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詹姆斯·佩特拉斯 魏文編譯
引言
最近幾個月處于競爭中的一些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階層與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種族團體相聯系清楚地出現在美國權力的中心。
我們可以確定某些競爭的關鍵和權力的精英們交叉的決定：1，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決定，“以色列第一”集團無處不在;2，民族資本主義的決定與右派的思想家相聯系;3，一般的決定與國家安全和五角大樓的機構以及國防工業有聯系;4，企業家精英的決定與全球資本的聯系。
本文試圖確定美國有權勢的階層，評估他們的權力級別及其影響。
經濟權力的精英：“以色列第一”集團和華爾街的首席執行官們
“以色列第一”集團控制著特朗普政權主要的經濟和政治的位置，新奇的是他們處在大聲喊叫最多的政府的反對者中間。這些人包括：聯邦儲備主席珍妮特·耶倫以及其副主席斯坦利·費希爾，后者曾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銀行的前董事長。
賈瑞德·庫什納，特朗普總統的女婿，一個正統的猶太人，他作為總統在中東事務中的主要顧問進行活動。庫什納是新澤西州一個房地產巨頭，他是特朗普內部圈子經濟民族主義者的死敵。他支持所有的以色列權力和占領中東的土地，與大衛·弗里德曼和美國駐以色列大使(猶太人非法定居的狂熱支持者)以及國際談判的特別代表杰森·格林布拉特密切合作。由這三個“以色列第一”團體決定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不存在任何平衡砝碼。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是高盛集團公司的前執行官員，在特朗普政權內部他領導著華爾街部門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的“翅膀”。加里·科恩從很久以前就是華爾街一個有影響的人物，現在領導著國家的經濟委員會。他們培訓了主要的交易顧問，領導著新自由主義反對民族主義的聯盟，承諾要破壞特朗普的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
在總檢察長的辦公室一個有影響的聲音是羅德·羅森斯坦，他任命羅伯特·米勒作為調查的負責人，這導致消滅了特朗普政府的民族主義者。
姆努欽--科恩反對民族主義的班子的“仙女教母”是勞埃德·布蘭克芬，他是高盛集團公司的總裁。三個“以色列第一”的銀行家正在領導著為了解除對銀行的調控而進行的斗爭，解除調控已經破壞了經濟，導致2008年的停滯，將數百萬美國的所有者和企業送上抵押貸款的審判席。
“以色列第一”自由市場的精英擴大到整個政治光譜，包括在國會的民主黨人，由參議院少數黨團領導人查爾斯·舒默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負責人亞當·希夫領導。民主黨的“以色列第一”團體在尋求調查和大眾媒體反對特朗普經濟上的民族主義者的運動中已經和他們的新自由主義兄弟們結成聯盟，他們可能意外地清理政府。
軍事權力的精英：將軍們
軍事權力的精英們在做出重要的決定時已經替代了當選總統(特朗普)。在戰爭的權力依靠總統和國會的地方，今天一批狂熱的軍國主義者制定和實施軍事政策，決定戰爭的地區，施加壓力以便將本國的警察更多地軍事化。特朗普已經將重要的決定授權，對此他親熱地稱他們為“我的將軍們”，同時繼續避免對腐敗和種族主義的指控。
特朗普任命了一位四星將軍、外號“瘋狗”的詹姆斯·馬蒂斯為國防部長，他曾經領導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馬蒂斯(他的軍事上的“光榮”包括在伊拉克轟炸一次大型婚禮的節日)正在領導加強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干涉運動--特朗普在他的競選運動中曾經公開譴責的一場戰爭和占領--作為國防部長馬蒂斯推動已經泄氣的特朗普宣布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隊，美國在整個阿富汗進行空中打擊。他忠實于傳播很廣的“戰爭的名義”說法，這位將軍是對朝鮮進行核打擊狂熱的辯護者。
