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1989年劇變后，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政治轉型以西方政治模式為模板，將“標配版”的西方民主制度移植到本國，在政黨制度、政府體制、選舉制度等方面逐步向西方看齊，成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代表。但是，近30年來，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實踐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僅就政黨政治而言，因受歐洲懷疑主義、民粹主義、極右翼思潮等的影響，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的本土化色彩日益明顯，西方模式在這些國家開始顯現出諸多“水土不服”的跡象。中東歐國家的經驗表明，各國應該根據本國國情選擇適合的政治制度。 

　　1989年劇變后，中東歐國家開啟了以西方民主制度為模板的政治轉型，政黨政治轉型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如同它們當年移植蘇聯模式一樣，照搬照抄西方民主制度也是該時期中東歐國家轉型的最大特點。不同的是，過去中東歐國家更多地是被動移植蘇聯模式，如今更多地則是主動移植西方模式。近30年來，中東歐的政黨政治發展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多黨制在憲法和政黨法中獲得了法律上的確認，多樣化的政黨類型初步成型，政黨關系比較順暢，主流政黨均認同通過公平的自由競爭獲取國家權力的游戲規則，這與蘇聯模式的政黨制度有著根本不同。然而，中東歐國家在政黨政治轉型過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如持有歐洲懷疑主義、民粹主義、極右翼思潮的政黨在中東歐國家的崛起速度和影響力遠超西歐國家。究其原因，既有照搬西方模式導致的水土不服，也有轉型過程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中東歐國家的經驗表明，各國應該根據本國國情選擇適合的政治制度。

　　一、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中的西方式架構

　　在轉型過程中，中東歐國家的政黨制度均以西方式政黨制度為藍本，廢除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一黨體制，蘇聯式的共產黨單獨執政的局面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競爭性的多黨制。

　　首先，中東歐國家以憲法和政黨法的形式確立了多黨制，制定了政黨活動的基本準則，以約束、規范和促進政黨政治發展。“從政治學的意義上講，政黨制度是成熟的政黨政治的制度性表現，是政黨政治的法制化、程序化和規范化，是政黨政治的表現形式和實現形態。”

　　無論是中東歐各國在劇變過程中以及劇變之初通過的憲法，還是之后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都明確規定了政治多元化的合法性，即公民有權依照法律組建政黨，各政黨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例如，波蘭1997年通過的新憲法明確規定：“波蘭共和國應確保政黨設立和運作的自由。政黨應依自愿原則和波蘭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則建立，政黨建立的目的是通過民主的方式影響國家政策的形成。”匈牙利2011年新通過的《基本法》也對多黨制作出了類似的規定：“在結社自由權利的基礎上，可以組建政治黨派并自由運作。政治黨派應當致力于公眾意愿的形成和表達。政治黨派不得直接行使公共權力。”羅馬尼亞1991年通過的《羅馬尼亞共和國憲法》也特別強調：“羅馬尼亞社會的多元主義是民主的先決條件和保障；政黨依照法律成立并從事其活動。政黨為公民政治意愿的闡明和表達提供幫助，且須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法律秩序和民主原則。”其他中東歐國家的憲法也都作出了類似的規定，盡管有些國家的憲法未明確提出多黨制，但是在憲法文本中通過“自由選舉”、“民主選舉”、“建黨自由”、“競爭選舉”等表述表達了相同的原則。

