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均飽嘗了戰患痛苦，在人員、物資與文化傳統方面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造成了難以治愈的心理創傷。戰后數十年間，兩個民族采取不同方式，將戰爭創傷逐漸鐫刻在民族記憶之中。

　　大屠殺和以色列基礎教育

　　以色列巴伊蘭大學教育學院2007-2009年就全國范圍內基礎學校大屠殺教育進行調研，結果顯示：大屠殺在以色列國家教育體系中占據著核心地位。77%的學生和96%的老師稱大屠殺對其世界觀產生了重要影響。94%的學生熱衷于探討大屠殺記憶，83%的學生有興趣學到更多的關于大屠殺歷史的知識。85%的老師認為大屠殺(Shoah)是全人類的悲劇，而不只是猶太人的悲劇。

　　以色列的大屠殺教育注重把正式教學(主要是歷史課教學)與非正式教學(儀式、田野調查等)結合起來。約80%的老師采用這種方式，只有20%的老師采用單一的教學模式(只教授知識)。大約66%的老師在教學中把講座、集體項目與作品融為一體。學校無疑是進行大屠殺教育的最重要場所。當然，有些年輕人通過朋友和家人的講述對大屠殺歷史有所了解，但內容比較局限。逾半數老師在近年接受過從事大屠殺教育的專門訓練，近80%的老師在某一具體場所接受過課程培訓。學生們除上課外，還在學校的組織下，參加各種大屠殺紀念儀式(比例占95%)，出席關于大屠殺的演出、講座，參觀大屠殺紀念館和其他紀念場所，等等。在所有的活動中，學生們認為最為有效最有價值的教育方式便是參加主要由以色列教育部組織的“生存者之旅”，前去波蘭大屠殺的發生地聆聽大屠殺幸存者見證歷史。

　　以色列—波蘭：生存者之旅

　　“生存者之旅”是一個始于1988年的年度教育項目，主要是組織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前往波蘭，探尋大屠殺歷史遺跡?；顒右话惆才旁诿磕耆?、四月間猶太人的逾越節(猶太人紀念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個傳統節日)之后，為期兩周。在大屠殺紀念日那天活動達到高潮，成千上萬的“生存者之旅”成員默默地從奧斯維辛走向波克瑙——二戰期間建造的最大集中營。生存者徒步行進與戰時受難者在這條路上歷經的死亡之旅形成強烈對照，借此紀念二戰期間的所有遇難者。許多“生存者之旅”的成員在參加完波蘭的紀念活動后，前去以色列參加以色列陣亡戰士紀念日和“獨立日”。

　　以色列教育部十分重視組織年度一次的“生存者之旅”活動。早在活動舉行的一段時間之前，就要在各個學校進行人員選拔。舉例而言，在我當時攻讀博士學位的本-古里安大學，選拔工作主要由學生會負責，學生們預先提出申請，學生會負責人進行面試，當選者多為大屠殺幸存者的后裔，他們一般能夠獲得某項基金資助，但資助名額非常有限。我2002年在本-古里安大學之所以獲得參加“生存者之旅”的機會，皆因當時正從事《希伯來文學與中國文學反映二戰災難比較研究》的博士論文研究。

　　“生存者之旅”十分震撼。我們先去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進行培訓，主要是劃分小組，分配房間，并聽取有關紀律及注意事項。出發那天，大家一起在本-古里安國際機場集合，領取帶有大衛星標志的服裝，一起乘坐飛機。第一站是波蘭，在波蘭主要參觀一些猶太遺跡，包括當年的隔都殘垣、華沙起義紀念廣場、猶太墓地、猶太名人故居等。離開波蘭后，我們沿路參觀馬伊丹內克、特拉科夫、特里布林卡等集中營舊址和猶太人生存的舊址。四月初的波蘭依然冰封雪凍，寒風凜冽，令人腦海里浮現出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猶太人在風雪中踽踽獨行的場面。同行的還有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名叫愛麗謝娃。她在路上給我們講述了猶太人戰時的生活情形，以及以色列建國初期大屠殺幸存者在公共場合無法講述自己苦難經歷的遭遇。在奧斯維辛，我們來到了愛麗謝娃曾經住過的號子房，她泣不成聲。我們依稀記得她說號子房的姑娘們擠在一起，食不果腹，并勉勵以色列年輕一代要熱愛自己的國家。這樣的教育手法，頗有些“大化無痕”了。

　　大屠殺紀念館與以色列大屠殺教育傳統

　　以色列大屠殺教育體系化的形成并非一夕而至。早在1953年，以色列議會便通過有關法令，決定建立大屠殺紀念館，并將其定為紀念大屠殺的國家機構。大屠殺紀念館最初只是檔案館，70年代才改為博物館，既重視研究，也注重教育。大屠殺紀念館的名字“YadVashem”出自《圣經·以賽亞書》第56章第5節：“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墻內有紀念、有名號……不得剪除。”“紀念”與“名號”便是“YadVashem”的希伯來文含義。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茨曼認為，這一名稱將會回響在海外猶太人與以色列猶太人的心田。1959年，以色列又規定將大屠殺紀念日主題定為“大屠殺與英雄主義”，并在紀念日的當天鳴笛，所有的人在笛聲中站立，以色列舉國下半旗。

　　在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的年輕人一般通過儀式教育來了解大屠殺，60年代大屠殺被寫進中學課本。但當時以色列對大屠殺幸存者尚未采取包容的態度。1963年，以色列教育部提出開設“大屠殺時期的隔都”一門課，但選課者寥寥無幾。只有到了70年代末，以色列學校才開始大規模地講授大屠殺。其間，1961年發生在耶路撒冷的審判納粹頭目之一的“艾希曼審判”堪稱以色列記憶的轉折點。審判向以色列人揭示了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的恐怖。以本-古里安為首的以色列政府試圖運用審判事件教育年輕一代，使之理解到只有在一個主權國家內，猶太人才有能力維護自身。

　　大屠殺紀念館擁有不可替代的國家教育使命。在過去的數十年間接待了億萬來訪者。2005年3月，大屠殺紀念館的新館揭幕。如今，紀念館中從事國家學校教育的800名老師每年在以色列各地組織活動，講授同大屠殺相關的內容，在紀念館內為以色列學生和軍人培訓，并用9種語言舉行海外大屠殺講習班，每年將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聚集到大屠殺紀念館接受培訓，講課內容涉及猶太教、猶太歷史、猶太文化與文學、大屠殺歷史等諸多方面。每隔兩年，大屠殺紀念館會就大屠殺與教育問題主辦一次國際研討會，在某種程度上，可被稱作以色列國家的大屠殺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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