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當代帝國主義的演變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帝國主義的環境完全改變了。在中心國家持續的增長和較高的生活水平開始了一個有意義的繁榮時期。失業的減少創造了接近于全面就業的形勢，這有助于增加消費，創造一種社會保險的制度。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戰后的新階段有不同的稱謂，如“遲到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等。許多研究強調擴展式積累的方式被集中的機制所取代，泰勒式的勞動被福特模式取代。另外一些研究指出了企業的新型巨大無比和國家從未有過的對經濟的干預。這些變化改變了帝國主義的特點，圍繞著新的地緣政治的平衡重新創造一個穩定的框架。
    政治-軍事結構
    這個時期主要的特點是出現了帝國之間的戰爭。與古典的階段不同，武裝沖突沒有造成普遍的災難。對抗繼續，但是沒有為世界的瓜分出現直接的對抗。對手只是造成地緣政治的沖突，但是沒有出現在軍事領域。
    舊的對帝國主義的識別是看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關系，這種認識已經過時，這種變化改變了歐洲的圖景。舊大陸的競爭者不再為占有殖民地而對立，開始了一個地區統一的進程。
    美國的主導優勢決定階段的轉折。過去的任何沖突都沒有形成這種優越地位。難以忍受的美國的優勢地位由五角大樓指揮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而確立。美國實施一種明確的統治，以核說服重申它的權威。它強制將聯合國的地址放在紐約，在安理會建立一種磋商制度，以便檢查檢查世界上所有的事件。
    這個王國在壓倒性的經濟優勢上也得到確立。美國控制著（世界）工業生產的50%，積累了大量的債權，通過美元的霸權（布雷頓森林協議）使世界的貨幣制度適應美國的需要。
    但是，最新奇的是美國精英為鞏固它的優勢地位而選擇的戰略。他們沒有選擇破壞被打敗的對手，主張對手重組經濟和政治-軍事上的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對歐洲和日本提供巨額援助與英國和法國（面對德國）所采取的態度相佐。美國不實施凡爾賽條約，而是推行一項馬歇爾計劃。
    美國通過這種將經濟重組、政治上順從和軍事保護結合，鞏固了附屬國聯盟的體系，后來美國利用這個體系抵御對手的重新出現。60年代德國和日本恢復了它們的競爭力，美國憲兵利用它的優勢地位。采取嚴厲的貿易、技術和貨幣措施，以便保持它的優勢，重新提出與它的附屬國共處的原則。但是這種緊張關系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重現舊的破壞性的對立狀況。
    德國和日本利用節省軍費開支恢復生產和貿易，但是不把這些進展引向軍事領域。它們也不準備復仇，接受美國提供的保護者的作用，贊同第一大國提出的“邀請的帝國主義”。美國單極引起的所有的沖突的處理都沒有改變這種地緣政治格局。
    這一圖畫的新奇經常是相對的，表明超級大國之間的對立通過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沖突在戰后繼續存在。人們認為這種對抗由于帝國的霸權在先前所有的戰斗中都是類似的。
    但是西方和“社會主義集團”之間的爭奪與過去所有帝國之間的沖突有一種本質的區別：在前蘇聯實行的制度的非資本主義性質。這種社會制度存在很多特點，但是沒人任何人能夠表明它是由一個統治的階級治理的，那個統治階級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指引它的目標是資本的積累。
    控制這個制度的官僚階層尋求擴大它在全球的影響，為控制戰略性的土地與美國保持著有力的爭奪。在這種緊張關系中，前蘇聯部分地支持抵抗美國權力的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多數情況下，這些行動是一種回答，旨在與美國巨人保持和平共處。
    蘇聯的非資本主義性質因為它為了瓜分世界的另一個帝國的角色而失去效力。這個國家的領導層有擴張的野心，加強它在全球的存在，為控制勢力范圍與美國發生沖突。在定期檢查戰爭結束時達成的地緣政治平衡的協議（雅爾塔協議）也發生這類爭執。但是這些謀求對更大地區權力的企圖沒有把蘇聯的制度變成一個殖民擴張的“社會-帝國主義”的變種。在當代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只對那些在資本統治下行動的大國有意義。不適用于這個原則以外的情況。