　　此外，中東歐各國還通過專門的政黨法來為多黨制的運行提供具體的法律保障。政黨法是國家立法機關針對政黨制定的專門法律。“有政黨法的國家絕大多數為‘多黨制’國家，而且政黨法往往在‘多黨制’的初始階段出臺。”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法也多在“多黨制”建立初期陸續出臺。早在1988年11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就率先公開贊同多黨制，出臺了《政黨法》。1989年1月，匈牙利又相繼通過并公布了《結社法》和《集會法》，為多黨制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保障。波蘭在1989年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對《工會法》進行修改，并相繼通過了《議會選舉法》和《結社法》，還在1990年制定了適合多黨競選的《政黨法》。捷克斯洛伐克聯邦議會在1989年11月取消了憲法中關于捷共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領導地位的條款，并于1990年修訂憲法，頒布新的《選舉法》，制定《政黨法》。其他中東歐國家也陸續出臺了《政黨法》，包括保加利亞（1990年）、阿爾巴尼亞（1991年）、羅馬尼亞（1990年）、波黑（1990年）、馬其頓（1988年）等。中東歐各國的政黨法盡管在具體內容上有所不同，但是法律所體現的多元化精神和以此為基礎確立的基本條款是一致的。例如，建黨完全自由的原則；公民自愿參加政黨的原則；各黨完全平等的原則；法官、警察、軍人保持黨派中立的原則；各政黨不得在工作單位建立組織機構的原則；政黨活動不得以強行修改國家的憲法條款、破壞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挑起種族、民族和宗教仇恨、剝奪公民的權利為目的；政黨不得直接或間接地為其他國家、其他國家的政黨和組織及個人破壞法定秩序的政治活動籌集資金，等等。

　　中東歐各國在法理上對多黨制的確認為政黨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與過去的一黨制不同，在劇變后的中東歐國家，無論是大黨，還是小黨，只要符合建黨規定的最低門檻和法律規定，一律享有參與選舉的權利和義務，因為“民主政治要求所有的政治社會單元享有基本的公共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自由而平等地參與立法性的代議制選舉和執掌政府行政的平等權”。也就是說，在法律層面，政黨有資格平等享有公共權利和政治權利。各政黨在議會中也不是領導與被領導、隸屬與被隸屬的關系，而是平等自由的競爭關系。政黨能否執政、獲得多少選票，完全取決于民眾對它們的認可程度。這就排除了任何一個政黨長期操控議會的可能性。

　　其次，中東歐國家形成了多樣化的政黨類型。在社會主義時期，中東歐國家的政黨類型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一個政黨、一種主義”。一個政黨指的是在原蘇東國家執政的只有共產黨，即使有其他政黨，也從屬于共產黨，而不具有任何政治獨立性。一個主義指的是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劇變后，中東歐國家的政黨類型走向多樣化，政黨不僅在數量上急速膨脹，而且在活動過程中逐漸走向類型化。

　　中東歐各國在實行多黨制之初，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政黨紛紛建立，政黨數量呈現膨脹化趨勢。例如，波蘭在團結工會合法化后，國內形成了組建政黨的熱潮。按照《政黨法》的規定，只要有3個人提出申請，向華沙省法院申報政黨的名稱、所在地、黨章、黨綱以及用大寫字母書寫的黨的象征，即可登記注冊為政黨。成立政黨的門檻極低是導致政黨數量急劇膨脹和質量參差不齊的原因。1992年是波蘭政黨數量最多的時候，達到200多個；1990年匈牙利有80個左右的政黨；1991年7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共有153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其中登記注冊的是133個；1990年6月保加利亞新建和重建的政黨和政治組織已發展到90多個；羅馬尼亞取消一黨制后，到1992年年中已有近2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南斯拉夫到1990年底共有160多個登記注冊的政黨；阿爾巴尼亞在1990年底也涌現出了幾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在這些政黨和政治組織中，小黨和小型政治組織居多。有些小黨有名無實，成員從十來人到幾千人不等，政黨的綱領主張也五花八門，甚至有些政黨根本沒有政治性綱領，只提出了簡單的政治口號。總之，“多極制衡思想的影響和議會選舉中比例代表制的實行，使該地區多數國家未能形成相對穩定的‘權力中心’，政黨紛呈、力量分散的局面比較明顯”。

　　隨著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的規范，組建政黨和進入議會的門檻都得到提高，導致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數量逐漸減少，一些小黨被邊緣化，直至銷聲匿跡。如此一來，政黨政治發展的質量得以提高，因為能有效發揮功能的政黨的數量對穩定政黨體系至關重要。

　　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通過分化組合，中東歐國家逐漸形成了與西歐國家類似的政黨格局。依據政黨的綱領、宗旨、政策主張及其活動方式，中東歐國家的政黨可以劃分為傳統意義上的左、中、右三種基本類型，如果細分的話，還有極左、極右、中左、中右等派別，甚至還存在一些政治屬性不明確的政黨和政治組織類型。

