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亞洲小農社會，因為小農數量眾多，往往被想象成為一個平等的、同質的社會。這個想象成為很多政策和政治判斷的基礎。然而，這樣的想象畢竟是“浮云遮望眼”，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亞洲20世紀各種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土改。然而，關于小農社會的想象卻如浮云一樣，還在飄蕩。本次推送是對印尼農村從殖民到80年代長時段的梳理和剖析，指出小農社會的階級分化不僅在殖民時期就存在，不僅構成了印尼20世紀60年代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和政治屠殺的背景，而且也深刻影響著此后農業綠色革命的進程。

　　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地拿國外經驗作為參考，最近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韓俊更是指出“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土地產權歸私有是主流，也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基礎。”那么，我們以印尼爪哇為例，來驗證一下韓主任的判斷。

　　正文

　　本文是食物主權“亞洲農政”讀書會討論的一部分。本次讀書會的全部閱讀文獻見文末。本文主要介紹和討論下面這篇出版于1989年的論文。

　　Frans Husken and Benjamin White (1989) Jav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Food Production and Agrarian Control, in Hart, Turton, White e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s: Local Processe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35-265.

　　Frans Husken：荷蘭拉德堡德大學文化與社會人類學教授，他將畢生精力投入印度尼西亞社會的研究。

　　Benjamin White：荷蘭海牙國際社會研究院農村社會學教授(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SS)，長期研究印度尼西亞的農政變遷，他發起的“土地交易政治研究”關注全球圈地運動。

　　爪哇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位于爪哇西北

　　人口壓力異常嚴峻的爪哇農村中，是哪些因素影響了社會經濟分化的模式?社會分化和水稻種植的“綠色革命”又有什么關聯?

　　一般認為，爪哇農村一直是一個平等、同質的社會，而水稻生產的商業化和技術創新(綠色革命)，導致了農村社會分化的產生、內卷化[1]的結束，甚至是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本文兩位作者認為，這樣理解“傳統”爪哇社會不僅過于簡單，而且對于爪哇在殖民時期和獨立初期發生的變化的理解也是錯誤的。農村社會的分化和商品化絕不只是最近才發生的。爪哇社會原本就分化為不同的農村階級(主要是基于土地數量多少)，并且商品化也是早就參差不齊地發展著了。所以，和近期綠色革命相關的那些變遷最好被視為是早前趨勢的延續、結晶或者重現。下面就來詳細分析不同時期爪哇農民社會的變遷。

　　一、從殖民到獨立：爪哇農民社會的階級分化

　　在荷蘭殖民者和后來的研究者眼中，爪哇農民社會一直都是被認為是未有分化的、有數百萬小型家庭農場構成的一個平等和停滯的農民社會。例如，格爾茨的《農業內卷化》認為爪哇農村是停滯的，維生型的、均貧的、同質的，不能實現現代化和經濟增長。

　　但本文作者認為，有大量證據表明基于對土地占有的差別而形成的社會階級早就在爪哇農村存在了。證據指出爪哇農村早就存在三大農村階級：首先，大量的無地農民;第二，一大群有地的但也承擔沉重納貢和強制勞役的農民;第三，村莊官員，他們控制著大量村莊土地，并有權獲得無償的勞動力。此外，雇傭勞動、有地農民和無地農民之間的分成制[2]也都是十分普遍的。

　　農業商品化也存在同樣的分化狀況。早在18世紀早期，爪哇許多種植水稻的地區就已經被納入為國外市場生產的商品經濟之中了，當時主要生產的是糖、水稻和靛藍。商品生產也已經擴展到了主要種植甘蔗的平原和種植咖啡的山地。接下來的幾十年，新的商品作物如大豆和花生也開始成為農民稻田中新的兼種農作物。而在北部沿海地區，也有研究表明那里存在活躍的土地市場、產品市場和自由的雇傭勞動力。

　　眾多研究者也發現，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早期，爪哇農民社會土地和財富不斷集中，以及無地者不斷增加的趨勢。事實上，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中，爪哇的商品性農業和各類相關企業遭到沉重打擊，這也直接體現了爪哇農村經濟貨幣化的程度。

　　1904-1905年的數據也說明了土地的分配不均現象。無地農民占到了農村總人口的40%，而9%的人口占有超過1/3的土地，平均占有超過1.4公頃的土地。

　　在出口作物生產快速擴張和荷蘭殖民政府實施所謂改善當地生計的“道德政策(ethical policy)”(1901年開始)的二十年后后，數據表明農村地區的經濟不平等反而是加大了。那么這是怎樣發生的呢?

