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全球若干主要地緣政治態勢和基本思路分析（上）

鄭彪

稍有觀察力的人都能感覺到當前世界格局的急遽變化，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和把握這個變化的本質、內容和趨勢，以便未雨綢繆，趨利避害。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離開必要的地緣政治分析，滿足于機遇大于挑戰的基本判斷，或者停留于籠統地說未來的國際環境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樣講并不錯，但是遠遠不夠，而且搞得不好還可能發生對形勢的誤判。

近些年來隨著人類和地球危機的深化，世界體系重心即財富和權力的中心持續東移，全球地緣政治大博弈的兩種基本趨勢愈演愈烈，國際形勢的發展表現出更加詭譎和兇險的特征。西方“影子政府”有關地緣政治計劃的加緊實施和與此相聯系的當前世界格局演進的若干基本態勢，表明21世紀上半葉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生死存亡的決定性階段。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戰略部署，到建國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是基本實現中華復興。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全球地緣政治后果意味著西方霸權的徹底終結，用奧巴馬的話說將是“人類的災難”，其實是美國霸權的災難。美國必然要全力阻止這個地緣政治進程，于是中國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中心。所以當前和未來戰略部署的調整，需要將這個重大地緣政治因素考慮進去。

（一）美國

美國是當代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實力和地位決定了美國理當作世界的摩西，帶領人類走出危機。但是美國放著摩西不做，偏要做當代羅馬帝國；放著好人不做，偏要做惡人，一做到底。易經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一“崩”不要緊，1991年以來美國急劇衰落，而且愈是折騰，愈是衰落，不知伊于胡底？其中有深刻的地緣文化根源。

北美的殖民史為美國地緣文化打下了野蠻、殘忍、貪婪的胎記，或稱種下了基因，美國的文化霸權又為其地緣文化穿上了華麗虛偽的外衣。美國人有時又坦率得驚人，最近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喬治·弗里德曼說，美國政治文化還停留在16世紀（16世紀正是西歐大舉向美洲殖民的血腥世紀），道出了當代美國文化的地緣政治實質，很深刻，很坦率，也很可愛。

早期北美的盎格魯-新教移民是一伙有組織有“理想”的人，這個組織的核心是共濟會，這個理想表現為“美國信念”（上帝選民），演變為后來的“世界新秩序”，具體說就是建立“世界政府”。這個過程一直由共濟會幕后勢力作為“影子政府”暗中推動，歷屆美國政府都是臺前人物，總統如不聽命于“影子”，則往往遭到暗殺。但是，這個過程并不順利，甚至在20世紀遭到重大失敗。雖然20世紀7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運動遭到極大地破壞和削弱，但是仍然頑強地存在和發展，且表現出復興的趨勢，而民族主義在全球廣泛興起，成為一種強大的地緣政治趨勢。亨廷頓臨終之前在其主要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坦率地承認西方的戰略已經失敗，但是他提示美國堅持“文明沖突”，不惜孤注一擲，在21世紀上半葉與以中華文明為首的諸種非西方文明體做一場全球地緣政治決戰（這是這本重要著作的一個基本思想）。1991年以后，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目標就是加速推動這個過程，“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小布什語），最近更推出了“鏟除中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2011年美國高調而詭譎地宣稱擊斃本·拉登，實際上在發出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信號，美國將聯合歐盟以最主要精力來打掉中華復興。80年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也是要打掉中國結束軍閥混戰局面和實現相對統一后的現代化進程。

這是因為美國視中國為其建立世界政府（霸權）的最大障礙。美國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就是推進建立“世界政府”進程。近年來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理查德·哈斯多次提出“整合世界”的概念，說：“一體化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它涉及到把世界從部分結合成或者合并成一個更大的整體．．．．．世界秩序不會自動產生，美國的角色至關重要，只有美國的領導力才有足夠的力量去說服其他大國與美國一起去建立一個更為整合的世界。”（80）（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如何“整合世界”，關鍵是要以全球化和解決全球問題的名義來消解民族國家主權。外交關系委員會成員、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安妮·瑪麗·斯勞特在其代表作《世界新秩序》中披露了該計劃行動的路線圖，這就是：第一步，建立一個“由分解的國家機構創建和組成的世界秩序，即政府網絡”，鼓吹各國央行獨立并實際上使其隸屬于美聯儲領導應該是“（世界）政府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步，這種全球治理模式沒有世界政府的名義和形式，但是卻行使世界政府的許多功能，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第三步，肢解國家主權，建立世界政府。（81）（同上）三十年來美國一直用全球化這套新自由主義理論來削弱其他國家的主權，另一方面卻始終利用聯合國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來加強本國的國家機器，美國其所以強大，也是由于美國政府成為一個“超國家機器”，卻極力削弱別國的國家機器職能。許多跡象表明，美國正加緊利用聯合國來推進世界政府計劃，2011年美國和北約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也屬于此類。