    經濟的變革
    在資本的國際合作中出現重大進展，戰后經濟的變化達到了地緣政治改變同樣的高度。形成了金融的、貿易的和工業的空前的交織狀態。這種混雜狀態急劇地改變帝國內部的聚集，在列寧的時代這占主導地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強調公司發展的巨大規模由于壟斷市場的擴張再次顯得重要，小公司則衰落了。需要擴大市場，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面對小企業加強大公司的優越地位。
    但是與以前的時期不同，大公司之間的聯盟不限于同一個國家的公司。出現了新型的跨國公司，將美國資本家與日本和歐洲的資本家結合在一起，改變了舊有的本國競爭者集團之間的分工。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世界化的企業施加的自由兌換的壓力，保護主義失去了分量。這些公司需要更多的資本的流動，增加貿易的靈活性，以便在地球上的所有角落采取行動。對傳統帝國的戰爭集團交易的封鎖是一致的，但是阻礙了戰后國際化的交易。
    這種對自由化的交易的轉折重復了另外的時機已經形成的轉變。資本主義從來不恪守一種變化的貿易模式。從自由交換到保護的過渡—經典的理論家看成是一種制度的徹底轉變—實際上只是成為無數黑白鏈條中的一環。
    金融的優勢也沒有保持住不可逆轉的霸權，如同以前的時代的分析人士所想象的那樣。由于戰后的強勁增長，工業家們恢復了地盤，重新采取他們的保護主義，創造剩余價值。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公司的國際化決定的，它們在歐洲和東方建立了分公司。
    在這個時期，資本的出口恢復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外圍地區首都的投資范圍更加有限。外國資金投放的主要流向在發達經濟體本身之間。美國的資本更密集地流向舊大陸，依附的國家之后得到歐洲和日本的外部投資。這種趨勢旨在加強圍繞跨國公司的交易的國際化管理。
    但是這個進程的結果也增加了世界的銷售，更多地沒吸收外圍的資金。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增加，破壞了第三世界的財富。
    帝國主義的外部掠奪的三個機制再次同時存在，相互間沒有明顯的優勢。外國投資利潤的匯出與明確無疑的貿易和欠發達經濟的依附性同時存在。所有這些變化的規模使檢查帝國主義的理論變得不能拖延。
    最初的現實化
    戰后列寧的作品通過無數次再版和翻譯保持它的影響。這種閱讀列寧著作的欲望與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擴展的前景相協調。在關于戰爭的辯論中通過其著作承認它的科學論斷是有效的，獎勵對和平主義者天真的批評。
    此外，列寧的論點提供了反對社會民主黨人新理論的根據，這些理論認同跨大西洋聯盟和“為了帝國主義的目標”的非殖民化。這些觀念忽視了帝國暴力的存在，特別是在第三世界。
    但是更關注地閱讀（列寧的）著作開始感到它缺乏現實性。列寧的論文描繪了已經不存在的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的結構。也指出經濟對手的優勢地位已經被大資本在世界上的相互滲透而抵消。此外，美國的優越地位與傳統的舞臺相抵觸。
    這些對比沒有降低布爾什維克著作在所有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中的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生產主體試圖用新的數字和被列寧闡述的貨幣進行更新。特別是尋求確證壟斷和保護主義的連續性，表明資本出口的集中和金融霸權的長期存在。
    這些作品受到程式主義態度的影響，回避對與經典的特性相抵觸的傾向的分析。在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和其他教條主義的教材表現了這種尖酸刻薄的立場。
    這些研究把20世紀初帝國間的環境變成為一種不可改變的歷史數據。使其對一種征兆的判斷長期有效。當把列寧研究的階段凝固為唯一有效的階段時歪曲了他的作品，忘記這些作品寫作時的政治功能。這種態度關閉了對帝國主義的理論有成果地更新的所有道路。
    其他的看法十分搖擺不定，試圖審視問題。它們尋求一方面表明經典的特性的有效性，但是另一方面說明傳統觀念的不足。與此同時，它們的強調壟斷的連續性和金融資本的優勢，指出不存在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沖突和美國的吸引力。
