產物，而這種資本-國家關系也使得勞動力市場結構進一步改革，更加嚴重地壓榨勞工：例如意大利倫齊總理的工作法、英國修改工會法律、英國的學徒身份和福利、法國的勞動法、德國長期地壓低工資、西班牙2012年勞動法等等。像優步這樣的平臺經常使用從風投獲得的資金去大力游說，以此改變法律和監管框架，并在這個過程中創造這種商業模式得以繁榮的條件。

　　Deliveroo送餐零工  圖片來源：Flickr

　　這種跨國間勞工組織方式的相似性，使得送餐平臺為了追求壟斷地位和網絡效應而進行的迅速擴張成為可能。但除了使得送餐平臺迅速擴張，這種相似的勞工組織方式還使得平臺內工人的斗爭形式得以快速流通。

　　隱形的組織

　　意大利工人主義者Romano Alquati曾指出，沒有工人斗爭是“自發”的：如果你認為它是，那是你沒看見醞釀斗爭的隱形組織。

　　送餐平臺的隱形組織的形成似乎有兩個源頭。第一個是來自勞動過程本身。零工送餐工人通過加密的即時通信App的群組，可以自發組成社區。他們在城市的中心區域或者常見地點的偶爾匯合，可以引起大型會議和集會，而由于缺少現場監督措施，平臺無法控制這些集會;第二個源頭是人們在2008年危機之后的主觀經驗。許多組織者和支持者并沒有先前的斗爭經驗，而是在那個運動發生的特定時間，加入到了廣場、校園和街道上的隊伍中。這兩股源頭相遇，就會立刻形成民眾組織。

　　“零工五·一”(Precarious Mayday)抗議現場  圖片來源：politicalcritique.org

　　這種民眾組織使得工人使用非常相近的手段來與平臺進行對抗。其中罷工是首要的手段，隊伍中還有一些起關鍵作用的糾察員(flying picket)。他們主要采用兩種戰術：首先是運動中的移動路障和游行, 他們占領了街道，并且與工人階級在工作場合之外的地方建立聯系。這種動態過程往往能夠使騎手傾聽到民意，并且讓社會運動聚焦于結構性的剝削問題。使用這種戰術時，送餐工人的斗爭就不可能被當成純粹的“經濟”問題而被擱置到一旁;第二種戰術是勞工從工會中撤離。靈活的工人大規模地撤工，并在全市示威糾察，與其他騎手和顧客聯系，并把他們吸引到罷工運動中來。各異的、本應無力的工人在街上與其他工人相遇時獲得了力量。在這次罷工潮對勞工問題的關注中，都存在著這種動態的過程。

　　社會運動與勞工運動的組合，在法國反勞動法的激進街頭示威中，甚至讓送餐工人成為了偵察兵。他們的流動性和對城市的了解，使得他們在戰術上智勝警察，以此反抗現存的勞工法律。

　　這種動態過程的實現，部分歸功于工人們可以直接地運用罷工這種武器，而這種情況又是非正式的勞動關系造就的：當雇主免去了工人的法律保護，以便更徹底地剝削他們時，保護雇主免受工人影響的法律也同時消失了。于是，自發的罷工成為了唯一可行的罷工形式。國家對罷工和工人組織的傳統鎮壓，已經不能再束縛勞工的斗爭精神了，這導致罷工能夠在沒有大型工會參與的情況下得以快速發展并傳播。

　　封鎖一切！

　　這場不同尋常的送餐平臺的跨國罷工，說明了所謂的“平臺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并不是沒有沖突的。雖然階級斗爭還沒達到可以改變行業發展的地步，但它已經有潛力成為改變行業發展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如果罷工潮延續，愈發連通、強大的送餐平臺罷工有了增長，那么，被算法管理的非正式平臺工人的組織就有希望進一步得到發展。

　　抵制“Deliveroo”橫幅  圖片來源：IWGB Couriers and Logistics Branch

　　算法管理與平臺資本主義都遠不止僅存在于送餐行業中。超市和倉庫愈發使用算法來決定勞動過程，而平臺工人則涵蓋優步出租車司機和亞馬遜Mechanical Turk的普通勞工。如果送餐平臺工人的斗爭精神傳播到這兩個群體，那么歐洲由剝削引發的沖突將顯著升級。目前有些跡象顯示這種傳播可能已經發生了：組織者已經準備著手在黑色星期五實施對亞馬遜物流設施的封鎖。這場平臺經濟內的跨國運動，對于之后對抗資本的跨國運動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原文鏈接：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world/2017/precarious-couriers-are-leading-the-struggle-against-platform-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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