美國能夠在明知自己衰落的歷史進程中擊敗同樣盛極而衰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進而將世界各國綁架在自己的美元霸權上，成功地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全球資源掠奪，也就是說美國竟然能通過削弱別人，靠吸吮別人的精血來維持其霸權，延緩其衰落，并將其作用最大化、全球化，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全球地緣政治謀略，盡管現在這種把戲已經愈來愈玩不下去，也足以令人嘆為觀止。美國歷史太短，尤其缺乏牢固的地緣文明紐帶，一旦不能維持霸權和美國人的富裕生活，美國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就會引發政治崩潰。現在美國愈是自身衰竭，愈是債臺高筑，危如累卵，內外交困，愈是面臨合眾國解體的威脅。美國正陷于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地緣政治危機。“影子政府”坐在火山口上，對此極為憂慮，也正因為如此，才要孤注一擲。由此，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一，美國與蘇聯的冷戰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比誰衰落得慢，誰后死，誰就能像老鷹吃對手的死尸那樣得以延續生命，甚至得以起死回生（美國以鷹為“圖騰”，果然有道理）。美國暗中將冷戰演變成一場無所不用其極的對蘇地緣政治戰爭，終于摧毀了政治上自大、遲鈍、顢頇的對手，收獲了無比巨大豐厚的地緣政治利益，真是盜亦有道。美國在全球也是這樣搞的，把別人搞亂，愈亂愈好，正好就中取事，從中漁利。美國對蘇聯的這套伎倆，在全球各地曾經屢試不爽，對新中國也曾長期使用，只不過前三十年中國能刀槍不入，軟硬不吃。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國對華使用兩面派手法，糖彈打得比過去厲害得多，冷戰以和平友好的面目出現，不僅采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方位攻勢，而且大力培養“第五縱隊”，甚至將其變成某種人質，關鍵時刻可逼其“跳墻”，效果不俗。近年來，隨著美國內外形勢迅速惡化，這場對中國的冷戰和地緣政治戰爭已經掀起高潮，美國無比急切地需要在中國復制前蘇聯的故事。

第二，美國是靠戰爭賺錢的一臺地緣政治機器，美國一直在打一場全球地緣政治戰爭，將1975年美國總統福特批準成為國家政策的《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即“‘控制’世界人口”計劃與1995年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1996年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重建》、2010年被披露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以及與美國的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發展聯系起來看，顯而易見是前后一貫和連為一體的。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彼得羅夫認為，20世紀90年代在“文明沖突”口號下，“第四次世界大戰已經打響”，愈來愈多的地球人認為，這是一場以爭奪地球剩余資源和生存空間、以消滅地球所謂“80%垃圾人口”為目的的，以熱戰包括核戰、生物武器戰和經濟戰以及冷戰等等為形式的空前絕后的全球立體戰爭。

    第三，美國愈來愈公開將中國作為這場全球地緣政治戰爭的首要目標。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在2049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美國的近期目標是在中國引發大規模地緣政治動亂，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中期目標是在20世紀上半葉將中國從地圖上抹去，消滅這個地緣政治-文化體的存在。中國不愿做美國的附庸，更不甘滅亡，所以美國就將經濟戰、金融戰、信息戰、心理戰等這些冷戰形式，乃至熱戰、生物戰甚至核戰等地緣政治災難陸續強加到中國頭上。

美國贏得冷戰，不是美國政治上如何正確，如何有優勢。喬治·弗里德曼說：“在冷戰期間，美國人（上至政治領導人，下至工程師和軍事情報人員）一直都沒有什么信心，這也是美國取得冷戰勝利之后美國人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82）（（美）喬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寧娜譯：《《未來100年大預言：21世紀各國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他還說：“現在的美國依然處于野蠻時期，一如16世紀的歐洲。它的文化還尚未完全成型”，（83）（同上，第52頁）這是實話實說。美國的軟實力本質上是盜亦有道，從根本上說沒有優勢。正因為如此，2008年8月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某負責人在回答中國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長等關于“如何用一句話表述‘什么是美國對華戰略’”的提問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的、全面的和激烈的沖突。”（84）（李慎明：《提高我國軟實力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社會科學網》2011年2月28日）所以，與中國比正義、比道德，一句話，比文化軟實力，美國根本沒有優勢。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也只是限于概念，未見形成理論。2010年筆者出版專著《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又將其中第九章《讀懂西方，看透美國》和《我看美國軟實力》等章節在烏有之鄉網發表，與約瑟夫·奈教授商榷，流傳很廣，未見回應，相信其很難回應。美國靠的是軍事基礎上的地緣政治優勢，美國本身也是一個地緣政治產物，這個優勢一旦失去，美國就連根拔起，化為烏有。后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實為強弩之末，亨廷頓說，蘇聯解體，美國衰竭，這也是實話實說。也正因為強弩之末，內外交困，沒有出路，更要孤注一擲。

