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結束以后的相當長時間，歐美媒體、學界或決策者，習慣于把從中東、中亞、南亞再到西太平洋的廣大區域，統稱為“不穩定弧”，認為這些區域的國家不是經濟發展滯后，就是政治專制獨裁，外加社會整合差強人意。世界上所發生的嚴重危機事態，大都是在這一片弧形地帶。相形之下，歐洲和美國乃是國際社會里的“模范生”，不僅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社會治理也極為有效，是其他國家需要效仿的榜樣。

在英國不久前突然上演30年未有的慘烈騷亂后，所謂“不穩定弧”，現在應該再加上一塊，那就是曾經自我感覺良好的歐洲。說當前歐洲已深陷社會危機泥潭，有點夸張，但并非空穴來風。顯而易見的是，近年來歐洲暴戾之氣四起。就在七月底，一向平和安寧的北歐國家挪威，竟然發生導致近百人死亡的兇殺血案，讓整個世界驚得目瞪口呆。而前年歐洲爆發債務危機以來，希臘、西班牙等國頻繁出現示威，民眾與政府之間難以達成妥協，一些歐洲國家已經坐在火山口上。

面對不見盡頭的債務危機，歐洲在彷徨無措之余，已不再談論歐洲人可以為世界做些什么，而在拼命炮制“中國責任”、“新興國家的責任”等新潮詞語，企盼于世界能為歐洲做些什么。這顯然不是二戰之前的歐洲，彼時歐洲曾有數個世紀都是世界的主宰者，這顯然也不是20世紀下半葉的那個歐洲，那時歐洲的世界主宰地位雖然已為美蘇所取代，但歐洲人并未泄氣，而是從血地里爬起來，努力醫治戰爭創傷，致力于經濟發展、文明創新，結果在經濟上重新恢復生機，一個聯為一體的歐洲即歐盟也逐漸建立，歐洲的現在似乎就代表了世界的未來。

時移勢易，眼前的歐洲給世人的感覺，是進入了又一輪的向下沉淪期。沉淪的主要標志，是歐洲人對于前途和未來，正在失去自信，轉而圍繞貧富分化、階層差別、族群不和等問題，不斷上演激烈的爭吵和沖突。無論對內對外，歐洲人都不見往常的那種英國式的紳士風度，相反，排外保守情緒滋長。

世界不再看好歐洲

歐洲人為什么會心態失衡，歐洲是否真的在向下沉淪？

毋庸置疑，世界對歐洲并不像以前那樣看好。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更多把視線投向了復興中的中國、印度和美國，它們各自的發展前景及彼此間的關系，被人饒有興趣而不知疲倦地談起，與此同時，歐洲卻已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突出表明這一點的，是輿論上的變化。還在五年前、也就是歐盟五十歲生日的時候，當時世界各國媒體圍繞歐盟未來，就曾有相當多的討論，普遍的看法是前景不妙。英國《今日世界》一篇題為《50歲以后的樂趣》的文章指出，從剛過去的10年，特別是新千年的前5年來看，除英國之外的歐洲主要經濟體的表現讓人深感失望，歐洲經濟增長的步伐不僅遠遠小于中國，甚至也無法與美國相比。而長期預測同樣不容樂觀，沒有多少跡象表明歐洲的增長步伐將加快。按當前的態勢發展下去，到本世紀中葉，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等國將統統淪為中等經濟規模的國家，將無法與中國、印度這些后發國家相提并論。

歐洲商會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也確認了這一看法。這份報告顯示，歐盟目前的經濟發展程度僅相當于美國20多年前的水平，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相當于美國在1985年時的狀況。而歐盟目前的就業率和研發投資水平，僅相當于美國1978年的水平；歐盟目前的生產率水平(按每個就業人口創造的GDP計算)，美國在1989年就達到了。不僅如此，報告還認為，由于歐洲在研發投入上遠小于美國，和其高福利制度使國家財政負擔日益加重并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從未來發展來看，歐洲要想趕上美國，已越來越不可能。

