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以下簡稱俄共)從成立到重建，并在短短的幾年內走向興旺。在1995年和1999年第二、第三屆國家杜馬選舉中，俄共蟬聯第一大黨，在俄羅斯政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后蘇聯時代社會主義運動進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隨著21世紀的來臨，俄國政壇各種政治勢力的重新分化組合，議會各大黨派間的力量消長對比的相應變化，以及俄羅斯社會經濟狀況的好轉，俄共發展勢頭發生了逆轉。另外，由于黨內日趨激烈的派別斗爭、思想分歧最后導致組織分裂等一并爆發，俄共的政治影響力大為削弱。俄共在如此短暫的時期內演繹著如此鮮明的由興盛到低迷的軌跡，關注關心俄羅斯政治、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人應當進行深刻的思考。

　　一、進入21世紀以來俄共狀況日趨式微

　　俄共發展在進入21世紀之后出現的衰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國家杜馬選舉中。盡管俄共在1999年國家杜馬選舉中仍是第一大黨，獲取24.29%的選票，比上屆議會選舉還多2個百分點，但是，由于"統一"運動的崛起和"右翼力量"聯盟進入杜馬，俄共只分得110個議席，比上屆杜馬少了47席。2003年，俄共在議會選舉中慘敗于整合不久的支持總統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僅僅獲得12.6%的選票和52個席位，喪失了第一大黨的地位。在2007年杜馬選舉中，俄共所獲席位只有57個，得票率僅為11.6%。[1]至此，俄共盡管還是第二大黨，但已完全失去議會的控制權，影響力嚴重削弱。

　　其次，表現在總統選舉中。2000年3月的總統選舉沒有像1996年那樣出現兩輪投票的局面，普京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順利當選，獲得52.94%的選票。久加諾夫只獲得29.21%的選票，得票率大大低于1996年。[2]也就是說，經過近4年的努力，俄共的選票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明顯地減少了。這表明，俄共在葉利欽時代即將結束之時喪失了一次取代葉利欽、使共產黨人重掌政權的機會。從此之后，俄共就再也沒有出現那時期的那種可能性。

　　第三，表現在組織規模上。俄共自1993年重建后的幾年內，基層組織遍布89個聯邦主體，每年有1.8萬名新黨員入黨，黨員總數有50多萬。但是，俄共近10年來呈嚴重滑坡趨勢，2000年以后組織內部分歧斗爭日趨激烈，離心傾向日益突出，在奧·舍寧為首的"正統派"從俄共分離出去之后，國家杜馬主席(原俄共代表)謝列茲尼奧夫等人也拉出一批人馬組建了"俄羅斯運動"，宣布贊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主張同普京政權合作。2002年，謝列茲尼奧夫因不聽從俄共中央要求其辭去杜馬委員會主席之職的意見，被俄共開除出黨。2003年，俄共另一重要成員、著名經濟學家格拉濟耶夫因個人理念與俄共主要領導人分歧，也另組競選聯盟"祖國"，在當年年底的杜馬選舉中獲得9.02%的選票，他的支持者多為原俄共成員。2004年，久加諾夫與吉洪諾夫等人為首的反對派矛盾白熾化，俄共中央七月全會一致同意解除"黨的分裂分子"波塔波夫的中央書記和中央主席團成員職務，解除阿斯特拉罕基娜的中央書記職務，開除伊萬諾沃州州長吉洪諾夫的黨籍。但兩天后，久加諾夫為首的俄共與吉洪諾夫為首的反對派在莫斯科同時召開俄共第十次黨代會的怪事，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2005年，以謝米金為首的反對派以及秋利金、克留奇科夫、尼娜·安德烈耶娃等反對派也紛紛另立山頭，導致俄共組織規模速滑、人員銳減。2005年底俄共召開第十一次(非常)代表大會時，黨員人數由原來的50萬驟降到18.8萬，其中，一半黨員的年齡還超過60歲。[3]截止2009年10月，俄羅斯共產黨登記在冊的黨員數量僅為15.13萬人。[4]

