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不敢掏富人的腰包

■  盛立中

在老歐洲地區，對富人課稅是有些傳統的。有錢人多繳稅被視為天經地義、稅收正義的一部分。一個基本常識是，任何財富都來自社會，是社會合力的結果，有錢人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當然為了避稅，這也導致了一些國家的富人“空心化”現象，但從骨子里，富人也到底不視為這是體面的事情。
而在美國，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8月，沃倫·巴菲特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對億萬富豪極為友好的國會寵愛”，依所得繳交的稅率相對比中產階級的納稅人少。巴菲特說，他在公司辦公室所有人中享受的稅率最低，甚至低于打掃樓道的清潔女工。但“圣人”（巴菲特有“奧馬哈圣人”之稱）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美國大富豪并不情愿與他站在同一個陣營。 9月22日，奧巴馬宣布一項提高富人最低稅率提案，向年收入超過100萬的富人征收所謂的“巴菲特稅”，以拉近這個階層和中產階級的繳稅率差距。不過，這項被命名為“巴菲特條款（Buffett Rule）的提案可能無法在國會過關。共和黨之前已表明堅決反對富人多繳稅的做法，認為這將增加小商家的稅務負擔，不利于創造就業。
曾長期致力于美國稅制與富人關系研究的專欄作家大衛·約翰斯頓（ David Johnston）給出的結論是：美國事實上有兩種各自獨立的稅制在發揮作用，富人受益，窮得徹底也可能受益，倒霉蛋是那些“夾心層”。

共和黨人的花招
美國富人——奧巴馬在2008年總統競選演講中，首次提出了25萬美元富戶門檻。從那以后，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家庭（單身人士20萬美元）就變成白宮決策者劃分富人與中產階層的標桿。數據顯示，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家庭在美國大約占到3%，是全美平均家庭收入水平的6倍。
波士頓咨詢公司新近發表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全球39%的財富被掌握在不足1%的富人家庭手中，其中美國百萬富翁家庭高達520多萬個，美國近60%的財富掌握在他們手中。然而，至少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仍保持在70%以上，到了今天，富人稅率只有35%。如果借助華爾街會計師為富人量身定做的避稅工具，美國富人繳的稅更少。
沒錯，在美國這樣一個商品高度發達的國家，稅收具有鮮明的商品屬性，任何一項稅收政策的出臺作為華盛頓政客、掮客和說客交易的“碩果”都被明碼標上價。比如說，奧巴馬在競選時曾多次對他的選民發下誓言，他當上總統后，將終結以往的“惠富”政策，平滑貧富差距鴻溝。然而，“劫富濟貧”說起來容易，等奧巴馬入主白宮后，發覺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被視為代表富人利益的美國共和黨人，為守住富人的利益，他們不斷變換跑道甚至擅移球門，在各個時期可以聽到他們不同的說辭。里根總統任上，曾拋出一個極具忽悠色彩的“滲透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其核心是“為富人減稅，底層窮人受益”。這個被共和黨視為座右銘的“滲透論”至今影響著一眾美國經濟學人，甚至在世界上也有些市場。而到了小布什時期，讓“底層窮人受益”為藍圖的一攬子富人輕稅政策始得以“全面開花”。小布什自詡，他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了。
美國“兩房”危機爆發時，共和黨人說，提高稅率會扼殺投資、導致就業市場萎靡，受傷害的是那些中小業者、失去工作的人，而非富人，走出經濟低谷“維穩”富人才是硬道理。今天，又換了另一種說法，增加就業、刺激經濟需要富人持續給力，尤其是在經濟復蘇不確定因素尚存時絕不能貿然對富人下手。