對歐洲的悲觀觀念當然并不止這些。美國《新聞周刊》一篇批評“歐洲衰落論”的文章《50歲的歐盟：生日快樂》，就歸納了對種種“唱衰”歐洲的觀點。僵化的社會福利制度、“嬌生慣養”的勞動大軍、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團、大量移民所帶來的宗教與族群沖突、對共同的歐洲未來缺乏共識，以及歐洲政客在這些問題面前的無能為力等，使歐洲“正在掉進歷史的垃圾堆”。

歐洲人口優勢逐漸喪失

21世紀初的歐洲，無疑正在喪失上世紀下半葉的榮光。歐洲在憂慮什么？或者說，現在最讓歐洲人心懷芥蒂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恐怕乃是人口。

《50歲以后的樂趣》一文便不無憂慮地指出，歐洲的致命弱點在其人口結構。到2015年，意大利的人口將開始下降，到2025年德國和西班牙也將出現同樣的局面。人口結構的變遷，將顯著增大歐洲社會的人口撫養比，這將使歐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遭到削弱，“假設到2057年歐盟仍然沒有解體，得以慶祝它的百年華誕，屆時歐洲是否會變成一個大療養院，由來自貧窮國家的更年輕的移民照顧著大量老年人”。

人口一直扮演現代國家戰略能力的重要決定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國際政治的諸多變革。歐洲近世以來長期所擁有的優勢地位，便與在此期間歐洲人口的一些變化密切相關。由于歐洲率先進入全球性商業和現代工業時代，從15世紀末直到20世紀初，其人口在三方面發生變遷并建立起了相對或絕對優勢。

首先就是在數量上，歐洲人口占整個世界人口的比例持續增大。1700年時歐洲人口（包括俄羅斯）占世界總人口18%左右，1800年占20%，而到了1900年，則進一步上升到近25%。這兩百年時間里，歐洲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世界其他地區，它為歐洲對外擴張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其次，歐洲早于其他地區實現了由傳統農業型經濟向現代工業化經濟的轉型，人口運用技術和進行內部組織的能力都強于其他社會。再次，因為人口數量增長及人口轉型而帶來的對外移民，也擴大了歐洲優勢。直至21世紀上半葉的近代世界，世界移民主要是歐洲向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當歐洲移民遍布世界后，歐洲對世界的統治地位便也形成。最后，歐洲在經歷多次十字軍東征后，各主要國家人口在族群構成、宗教信仰和精神文化方面，都達到了高度的同一性，這也增強了歐洲各主要國家內部的凝聚力。

從1492年到20世紀上半葉，世界史的主要內容都是圍繞歐洲而展開的，在這漫長的400余年間，除19世紀末的美國和日本外，世界性大國基本都在歐洲。美國雖然在19世紀末已具備世界大國的潛力，但并沒有正式參與世界角逐，這一段時間的世界政治，實際上就是歐洲政治。沒有歐洲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優勢，也就不會有歐洲對于世界的統治地位，就是在歐洲的范圍之內，歐洲大國的興衰成敗及其優劣位勢更替，也皆與人口變遷有關。

歐洲二戰后的復興是有其限度的。從整個世界來看，20世紀上半葉以來，歐洲往日的主宰性地位，已經幾乎不可逆轉地成為過去。進入20世紀以來，“世界性大國”長期被歐洲大國所壟斷的局面，已逐漸被打破并在20世紀下半葉后不復存在。歐洲的那些大國，無論英國、法國或德國還是其他國家，在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和蘇聯面前，已無法平起平坐，只能是二流大國，而在21世紀的世界上，其鋒芒又被復興中的后發大國中國、印度等掩蓋。