    如同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政治上實為一黨一樣，美國歷來對華政策的兩種基本思路，政治目的都是一個。即使是2011年，美國仍有一種類似鴿派的主張，例如基辛格建議說，美國與其試圖“在遏制中國的基礎上引領亞洲，或者為了意識形態的圣戰而建立一個民主政權集團”，不如同中國合作，建設一個新的“太平洋共同體”。（85）（（美）尼爾·弗格森：《基辛格的處方》，《新聞周刊》2011年5月15日一期）對于中國，最重要的是不應忘記，無論美國政府采用何種對華政策，都不會改變問題的實質，都是長期以來西方“影子政府”世界戰略的一部分。 

（二）歐盟

西方文明也叫西方基督教文明，由于基督教源于亞洲，所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無論顧名思義，還是從其歷史考察，作為人類歷史上最為晚近興起的一種主要地緣文明，實際上是一種混合的文明，不是一種原創的文明，且歷史相對較短。所謂西方文明晚近興起，具體是指在漢擊匈奴推動西方民族大遷徙過程中，當日耳曼人西侵引起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之后和在帝國的遺產基督教（國教）基礎上，在公元八九世紀開始出現西方文明。由于后發劣勢，它在歷史上曾長期處于人類文明的邊緣，遠遠落后于世界財富和權力的中心亞洲，落后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和阿拉伯文明。這也是中世紀西方八次十字軍東征的經濟根源。十字軍東征曾經打通西歐與東方的貿易通道，但是主要由于文明落后，西歐人長期生活在東方文明和阿拉伯人的陰影中。但是西歐民族在近代幾百年中將后發劣勢轉變成地緣政治優勢，在19世紀建立了西方霸權，實不簡單。近代西方靠掠奪暴富以后，特別重視發展文化、教育、科技事業，善于學習，鼓勵創新，并精于地緣政治謀略，善于建立體系和規則，以鎖定利益和格局并削弱對手，長期維持霸權，這一套東西很值得學習研究。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一套虛偽的意識形態體系，奉行雙重價值標準，表面上冠冕堂皇，本質上極端自私和貪婪，表現在外交政策更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圖，沒有道德底線（其口號是“英國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這方面對于特別重視道德準則和與人為善的中華文明表現出特別巨大的殺傷力。

歐洲文化是美國文化的母體，后者屬于在前者邊緣生長出來的一種變異體。一般人以為兩者之間無大差別，其實這只是20世紀全球地緣政治和大西洋聯盟的一種表象。西方基督教文化與美國基督教-新教文化雖屬同根，但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體系由歐洲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也是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朝氣蓬勃的階級，也曾經高揚人文主義旗幟，經歷過文藝復興運動，并創造了以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以及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等為代表的優秀的資產階級文化，這些都與美國不同。正如喬治·弗里德曼所說：“歐洲在18-19世紀進入文明社會，而后在20世紀陷入頹廢時期”，而“現在的美國依然處于野蠻時期，一如16世紀的歐洲。它的文化還尚未完全成型”，（86）（（美）喬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寧娜譯：《《未來100年大預言：21世紀各國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2頁）然而這樣一個美國卻成為歐洲文明、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霸權的一碗續命湯。如果沒有美國作為西方的“第二梯隊”后來居上，二次大戰后就沒有雅爾塔體系，也沒有馬歇爾計劃（“歐洲復興計劃”），則后來世界格局的演變就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是社會主義全球化了。事實是，歐洲衰落，美國繼起，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資本主義世界由美國擔綱領導，兩者共同延續和維護西方文明的霸權。這是西歐國家與美國最大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所在，至今仍是跨大西洋戰略的基礎。另一方面，歐美之間又有不小的差別和矛盾，而且在兩極格局傾覆以后，歐洲與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日益分裂，兩者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外交也表現出既有聯合，又有分道揚鑣的趨勢。