H.R.麥克馬斯特中將(一個現役的三星將軍和延長在中東和阿富汗的戰爭的維護者)在特朗普將他的盟友邁克爾·弗林中將辭退以后，變成了國家安全的顧問，弗林反對針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對抗和制裁的運動。麥克馬斯特成了消滅特朗普政府的民族主義者的工具，與馬蒂斯將軍一起施加壓力，主張在阿富汗駐扎更多的美國軍隊。
約翰·凱利中將(退役的海軍將軍)是伊拉克戰爭另一個老手，他對改變中東的政權有熱情，在雷因斯·普里巴斯被趕走以后，他被任命為白宮的內閣負責人。
在特朗普政府中三名將軍的“三駕馬車”與特朗普“以色列第一”的新自由主義顧問們：斯蒂芬·米勒和賈德·庫什納共同保持對伊朗的深刻仇恨，完全支持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廢除2015年簽署的與伊朗的核協議的要求。
特朗普的“軍事領導”保障在國外的戰爭支出將不會受到削減預算、衰退甚至是國家的災害的影響。
“將軍們”、“以色列第一”的新自由主義者和民主黨的精英們領導著反對經濟的民族主義者的斗爭，他們已經做到確保奧巴馬時代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帝國將保持它原來的地位，甚至將會擴大。
經濟的--民族主義者的精英
特朗普在白宮經濟的--民族主義的盟友們主要的戰略家和思想家曾經是史蒂夫·班農。他曾是特朗普在競選運動期間主要的政治設計師和顧問。班農設計了一個支持國家的制造業和反對華爾街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多國公司的美國勞動者的競選運動。他發展了特朗普針對世界貿易條約的攻擊，認為這些條約導致美國資本的輸出和破壞了美國制造業的勞動力。
同樣重要的是，班農制定了特朗普早期公開反對對阿富汗15年的干涉，認為干涉花費了上萬億美元，甚至反對在中東一系列戰爭中更高的成本，他支持“以色列第一”，包括現在為了推翻敘利亞世俗的民族主義政府的雇傭軍的戰爭。
在特朗普政府執政個7個月的時候，自由市場的經濟和軍事精英，民主黨的領導人，共和黨開放的軍國主義者和他們在大眾媒體的盟友結合的力量做到清除班農—將支持他的“美國第一”議程的群眾基礎拋到一邊，該議程在經濟上是民族主義的和反體制的。
現在反對特朗普的聯盟以留在特朗普政府的少數經濟的民族主義者為目標。這些人包括：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蓬佩奧，他支持保護主義，主張削弱亞洲的貿易協議和北美自由貿易條約;彼得·納瓦羅，白宮貿易委員會的主席。蓬佩奧和納瓦羅面對著正在上升和現在控制著特朗普政權的新自由主義“三駕馬車”的強大壓力。還有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他是百萬富翁，羅斯柴爾德公司的前主管，在威脅強加進口份額以便應對美國與中國和歐盟的巨額貿易赤字方面他與班農結盟。
班農的另一個盟友是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他是前軍事和情報分析人士，與布賴特巴特(新聞網站)信息首頁有聯系。在特朗普政權內外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特朗普演說的“顧問先生”、作家史蒂芬·米勒積極推動禁止穆斯林的旅行和對移民更加嚴格的限制。在特朗普親以色列狂熱的隊伍內部米勒是班農的“翅膀”。
塞巴斯蒂安·戈爾卡是特朗普軍事和情報事務的助理，更是一個思想家而不是分析人士，曾為布賴特巴特網站寫作，在班農的身后主持辦公室工作。正是在班農被趕走以后，8月初“將軍們”清除了戈爾卡，他被指控“反對猶太主義”。
在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中間留下的人由于失去了班農，將不會有什么重大的影響，班農提供了領導的地位和方向。但是，多數有社會和經濟的背景的人在某些事情上與軍事權力的精英有聯系，在另外的事情上與親以色列的新自由主義人士有聯系。盡管這樣，他們的基本信仰已經被班農塑造和確定。
企業家權力的精英
埃克森美孚的前首席執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是特朗普的國務卿，德克薩斯的前州長里克·佩里是能源部長，他們領導著企業家的精英。企業家的精英與美國的制造業和工業相聯系，對政府的對內政策或對外政策直接的影響不大。在他們跟隨華爾街的新自由主義者國內政策的同時，在對外政策上服從于軍事的精英，他們沒有史蒂文·班農的意識形態核心結盟。
特朗普的企業家的精英與他的政權中的經濟民族主義者沒有任何聯系，對海外的經濟對手和盟友則表現最友好的面孔。
分析與結論