　　二、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轉型中的問題

　　隨著轉型的深化和歐洲多重危機（如歐債危機、難民危機、歐盟危機）的蔓延，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深受多重因素的困擾。其中，歐洲懷疑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黨和極右翼政黨成為挑戰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發展的三種代表性勢力。

　　（一）歐洲懷疑主義政黨為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變量

　　歐洲懷疑主義是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政治在實現歐洲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政治思潮，有學者形象地稱之為“歐洲化進程中的‘逆流”’。顧名思義，歐洲懷疑主義就是對歐洲認同論的質疑。依據對歐盟質疑的強弱程度，可以將其分為強硬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和溫和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強硬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認為歐盟是歐洲的負面價值，從而全面拒絕歐洲的政治和經濟整合，反對自己國家加入歐盟。溫和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對歐洲整合持機會主義立場，當歐盟戰略與本民族利益相抵觸時，它們就會停止支持與歐洲的整合。簡言之，強硬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可被稱為全面拒絕歐洲論，溫和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可被稱為有限拒絕歐洲論。“從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看，歐洲懷疑主義僅僅是公民、政黨和利益群體在事關歐洲制度設計上的一種政治偏好。”因此，歐洲懷疑主義是政黨在對待歐洲認同問題上的政治立場，任何類型的政黨都有可能持有歐洲懷疑主義的立場。

　　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歐洲懷疑主義面臨的政治境遇千差萬別。在加入歐盟前，歐洲懷疑主義政黨，尤其是持強硬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政黨，一般都在其國內充當邊緣性角色，因為劇變后在中東歐國家回歸的過程中，以及在歐共體（歐盟）接納其為成員國的過程中，質疑歐洲認同論的政黨并沒有多大市場，“歐洲夢”主導著該地區絕大多數精英和民眾的政治生活。1993年出臺的哥本哈根政治標準，實質上為歐洲懷疑主義政黨設置了政治底線。但是，在加入歐盟后，隨著國家利益與歐盟整體利益之間出現分歧，歐洲懷疑主義再次成為政治熱點，持有溫和立場和強硬立場的歐洲懷疑主義政黨一致表達了對歐盟的不滿，只是在表達方式的激烈程度上有所不同。而此時“歐洲夢”對某些精英和民眾來說已不再甜蜜，歐洲懷疑主義政黨正是從他們身上汲取力量而不斷壯大。歐盟新成員國中不乏歐洲懷疑主義政黨，其中既有左翼政黨，也有右翼政黨；既有在野黨，也有參政黨或者執政黨；既有議會黨，也有非議會黨（見表1）。在有些國家，溫和的歐洲懷疑主義政黨近年來非?；钴S，比如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等。

　　在當前歐盟面臨嚴峻形勢的情況下，歐洲懷疑主義有力地沖擊了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政治格局。

　　第一，歐洲懷疑主義成為有些政黨賺取政治資本的一種手段，加劇了政黨政治競爭的激烈程度。轉型近三十年來，為了在選舉中贏得更廣泛的選民信任和更多的投票支持，中東歐國家的各類政黨在選戰前都進行了充分的政治動員，在競選綱領甚至施政綱領中納入歐洲議題。如今，歐洲懷疑主義，尤其是措辭強硬的歐洲懷疑主義，極易造成選民對歐盟態度的極端化或者民粹化。一般而言，“強硬派歐洲懷疑主義政黨一般都是極右翼、極左翼或者民粹主義政黨。比如，極右翼政黨包括保加利亞的阿塔卡黨，匈牙利的正義和生活黨、尤比克黨，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民族黨；極左翼政黨包括捷克的捷摩共，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共產黨；還有民粹主義政黨，比如波蘭的波蘭家庭聯盟、自衛黨等。”上述政黨除了捷摩共外，都是轉型多年后新近出現的政黨。因此，可以說，歐洲懷疑主義成了新黨賺取政治資本的一種手段，選舉實踐也證明了它的實用性。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后的三次歐洲議會選舉直觀地體現了這類政黨的異軍突起和不俗實力，也展示出這些政黨與傳統政黨在選票上的激烈角逐。