    歐盟與美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差別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價值觀大體相同，卻也有不可忽視的區別。雖然歐洲文明屬于晚近興起，但是最早暴富起來的威尼斯商人（87）（以美第奇金融家族為代表，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教父”，是歐洲古典共濟會的組織者。1737年在與教廷及神圣羅馬帝國的紛爭中失利而神秘地消失，繼起的是“紅盾家族”即大名鼎鼎的羅斯切爾德家族，拉丁語“羅斯切爾德”意為“紅盾”。據認為，前者的消失和后者的興起，“是古典共濟會和近代共濟會的分水嶺，但是共濟會關于“世界新秩序”的宗旨始終如一，就是（世界貨幣、世界央行、世界政府。參見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卻能以重金資助發起文藝復興運動，表明其有遠見，實不簡單。近代以來歐洲人逐漸變得有文化，有理想，勇于探索，善于思考，鼓勵創新，既善于形象思維，尤其擅于抽象思維，前者表現為高度的文學藝術成就，后者表現為發達的哲學、科學技術以及人文如音樂等成就，這些西方文明成就，除科學技術以外，都在19世紀達到頂峰，進入20世紀就全面衰落了，根本是由于政治衰落。又由于宗教等地緣政治原因，漫長的歐洲歷史上戰爭不斷，特別是近代以來無休止的爭霸，使得西方國家精于霸術（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最早的中譯本就叫《霸術》），故西方地緣政治學其歷史淵源雖不如中國悠久，但是近五百年來特別是近兩百年來全球爭霸的底子很厚，真正老奸巨猾，不可掉以輕心。

第二，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理想不盡相同，歐洲人的理想主要表現為兩路，一路是資本的理想，也是資本的人格化即資本家的理想，實為共濟會為核心的“影子政府”和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共同理想，這就是那個其夢寐以求的“世界新秩序”，現代歐盟的主流文化和美國新教文化主要是繼承了這個理想。但是在歐洲，近代以來的理想主義還表現為另一路，即主張和追求正義，代表人類真正的理性和偉大的理想，歐洲成為近代歐洲人文主義思潮、空想社會主義政治思潮、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成為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抗衡共濟會運動的發源地，絕非偶然。歐洲的人文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傳統與中華文明有暗合之處。這些在戰后歐洲雖屬于非主流，但是在東西方政治對抗和處于美蘇戰略導彈對抗的地緣政治條件下，這種思潮的影響相當大，只是有各種不同的理論形態，表現為向往和平，反對戰爭的“歐洲夢”。但是美國則不同。歐美雖是同一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分支，后者其實是歐洲文化的“搭車族”，卻更加野蠻、殘忍、貪婪，骨子里蔑視一切文化的精神價值，至今只崇尚和迷信武力和財富，不承認其他價值，內心深處甚至鄙視歐洲，而以法國為代表的老歐洲國家尤其視美國為“野蠻人”。美國經過“影子政府”的百多年操弄，早已經成為一架靠戰爭生存和賺錢的機器，美國人從兒童期就被灌輸“超人”的戰爭思想。美國社會也不是沒有主張正義的一路，只是一直被惡勢力打壓，過于邊緣化，以至于總統被暗殺成為政治常態，遑論其它？

第三，歐洲一直存在著兩種地緣政治趨勢和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大博弈。正因為歐洲有人文主義傳統，近代以來產生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影響深遠，又能產生列寧主義和蘇維埃價值，產生在20世紀雄極一時的蘇聯，戰后西歐和北歐又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一定程度上向社會主義舉步的“和平演變”，近些年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的歐洲社會發展倒退和中產階級大面積淪陷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復興，歐洲的政治浪潮正在重新涌起，歐洲的有識之士和進步勢力對一個時期美國大搞單邊主義以來的國際緊張局勢很不認同，對美元霸權和美國金融海嘯吞噬歐洲利益忍無可忍，對美國大搞“文明沖突”實為“種族對決”的反人類戰略、政策正在導致的人類災難和人類前途憂心忡忡。