權力的精英正經歷黨派的歸屬、政府的部門的和經濟的戰略。不限于共和黨或是民主黨。包括新自由主義者，某些經濟的民族主義者，華爾街權力的代理和軍國主義者。所有的人都在競爭，在這屆政府內部為權力、財富和統治而斗爭。力量的對比是“易揮發的”，在短時期內迅速改變，這事反映特朗普政權缺乏內聚力和一致性。
美國權力的精英在一個新政權的第一年里在構成和方向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變化。
在奧巴馬總統執政時期，華爾街和五角大樓與硅谷的億萬富翁們和大眾媒體的精英們舒適地分享權力。他們聯合起來尋求一項“全球化的”帝國主義的戰略，強調多個戰爭的舞臺和多邊自由貿易條約，處在減少數百萬美國工人的進程中，讓他們持久受奴役。
由于特朗普總統上臺，這些權力的精英面對一種新的戰略配置的挑戰和緊迫情況，尋求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政策急劇的變革。
特朗普競選運動和戰略設計師史蒂文·班農尋求取代全球的經濟和軍事的精英，依靠他們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制造業的工人和保護主義的生意的精英的聯盟。班農施加壓力以便與奧巴馬多重長期戰爭的政策作重要的決裂，以便擴大國內的市場。他建議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結束美國對阿富汗、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軍事占領，同時聯合加大對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壓力。他試圖結束針對莫斯科的制裁和對立，在美國和俄羅斯兩個能源生產大國之間建立經濟聯系。
同時，班農在開始的時候曾是白宮主要的戰略家，在政權內部他迅速面對強有力的對手，狂熱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全球主義者，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進行系統的操縱以便在特朗普政權內部贏得經濟的、政治的和戰略的地位。特朗普政府沒有成為一個連貫的平臺，并從這里提出一項新的激進的經濟戰略，而是變成一個混亂的和墮落的“斗爭的地盤”。班農的經濟戰略剛開始出現。
與奧巴馬長期戰爭的戰略有聯系的大眾媒體和國家機構的代理人首先攻擊特朗普與俄羅斯在經濟上和解的建議。為了避開任何“喪失信譽”，他們制造了“俄羅斯間諜”和操縱美國選舉的“陰謀”。他們第一批成功的射擊指向邁克爾·弗林中將，他是班農的盟友和為了扭轉奧巴馬/希拉里·克林頓與俄羅斯軍事對立的政策主要的辯護者。弗林被迅速撤職，并受到他作為“俄羅斯的代理人”受到審判的公開威脅，這是一種類似于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最后日子的歇斯底里。
特朗普政權中關鍵的經濟職務在主張新自由主義的“以色列第一”的人和經濟的民族主義者之間分配。“談判者”特朗普總統試圖引誘新自由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是華爾街的盟友，依靠支持特朗普的選舉基層有聯系的工人階級，提出了與歐盟和中國新的關系，此事可能對美國的制造業有利。由于這些力量之間不可調和的分歧，特朗普天真的“階級的協議”削弱了班農，破壞了他的領導地位，打破了他民族主義的經濟戰略。
就在班農已經做到一些經濟上重要任命的同時，新自由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破壞了他的權威。費舍爾--姆努欽--科恩一伙成功地制定了一項競爭的議程。
美國兩黨在國會的整個精英聯合起來，以便讓特朗普--班農的議程癱瘓。大眾媒體的大公司作為一個歇斯底里的“喊話筒”提供服務，向國會和聯邦調查局狂熱的調查人員提供謠言，抓住美國特朗普政府與俄羅斯的關系的每個細微之處尋找陰謀。國家--國會的結合和媒體的機構打壓班農的選舉的群眾基礎，瓦解他們和讓他們沒有思想準備，而這些人選舉了特朗普。
“沒有牙齒的”特朗普總統完全被打敗，他后退了，絕望地尋求組建新的權力，將他每天的行動授權給“他的將軍們”。美國民選的總統擁抱他的將軍們的追求，形成一個新的軍事的--全球主義的聯盟，使反對朝鮮的軍事威脅升級，甚至威脅俄羅斯和中國。阿富汗立即成為擴大美國干涉的目標。
特朗普有效地用一種重新活躍的在軍事上強調奧巴馬多重的戰爭代替班農民族主義的經濟戰略。