戰后歐洲最值得驕傲的成果，就是化零為整建立了歐洲一體化組織——歐盟。一個超國家聯合體的出現，的確在一定范圍內加強了歐洲對世界的影響，不過，歐洲聯合及歐盟和歐元的形成，不是反映了歐洲的強盛，而是反映了歐洲的衰落。如英、法、德等歐洲傳統大國，都不得不依靠聯合起來的力量來捍衛各自和歐洲在世界中的權重。

歐洲優勢的喪失，與歐洲人口優勢的喪失是同步的。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口物質文明構成即人口素質已迎頭趕上歐洲的同時，歐洲相對世界其他地區在人口數量上的劣勢卻日益加劇。1900年，歐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4.7%，1950年變為21.8%，到2001年，則已經顯著降為11.9%。

在20世紀下半葉，歐洲曾在前30年取得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而在進入1990年代以后，歐洲國家普遍發展速度減緩甚至停滯。它同樣與歐洲的人口變化有關。從二戰結束一直到1960年代初的近20年時間內，歐洲如同美國、日本、蘇聯一樣，曾出現短暫的“嬰兒潮”，曾靠自身的人口再生產維持人口增長。這為歐洲的經濟復蘇及社會發展提供了大量新生勞動力，從這段時間直至1990年代初，歐洲經濟一直保持增長。但在進入1970年代以后，歐洲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再次下降，大多數國家的總和出生率都已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50歲以后的樂趣》一文如是說：“歐洲現在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已經過了風華正茂的時期。”

福利國家制度難以為繼

歐洲人口生育停滯、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危機，又因另一事實而雪上加霜：即歐洲20世紀下半葉建立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已使歐洲人的奮斗精神大不如往。

債務危機爆發后，希臘政府決心壓縮公共開支，卻馬上迎來了成千上萬希臘人的街頭抗議。希臘人把一切都推給了“政府腐敗”，卻不去想即使政府清明，希臘人普遍少勞動、50多歲便可提前退休，又哪來足夠的財富可供他們任意揮霍？這也難怪不管希臘多么“水深火熱”，德國民眾都不贊成去救助希臘，在德國人看來，這是拿自己的辛苦錢去幫助懶漢。

法國人也走上了街頭，他們反對政府推動立法提高退休年齡。法國財政赤字2009年已增至1448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5%，公共債務達14890億歐元，占GDP的77.6%，大大超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和60%上限。

希臘和法國的情形，不過是整個歐洲的縮影。因高福利給歐洲國家帶來的債務壓力有多嚴重？用數字來說明問題。2009年，希臘的赤字幾乎是其經濟規模即國內生產總值的14%，其累計債務是其GDP的115%；意大利的赤字和債務分別是GDP的5%和116%，西班牙是11%和53%，德國是3%和73%。 而據預測，到2011年，27個歐盟成員國中14個國家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超過60%。這樣高的負債水平，直接來源于過高的福利。

福利制度是需要的，但歐洲的問題是福利過度，也即所許諾的福利國家超出了稅收支撐能力。福利的過度化，已嚴重削弱了歐洲國家工業化時代勤勞致富的清教徒傳統，與此同時，靠借錢過好日子，則是在透支國家的未來。

移民保守主義在歐洲興起

歐洲人口嚴重老化、經濟發展停滯、財富創造機制失靈、社會保障制度透支未來，由此也使歐洲的社會思潮近年來發生明顯變化，對多元文化主義不再如以往那樣鐘情，在移民問題上趨向保守極端。

歐洲的上空無疑已布滿移民保守主義的陰云。繼前年之后，去年8月法國再次大張旗鼓驅逐羅姆人；2010年9月，法國通過法案，禁止人們在公共場所穿戴會遮住整張臉的頭巾、面紗和罩袍。