    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要求比對經典理論有效的和過時的因素的簡單計算走得更遠。必須將經常存在的傾向和已經完成的進程分成等級。有刺激性的研究詮釋新時代兩個關鍵的論據：不存在帝國之間的戰爭，不同來源的資本之間經濟上更多地結合。
    列寧所指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已經結束。1880-1914年的傾向在1945-1975年已經無效，因此戰后主要的反思圍繞著其他的問題進行。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接受這個變化感到困難，因為他們不理解列寧的提法。他們不了解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對社會-愛國者的和平主義政治上的批評，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上的評價。在第一個領域做出的巨大貢獻不意味著在第二個領域所闡述的特點有效。這種混亂阻礙了分析，在解釋帝國主義時造成許多簡單化，在思考這一問題時沒有區別兩種自主水平的存在。
    70年代關于帝國主義更好的研究實際上引入了這種區別。檢查了經典的理論，強調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多重解釋（布朗），突出帝國主義國家的意義（歐文）。也突出表現了一種觀念的模棱兩可，同時包括對時代、中心國家之間的緊張的特性以及對中心和外圍的關系的評估的定義在內（蘇克里菲）。
    根據這些看法，開始拯救帝國主義的當代意義。再次采用列寧的方法來解釋一種新的現實，注意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同在這個制度的分化和的再生產方面造成不平衡。
    三種模式。由斯威齊等人提出的第一個變種重新強調美國作為經濟上的巨人和世界憲兵的統治的作用。重新說明美國工業公司的份量和軍事的重要性，通過研究還強調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進行抵抗的重要性。這一論點收集了關于當代美國霸權主義的許多理論的因素，這些理論反映了第一大國取得的感到惶惑的領導地位。
    但是超帝國主義的特點沒有評估北方巨人這種優勢地位的范圍，沒有能夠說清楚在美國權力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的新型關系。
    第二個潮流把重心放在超帝國結合的進程上，通過希馬雷和尼科勞斯的工作。根據對歐元市場的研究和對民族國家影響下降的分析，調查圍繞著跨國公司新的資本家的階級組成的情況。同時調查這種進程損害大國之間對立和破壞工作條件的情況。
    這項研究開始了對現代資本國際結合的研究，開始記錄它對國家民族的后果。但是沒有做到評估這些變化對帝國主義活力的沖擊。
    第二個潮流因保蘭查斯們的研究而得到豐富，他們研究了經濟的國際化如何鼓勵形成世界化的資本主義在民族國家內部的分裂。帕略伊克斯還提供了關于經濟的國際化使資本再生產在商品、貨幣和生產領域全球化的方式的重要研究。
    所有這些研究表明超帝國的資金的優越性，引起對經典理論絕不讓步的辯護士的反應。這些批評強調跨國活動的成果有限，民族國家繼續是主角。但是持不同意見者從來不能解釋是什么原因使前一個時期戰爭和經濟的傾向喪失。
    最后，以曼德爾為首的第三個潮流強調帝國間對立的部分連續性。他一方面指責超級帝國的論點，指出美國的霸權沒演變到長期的經濟上的優勢地位。他強調這種霸權沒有將伙伴大國的順從變成為殖民屈從的形式。
    另一方面，他對超帝國主義的前景提出異議，指出不同國家的公司之間的合并不可能實現，強調在軍事緩和的框架內經濟的競爭繼續加強。從這種傾向推斷出在戰爭對抗遠離的情況下，一種大陸之間的聚集增加判斷。
    這種帝國之間的緊張減弱的模式得到其他理論家如羅松的贊同，他們指責夸大美國的勢力，認為大國之間的經濟繼續對抗將不會有軍事上的計劃。
    第三項研究適當地建議地區主義的進展獲取優勢地位，與過去舊的戰爭集團保持距離。但是，沒有得出清晰的結論，也沒有對新的形勢提出有用的觀念。在評估美國的作用時猜疑，沒有實現取消對走向結合或競爭傾向的主導地位。
    所有這些在博弈中的特點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那個時代感伴隨著時髦的形容詞和標簽。對“考茨基的錯誤”的指責變成為對“列寧的準確說法”的贊揚。國際資本新的一體化沒有重新創造民主黨領導人接受的模式，所進行的競爭沒有復活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提出的模式。