　　最后，表現在實際影響力上。俄共無論在杜馬還是在俄羅斯社會中，影響力均急劇下降。由于完全失去對杜馬的控制權，俄共一直反對的法案，如政黨法、允許買賣土地的土地法、增加窮人負擔的統一稅法和雇主享有很大發言權的勞動法等，先后都在杜馬一一獲得通過。2002年"五一"節，俄共組織了4萬人的集會游行，但親政府的黨派和工會卻組織了10萬人的集會游行，聲勢和規模遠遠超過俄共。2005年，俄共倡議組織千萬人的集會示威游行，以反對福利貨幣化法案和要求對富人征收累進稅及恢復土地國有化等等，但由于響應者寥寥而使計劃落空。后來，俄共盡管也組織了一些反對政府的示威游行，比如，2008年12月到2009年9月就組織了四個階段全國性的反對資本主義、要求改變現行制度的游行抗議活動，卻效果平平，難以真正促動政策的調整，更妄言制度的變更。在這種情況下，2009年10月，俄共中央全會專門研究增強俄共的影響力問題。[5]

　　二、俄共由興盛迅速走向低迷的原因

　　影響俄共由興盛迅速滑向低迷的因素有些是外生的，有些內生的，難說哪個是決定性的變量。用美國政黨理論專家佩恩比安科的話來說，政黨的變化是內外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6]

　　首先，從俄羅斯整體狀況的變化來看，俄共的興盛和低迷實際上都與一個因素密切相關，那就是經濟發展的狀況。自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實行以政治多元化、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的激進式轉軌以來，造成了經濟嚴重衰退。據俄羅斯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俄羅斯從1992年到1998年GDP減少了2倍，而非官方顯示的數據則為5倍。[7]與80年代相比，1992-1998年工業生產投資減少了15-20倍。[8]工業生產領域中，70%-80%的產品不具有競爭力，在對外開放條件下根本無法生存。[9]這種轉軌方式導致了嚴重通脹，商品奇缺，絕大多數居民生活迅即惡化，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在這種背景下，一部分轉軌過程中的失利者，特別是年長者和社會底層民眾，開始懷念蘇聯時代平穩而體面的生活，越來越不滿這種"放任"、"野蠻"的私有化運動和無序、缺少安全感的生活，紛紛投入俄羅斯共產黨組織。這是該時期俄共力量興旺蓬勃的一個重要因素。

　　然而，隨著21世紀來臨，俄羅斯經濟終于走出低谷，開始了持續的高速增長。1999-2008年，俄羅斯GDP連續10年攀升，年均增長6.8%。普京執掌政權8年來，居民實際收入增加了1.5倍，失業和貧困水平降低了一半，經濟持續發展，盧布匯率穩中有升，商品供應充足，社會逐漸走向有序。[10]俄共賴以生存的社會底層的群眾基礎日漸減弱。與此同時，經歷了跌宕起伏的政權易幟和市場化運動的俄羅斯人也開始由憤懣、無奈走向現實，由習慣保護轉向獨立，由等待轉向行動，由滿足生存轉向追求發展，由關注保障穩定轉向博取更多利益。據統計資料顯示，90年代后期的俄羅斯民眾有68%-98%將"個人生活作為最高價值"[11]，蘇聯時代所謂的"黨的利益"、"祖國利益"、"集體利益"高于一切的號召力早已隨著蘇聯的崩潰而消逝，人們厭惡了一場場的政治斗爭，擺脫了"一塊磚"、"一顆螺絲釘"的角色心態，更關心自我和小家，大膽地、積極地追求個人利益。另外，普京上臺之后，俄羅斯的國際地位日升，一種"俄羅斯再也不能回到過去"的觀點逐漸成為俄羅斯普通民眾的共識，這顯然是非常不利于俄共生存發展的。