“厚黑學”的經典
而以奧巴馬總統為首的民主黨認為，富人對邊際收入的影響很不敏感，即使他們得到稅收優惠，這些錢也不會進入消費市場，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更是微乎其微。讓窮人爭食富人山珍海味后“滴漏”下來的殘渣剩物是欺世罔俗的謬論。
然而，話盡管這么說，真正到了選舉期，驢象的分歧已經不那么重要了。不分黨派不分觀點，任何局中人都搶著為富人爭穿孝衣、吮癰舐痔。只要是有錢人，就不懼拜錯墳頭。不再需要任何理由，砝碼的另一頭高高吊起的是巨額政治獻金的繡球。我在國會山為你辦事，出多出少看著辦吧！已經沒有人再去關心坐落在曼哈頓第六大道上那只叮叮作響多少年來就亟待校正的“國債鐘”，更少有人對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到底給了幾個A感興趣。
奧巴馬原本覬覦把富人現行適用的35%個人稅稅率調升至45%、遺產稅的門檻從500萬重新降至350萬美元，以及將投資稅率從15%調高至20%。然而，奧巴馬與共和黨幾輪斗爭下來，最后只得到一個貌似“三鹿奶粉”的配方：富人稅政策不變，其中只是捎帶著通過了幾個民主黨提議的小“肉桶”（Pork Barrel）：降低2%工資稅；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下的社保稅從6.2%降到4.2%，以及讓更多的中產人士避免受到“替代最低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影響的一項不關痛癢的政策。
奧巴馬略帶自嘲地說，我們用再給富人延長幾年的減稅時間，好歹算保住了中下層收入家庭的稅收沒有提高。一個世界頭號大國的民選總統，兌付不了自己的競選承諾，最后只能自嚼舌頭。事實上，在美國這樣一個“搞過頭的社會”（society of excess），中產階級以及生活在下層的民眾，要想得到政府的稅收餡餅或者享受一項額外好處，在大多數時間里都要看富人的臉色。政府如果拿富人開刀，中下階層的民眾必須被綁在同一架戰車上，一個都不能少，即使大家明知他們步入的是一條通向地獄的不歸路。

揩富人的油大不易
對于那些迫等美聯邦政府馳援已經進入破產邊緣的州政府來說，這個時代簡直是一個糟糕透頂的時代。眾所周知，美國的很多州因為入不敷出正在變賣家產，或靠“打白條”度日。白宮的當權派拿富人沒轍，聯邦稅項減少可以提高印鈔機的轉速，地方政府則不能。他們只能靠在選民授權的范圍內敲點“小錢”，比如提高幾個點的地方稅，花樣收一些稅費不清的東東，或者對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務項目進行注水。
目前在美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州對富人“暫時”提高了州稅率，比如加州對年入100萬美元的高收入者增加了一檔10.55%的富人稅率。許多州已經把地方稅的稅率頂到“天花板”上，而對過去大肆吹噓的“以民為本”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吝嗇。紐約居民在過去購買110美元以下服飾可以不用繳稅，現在不行了，4.4%的州稅一個子也甭想少。
說起來，紐約是全美富人集中度最高的州之一，年薪超過20萬美元的人口占比高達6.15%。2011年初，紐約把征收富人稅的問題整上議會，一時成為媒體輿情關注的焦點。紐約目前的最高個人稅率為6.85%，州政府擬在此稅基上對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的家庭將州稅率提升至8.97%。此舉引起很多經濟學家的反對。他們認為，富人稅屬于國家層級的政策，地方政府不宜開口子，其中部分的原因來自加稅會導致一個地區的高端人才流失和富人遷徙，最后得不償失。由于得不到社會輿論支持，紐約政府原打算在富人身上唬弄幾個錢花的計劃最終泡了湯。
與此相映的是，紐約州在2009年最初醞釀是否可以在富人身上揩點油的時候，很多紐約富人扎堆揚言“受不了”要把家搬到其他州去。“這是徹頭徹尾的反商業行為，”現居住在紐約市的金融家拉迪亞·霍斯抱怨道：“議員們湊在一起，就拿稅收說事、折騰，我和我的同事一天到晚在議論這件事。你說累不累？”不過，富人們盡管牢騷滿腹，最后好像只看到富人拉什·林伯格為此采取了行動，他于2010年年中賣掉了他價值500萬美元的豪宅逃離了紐約。