歐洲的左翼認為，由于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危機，同時也是將毀滅的風險轉化為共同發展的機遇，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就可能“終結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的霸權，并發起全球變革的浪潮。新自由主義霸權危機可能會導致野蠻權勢的資本主義，也可能最終使全世界走向統一。這兩種趨勢的斗爭將最終決定21世紀人類將生活在何種文明當中。”（88）（（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這種觀察相當深刻，這種形勢的發展正在不可避免地匯成一種維護和平、反對戰爭和拯救人類的強大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地緣政治力量和趨勢。這里，克瑞斯塔·魯夫特所說的“兩種趨勢的斗爭”實際上揭示了歐洲正在發生的兩種地緣政治趨勢。與此相對立的另一種趨勢則是一種是傳統的白人種族主義，它得到美國的推動。用美國外交委員會成員、“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項目負責人、新保守主義的著名人物羅伯特·卡根的話說，就是“將（歐洲一體化）奇跡推廣到世界其他地方，已經是歐洲新的文明使命。”（89）（相藍欣：《2025中國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頁）歐盟委員會主席羅馬諾·普羅迪說：“．．．．．．天才在于，把至高的政治野心化解為一系列更為具體的、技術性的決策。這種間接的方法使進一步行動成為可能。這樣，漸漸我們就融洽和睦了。于是，我們從對抗走向經濟合作，然后實現一體化。”（90）（同上）這是歐盟理想的另一種表述。一個時期以來，老歐洲的種族主義和極右思潮泛濫開來（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已經在歐洲解禁，毛澤東的形象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乃至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在中國造到空前的詆毀、攻擊、抹黑和惡搞），它代表一種沒落的地緣政治勢力，不甘心二戰后自己被排擠出世界強權，更不愿接受亞洲和中國復興。近來日本內閣漸已無人參拜靖國神社，而2010年8月歐洲極右翼人士卻不遠萬里專赴日本參拜，既反映出其沒落勢力內心的恐懼，也暴露出其內荏的虛弱本質。

隨著20世紀世界格局的演變，老歐洲早就自知“西方的沒落”，也看出美國是世界的亂源和政治上沒有前途，自己也深受美國拖累，不愿意為美國殉葬。19世紀末以來歐美之間明爭暗斗，戰后美國通過雅爾塔協議與蘇聯聯手分割了歐洲，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恢復和控制了西歐，進而將老歐洲變為自己的某種“附庸國”。近年來美國更是愈來愈不顧及老歐洲的利益，例如美元霸權和搞出金融海嘯。故戰后歐洲從戴高樂總統開始至今，歐盟一直想脫美歸歐，搞“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大歐洲戰略’”，近年來又出現這一勢頭，這方面德國對美國說“不”的地緣政治動向頗值得關注，而這正是從麥金德到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們所極力要遏止的東西。近年來美國衰落，為了自救，不惜放出這只歐洲虎出山，不僅支持歐盟和北約東擴，2011年更開始南擴地中海和北非。美人遲暮的老歐洲似乎看到了歷史機遇，恢復了自信，野心重新膨脹。美國正在拉歐盟共同實施“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和分享全球“低碳經濟”蛋糕，歐盟利在其中，似乎也樂在其中。

第四，亞歐大陸存在地緣政治溝通與合作的基礎。歐洲文化的優秀傳統與中華文明有大道相通，中國政治文化對于18世紀的歐洲曾經起過巨大的“啟蒙”作用，這個事實和影響在二戰之后的歐洲重新“發酵”，表現為湯因比、戴高樂、施密特、希拉克等歐洲思想家、政治家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正面評價，乃至對中國在當代世界以及未來人類社會進步所起重大作用的一些積極思考，都是在美國難以見到的。施密特說，歐洲的思想界文化界久已興起否定歐洲中心論和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貢獻的思潮。這種歐洲新思潮基于對中華文明價值的認同，主張歐洲與中國合作，以制約美國的霸權野心，進而可以拯救人類，免于毀滅，這是當代歐洲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地緣政治思想之一。歐洲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上述蘇聯東歐國家的長期社會主義實踐對西歐、北歐有不可忽視的深刻的地緣政治影響，表現為戰后西歐、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實際上是在美蘇核對抗的特殊地緣政治條件下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也表現為上述當前歐洲左翼和進步勢力所代表的地緣政治傾向。這是21世紀亞歐地緣政治戰略協調的基礎。“亞歐戰略協調是制約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91）（相藍欣：《2025中國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頁）這當然包括俄羅斯在內。從大西洋到西伯利亞和遠東，都有人樂見中華復興，認為符合雙方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歐洲人認識到，當前歐洲“兩種趨勢的斗爭將最終決定21世紀人類將生活在何種文明當中”，也決定歐洲的命運。2011年5月發生的卡恩事件表明，圍繞國際金融展開的全球地緣政治爭奪多么詭譎和兇險，已經空前白熱化。美國正在將歐洲裹挾進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沖突之中，這對歐洲來說，并非福音。

（待續。本文寫于2010年，為拙著《中國經濟前沿與世界新時代》第一章的一節，該書即將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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