    70年代的研究奠定了經典研究的基礎，但是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它主要成績是是刺激了對新的現實從優勢地位的模式、一體化、帝國的角逐進行研究。做出了適當的綜合，對所要解決的問題開始討論。
    超帝國主義的論調忽略了不存在的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服從關系，這與在外圍的現在有效的關系是可以比較的。跨國的研究不了解公司之間的對立繼續存在，現在表現為階級和國家另外的組成方式。帝國主義間聚集的視角看低戰爭沖突的缺失和資本一體化的進展。
    問題的復雜性推動尋求將后來保持爭論的觀念相結合的方式。特別強調合作傾向的存在如何造成緊張，迫使加強其領導地位，以便阻止帝國主義間的聚集。這種對立破壞了超級大國的重要地位，阻止制度的穩定。
    這種沒有確定的匯合的資本更多交叉的思想本身是為了強調存在著諸多的不平衡。這種緊張關系是由經典的帝國主義長遠的陰謀和缺乏明確的替代者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的突襲打開了新的調查的道路。
    新的階段
    企業主的攻擊在先進的國家破壞了勞動的條件，使外圍國家貧窮，工會撤退，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出現回潮。大公司利用國際上工資的巨大差別增加它們的利潤，對勞動的過程采用新的控制方法。這種侵犯行為的基礎是威脅將把公司搬到其他國家。
    這種社會力量關系的變化對資本有利，同時也大量增加剝削的強度，擴大了不平等，恢復利潤的水平，使積累重新獲得生命力。
    全球競爭的加劇提高了生產率，工資的補償被迫下降，新的模式遠離小企業主。工廠的活動系統地轉移到亞洲大陸后因增加生產加強了積累，成本更低，創造更多的利潤。
    這種轉換的支撐點是信息革命，在生產的過程中和金融管理或企業的貿易管理中普遍使用計算機。這種激進的革新提高了生產率的水平，使運輸更便宜，擴大溝通。
    最近幾十年的變革也擴大了消費，不僅是精英人物和經理階層的消費。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階層通過日益更多加入了購買的群體。這種方式加強了銀行的重要性，它們在鞏固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在企業中重建了紀律和自我調節的機制，恢復了積累的循環。
    現在的模式對以前的階段來說是一種短路，結束了動蕩的時期，耗盡了戰后的繁榮。新的階段重現市場的萎縮，破壞了1974-1975年和1981-1982年占主導地位的利潤率。靠這些支柱消耗了從新的模式獲準的地區擴大的投資。
    這種判斷經常與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金融脆弱性所強調的特點是對立的，縮小了它對增長的貢獻，或是依賴市場的變化。
    但是這些特點的任何一點都不否認一個新時期的存在。表明存在著極不穩定的區域，沒有反駁一個有差別的階段的有效性。那些認為目前的模式與過去相比是更不穩定的人沒有指責所出現的優越性。對于圍繞新自由主義的一致性的程度不論有什么爭議，顯然這種模式引起了資本主義動力的急劇變化。
    現在的階段沒有呈現一種清楚的全球繁榮或停滯的場面。它與20世紀的模式顯然有重要的差別。在質量的變化是無可指責的時候，活動水平的趨勢是高度的模棱兩可。存在新的有差別的消費方式、全球生產的準則、自由化貿易的類型、金融的調控與非調控和跨國公司之間其他的競爭方式。但是這些變革沒有確定一種強度或生產的平靜。
    現在的階段是很特別的，因為它沒有重復1914-1945年蕭條的表現，也沒有重復1945-1975年的強勁。世界的經濟與過去幾個時期的表現拉開了距離。在歐洲存在著有差別的停滯形勢，日本的上升和下降，美國的變化，亞洲的崛起，半外圍地區的變化和外圍地區的倒退。
    從未有過的不平衡
    新的情況并不能清楚地表明是否存在康德拉蒂夫長波。一些學者提出存在這種周期，強調在許多活動中和地區提高了增長率。另外一些人對此表示異議，強調全球平均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
    爭論更多是理論性的而不是經驗性的，因為不存在一種說明一個時期的普遍性的指數。平均的增長率提高不具備19世紀末同樣的有效性，對下一個50年或本世紀有效，對不同的地區也如此，在美國年均增長5%被認為是很高的，但對中國來說則是很低的。
