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保馬今天推送苑英奕老師對韓國評論家金明仁先生的訪談錄。韓國的“打工文學”從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為底層發聲的任務，無論是爭取勞工權益，還是進行反殖民反獨裁的民主斗爭，打工文學都顯示出與政治緊密結合的一面。圍繞韓國打工文學展開的一系列爭論，諸如發聲的主體應該是作家還是底層、文學的現實追求與藝術追求、以及在市場經濟下如何保證打工文學的政治性等等，既是韓國的左翼運動面臨的問題，也是全世界左翼進行文化斗爭所不可回避的問題。

　　本文原載于《文藝報》2017年5月10日，發表時有刪節。保馬在此特別推送訪談的完整版本。感謝苑英奕老師授權保馬刊載全文。

回望韓國打工文學風雨歷程

——打工文學評論家金明仁訪談錄 

金明仁、苑英奕

　　苑：金老師，今天我主要想了解一下韓國當年打工文學的一些情況，咱們就從打工文學的登場開始，您能講一下相關背景嗎?

　　金：好的，韓國的打工文學也可以歸溯到上世紀30年代的KAPF(韓國左聯)的創作，當時是在世界共產主義思潮的背景下，知識分子們以底層打工者為素材進行了不少的創作。實際上當時韓國工人并沒有大規模出現，相較于打工者，書寫底層農民的作品更多。但從那個時候起就有了替打工者代言、傾聽底層聲音的文學傳統。解放后韓半島又經歷了內戰、最終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冷戰時期在韓國“工人”問題十分敏感，初期“工人”這個詞也是不可以隨便亂講的。

　　苑：“工人”當時是一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象征代碼嗎?

　　金：呵呵!差不多吧。打工文學的正面登場是伴隨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韓國社會產業化的進程而發展起來的，當然初期實際上是一個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漸漸地韓國社會由小農中心的前近代社會逐漸進入了產業化社會。最初的時候是大興土木建設社會基礎設施，修路呀、搭橋呀、修水庫啊、港口啊等等。這樣一來就需要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而資本主義的運轉過程中是不允許高價雇傭勞動力的。這樣就伴隨出現了降低農產品價格的政策，由于農產品價格的降低，全家人都從事農業也難以維持生存，這樣部分勞動力就自然流入了城市。所以韓國社會最初的工人形態也就是60年代后期的工人主要是投入到社會基建資本中的勞力，都以“候鳥”的方式打工。到70年代就漸漸出現了大批的流浪工，常年流浪各地四處找工作的人。

　　苑：這不就是黃皙映作家《去森浦的路》、《客地》中的主人公嘛!

　　金：是啊!黃皙映初期作品是描寫流浪工最為典型的代表作!這批人從農村流失了，但同時由于城市的產業化程度并不高，所以他們就成了工人“預備役”，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沒有成熟的技術。比較分散、沒有形成規模，形形色色，當時還有不少流浪的技術工，比如磨刀啊，修水道、修電器啊，拆裝什么部件啊這樣的人，但都是個人活動為中心的。例如，趙世熙的《矮子射上去的小球》中矮子就是這個時期流浪工人的代表。

　　苑：是啊，小說中的“矮子”挨家挨戶上門拉生意，袋子里裝滿了各種工具，是個不錯的技術工。

　　金：所以說黃皙映和趙世熙可以說是最初書寫底層典型的作家，當然作品也非常出色。而1970年的“全泰一焚身事件”是一個轉折點。這一時期發展以生產生活必需品為主的纖維啊服裝等輕工業，比如衣服了、鞋子了，同時這些產品也是出口的產品，包括假發什么的。而在這些企業打工的人大部分是女性，當時從農村出來能在工廠找到一個工作不容易，大部分打工妹都是掙了錢寄給家里，供弟弟妹妹上學什么的，全泰一烈士焚身的和平市場附近這種勞動密集型工廠和作坊很多。這樣的打工仔、打工妹越來越多，而同時伴隨城市勞力市場的過剩，勞動條件就越來越不好了，比如加班不給加班費、不提供住宿啊、敷衍工傷啊等等。

　　苑：當時有沒有勞動法啊?