　　小部分獨立的農民(富農和中農)被荷蘭經濟學家J.H.Boeke和殖民管理者視為爪哇經濟自發發展的潛在動力。Boeke建議，殖民的福利政策不應該賦予全部人口，而應該針對土著居民中那部分“有實力的、有活力的和進步的農民”，而這一建議在印尼得以推進。政府扶持的對象變成那些擁有足夠資源和技能、可以用好現代農業外延服務和新生產技術的農民。這一原則在40年后蘇哈托掌權的“新秩序”國家實踐中又重新出現。

　　一戰后，形勢較好，所以這些“進步的農民(progressive peasants)”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是在1930年代，這一發展過程因受到大蕭條的沖擊而中斷。隨即而來的日本占領和國內革命，出口業崩潰，非貨幣化加重，農業去商品化的趨勢并沒有得到反轉。

　　1945年印尼獨立后的一段時間內，盡管受制于宏觀經濟背景，農村商品經濟還是得到了一些發展。1957-1965年是蘇加諾時期，印尼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既受國家控制但又相對民主化，被稱為是“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加“指導式經濟(guided economy)”時期。這一時期，出口作物經濟的下降、惡性通貨膨脹問題，以及政治動亂影響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1965年930事件[3]爆發印尼反共大屠殺之后，蘇哈托上臺，開始了所謂的“新秩序”政權時期。當權者開展了政治和經濟重建項目，大量外部資金進入，農業政策和相應的結構變遷又開始延續1920年代的農村經濟商品化進程。

　　作者指出，上面只是指出了爪哇農村變化的大致框架，但是由于殖民時代的資料沒有關于實際耕地面積和分配的相關數據，所以一些具體的問題還無法具體說明，比如，土地集中是否伴隨著規模農業的出現、資本主義雇工勞動農業的擴張的趨勢，或者是出現收取地租的資本主義化的地主(rent-capitalistic gentry)的趨勢。

　　對于一些存在的爭論，作者指出，對殖民后期的農業生產關系的考察不能在一個對立的話語中打轉：格爾茨意義上的“失去活力的鄉紳”和小農、佃農，或者經營商業大農場的農業資本家和農業無產階級。作者認為，對于這些關系的探討必須要有更為細致的歷史工作。

　　最后，作者指出，近期爪哇農村地區的社會分化和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并非是因為突然的技術變遷，也并非是資本主義滲透到農村地區的一種現行發展趨勢。與之相反，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以及與之相伴的農業生產關系的變遷，是對于外在市場條件變化的一種循環反映。

　　二、政治控制和生產策略：1966年至1980年代

　　過去100年間，爪哇的水稻增產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a.  在1900年以前，主要依靠灌溉面積的增加;

　　b.  1900-1960年間，主要是雙季稻的擴展;

　　c.  在1960年之后，主要是因為新的生產資料的投入(如化肥、改良種子等)。

　　為了理解60-80年代間的農業增長策略和農政變遷，有一些因素必須要考慮。首先仍舊是要考慮早已極端不平等的土地、財富和權力，它們是蘇加諾時期相對民主的農村政治環境中社會沖突的基礎。爪哇之后的綠色革命就是在這樣一個“未改革”的農業結構基礎上展開的。

　　其次，要知道印度尼西亞長期的糧食生產不足的狀況。嚴重的糧食短缺而非1965年930大屠殺事件被認為是蘇加諾政權崩潰的原因。隨之而起的蘇哈托為了維持其“新秩序”政權做了兩件事情：一、實現對農村地區的政治控制;二、確保城市的糧食供應和價格穩定。

　　“新秩序”政權采取的農業和農村發展策略可以被視為是自上而下路徑的典型。為了控制印尼共產黨被摧毀后農村地區的大量“流民(floating mass)”，國家用它支持的“印尼農民團結協會”來替代原先附屬于政黨的農民和農業工人的組織，其他獨立的群體性組織也被類似的組織所取代。原先各類農村合作社組織被“農村聯合合作社”取代，也不允許建立任何獨立的農村合作社。蘇加諾時期較為民主的村莊決策體制也被破壞了。(強迫接受單一的、自上而下形式的農村組織——這樣的做法在近些年東南亞地區乃至其他亞洲國家、非洲或者拉美等地區都非常普遍。編者提醒：本文發表于1988年)