　　第二，后蘇聯時期的俄羅斯雖然由憲法確立了多黨制的政治制度，但俄羅斯歷史-社會-文化的獨特性不可能不影響俄羅斯的政黨政治發展。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俄羅斯"超級總統制"的政治制度安排，注定了俄羅斯政黨作用的有限性和政黨政治發展的虛弱性。總統由全民選舉，在組織政府中擁有決定權，而議會中獲勝的政黨是沒有組閣權利的。一旦議會和總統之間的沖突異常尖銳，總統還可以依靠憲法權力解散議會或者解散政府。俄羅斯式的強勢總統的制度安排使得政黨被排斥在決策和執行權力機構之外，從而政黨政治的作用--表達、分配和調節利益從而體現選民的意志--也被弱化。2001年年中頒布的《政黨法》雖然對政黨政治體系的規范化、制度化有一定的合理意義，但其真正目的是要減少參選政黨的數量，更為重要的是將它們置于政府嚴密的監控之下。支持政府的強大的中派和右派先后完成了內部力量的集結和統一，成為左右議會的多數集團，而俄共這樣的反對黨和其他一些小黨則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另外，轉型中匆匆組建的俄羅斯的政黨，大都不是為了在議會中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團而成立的，相反，它們是既成的政治精英為了爭奪選票而搭建起來的組織。[12]大多數民眾對政黨、對政治發展態度冷漠。可以說，俄羅斯的政治進程不是由多數人推動的，而是在政治上的"積極少數"對政治上的"消極多數"施加政治影響和政治壓力背景下進行的。另外，在俄羅斯，包括蘇聯，歷史上政黨政治的文化傳統是相當缺失和負面的，人們對政黨的回憶僅僅是那個曾經凌駕于一切、操控整個社會乃至所有社會成員個體的組織--蘇共，很多人對葉利欽發誓不再加入任何政黨深有同感。這種對政黨政治嚴重的過敏反應阻礙了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13]而作為蘇共繼承者之一的俄共(當然兩者有較大區別)并沒有從這種繼承關系中有所裨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促進發展的一種障礙。

　　第三，從俄共的斗爭對象、斗爭環境變化來看，上世紀90年代，俄共面對的葉利欽雖然被一部分人視為推動蘇聯解體、使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英雄，但是，葉利欽在對俄羅斯國家的治理上卻是公認的不成功者。正是葉利欽政權所犯的種種錯誤，造成了政治經濟動蕩危機，要面包、要秩序的呼聲日益強于要自由民主。這些致使俄共的擁護者迅速增多。葉利欽那種率直、愛憎分明、我行我素和公開反共的鮮明個性也使俄共對他的政策能夠預期和從容應對。然而，普京執政后，俄共對其的所作所為和所言卻沒有那么容易作出及時而正確的判斷和反應。普京年富力強，沒有多少歷史包袱，但可吸取葉利欽執政10年的教訓和經驗。上臺伊始，普京就放棄了"休克療法"，走漸進改革道路，實行混合所有制，加強國家宏觀調控，關注社會政策，促使經濟快速增長，得到了民眾普遍支持。在對付共產黨方面，普京也頗有手段。開始時，他對俄共進行拉攏，如給俄共代表大會發去賀電，將杜馬主席和一系列委員會主任職位讓給俄共，后來借用俄共綱領的內容，提出富國強民、振興俄羅斯的調整戰略，不僅在客觀上削弱了俄共綱領的影響力，而且贏得各種政治力量的認同。與此同時，普京還多次與俄共領導人集體會見，聽取意見，并口頭表示贊許。與他的前任不同，普京沒有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功勞，而是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如保留了蘇聯國歌的曲子作為俄羅斯的國歌曲子，保留了蘇聯紅軍的紅旗作為俄羅斯的軍旗，凡此種種，都給人以"粉紅色"領導人的姿態。[14]但是，普京并沒有忘記遏制和打壓左派力量。2002年上半年的"杜馬風波"就是最好的明證。[15]他迫使俄共在議會下院失去了借以向總統和政府發難的重要杠桿，進而喪失了在國家立法機構的任何實權。

　　俄共沒有及時認清普京的真正目的，陶醉在總統的"誠意"合作和"友好"關照下。正如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瓦連京·庫普佐夫在2001年4月14日回應《獨立報》記者的采訪中坦言:"在葉利欽總統時期，我們有一套明確的針對性的行動準則，但面對普京，我們實際上沒有做好準備。""我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非常積極地與總統合作，進行過幾次長時間的集體會面并對會談的結果深感滿意，我們一直對普京抱有希望，認為他將會采取一些行動。但在過去的一年中，從普京的新的國情咨文中我們看到了什么呢?"這完全"是一部俄羅斯資本主義的宣言"。[16]在后來與普京的一次次較量中，俄共明顯缺乏招架之術，力不從心。再就這些年的社會環境來看，更多人會選擇普京，而不是俄共。近10年的跌宕起伏終于歸于平靜有序，很多人包括很多知識分子意識到俄羅斯需要像普京這樣的強者領導國家實現平穩轉型，漸進改革，意識到沒有秩序的民主是不可能帶來自由和繁榮的。從俄羅斯著名的民意調查中心"尤里·列瓦達"以"您認為目前對俄羅斯最重要的是什么?"為題的民調中(見表1、表2)，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俄羅斯民眾對秩序、民主、權力的認識的變化，感受到俄羅斯整個社會的心態和訴求的變化：俄羅斯目前更需要秩序和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人，即使可能違反民主原則和限制個人自由。