　　金：有是有，但并不被公眾化。工人們也沒有意識用法律保護自己，找到一份工作畢竟不容易，不像輕易放棄。這樣就更為資本家剝削勞動力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苑：您說的這一點我在工人打工手記-----石汀南的《工廠的燈光》和柳東佑的《一顆小石子的吶喊》中都讀到過，當時從農村出來的打工仔打工妹們能找到一份工作很珍惜，有的甚至在某個店里當打雜，不給錢光給吃的，有的當學徒沒命的干一兩個月也不給工錢。進工廠能領到工錢的不管工資多低人們都不愿意放棄。工人們也不懂得勞動法，經常被打被罵，沒有假期、工傷得不到真正補償，有的被無端解雇最多也是在廠門口鬧幾天最終不了了之。

　　金：的確如此，而所有打工社會的問題都是通過全泰一先生的自焚才公眾與社會、被問題化的。之前打工者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多糟糕，良心知識分子們也是通過這個事件突然驚醒到底層打工社會的問題的。

　　苑：當時這樣的知識分子多嗎?

　　金：并不多，黃皙映和趙世熙是最典型的，除此之外也只有少數知識分子開始討論關注打工問題。而到70年代中后期基督教會協會這一社會團體對于打工社會開始高度關注，還成立了城市產業傳教會，啟蒙打工者們應該維護自身的權益，以拯救受苦難的打工者們為宗旨。

　　苑：您這么一說，我想起來《矮子射上去的小球》中的大兒子帶領工人們成立自主工會、與雇傭方多次談判，還有《工廠的燈光》中作者及她的朋友所接受的勞動法教育等都是通過產業傳教會完成的。

　　金：這是一個典型。全泰一事件還帶來一個結果就是部分大學生主動下工廠偽裝成工人打工，他們在工人運動中起到了啟蒙和帶頭的作用。1970年代的打工文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漸出現的，最初出現了一些報告文學形態的作品，有的并沒有出版。同時，柳東佑等底層工人的手記也是那一時期出現的。1977年基督教學術團體創辦的期刊《對話》三次連載了打工文學作品，這個團體還對打工者進行一些相關教育，《對話》也是一個平臺。還有一個期刊叫《根深蒂固的樹木》雖然不是以底層問題為主要話題，可是登載了不少平民的文章、民間敘事，也是這一個時代的潮流。

　　剛才講到70年代打工文學出現的一個趨勢，就在這個時期出現的第一部非虛構小說就是柳東佑的《一顆小石子的吶喊》。這其中還有一個政治事件做鋪墊，就是1979年當時的在野黨新民黨聯合市民游行示威，政府鎮壓的過程中警察在新民黨的辦公樓上從高處推落了一個YH工團的工人叫金京洙(音譯)，女性，當場身亡了。

　　苑：韓國打工文學背后的政治事件還真是復雜啊。

　　金：是啊，當時工人們沒有自主的工會，認為找到在野黨訴苦是一條出路吧。樸正熙政權坍塌之后工人罷工曾一度十分活躍，然后全斗煥上臺之后也進行了鎮壓，但有趣的是，不斷地示威讓工人們漸漸地從無組織無紀律變得組織有序起來。知識分子們經歷了80年的光州運動后，激進主義者們帶著負罪感更加注重聯合底層工人。這一時期出現的工人手記是宋曉順(音譯)的《去首爾的路》，84年出版的有石汀南的《工廠之光》，張南秀的《被剝奪的工作》等。在柳東佑的《一顆小石子的吶喊》之前，還出版了一本石汀南的日記叫做《燃燒的眼淚》，石汀南是當時最大的紡織廠“東一棉紡(音譯)”的女工，當時這個廠是罷工斗爭比較激烈的地方，76年左右吧，女工們在鎮壓過程中許多被抓走的，有一次團體罷工為了不被警察抓走，女工們一起脫掉了上衣，后來廠方就往女工頭上倒屎，這就是著名的“倒糞事件”。

　　苑：您這么一說，我想起來在韓國讀博士的時候看過這個紀錄片，紀錄片上的確有女工們脫衣服這件事!