這種態度并不只是法國才有。德國中央銀行德意志銀行的董事扎拉青去年發表一部新書，指責回教徒移民降低了整個德國社會的智力而變成平庸，他雖然因此被銀行開除，但民意調查卻顯示，大多數德國人同意扎拉青的看法。一些歐洲國家如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等，也都在醞釀制訂類似法國的法案。這的確反映了歐洲對其人口結構變遷的一種恐懼。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在過去30年間增加了一倍以上，并將于2015年前再增長一倍。僅僅是人口種族結構的改變，還并不足為懼，歐洲人所擔心的，是隨移民潮而一天天增多的穆斯林人口，過于頑強地保存了自己的文明傳統，并不愿意融入歐洲文明。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去年10月的一次演講中，就公開指出德國試圖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努力已經“徹底失敗”，她強硬要求穆斯林移民應該學習德文，以便在德國學習、就業和融入新國家。

移民保守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可以看作世界人口變遷在歐洲社會、政治領域的反映。自16世紀以來，全球人口曾經歷三次大的變遷，并都產生相應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影響，當前世界已進入第四次人口變遷進程，但由于經濟社會變化一般落后于人口變遷，今天的世界主要仍受第三波人口變遷的影響。

這第三波全球人口變遷大致起自1960年代，自那以來，歐洲和西方近兩百年來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世界其他區域的歷史發生逆轉，人口生育水平急劇下降甚至在一些國家開始出現人口負增長，歐洲和西方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在最近半個多世紀中不斷縮小。

就像歐洲近世以來的對外人口遷移，帶來了歐洲的興起及其全球統治地位一樣，這一波倒轉回去的移民潮，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一些國家的人口結構，同時還會在經濟、政治等領域發生影響。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有沖突和對抗，且在某些時候還會顯得格外激烈和難以調和。從一定程度上說，21世紀以來所發生的重大恐怖主義事件及美國展開的反恐戰爭，就可以看作是人口問題在當下的一個反映。

歐盟岌岌可危

歐洲的麻煩并不止這些。在歐洲制造業的空心化后，作為歐洲統一標志的歐盟機制及歐洲貨幣單位歐元，它們的前途也愈加引人關注。在這方面，同樣不祥之音四起。

我們正在看到一個重新走向分裂的歐洲，這或許是前蘇聯解體之后，大國政治的又一個重大轉變。促使歐洲分裂的種子，早就在醞釀生長，現在，它不過是伸展開了芽葉。不幸的是，這片芽葉會讓人想到1950年代以前的那個歐洲。這個歐洲在形成現代性制度的四百余年間，一直處于分崩離析的狀態，沒有共同的歐洲意識，也無所謂一體性的歐洲文明，歐洲不是表現為大量分立的邦國，就是表現為混戰不休的主權國家，它們之間的合縱連橫不斷制造沖突，又不斷形成力量均衡。

這種狀況在二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內出現轉折。整個20世紀下半葉，歐洲像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先是建立煤鋼和原子能同盟，接著推出歐洲共同體，在此基礎上又打造出了歐洲聯盟。與此同時，一種對于同是歐洲人、同屬歐洲文明的新意識，也開始在歐洲內部擴散，歐洲首次不僅從經濟、政治層面，還在文化層面賦予了同一性。歐洲朝一體化方向的突飛猛進，讓人聯想一個跨越主權國家認同的統一的歐洲合眾國，可望在不久的將來成形。復數的歐洲如果真的成為單數的歐洲，這對歐洲來說當然將是脫胎換骨的改變。

但歐洲的分裂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際便已出現端倪，由于戰爭立場有別，西歐與東歐的言辭舉動有如兩個世界，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當時痛下重言：歐洲分出了“老歐洲”和“新歐洲”。“老歐洲”的法國、德國選擇與俄羅斯合作，一道與美國唱起了反調，這三國的首腦在之后幾年內，還頻頻舉行小型聚會，在大的事務上統一立場。法德作為美國盟友卻與美國決裂，其緣由恰如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所說：“大國不可能容忍其命運由其他國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動來代為決定”。