　　蘇哈托的“新秩序”政權確保了糧食和價格穩定。國際資金、石油價格的上漲等因素都使得國家財政充裕。1970年代，約20%的發展預算被安排給農業發展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正因如此，印尼的綠色革命取得了成功，確保了糧食的生產。

　　實際上，蘇加諾時期已經發起了一場“初始綠色革命”(proto-green revolution)，包括提供信貸、鼓勵化肥和良種的使用、大學的“人民導向運動”(mass-guidance campaign)等，都促使了糧食畝產的提高。政變后的蘇哈托政府剛開始并不注重農業生產問題，但在經過1967年的糧食歉收和短缺，以及城市暴動之后，也開始重視糧食的進口和本國糧食生產，展開了“新型糧食強化計劃”(new-style rice intensification program)。

　　但是直到另一場糧食危機之后，蘇哈托政府才改變策略，從命令型生產策略轉向“命令+補貼”的策略。國家開始提供大量財政補貼，包括：補貼化肥價格;農業信貸;糧食托底收購;興修水利。結果就是，印尼的糧食產量大增，從最大的糧食進口國，變成可以自給，甚至在正常年份還有少量節余的國家。在這一時期，農業勞動過程開始廣泛使用節約勞動力的機器和技術，以及農業雇傭的工資化。

　　上述政策除了對國家糧食生產發揮了作用，還影響到農村地區的政治結構。由于沒有觸動之前農村農業的結構，300萬農村家庭即1/3的農業生產者和1/5的農村家庭耕種了4/5的灌溉農田，生產超過75%的糧食。這些大農是綠色革命的受益者。國家資助這些大農，也放松了對農村地區的政治控制。這些農村精英積極參與到農村地區的“自我管治”之中，原因有二：首先，他們獲得了國家補貼;其次，當時的政治環境壓制了任何有組織的抗爭，特別是土地不平等引發的抗爭。

　　這些改變對于所有人都產生了影響，但對于無地和少地家庭的婦女的影響更大，因為她們的生活有賴于農業工資。此外，農業收入分配也發生重大變化。研究顯示，雇工收入的下降和農場主收入的增加是成正比的。

　　三、結論

　　雖然統計數據顯示印尼的農民都是“小農”范疇的，但是大規模的、村莊層面的數據顯示，印尼的小農農業(peasantagriculture)僅由10%-20%的農戶占據著主導地位，這些農戶控制著70%-80%的土地，并從中獲利。盡管“小農”在數量上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大部分農業生產是在較大的農場和雇傭勞動的基礎上完成的。這些大農在村莊的權力結構中也占據主導地位，獲得國家補貼。對農業剩余和權力的掌握使得這些大農在非農領域也占據了主導地位。土地精英的積累策略不再僅僅限于土地，而是農業集約化和非農領域多元化的結合。

　　盡管有較為普遍的農業雇工和相對高比重的無地者，但是印尼沒有一個純粹的農業無產階級。如果上述聚斂財富的多元化是農村精英的積累策略，那么對于無地者來說，“多元化”則是一種生存策略。除了在農村經濟內部尋求多元化的生計來源，他們已經是越來越多地加入短期去城市務工的行列。對于半無產階級的農村家庭來說，農業工資和農業產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已經是越來越低了。

　　在作者寫就此文的1986年，爪哇農村正面臨著和1880年類似的外部經濟情況——油價下跌、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工業衰退。發展性支出、城市發展都已經停滯，農業補貼也減少了，農田價格也開始下降。前面我們討論了國家通過命令+補貼在農業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那么這次緊縮對爪哇農村社會的社會分化模式和政治忠誠度影響將是值得繼續探討的方向。

　　印尼讀書會閱讀材料

　　1.  Ben White (2016) Remembering the Indonesian Peasants’ Front and Plantation Workers’ Union (1945–1966),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3:1, 1-16.

　　2.  Frans Husken and Benjamin White (1989) Jav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Food Production and Agrarian Control, in Hart, Turton, White e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s: Local Processe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35-265.

　　3.  Ben White (2005) Java and social theory : agrarian debates,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Java that never was : academic theories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Munster: Lit Verlag, pp. 157-185

　　注釋

　　[1] 內卷化(involution)，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學者黃宗智用此概念解釋中國社會。

　　[2] 指佃農按收成的一定比率交付地主地租的租佃制度。

　　[3] 軍事政變，隨后發起以消滅共產黨力量為目的的大屠殺，并使得獨裁者蘇哈托掌權。詳情見上期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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