　　金：是的，這個事件當時很著名!80年以后表面上貌似平靜了一些，但實際上大學生或者大學畢業生身份的“假工人”們比以前陡增了很多，在這個背景之下打工文學作品相對發展了起來。而這一時期評論界的變化也十分顯著，像我這個文件夾里收集的剪報上，一些很穩健中立的評論家在這一時期也開始發表了不少有關民眾文學、打工文學的文章。同時，這一時期也創建了不少新的期刊，主要焦點放在底層民眾、打工者問題上。

　　苑：新創辦的期刊嗎?全斗煥執政以后對輿論出版不是封鎖得更嚴了嗎?我記得看過資料說《創作與批評》、《文學與知性》、《根深蒂固的大樹》等都是80年被迫停刊的。

　　金：是的，韓國的季刊時代就是從80年中斷的，一直到87年才恢復正常。所以那段時間里主要是一些不定期同仁期刊的出版，比如石枕出版社出版的《現場》，我當時上班的草色出版社出版的《現實與展望》、《文學藝術運動》，共同體出版社創辦的《共同體文化》、自由實踐文學團體創辦的《實踐文學》。

　　苑：這么說出版社社長們應該算是良心知識分子吧?他們的個人政治取向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這個出版社的出版路線吧?

　　金：個人因素的確不是沒有，不過這一批社長們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歷史造就了他們的出現!70年代參加示威游行的大學生們很多被學校開除了，找不著工作，很多后來都投身到出版事業中來了，所以80年代初出現了大批新成立的出版社。

　　苑：可是出版類似違禁品的書籍能賺到錢嗎?這不是冒著風口浪尖去做賠本的生意嗎?

　　金：不盡如此啊!出人意料的是這些書賣得很好! 光州運動之后特別是大學生為主的讀者群大量的傳閱這類書籍。韓國參加學生運動的不少人或者被解雇的輿論工作者后來都到出版社來了，石枕出版社的社長韓哲(音譯)、草色的羅丙植(音譯)、共同體的金度淵等都是這樣的背景出身，我也是84年到草色去擔任編輯部主任的。

　　苑：正如馬克思所說，審美價值判斷是動態的，伴隨歷史語境而不斷發展。看來當時的打工文學在當時是符合民眾審美價值的!可能這些人當時也沒有意料到，自己所追求的運動路線和經濟收益獲得了雙豐收啊。

　　金：哈哈，這就是當年的“出版文化運動”。70年代參加學生運動的知識分子們投身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書，而只有這些書里敢提“民眾文學”、“打工文學”。

　　苑：照這么說“出版文化運動”在民眾文學、打工文學史上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推動了民眾文學的傳播交流啊!

　　金：可以這么說吧。80年代被稱為“同仁期刊時代”、“不定期期刊時代”，也被稱為“詩歌時代”，當時出現了不少的詩歌同仁期刊，例如《分斷時代》、《詩與經濟》、《黃土》、《詩人》、《5月詩歌》等。

　　苑：中國80年代末也出現了不少的詩歌同仁期刊，大部分都是朦朧派詩歌的書寫，我想可能朦朧派詩歌語言采用了回避正常語言秩序的生澀語言，適合當時歷史背景下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不滿情緒的表達。

　　金：韓國這一時期的寫作手法完全是現實主義，我想中國的主流寫作話語應該就是現實主義，所以文人們選擇了現代主義手法去回避、去反抗，而韓國現代主義詩歌很長時間以來就是一種御用文學的化身，所以文人們采取的是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去反抗現實。

　　苑：我可以把韓國的現代主義文學理解為韓國文學史上的“純文學”、反抗色彩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解為“參與文學”嗎?

　　金：總體來看是這樣的兩大分支，雖然個別作家作品要區分對待。

　　苑：哦，您剛才提到80年代出現了不少同仁期刊，當時的傳統期刊和這些進步傾向的同仁期刊之間是什么關系?有沒有轉載呀這樣的合作關系?進步期刊能占到什么樣的比例呢?