　　表1：中東歐國家中歐洲懷疑主義政黨的立場

　　第二，歐洲懷疑主義嚴重影響了社會民眾的投票積極性。政治冷漠癥成為中東歐國家的政治“通病”，而公民的參與度是衡量一國民主化程度至關重要的指標。在轉型初期，中東歐國家的政黨主要在國內選舉中展開競爭，選舉議題大多涉及與選民直接相關的社會經濟政策，選民的投票能夠影響到權力和利益的最終分配以及國家政策的走向，因而選民的投票積極性較高。加入歐盟之后，在歐洲懷疑主義的鼓動下，中東歐國家的很多選民認為主宰歐洲命運的是老牌西歐強國，歐洲議會的選舉與自己的生活關系不大，因而不愿意投票。選民對歐洲議會選舉的漠視與國內議會選舉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歐盟的選民與國家的選民這兩種身份定位在優先性方面出現了排序。

　　第三，歐洲懷疑主義使在野黨針對執政黨的抗議增多，給執政黨帶來了政治壓力。“歐洲懷疑主義被認為是處于現行制度邊緣以及政府外圍的抗議性政黨，這些政黨本身的目的并不是這種政治立場，而是認為其能夠帶來選舉利益的最大化。”加入歐盟后，中東歐國家的內政不同程度地籠罩在歐盟的“影子”之下，執政黨在國家主權上的任何妥協都有可能遭到在野黨的抨擊。在雙方政治辯論的過程中，在野黨高舉國家保護主義的旗幟，指責執政黨的懦弱或者“賣國”行為，從而達到在選民中強化自身的存在感的目的。

　　（二）民粹主義政黨沖擊了中東歐國家原有的由中左翼和中右翼政黨主導政壇的局面

　　“作為政治話語兼政黨戰略的民粹主義在中東歐地區非常突出。”民粹主義從類型上來講可分為“溫和”民粹主義和“強硬”民粹主義。“溫和”民粹主義批評現有的代議制和政黨制度存在弊端，認為其必然導致政黨的日益腐敗、卡特爾化以及意識形態化，使政黨與選民產生疏離感。“強硬”民粹主義不僅反對現行的代議制，而且反對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則，如對個人權利和少數民族權利的保護等，是對憲政框架的嚴重威脅。民粹主義政黨在中東歐主要國家普遍存在（詳見表2）。

　　表2  中東歐國家具有代表性的民粹主義政黨一覽表

　　民粹主義政黨打破了傳統的政黨分類，是多種類型政黨的糅合和變異。在民粹主義政黨興起之前，中東歐國家政黨的類型比較多元化，政黨立場容易辨別。但是，民粹主義政黨的出現打破了政黨間原有的意識形態界線，人們很難再用傳統的標準來理解民粹主義政黨的理念和行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新民粹主義政黨引起世人擔憂的主要原因是新民粹主義政黨與傳統政黨相比混淆了傳統左右翼政黨的界線，使傳統的政治與階級劃分的政黨政治更加復雜化。”民粹主義政黨更加側重政黨的形式包裝和對政治噱頭的利用，而在意識形態方面卻越來越空心化。在民粹主義政黨看來，迎合選民并取得選民的支持是第一要務，因而在競選過程中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它們的競選綱領中常常可以窺見自由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民族主義政黨等各類政黨的政策。比如，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高舉天主教保守主義、歐洲懷疑主義、民族保守主義等右翼價值觀，但同時奉行“與左翼類似的民族經濟保護主義，又采取了與西歐基督教民主黨類似的社會市場經濟原則”。

　　從選舉結果看，民粹主義政黨表現出了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無論是溫和的民粹主義政黨，還是強硬的民粹主義政黨，都有執政或者參政的經歷。波蘭、匈牙利的民粹主義政黨是其中的代表。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在2015年先后贏得了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波蘭進入了一黨主政時期。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接連贏得2010年、2014年議會選舉。在保加利亞，爭取歐洲進步公民黨贏得了2017年的議會選舉，該黨主席自2009年以來已經連續第三次出任政府總理。