　　第四，俄共自身的一系列問題也是導致其陷于困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戰略思想和策略方針上與俄羅斯政治經濟發展態勢嚴重脫節。[17]比如，俄共無視普京出任總統后受到俄羅斯各階層普遍歡迎和支持的事實，指斥普京及其政府當局實行的改革政策代表了少數寡頭和官僚的利益，是反人民的和反俄羅斯民族的。[18]俄共還不顧眾多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將俄羅斯地緣政治學，特別是泛斯拉夫主義和歐亞主義，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建立"革新的社會主義"也即是21世紀的"俄羅斯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甚至還擁戴16世紀東正教教士菲洛費伊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羅馬"的思想。這樣一來，俄共就表現出了強烈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另外，在策略上，俄共自2001年由建設性的反對派轉為"徹底的反對派"后，不顧客觀形勢，對政府當局的每一個議案都進行毫不妥協的抵制反對，提出不僅在當局適宜的領地上打防御戰，更應當在社會領域里發動進攻--進行大規模的有影響力的街頭抗議，反對政府當局的自由主義改革政策。這顯然不太符合當下的俄羅斯社會思潮和國民心態，尤其在社會上有生機的群體--中青年群體中，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中，找不到多少支持者。俄共代表的社會貧困階層所存在的落后性與保守性，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拉開了與作為社會先進思想代表的知識階層和社會最有活力朝氣的青壯年群體的距離。

　　其次，俄共理論基礎簿弱，斗爭綱領缺乏與時俱進。盡管面對以社會民主為核心的主流意識，俄共在社會主義理論上用"革新的社會主義"、"21世紀社會主義"替代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在黨的理論上以"真正勞動人民的政黨"替代了"工人階級政黨"，在道路選擇上。"和平手段、議會道路"取代了"暴力革命"，但是，這些僅僅是概念性和表面性的變化。俄共并沒有徹底拋棄傳統的理論，也談不上創新發展出新的科學理論以指導俄共的實踐活動，遑論敏銳地捕捉到新形勢下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特點和新趨勢。不科學不成熟的理論不可能有效指導俄共的實踐活動。同時，俄共還處處表現出對蘇聯體制的懷念和對恢復蘇聯的熱望，宣稱"重建蘇聯"，盲目以為蘇聯在大多數民眾心里仍然留有美好形象，實際上1996年總統選舉的失敗已經說明更多的人是不愿意回到過去的。俄共對蘇共和蘇聯歷史的反思無論肯定還是批評都缺乏理性、深刻和新意，對斯大林的評價也過多地傾向于功績，而對其錯誤輕描淡寫，有失客觀，很多俄羅斯人因此將俄共看作蘇共的同義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的打擊是相當嚴重的，這對俄共來說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它沒有及時把握并在理論上實踐上予以有力的回擊，俄共提出的反危機方案竟然是回到蘇聯時期的國有化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在對俄羅斯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展望上，俄共也沒有超出傳統社會主義的范疇。[19]

　　第三，俄共在體制上較大程度地沿襲了僵化、官僚的蘇聯模式。盡管建黨時間不長，規模不大，但在用人機制和提拔機制上依然沿用蘇聯時期的無任限期的任命制，工作作風上存在明顯的形式主義和等級派頭。俄共整個機制透出濃厚的僵化、保守、陳舊的氣息，缺乏領導層的更替機制和年輕化機制，隊伍明顯老化，少有新生力量注入，對新事物、新變化反應遲緩，自我更新、自我糾錯機制薄弱，創新動力不足，各種實際應對能力普遍缺失，這些無疑成為導致內部凝聚力嚴重缺失以及外部爭取整合能力的絕對薄弱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一些客觀的、尤其是一些全球性因素，如石油價格連年高升，為俄羅斯經濟注入了高增長動力，使得普京政府獲得了穩定政治局勢、擴大政治影響的好時機等，那么對作為在野黨的俄共來說，則無疑會處于不利地位。但問題是，如何使這種不利降到最低點，如何在一些尚能預期甚至應該可以抓住機遇(如金融危機)的方面盡可能地增加得分，提升影響力，這是俄共尤其是最高領導最應該關注的。難怪黨內很多人包括高層都認為，俄共持續走低與俄共領導層能力有關。"全俄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結果顯示：有20%的民眾、26%的俄共黨員認為是久加諾夫的無能導致了俄共分裂、走向衰落。[20]