　　金：沒有合作關系，是完全對立的立場。具體比例說不好。不過從大的趨勢上來講，60年代后期出現了“純文學”與“參與文學”之爭，從70年代開始“參與”派開始發展，到87年民運勝利，可以說現實主義成了主流，之前寫“純粹”的作家也轉到“參與”中用現實主義書寫創作。而到90年代以后又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參與”派也去“純文學”派了，哈哈。

　　苑：的確啊，90年代已經沒有什么主義了，寫作都成為商業行為了。

　　金：是的。剛才講到詩歌的出現，這個時期就出現了重要的打工詩集----樸勞解的《勞動的黎明》，當時出版了很多系列打工詩集。打工小說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不少，鄭華真、方賢石的啊等等。

　　苑：讀過一部分，感覺他們的寫作手法已經很圓熟了，不像70年代柳東佑和石汀南等打工者們當時寫的的作品。

　　金：是啊，這是肯定的。他們不是純粹的打工族，受過高等教育，就是后來的“假工人”，是有真正的工廠體驗的。方賢石如今已經成了專業作家，還在大學任教，寫作手法和思想高度肯定是有區別的。

　　苑：不過從反映底層的真情實感、反映底層的透明度等角度來看，我更偏向于肯定底層打工者們的書寫，盡管他們沒有太多的修飾與技巧，也沒有思想高度，但讓人感覺底層就是這樣的，如果不是隔岸觀火，身在其中的人都只能是為了活著而活著，其他都是紙上談兵。尤其是石汀南的作品，我想它所流露的真情實感會讓人久久不能忘卻的。

　　金: 這也是打工文學的一個爭論點，究竟怎么去評價打工者自身的書寫。

　　苑：金老師，您的回顧讓人感覺從80年代期刊、評論界、作家身份等這些文學界變化上來看，打工文學的確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我們細談一下當時您參與的評論界的情況吧。記得您85年發表的《知識分子文學的危機和對新民族文學的構想》中批判了70年代的小資文學對80年代新民族文學的寫作形式作出了8種具體范例的列舉，而金度淵先生的《為了擴展體裁》中曾經正面向傳統文學提出了挑戰，要求文學在體裁、形式、主題、素材方面從資產階級文學中解放出來，把工人的大字報、會報、會歌、街頭詩歌都納入到文學界來，當時是一個什么樣的回應狀況啊?

　　金：實際上我們的提法不只是符合韓國狀況的。凡是有過革命性工人運動的國家在文學方面提出的改革口號都類似，德國、俄國、英國以及中國的工人運動中都有提到，只不過我們的提法是立足于韓國當時的現實狀況的，比如韓國的出版文化運動、工人運動相關書面資料、韓國傳統街頭劇、街頭詩歌等。樸勞解工人第一次登壇也是通過同仁期刊《詩和經濟》發表的作品，鄭華真的處女作《像鐵水一樣》是發表在《文學與藝術運動》上。

　　苑：而這些同仁期刊的同仁都是知識分子吧?

　　金：并不是一刀切的，你看，這是當時的期刊，《詩和經濟》的第一期都是知識分子，而第二期就加入了樸勞解等這樣的工人作家了。這樣的樸勞解、鄭明子等比較出名的打工詩人當時不少，還有一些并不出名的。

　　苑：有沒有純打工者們做的同仁期刊?

　　金：有是有，可惜我手里現在沒有。比如當時比較大的工人團體有九老工業園工人文學會，這個團體創建的期刊，類似于會刊吧。

　　苑：當時的檢閱體制怎么樣?這些書不是違禁品嗎?

　　金：80年光州事件之后，出版檢閱相比樸正熙統治的70年代要寬松一些，主要也因為“民眾”、“勞動”話題太過龐大，如果都要統一查禁的話可能一半以上的書都是違禁品，所以除了明顯反政府的書籍，這類期刊或者書籍是沒法都查禁的。幾乎大半以上的出版社也都出版同類書籍，有讀者群啊，所以也沒法都一一強令停業。

　　苑：原來是市場為打工文學做好很好的后盾，市場經濟體制救活了打工文學啊，哈哈!想不到當時的打工文學場域在政治場域與市場經濟場域的夾縫中旺盛的擴展了開來，這恐怕是誰都無法事先料及的。那韓國沒有國營的出版社嗎?

　　金：沒有，全部民營。

　　苑：那政策宣傳相關書籍誰來出版呢?

　　金：一般政府官員編輯好內容委托相關出版社來印刷。

　　苑：出版業完全是市場經濟啊!那報社和電視臺呢?也是私營企業嗎?