　　（三）極右翼政黨加劇了中東歐國家政壇的不穩定性

　　極右翼政黨常常被描述為新法西斯主義政黨、新納粹主義政黨。中東歐國家的極右翼政黨主要是一些宣傳極端民族主義、宗教主義的政黨。其中，最典型的包括保加利亞的阿塔卡黨、匈牙利的尤比克黨、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民族黨等，它們在宗教、民族等問題上的觀點比較極端（見表3）。在宗教問題上，這三個政黨都主張極端的宗教政策。阿塔卡黨主張將東正教定為保加利亞國教，認為在所有公共事務中，國家與宗教之間應完全配合；尤比克黨將自己定位為原則性的、保守而激進的愛國主義基督教政黨，認為匈牙利的存在是基于基督教的道德價值；斯洛伐克民族黨的黨綱由三個基本理念構成，即民族的、基督教的和社會的原則，并將基督教的道德準則貫徹于各項政策之中，認為中歐歷史上的政教分離原則在法律上是荒謬的。在民族問題上，極右翼政黨對少數民族抱以不寬容的態度。阿塔卡黨認為，保加利亞是單一民族制統一國家，拒絕在信仰、民族和文化上分而治之，主張對羅姆人和穆斯林少數民族采取強制性的同化政策；尤比克黨將匈牙利比較突出的“吉普賽人問題”等同于“吉普賽人犯罪問題”，主張對吉普賽人采取同化政策；斯洛伐克民族黨對羅姆人持敵視態度，并經常質疑斯洛伐克匈族聯盟的合法性和匈族少數民族存在的必要性，主張同化它們。

　　表3：中東歐國家具有代表性的極右翼政黨的意識形態特征

　　極右翼政黨不僅利用敏感的社會政治話題來博取政治上的“出位”，在運作方式上也更傾向于借助政黨領袖浮夸的政治表演秀來吸引選民的注意。極右翼政黨的領袖一般都是克里斯瑪型政治領袖。尤比克黨主席沃納·加博爾以作風大膽聞名于匈牙利。加博爾不但創立了尤比克黨，還成立了一個準軍事組織——匈牙利衛隊。匈牙利衛隊的制服上帶有戰前匈牙利法西斯黨的徽章。加博爾的“另類”推介和宣傳也給尤比克黨帶來了政治上的回報。從2009年議會選舉中獲得的427773張選票，到2010年獲得的855436張選票，再到2014年的1020476張選票，尤比克黨的支持率呈穩步上升趨勢。保加利亞的阿塔卡黨主席沃倫·西德羅夫被反對者貼上了排外主義者和“希特勒的模仿者”的標簽。但是，西德羅夫不以為意，甚至還針鋒相對地提出“老牌政黨與有組織犯罪集團之間存在共生關系”的論斷。“人民黨－－我們的斯洛伐克”被媒體認為是斯洛伐克的“新法西斯主義政黨”。該黨主席馬里安·科特里巴同樣敢說敢言，雷厲風行。在他的領導下，人民黨在2015年3月的國家議會選舉中贏得了14個議席，并導致一些人擔憂斯洛伐克的“自由民主”會走向終結。

　　極右翼政黨的政黨綱領和所關注議題的極端化以及對其他政黨的進攻性姿態，迎合了部分對社會不滿的選民的心態，很容易實現組織的自我塑造。正如有學者所言：“極右翼政黨將經濟和社會文化層面的主流意識形態與反體制的犀利言辭相結合，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并采取透明而全新的從政方式，從而以成功的新政黨的形象出現。”

　　總之，持歐洲懷疑主義、民粹主義、極右翼思潮的政黨的興起，導致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的空間格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和調整，傳統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主流政黨的凝聚力下降。尤其是集歐洲懷疑主義、民粹主義、極右翼思潮于一體的新型政黨的出現，更加劇了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的失序。與轉型初期清一色的中左翼政府或者中右翼政府相比，如今在中東歐國家，傳統中左翼政黨或者中右翼政黨改變選舉戰略和組閣原則已經成為常態，中左翼與中右翼聯合組閣成為可能，傳統政黨與新型政黨的結盟也時有發生，從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黨間利益庇護關系，合力塑造著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的新特征。