    實際上，存在一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不需要一種確定經濟周期階段的相關性。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作用部分地不依賴于生產的速度。戰后的時代已完全被取代，沒有出現另一個經濟普遍繁榮的浪潮。
    重要的是承認以前的積累（大規模的消費和產品的一致）已經被一種新的模式（疲弱的消費和更加多樣化的生產）取代。自從新自由主義在1978-1980年實施以來，使失業增加，勞動的女性化，專業的分化，勞工市場的破裂和使用新的技術。
    一些學者強調在一些領域正在進行的變革的規模，如農民減少或是資本滲入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但是指責在經濟、技術或文化領域存在的巨大分裂。
    但是新自由主義實現的資本主義在地理的和部門的普遍化沒有限制在這個或那個領域。對整個制度造成了沖擊，發生的轉變可以和19世紀末和20世紀中葉看到的情況相比較。這種轉變也在資本主義制度在具體的不平衡中得到證實。
    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與60或70年代出現的動蕩有很大的不同。新的問題是矛盾的。凱恩斯主義的模式制造的緊張因新自由主義的上升而結束，開始了另一個類型的不一致。
    現在的金融膨脹歸因于20多年來實行的證券化機制、金融衍生品和安撫，金融的國際化，解除對銀行和大公司管理的調控。商品的超額生產在全球達到從未有過的高度，競爭的結果降低了成本，將工廠設在低工資和對勞動嚴重剝削的國家。貿易結算和債務造成的世界性的比例失調在40年前是不可能想到的。
    新自由主義改變了經濟的環境。工資收入下降，但是消費主義、資產的財富和家庭的債務擴張了。加重剝削提高了利潤率，無用的資本失去部分價值。但是潛在地影響到利潤水平，建立在使失業增加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基礎上的生產率提高了。
    新的模式創造了危機的類型，如1993年日本經歷的泡沫，1997年東南亞的垮臺，1998年俄羅斯的下滑和2000年的逐漸崩潰，2001年阿根廷的危機。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這些爆炸最激烈的表現，開辟了新自由主義沒落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得到證實。
    這種模式的失去信譽的思想家沒有阻止它的持續。但是這種模式恢復了對資本的職能解除控制的方式，侵蝕了節制資本主義制度不平衡的堤壩。資本主義變得更加無法治理，其不穩定的程度遠高于過去。
    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
    可以將這種擴張和不斷征服外圍而出現的古典帝國主義進行某種比較。在20世紀初和結束那個100年時，有效的生產方式將廣大的非資本主義的地區納入它的活動范疇。
    但是這個時期的延長包括了很落后和很不發達的地區。相反，最近幾十年這種擴展到達開始取締資本主義的進程的地區。
    在諸多領域戰后存在比此前的時代更相似的情況。與古典時期發生的情況不同，當代帝國主義加強中心國家企業之間的經濟合作。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化對這一進程是新的推動。
    新的階段也使國際管理大公司的交易成為可能，打破生產的進程，靠不同國家生產率和工資的差別而獲利。這使資本和商品流動成倍增加，而同時限制人員的流通。資本家支持工人流動是為了加強勞工的競爭，但是阻止使控制社會政治生活不穩定的的移民潮。
    不同的貨幣的博弈走向加強資本的國際聯合。這種演變鞏固主要的經濟特點，使戰后的帝國主義有別于以前的階段。更大程度的一體化稀釋了保護主義的集團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拉大現階段與與列寧時代的距離。一些學者提出了“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說法來說明新的情況。這個概念可以用來闡明這類占統治地位的結合在世界范圍內開創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的階段。
    最近20年地緣政治的特點也更多地將戰后的帝國主義與它此前古典的階段區別開來。主要的大國之間沒有出現直接的戰爭沖突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沒有變化。歐洲和日本支持五角大樓主要的侵略在國際舞臺上作為一個關鍵的因素而存在。