　　金：政府的報社只有一家《首爾新聞》，電視臺當中KBS是政府的喉舌。但運營方式都是企業制度的。

　　苑：如此看來韓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政府很難成為強政府，至少在輿論方面很難。

　　金：是的，有意思的是《首爾新聞》和KBS這樣的政府宣傳單位需要根據執政者的立場不斷調整宣傳內容，金大中、盧武鉉時代還是比較親民的，可是李明博政府時期對輿論統治十分嚴格，KBS這樣的宣傳機構是完全只替政府宣傳的。像部分報社雖然不是政府設立的，但也比較親政府的，比如現在的《朝鮮日報》、《東亞日報》，說起來《東亞日報》在樸正熙年代還是不折不扣的反政府報紙呢，當時樸正熙總統無法直接命令報社停工，只好給在《東亞日報》上做廣告的大企業施加壓力，從經濟上孤立報社。眾所周知，報紙沒有廣告是很難維持生存的，所以有一段時期《東亞日報》的廣告欄是空白的，后來市民們主動在上面做個人的廣告，援助了該報社。

　　苑：什么樣的廣告?尋人啟事?找工作這樣的?

　　金：呵呵，不是，就是一種鼓勵性的廣告，我給你看看。(翻看剪報文件夾)你看，剛開始是空白欄的廣告，后來是各種為《東亞日報》加油的聲援詞!例如：“沒有《東亞日報》我們就要移民國外了!”、“為了真理和自由堅持到底”、“……”。

　　苑：真是太新奇了!韓國的知識分子總是不會感到孤獨的。

　　金：呵呵!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歷史。87年樹立民主體制后盡管李明博、樸瑾惠政權也對輿論管制比較嚴格，可是由于憲法明確規定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政府是沒法公開拘捕記者、限制言論的，最多只能施加經濟壓力或者設法調離工作人員等。

　　苑：從您的角度來看，韓國總統反而經常受孤立嘛，其他總統時代我沒經歷過，可從我在韓留學開始親眼目睹了盧武鉉被彈劾軟禁、百萬市民反李明博示威以及今天更不可思議的樸瑾惠政治生涯的突變等!

　　金：只能說韓國總統不容易的，哈哈!

　　苑：金老師，我一直想知道，在對待“文學是什么?”這個問題上，80年代的不定期期刊和70年代傳統的進步期刊比如《創作與批評》和《文學與知性》等有什么異同呢?

　　金：80年代的期刊實際上是對70年代文學中小市民性的一種超脫，更強調了文學的民眾因素、民眾性。尤其是詩歌和評論在80年代通過同仁期刊得到了發展與普及，而且許多平民詩人、新評論家也是此時登壇的。

　　苑：我可以簡單地將當時的評論界劃分為保守派、老左派、新左派嗎?

　　金：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文學界不是沒有保守派，可是保守派是無法發出聲音的，例如《現代文學》、《韓國文學》這樣的保守期刊也登載了一些廣義上的民眾文學相關作品和文章。可以說文學的霸權實際上已經轉移給“民眾文學”了。像我是85年登壇做評論的，后來《新東亞》、《東亞日報》、包括《朝鮮日報》這樣的保守報紙也不斷向我邀稿，可想而知當時文壇的狀況。

　　苑：您是激進派評論家，也就是新左派的代表，這么說的確“民眾文學”占了文壇的主流，現在真是想象不到當時的情況啊。

　　金：(翻閱另外一個文件夾)這是我1987年11月12日在《首爾報紙》上的文章，剛才講過《首爾新聞》是政府的機關報，但當時也在談“民眾”。

　　苑：看來，民眾文學話語在當時文學界的確是主流了，知識分子與民眾立場的結合起到了效果啊。不過，從文學角度來講，當時文學體裁的確也跟70年代的小說、詩歌有所不同，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的非虛構作品吧?當時文學界是怎么評價的?

　　金：韓國有一個期刊叫《報告文學》，是一個不定期期刊，它是公開出版非虛構文學期刊的一個標志，是真正從實踐上驗證“擴展體裁”的一個文學期刊，無疑在宣告“報告也是文學”!這次白俄羅斯女記者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了諾貝爾獎為非虛構文學的發展也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平臺。韓國的第一部非虛構小說《黑暗之子》的寫作是比較復雜的，該作品首先是出身底層的李東哲先打了草稿，后來作家黃皙映經過加工潤色最后才撰寫完該作品，所以它實際上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一部作品，比較曖昧。