　　三、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發展的前景

　　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政治轉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盡管如今暴露出諸多問題，但是短期內轉型的方向不可逆轉。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哪類政黨上臺，從根本上否定當前制度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長期以來，中東歐地區民眾的政治認同受制于國家，更準確地說，受制于由政黨塑造和引導的被動的政治輸入過程。制度更迭直接影響了民眾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中東歐國家的民眾中普遍存在一種政治盲從現象，即認為多黨制相比一黨制存在優勢，更能體現權利被尊重的優越感。尤其是在選舉競爭時，選民可以依據自身的政治偏好來自主選擇政黨，選項也從社會主義時期的“單選題”變成了如今的“多選題”。民眾感覺得到了自我實現，更愿意在多黨制中選擇“合適的”政黨來代表自己的利益。隨著政黨政治的發展，政黨類型的多元化和政黨競爭的多樣化為選民提供的選擇和可替代性方案不斷增加，民眾越來越“享受其中”。盡管選民的投票有時是為了發泄憤懣，因而是不理智的，但客觀上也是一種政治意愿的自主表達。經常出現的街頭抗議政治不足以使選民與政黨徹底疏遠，政黨依舊是選民最主要的表意組織。不過，街頭抗議者可以直接與政黨對話，也可以在選舉中將某個政黨推進議會或拉下政壇。

　　政黨也必須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展開活動，執政黨、在野黨、參政黨、議會黨以及院外集團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議會斗爭經驗。與轉型前執政黨與“衛星黨”的特殊政治庇護關系不同，轉型后各政黨之間擁有平等的競爭權利，誰都有可能問鼎政權、接管議會或者成為國家元首的輸入方，以此來實現政黨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抱負，將政黨的理念和意志貫徹到國家整體的發展之中。

　　歐盟與其他國際組織的監控和關注也框定了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轉型的大方向。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轉型的外部推力來自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入。由于中東歐國家對歐盟有著多重需要（經濟、政治、甚至外交安全等），歐盟通過多種渠道來影響甚至干涉它們的政黨政治發展已經成為常態。在加入歐盟前，規范的多黨政治和議會選舉是歐盟為其候選國設立的政治門檻之一。歐盟的政治指令成為各候選國政黨政治的行動指南。因政黨政治的不規范或者“出格”而被推遲談判的國家不在少數，受到歐盟警告的政黨也屢見不鮮，比如斯洛伐克的爭取斯洛伐克運動、羅馬尼亞的社會民主主義黨、克羅地亞的民主聯盟。在加入歐盟后，為了遏制歐洲懷疑主義、民粹主義、極右翼勢力的影響，歐盟特別“關照”了中東歐地區的一些政黨和政客。例如，歐盟對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和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表達了不滿，這些都是歐盟試圖為這些國家“糾偏”的表現。

　　但是，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的本土化趨勢也是不可避免的。今后在政黨政治發展中，會有越來越多的政黨強調本國利益、本國特色和本黨的自主性。如果說轉型之初中東歐各國的政治設計基本上照搬西方尤其是西歐的政黨制度和相關體制的話，那么隨著轉型的不斷深入，在現有框架內探索一種更具中東歐特色的政黨政治模式已經成為各國的趨勢。中東歐政黨的本土特色（或者說，其“逆歐盟而行”的特征）雖然并不對其政黨政治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它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政黨身上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顯露出來，這主要體現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政黨的民主、法治和寬容精神薄弱。在憲法層面，執政黨利用執政資源尤其是在議會占多數的優勢修正憲法和相關法律，從立法的層面影響多黨政治運作方式，為長期執政掃除法律上和制度上的障礙。例如，匈牙利的歐爾班政府利用所在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在議會占2／3多數的優勢成功修改憲法，并實施了一種更極端的選舉體制。依靠這種體制，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通過重新劃分選區等合法手段，將“不到45％的選票轉為66.8％的實際授權”。因此，即使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的得票率從2010年議會選舉時的52.7％下降到2014年議會選舉時的44.9％，但仍然維持住了議會2／3的多數席位。在波蘭，來自法律與公正黨的杜達總統拒絕承認上屆議會推選出的任期未滿的法官，執意任命新議會提名的新法官。總統與憲法法院之間的矛盾由此產生。雙方各執一詞，引起波蘭國內乃至歐盟的極大關注。