法、英、德等歐洲大國的共同利益日趨減少，英法在歐洲被德國邊緣化的本能反應，是轉變外交思路，尋找新的出路。英國所玩弄的是它一貫擅長的勢力均衡游戲，在歐洲大陸把砝碼向法國傾斜，以平衡德國的影響力。這自然也合乎法國的心意，兩國試圖通過加強合作實現“東山再起”，因此于去年簽訂國防領域的合作協定，并就建立聯合快速反應部隊、完善干預紛爭機制達成一致，還準備共同使用核設施。

當下，在利比亞，歐洲大國間的心懷各異表露無遺。一個政治統一的歐洲，未來還有無可能？一個經濟統一的歐洲，是否將會發生倒退？沒有多少人對此看好。

歐洲“衰落”的啟示

看來看去，今天的歐洲前景委實不妙，表面看來，是近年來不見好轉的債務危機和經濟狀況在讓歐洲人心焦，但再往深處觀察，存在一些制約歐洲走出低谷的結構性因素，這是歐洲在未來可見時間內無法根本扭轉的。總結起來，它們包括：

歐洲制造業的空心化。當前除德國等少數國家之外，歐洲其他國家大都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國家”，拱手把近世以來主要的財富創造源泉讓給了世界其他地方。制造業在歐洲的衰敗，其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且難以通過發展其他替代性產業來創造足夠的就業空間。同樣，由于退出了傳統工業領域，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財政收入減少，為此不得不借錢度日，由此形成龐大的國家債務。這使得歐洲國家不得不削弱政府開支，減少社會福利支出。

歐洲有可能重新創造制造業的優勢嗎？基本已沒有可能。這是由跨國公司按照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配置生產經營活動的特性決定的。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歐洲土地和人力成本高，傳統制造業在歐洲已無利可圖，這使得從歐洲轉移出去的制造業，不可能再回流到歐洲。在退出制造業的同時，歐洲經濟以金融服務業為主要途徑，逐漸實現虛擬資本主義化。金融是可以微小勞動賺大錢的領域，不過不要忽略了，從玩弄金融游戲中賺得大錢的，卻是少數人。金融經濟的興起，使歐洲不少地方形成的一種局面，乃是金融資本逐漸與主權國家脫節，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并且，資本全球化與社會保障國別化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

上述兩個問題，又因另外兩個事實而雪上加霜。一是歐洲國家在20世紀下半葉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如今物極必反，成了養懶人的體制，不僅極大削弱了歐洲的經濟競爭力，而在歐洲面臨經濟、金融或債務危機時，政府想要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卻難以取得養尊處優慣了的民眾的同意。此次英國發生騷亂事件，其部分原因就與英國政府近年削減了社會保障支出有關。另外一個則是，歐洲是當今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人口出生率下降之大也為世界之最，在不斷涌入信仰各異的外來移民后，歐洲人口結構已發生顯著的改變，這不僅在削弱歐洲的競爭力，也在沖擊歐洲的文明特性。

歐洲人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嗎？哪一件看來都很難。這些問題合在一起，給歐洲帶來的挑戰是全方位的，由此引發的社會焦慮也是全方位的。英國騷亂不過是這種集體焦慮癥的一種變態表現，它絕不能單純理解為某些社會個體的不良選擇或年輕一代的道德淪喪，而是國家與社會處在總體沉淪狀態的必然產物。

打開21世紀的世界政治地圖，歐洲將越來越是歐洲的歐洲，而非世界的歐洲。傳統白種人在數量上的減少，人口在宗教和族群構成上的日益多樣化，以及人口的不斷老齡化，都將使歐洲不再具有傳統的開拓進取精神，而日趨在性格上趨于保守和內向，將更多精力專注于自身事務。

一個進入成熟期的、“過了風華正茂的時期”的歐洲，在當下的表現及其未來可能的前景，將給其他國家帶來什么樣的啟示呢？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環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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