　　苑：的確，讀完該小說我還是很詫異的，總感覺它的敘述和黃作家后來的新作《啟明星》敘述結構及感覺很相像。里面用詞很貼切犀利，與80年代石汀南等工人手記相比，語言要精練得多，總體上也感覺不到體現敘述者在困窘條件下自私等比較貼近人性的一面，感覺并不是十分真實。

　　金：是的，很難看作是純正的非虛構作品。但為什么大家常在舉論非虛構的時候會提到這部作品呢?主要是因為黃作家本人就是最典型的深入底層、描寫底層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許多都是來自親身的底層經歷，具備書寫報告文學或手記的資格。他不是那種坐在案前靠大腦想象底層的作家，因此這部作品無論是李東哲還是黃皙映，大家都會認為是出自底層民眾筆下。這一時期還有一部出自作家筆下的非虛構文本就是趙世熙先生的《沉默之根源》, 眾所周知，他的文體向來簡潔，敘述總給人以緊迫感。

　　苑：的確是啊，這部作品是隨筆形式吧?都是作者深入底層觀察感受到的一幕幕，讓人讀完無語淚下，十分感人!

　　金：1985年出版的《越過死亡、越過黑暗的時代》是一部記錄80年5.18光州運動的報告文學，是一部相當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品。這是一部記錄當時參與光州運動的百姓的真實經歷的報告文學，黃皙映作家收集整理，其過程頗費周折。可見，韓國的非虛構文有著很強的參與性，90年代到新世紀以來參與文學基本被束之高閣了，但近幾年來，文壇又出現了作家應該回歸民眾現實的回潮。比如去年剛出版的黃皙映的《黃昏時刻》我也正在讀，敘述得就是韓國社會過去和現在的現實， 例如失業青年啊、外來勞動者等問題。去年出版的20多名作家合著的《記錄民眾》也是對民眾現實的記錄報告。

　　苑：是一些忠實于社會現實的作品，對嗎?

　　金：是的。有這樣的趨勢，像現在文壇十分受關注的80后作家金愛爛，專門描寫韓國社會被邊緣化的年輕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日趨封閉現象等。

　　苑：是的，前不久剛度過她的《非幸運》，里面所寫的租房年輕夫婦的困窘、便利店打工者、單身公寓等的確就如同我讀書期間的經歷以及我身邊的許多年輕朋友，我們為此還組織研究生一起研讀討論了她的作品，研究生們都很喜歡，十分容易引起共鳴。

　　金：這本書是去年十幾名著名作家針對歲月號沉船事件分別發出的呼吁，并非小說，但作家們眾志成城，不僅包括老一代的中堅作家，也包括金愛爛這樣的80后作家。不管是什么體裁，當今的作家逐漸又出現了回歸“離開現實無法寫作”的趨勢!這些文章應該也是一種記錄文學吧。

　　苑：這真是韓國文壇的一種春天現象啊!在商業化寫作的時代也有作家們關心底層社會!

　　金：哈哈，希望吧。打工文學的變化也離不開現實，1988、89年左右工人們通過工人運動爭取到了一些相應的權利，但是到90年代正式的工人們變得很保守，他們對臨時工們、失業者的利益并不關心，造成一種干同樣的活兒但待遇不同的局面。而這些臨時工、短期合同工們又居無定所、很難形成自發組織，所以問題就變得比較零散。而這些問題在韓國社會并非少數，就像金愛爛小說里的主人公們一樣，便利店打工族啊、飯店打工族啊、考試族啊、租房族啊等等，韓國社會有一半以上年輕人都是這樣被邊緣化的人。所以，當今文學應該捕捉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規模的工人，而是這些分布在社會各個角落的被邊緣化的人群。

　　苑：是啊，眼看著社會也是邊緣占據了更大的比重，不知道可否看成底層文學的另一種形式。

　　金：不錯，所以我預期韓國文學又要踏上一個新的臺階，現在是書寫反映階段，而下一個階段就要質疑為何社會如此的階段，再下一個階段就會構想出現各種多樣化的應對社會情況，從而出現韓國文學的新轉機。雖然這個書寫對象也是被資本剝削下的勞動大眾，但不知道能否稱其為“打工文學”了，哈哈!

　　苑：文學在商業化時代的確寸步難行，韓國文學如果能走出沼重獲生機，真是令人振奮，我們共同期待吧!

　　(2016年2月19日訪談于仁荷大學金明仁教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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