　　三、俄共興衰引發的幾點思考

　　俄共的興衰不能不引起深思，對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個殷鑒。新時代、新形勢下的工人階級政黨建設，特別是執政黨建設，是一個關乎黨的生命的極其重大的課題。首先，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勇于發現、勇于改革、勇于創新，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在社會生活實踐中既能發揮開啟和引領人民的作用，又能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也是不斷前進、壯大和發展的動力。

　　其次，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前提下，對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優秀文化成果都要善于汲取、善于拿來、善于改造，同時要有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批判精神，保持先進性，引領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要拋開以往那種將伴隨資本主義而產生的所有衍生品尤其是自由、民主的思想一并歸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無知、狹隘而陳舊的觀念，領會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思想的深刻內涵，認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恰恰是這些政治價值的先鋒和徹底的實踐者，而不是對立面。[21]所以，共產黨更需要大力推進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和諧發展。這是黨得以鞏固的重點。

　　第三，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贏得人民群眾的最大支持和認同。如果說俄共的在野黨身份使它難以施展、難以有所作為，那么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則必須不斷地通過實實在在的行動和成就來證明這一點。"貧困不是社會主義"，這句話提示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責任所在，告誡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簡單而明了的真理：人民的認同和支持是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

　　第四，當下的俄羅斯和中國盡管轉型的路徑完全不同，但都面臨著現代國家制度建設問題，俄共如果要崛起就必須順應潮流，主動積極地進行黨的制度建設，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則更必須著力于自身的制度建設。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保證。

　　第五，必須加強黨內團結，特別是最高層集體領導核心的團結一致，嚴明黨的組織紀律，勤政務實，清正廉潔，齊心協力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是黨得以強大的保證。同時，需要不斷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夯實廣泛的群眾基礎，尤其是要注重組織結構中知識分子的作用和知識分子的培養，吸納社會精英人才，這是黨興盛的源泉。

　　注釋：

　　[1] http://kprf.ru/personal/deputies/.

　　[2][20] 孔寒冰等：《原蘇東地區社會主義運動現狀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8頁。

　　[3] 關于俄共黨內組織分裂的情況，請參見戴隆斌：《當前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低迷的原因與前景分析》，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5期;李興耕：《俄羅斯政黨的最新動態》，載《國外理論動態》2000年第8期;李興耕：《蘇聯解體以來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載《科學社會主義》2006年第2期;劉淑春等：《當代俄羅斯政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中編第二章第一節。

　　[4] Доклад Г.А.Зюганова："О защите прав трудящихся и усил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лияния КПРФ", 31 октября 2009 г. В Подмосковье состоялся IV Плену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РФ.http://kprf.ru/party_live/72689.html.

　　[5] http://kprf.ru/party_live/74825.html.

　　[6] 參見榮敬本、高新軍主編：《政黨比較研究資料》，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頁。

　　[7] ЭКО. 2000. №7.с.65.

　　[8] Экономика и жизнъ.2000.№2.с.4-5.

　　[9] Г.Явлинский. Периферийн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Лекции 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ХХ-ХХI веков.М.2003.с.132.

　　[10] 參見李新：《2000年以來俄羅斯經濟結構的變化及其發展趨勢》，載《俄羅斯研究》2009年第2期。

　　[11][12] [英]卡瑟琳·丹克斯：《轉型中的俄羅斯政治與社會》，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74頁。

　　[13] [美]邁克爾·麥克福爾：《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的政治變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頁。

　　[14] 參見聶運麟：《普京的策略與俄羅斯共產黨的困境》，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15] 參見王正泉：《"杜馬風波"使俄共遭到挫折》，載《俄羅斯研究》2002年第3期。

　　[16]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4 апреля 2001 г.

　　[17][19] 戴隆斌：《當前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低迷的原因與前景分析》，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5期。

　　[18] КПРФ-Партия широких трудовых масс, Партия националъных интересои. доклад на VIII (внеочередном) съезде КПРФ http://moscowkprf.narod.ru/sait/gazeta/moskom0102.htm.

　　[21] 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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