    最近30年沒有回到20世紀初的戰爭緊張局勢的任何跡象。這種回歸的預兆是由冷戰末期日本的復興或是德國的統一提出的，但已被事件的進程駁斥。在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不存在重現對立的軍事集團的任何跡象。存在著對外圍的市場和供應的爭奪。但是任何一個大國都不準備讓發達的經濟集團發動的侵略使資本主義的連續性處于危險之中。
    可能出現的沖突是反對新的次大國，即擁有強大軍事資源、人口眾多、自然資源豐富的一些國家開始出現，或是在地區范圍內擁有某種軍事統治的國家（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這些國家有本國繁榮的資本家階級，它們在世界的舞臺上尋求自己的位置，已經不接受過去的外圍的待遇。
    新的亞洲積累的一極和俄羅斯與中國軍事上不再聽眾美國（與世界上其他的統治階級不同），與戰后的帝國主義時期相比，成為兩個重要的新聞。但是不平等、排斥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邊緣化造成的社會經濟關系緊張的框架內，評估這種變化的后果還為時過早。
    這種緊張表現在所有的領域，但是在金融領域特別明顯。在繁榮的周期內，信貸在世界范圍內通過銀行自由化建立的機制加速擴張。但是在關鍵的時期，華爾街的任何垮臺都迅速傳遞到世界上所有投機性的放款。金融的世界化大大降低了國家非法占有以便自主地應對這種局勢的能力。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是兌換工具或貨幣工具或銀行工具，這已受到嚴重的影響。
    在貿易領域存在同樣的相互作用。所有的經濟體的開放程度大幅度擴大了，通過增加交易的速度，超越了生產活動的水平。以互補的專業化為基礎，普遍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在繁榮的階段這對大企業有利，在衰退的時期增加了投放剩余商品的困難。
    另一方面，生產國際化的進展重組勞動分工，加大跨國公司在世界貿易中的存在。但是這種擴張也加大了世界不平等傳遞的速度，特別是在投資的瓶頸領域，為確保戰略物資的供應造成混亂。21世紀的帝國主義受到新自由主義階段一切不平衡的影響。
    這個階段鞏固了戰后出現的古典舞臺的急劇變化，大國之間的戰爭對抗消失了。對當代帝國主義的分析需要超越簡單地重復傳統的理論，確定20世紀初一個特殊的階段是無限有效的。現在的詮釋應當注意到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化的沖擊，它擴大了帝國在全世界活動的范圍，加強了美國統治的軍事的作用。
    結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古典帝國主義的環境因新的繁榮的階段和大國之間軍事的對立的消失而發生變化。美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軍事上的優勢地位，使對手屈從，而不是破壞它們。美國與蘇聯的對抗不能與帝國之間舊有的沖突相比較，因這與這個國家現行的非資本主義的性質有關。
    經濟環境同樣因為新的資本在國際上的結合、跨國公司的發展、保護主義的減少、工業主角的恢復和重新對發達經濟體的外國投資而發生變化。
    帝國主義的理論的更新受到程式主義態度對古典研究的抵制，這些研究在20世紀一個特殊的時期曾長期有效。這種立場阻礙理解新的西方團結和跨國合作。
    對70年代的三種研究重新起步，它強調美國的超帝國的作用，公司在帝國之外的交織和帝國主義之間聚集所表明的特點。準確地提出了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問題。
    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化引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使資本主義世界化。在所有的領域都存在質的變化。模式的不穩定和增長主調的不確定沒有否認戰后的模式。新時期的特點并不清楚，沒有說明一個長波的存在或缺失。完成了與19世紀末和上個世紀中葉看到的情況可以比較的轉變，這種轉變制造了新的金融、生產和貿易的不平衡。
    在這個階段，帝國的活動范圍擴大到全世界，出現全球經濟更多的交織，它影響到各國人民和不利的地區。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加重了與古典時期的差別，使戰后的傾向深化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9期，摘譯自2011年5月27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