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網站9月9日文章】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將民主帶到俄羅斯，而人們因此鄙視他一評威廉·陶布曼的《戈爾巴喬夫：他的生平與時代》(作者彼得·貝克)
我和妻子在普京執政初期以記者的身份抵達莫斯科時，我們的第一個采訪對象就是蘇聯最后一任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告訴我們，他不久前在克里姆林宮與普京見過面，還提出了世界各地許多人都提出過的問題：普京打算讓俄羅斯重走威權主義的老路嗎?戈爾巴喬夫告訴我們：“他給了我明確的否定回答。”
獲得民主，但毀了帝國
回頭來看，普京的回答當然顯得缺乏誠意。對普京來說，戈爾巴喬夫是他與西方的中間人，所以他發出了欺騙性但、安撫人心的訊息。我們這樣的西方人一窩蜂地把戈爾巴喬夫視作民主的象征。不過，普京知道，戈爾巴喬夫并非本國民眾眼中的英雄。俄羅斯人鄙視他，認為他是摧毀帝國的人。他們支持普京，認為他是重建帝國的人。戈爾巴喬夫當時和現在一樣，生活在雙重現實中——在華盛頁、倫敦和柏林受到崇拜和贊譽，在莫斯斗、圣彼得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受到咒罵和排斥。
阿默斯特學院的榮譽教授威廉·陶布曼在筆法精湛的新傳記《戈爾巴喬夫：他的生平與時代》中探討了這種對比。該書必將成為這位最耐人尋味的人物在未來多年的權威傳記。陶布曼2003年為尼基塔·赫魯曉夫撰寫的精彩傳記獲得了普利策獎。這位蘇聯領導人決心改革腐敗猖獗、機能失調的社會，但被他無法控制的力量趕下了臺。陶布曼的傳記為他繪制了一幅層次豐富的肖像。
富有遠見，但不夠深刻
當前，美國人正圍繞俄羅斯在全世界以及美國的政治體系中的作用爭論不休，所以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正逢其時。要了解今天的俄羅斯，就必須了解戈爾巴喬夫時代，他是怎樣在70年令人窒息的統治之后開放了嚴重封閉的社會，但卻無法解決其深層問題，最后被野心勃勃的鮑里斯·葉利欽推到了一邊。葉利欽是個民粹主義的民主主義者，更熱衷于打破而不是改革僵化體制，推行暴力化民主和裙帶資本主義，最終被失去了儲蓄的俄羅斯人唾棄，寡頭們則攫取了有利可圖的國家資產。
當眼神冷酷的前克格勃中校普京出現時，許多俄羅斯人熱切希望他是個強人，愿意用一部分剛獲得的自由換取一位承諾維護秩序和重建強國地位的領導人。當普京哀嘆蘇聯解體是“本世紀最可怕的地緣政治災難”時，他聽到的是喝彩而不是奚落。戈爾巴喬夫推出了葉利欽，而葉利推出了普京。
不過，現年86歲、至今仍然生活在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始終在西方廣受尊重，很難想像還有多少人像他那樣影響了過去半個世紀的世界史。他終結了列寧和斯大林打造的集權主義體制。他為東歐擺脫莫斯科的勢力范圍創造了條件。他與西方握手言和。
陶布曼寫道：“戈爾巴喬夫是個有遠見的人，改變了他的國家和全世界——盡管都不像他希望的那樣深刻。”
他說，戈爾巴喬夫的問題在于，蘇聯缺乏與他們獲得的自由打交道的實際經驗。“建設蘇聯民主需要花費的時間比他預想的長得多，但錯誤在于他的原材料，而不是他本人的實際缺陷和錯誤”。
付出努力，但屈辱收場
令人驚訝的是，這是第一部對戈爾巴喬夫予以應有重視、認真而全面、以英文撰寫的傳記。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回憶錄不太令人滿意，而他多年來撰寫的其他一系列論著顯然更多地旨在鞏固自己作為世界政治家的地位，而不是透露關于他本人以及那個歷史時刻的細節。
因此，盡管近年來出現了大批關于普京的作品，但戈爾巴喬夫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直到現在才重新出現。陶布曼以他特有的認真態度對待這部作品。他得益于檔案研究和戈爾巴喬夫身邊的人撰寫的多部回憶錄，此外還有戈爾巴喬夫最親密的顧問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的日記。他采訪了數位關鍵人物，包括在幾年間與戈爾巴喬夫本人交談了8次。由此形成的是這樣一位領導人的肖像：他虛榮，缺乏耐心，有時暴躁，但同時叉明智而善于思考，是一個復雜時代的復雜人物。
戈爾巴喬夫1931年出生在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羅波爾附近，與參加過二戰的父親很親近，但與母親的關系要復雜得多。后者很嚴厲，用皮帶抽他。他曾在5個夏天幫助父親操作聯合收割機，獲得了斯大林本人簽字頒發的勞動紅旗勛章，整個大學一年級都驕傲地佩戴著這枚勛章。在莫斯科大學，他是個連芭蕾舞都不知道的鄉下小伙子。
不過，他學得很快，熟悉了他日后將會摧毀的體制，作為斯塔夫羅波爾的省級官員不斷獲得晉升。他的真正突破是認識了另一個斯塔夫羅波爾人——先后擔任克格勃首腦和共產黨總書記的尤里·安德羅波夫。兩人關系很好，還曾結伴度假。安德羅波夫把戈爾巴喬夫帶到了莫斯科，送進了政治局，還把他確定為接班人。戈爾巴喬夫的妻子賴莎·戈爾巴喬娃說：“我們的一切都靠他。”
作為局內人的戈爾巴喬夫深知體制日益敗壞。對他來說，轉折點就是政府不假思索地掩蓋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戈爾巴喬夫后來說：“切爾諾貝利真正擦亮了我的雙眼。”他說，他的人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切爾諾貝利之前和之后。他的“公開性”計劃和經濟改革改變了蘇聯社會。不過，他的革命是漸進式的艱難革命，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通過漸進手段開展的革命”。
戈爾巴喬夫為跨越改革派和強硬派而付出的努力沒有令任何一方感到滿意。他與葉利欽的私人恩怨為他的倒臺播下了種子。陶布曼寫道，戈爾巴喬夫可能在葉利欽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傲慢、虛榮和驕傲”。“戈爾巴喬夫的憤怒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自己的憤怒”。
結局不可避免地到來時，強硬派率先向他發難，1991年發動了一次蹩腳的政變，很快就在葉利欽領導的群眾抵抗之下失敗。不過，最終是改革派搞掉了他，因為葉利欽隨即把戈爾巴喬夫推到了一邊。戈爾巴喬夫最后一次試圖東山再起是在1996年的選舉中對抗謀求連任的葉利欽，結果得票率只有屈辱的0.5%。這是俄羅斯人對這個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做出的判決。
戈爾巴喬夫堅稱，葉利欽1999年年末向普京交權時，俄羅斯已經變了，盡管不完美，但還是有所改善。不過，這個國家再次發生了改變。陶布曼寫道：“事實上，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戈爾巴喬夫的內政和外交路線，回歸了傳統的威權主義反西方模式。不過，這越發凸顯了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統治者和世界政治家是多么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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