特朗普政權再次發動美國針對阿富汗和敘利亞的攻擊--超越奧巴馬使用無人機對所謂的穆斯林軍人的攻擊。特朗普加強了針對俄羅斯和伊朗的制裁，擁抱沙特阿拉伯反對也門人民的戰爭，將整個中東的政策放在他的政治顧問、超級猶太復國主義者賈瑞德·庫什納(房地產巨頭和特朗普的女婿)和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大衛·弗里德曼的手里。
特朗普的后退變成一次怪誕的失敗。將軍們擁抱在財政部的新自由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國會全球的軍國主義者。通信主任安東尼·斯卡拉姆奇被辭退了。特朗普的內閣負責人約翰·克里清除了斯蒂文·班農。塞瓦斯蒂安·戈爾卡被趕走。
經濟民族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之間內部斗爭的八個月結束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全球主義者和特朗普的將軍們的聯盟現在控制著權力的精英。特朗普對采納新的構建感到絕望，在國會和強烈反對特朗普的大眾媒體和他自己的對手結盟。
破壞了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和他們的計劃后，權力的精英們于是通過媒體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集中在弗吉尼亞的夏洛茨威爾“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之間的沖突，進行地方的打擊。在那次沖突導致死亡和損害之后，媒體利用特朗普將過錯歸于兩個團伙的愚蠢意圖，作為總統與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聯系的“證據”。在特朗普政府內部新自由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他的企業家顧問們聯合打擊總統，揭露他沒有能力立即和單方面歸罪于主張暴力的右翼極端分子。
特朗普正在求助于商界和國會的精英，絕望地企圖通過發布大規模減稅和解除對整個私人部門的調控的政令保持對他的支持。
決定性的問題已經不是指一項政策或另一項政策，也不是一項戰略或另一項戰略。特朗普已經輸掉所有的戰斗。“最后解決”選舉唐納德·特朗普的問題在一步步取得進展--對他的罷免(建制派)和因為所有的手段和第一個手段可能的拘捕。
在唐納德·特朗普的“人員”中經濟的民族主義的高漲和破壞告訴我們的事情是，美國的政治制度不能忍受任何可能威脅全球主義的帝國主義精英的資本主義改革。
作家們和積極分子通常認為，只有民主選舉的社會主義政權會成為系統的“政變”的目標。今天政治的邊界有更多的限制。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完全求助于“經濟的民族主義”，尋求符合于這一點的貿易協議是誘使野蠻的政治打擊，是制造陰謀，結果是“改變政權”的內部軍事“接力”。
軍國主義者--全球主義者反對經濟的民族主義者和反軍國主義者進行的爭奪得到美國整個左派的支持，除了某些有名的例外。在歷史上左派第一次在為了打敗特朗普總統的運動中變成支持戰爭、支持華爾街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右派的一件有組織的武器。更有甚者，地方的領導人和運動，工會的官員，公民權利和移民的政治家，自由派和社會民主黨人在恢復所有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的斗爭中已經團結起來：克林頓--布什--奧巴馬--希拉里·克林頓長期多重的戰爭政策，增加與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對抗，由特朗普解除對美國經濟的調控，對大型交易大規模減稅。
我們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從選舉直到爭奪，從和平的協議直到警察的調查。今天的經濟的民族主義者被貼上“法西斯主義者”的標簽;勞動者被排斥，成為“惡劣的人們”。
美國人有許多東西要學習和忘掉所學的東西。我們的戰略優勢可能在于以下事實：在美國政治生活不可能惡化--實際上我們已經觸到底部(除了一場核戰爭)，我們只能向下看。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9月12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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