　　第二，政黨組閣隨意性大，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政黨光譜，“跨界”合作成為常態。在政府的結構和形式上，多黨聯合政府出現了新的變種，即超越意識形態的聯合政府。比如，在有些國家出現了左翼和右翼聯合執政的現象，甚至出現了民粹主義政黨、反體制極右翼政黨成為聯合政府中不可或缺的一極的現象。例如，捷克社會民主黨在2013年議會選舉后成為執政黨，與其組閣的政黨既有右翼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黨，又有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阿諾運動”。在政治庇護主義盛行的中東歐國家的政黨生態中，政黨間的利益交換成為相互支持對方實現政治目的的途徑。不穩定的政黨結盟必然帶來不穩定的聯合政府，因而政府更迭的頻率將會增加。例如，保加利亞爭取歐洲進步公民黨近年來一直是該國議會中的第一大黨，但保加利亞近年來始終難以組建穩定而持久的聯合政府。對此，有的學者的評價不無道理：“中東歐地區異化政治的最大過錯似乎不是對民主的拒斥，而是主流政黨與其挑戰者之間缺乏寬容和自我約束。”

　　第三，媒體的獨立性受損，政黨通過媒體“干政”的現象較為突出。在中東歐國家，媒體日益被政黨領袖和商界大亨操縱，一些媒體大鱷也趁機通過手中的話語權來干預政治，使其“成為獲取和維持政治控制的一種工具”。根據2011年7月1日生效的《大眾媒體法案》和《出版自由法案》，匈牙利組建了全國媒體委員會，負責媒體的審查，其成員均由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任命，任期長達9年。在捷克，“阿諾運動”領導人、副總理安德烈·巴比什在出任政府要職前購買了第二大媒體公司MAFRA，宣傳自己的政見。在波黑，媒體大亨法赫魯丁·拉東契奇不僅是波黑主要報紙《每日之聲報》的持有者，而且還是“爭取美好未來聯盟”的主席。

　　第四，中東歐國家政黨的民族主義取向加強。極端的民族主義政黨，或者雖然不是民族主義政黨卻有著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利用制度缺陷在某一時期內完全把控議會，權力間的相互制約也難以得到法律上的保障。這種政黨在前南斯拉夫地區尤為突出。比如，塞爾維亞社會黨、塞爾維亞激進黨、塞爾維亞進步黨、塞爾維亞民主黨等；克羅地亞持有民族主義立場的政黨也很多，如持地區保守主義的克羅地亞民主聯盟，持地方主義的克羅地亞斯拉沃尼亞和巴蘭尼亞民主聯盟、伊斯特拉民主協會，代表少數民族的獨立民主塞爾維亞黨等。這些政黨利用民族矛盾和地區政治訴求，在本來就不成熟的政黨體制內競爭，制造了極為碎片化的政黨格局。如今，在歐洲懷疑主義、民粹主義的影響下，中東歐國家的民族問題越來越頻繁地被政黨拿來作為自己的議題，民族主義政黨的影響力日益擴大，非民族主義政黨的民族主義取向也日漸鮮明。

　　因此，可以說，在國外尤其是歐盟的局勢發生變化以及國家轉型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和挑戰的情況下，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政治轉型面臨著二次選擇。這種選擇不是改弦易轍，重回蘇聯式的一黨制，而是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內對政黨政治運轉方式進行嘗試性改進，是對政黨體制弱化和抗議政治增強作出的回應和反彈。這種探索有時被斥為“民主的衰退”，但是與外界壓力形成對比的是，國內民眾的高支持率卻說明了政黨政治的本土化趨勢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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