富人不缺的是故事
自本世紀初開始，在華盛頓上演的一幕幕政治鬧劇中，稅收的均富功能幾乎喪失殆盡，稅收公平與公正也莫名其妙的陷入“斑馬說”的泥沼中。對富人加稅就是反資本主義反商業的，自己掙的錢就應該由自己做主。也就是在今天，美國富人似乎也變得理直氣壯起來，相互鼓勵著“站直了，別趴下”，前所未有地對“自家的錢”開始較真。或許，用不了多長時間，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臺也OUT了。
最近美國民間發起首個“為富不仁大獎”，授給全球最大的信息管理軟件及服務供應商甲骨文（NASDAQ :ORCL）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埃里森擁有近300億美元資產，年輕時曾一度臣服于日本的鐮倉幕府文化而不能自拔。埃里森于本世紀初在加州舊金山灣歷時多年耗費2億多美元建成一座日式皇家別墅。豪宅內更是植滿羅漢松、櫻花等與日本幕府文化有關的名貴樹木。近觀埃里森那座占地140畝的庭院豪宅，仿佛置身于日本綠島上的宮殿。
多重因素考量的結果，加州圣馬地奧郡稅務官對埃里森豪宅給出了1.73億美元的市場估值，并以此作為課征物業稅的稅基。但埃里森認為房子價值估高了，他不應繳那么多的稅。為此，埃里森跟當地政府不依不饒地打了近三年官司，最終從地方政府的庫房里摳回300萬美元退稅。而這筆錢正好相當于該地一年的中小學教育經費。
富人最不缺的就是故事。現實生活中的埃里森更是渾身上下布滿噱頭。按照《福布斯》近幾年發布的美國公司老總薪酬排行榜，埃里森常常占據在榜首位置。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埃里森總是為自己定一個很低的年薪，比如埃里森在2010年只領取了25萬美元年薪，其他的則是沒有支領時限的可兌現股票期權，僅2010年埃里森就獲得價值高達6000多萬美元的期權收入。面對這些非即期收入，美國國稅局也只能望錢興嘆。其實，何止埃里森，即使是白宮真的有心對富人出手，富人們也有足夠的智商見招拆招。

“圍城”：逃離美國
正像錢鐘書先生筆下的《圍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去。面對美國失衡的稅收，生活在美國的人可謂五味雜陳，尤其是那些稍有些積蓄、離富人門檻漸行漸遠的中產階層。
為了稅收及其他原因，美國人有點錢盡可能地存到國外，比如加勒比和巴拿馬。不過，美國稅法規定，美國法律意義上的納稅人要為從世界各地賺取的收入報稅，即使不住在美國，只要有收入（包括入息）就要申報，甚至來自國外的養老金賬戶也不能幸免。舉一個例子來說，一個5年前在香港退休的老人，現持綠卡居美，在美國沒做任何生意，應該無需申報。不過，若讓美國稅務局查出，該退休老人在香港某銀行還存有20萬港元“未申報退休金”，好吧，先罰款再說事。
由于美國稅法的繁瑣，或許還常常上演“變臉”，很多美國的成功人士都在認真考慮美國是否是一個真正值得留戀的地方。如卡爾·約翰為了逃避美國稅收就跑到阿聯酋的迪拜與一位酋長搭起了鄰居。但是，按照美國的法律，美國公民即使躲到天涯海角也要受美國稅法約束。當然，也可以選擇脫籍（前提是至少10年內不入美國國門），約翰就下定了這樣的決心。
在美國，有兩種脫藉辦法，一種是直接落跑，玩失蹤；一種是通過正規渠道結清賬目，辦手續脫藉。然而，按正規渠道清繳稅收非常麻煩。首先要證明自己過去沒有欠過稅；其次，如果個人資產凈值超過200萬美元，還要清繳美國的資產稅，此項稅基涵蓋此人在世界各地擁有的所有資產，包括那些尚未實現的收益。欲脫藉者如果被逮住往年有偷逃稅行為，對不起，按照美國稅法，有8年的追訴期，除了補繳稅款和利息，還要付罰金。罰金數額為受罰人過去這8年當中最高帳戶余額的25%。
據美聯邦政府官方出版物《聯邦公報》公開的資料，近幾年來，聞稅生厭而果斷“獻出”國籍的美國人每年有上千人，這里還不包括那些“失蹤者”。近年來，來自亞洲區的美國戶籍人口的脫藉者有明顯上升趨勢。上述個案經過媒體的渲染放大，反過來又或多或少地為美國的“惠富”政策作了正面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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