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的起源、發展及其面臨的挑戰

王希

　　上世紀的最后20年，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成為美國社會中最引人注目和充滿爭議的現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對傳統的美國思想和價值體系提出了挑戰，促使美國人重新思考國家的歷史與未來。作為一種公共政策和社會實踐，它改變了美國各級教育的內容，幫助改正了少數族裔和婦女在就學就業等方面長期遭受的體制性歧視的狀況，使“多元化”（diversity）成為美國人生活中的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真實存在，使對“多元性”的尊重成為美國公民行為的一種道德和法律準則。由于觸動了原有的政治和文化結構，多元文化主義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不僅在思想界和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化冷戰”，而且在政治上也出現了相應的反彈。

　　什么是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一詞自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出現以來，一直被不同的群體以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領域廣泛使用。雖被稱之為“主義”，但它并不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系統而嚴密的理論。對其內容的界定，更多是取決于對它的具體使用。

　　多元文化主義指的是對群體差異的承認和對群體認同的強調。在教育領域中，多元文化主義特指在中小學和大學教育中增強對不同民族和族裔的文化傳統的理解及認知，改變傳統美國教育中長期存在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一枝獨大的“文化壓迫”現象，為學生提供新的知識結構和內容，幫助學生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傳統，最終減少乃至消除種族主義的偏見。在哲學和文藝批評理論方面，多元文化主義被視為是后現代主義與女權主義的同類，最終目的都是對西方文明的知識和話語霸權進行挑戰，提倡文化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影響。在國際關系理論方面，多元文化主義尋求對人類文化能力的保護，提倡在后冷戰和全球化時代建立一種世界范圍內的相互認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關系。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多元文化主義能夠動員社會力量，為弱勢群體爭取平等地分享美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方面的權利。多元文化主義者認為，“文化”是政治社會中權力關系的表現方式，文化的不平等主要是因為不同群體在政治和經濟權力占有上的不平等，要在美國建立真正的文化平等，必須改變現有的不合理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結構及權力資源的分配機制。

　　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與實踐

　　多元文化主義是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權利革命”的結果之一。民權運動在思想、組織和取得的成果等方面都為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首先，民權運動采用以種族為基礎的“群體斗爭”的方式來爭取 “群體權利”，創造了一種有效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方式。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的核心與“群體訴求”和“群體權利”之間存在著深厚的哲學聯系。其次，民權運動時期通過的一系列聯邦法律——包括《1964年民權法》、《1965年投票權法》等——為美國少數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奠定了法律基礎，從體制上使聯邦政府承擔起保障公民權利的責任。民權運動后，南部黑人重新獲得選舉權并積極參與政治。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從《1964年民權法》衍生而來的“肯定性行動計劃”（也譯“平權政策”）成為一項重要的聯邦政策，為推動包括少數族裔和婦女等弱勢群體的成員進入各級政府部門、大學、工會、學術界、軍界上層、私人企業、文藝界、大眾媒體等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1965年的新移民法改正了長期實施的對有色人種的歧視性移民政策，大量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得以進入美國。到1990年為止，進入美國的1600萬新移民中，有88％的人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1990年的人口統計顯示白人仍然占美國人口的大多數（將近80%），但根據對未來幾十年美國各種族和族裔人口的自然出生率和移民來源的估計，到21世紀中后期，有色人種將構成美國人口的多數。2000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白人人口的比例降至75%，證實了這種估計的正確性。人口結構發展的趨勢對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興起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也可以說，多元文化主義是對這種不可回避的人口結構變化的一種政治回應和新國民文化的準備。

　　多元文化主義進行得最深入、影響最大的是在美國的教育界和學術界。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1960年美國大學畢業生中的少數民族成員僅占總數的6％，到1988年時這個比例上升至20％，同期的女大學畢業生的比例也由35％上升到54％。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高等院校任教的有色人種和婦女人數寥若晨星；到1985年時，高校教師總數的 27％是婦女，10％是有色人種；1995年時，少數族裔占全國高校教師隊伍的12.9%。雖然就全國人口的少數族裔的比例而言，這個數字仍然偏低，但其進步速度已經十分顯著。

　　多元文化主義帶來了美國大學人文和社會學科教學內容的改革。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強調少數族裔和婦女研究的學科開始興起。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歷史的研究和教學的影響最為強烈。一方面，民權運動促使歷史學界對美國歷史本質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新崛起的群體（種族、族裔和性別）要求得到歷史的承認，史學改革與社會改革相互呼應，新美國史學應運而生。一些親身經歷了民權運動的和具有少數族裔或女性背景的歷史學家成為新美國史學的主力軍，他們把建立多元文化主義的歷史觀看成一種順應歷史潮流的使命。新史學的研究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不僅被普遍納入大學的歷史教育中，而且也為中學歷史教材所采用。引起巨大爭議的《美國中學歷史教學標準》（1994年完成）就是后者最集中的表現。

　　多元文化主義引起的反彈和面臨的挑戰

　　多元文化主義對傳統美國價值觀的批判和對現實美國政治及教育體制的影響，引起了傳統勢力的恐慌，而它本身在理論上的模糊性、訴求上的廣泛性以及在實踐中出現的一些“硬性”做法（包括在招生、招工和簽署聯邦合同時采用定額制）也引起了許多爭議。在許多場合，多元文化主義被理解成為要求人們在公眾場合的言談舉止和發表的意見時保持“政治正確”（即不得使用歧視性的話語或有歧視性的舉動等）。保守勢力對教育和學術界的多元文化主義實踐尤其反感，自 1980年代后期起，便開始對多元文化主義進行批判，導致了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文化冷戰”。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的著作《封閉的美國心靈》（1987）便是這場冷戰的一個重要標志。布盧姆認為，多元文化主義者力圖追求種族和不同文化的平等的做法，是一種反歷史的一廂情愿，注定要失敗，因為“歷史與社會本身就同時擁有高低貴賤等不同內容”。一些民間的極端保守派和右翼組織也利用媒體（尤其是無線電廣播）詆毀多元文化主義及其相關政策，制造“仇恨演說”。美國國會還一度通過決議，譴責詆毀美國“自由”傳統的新編美國歷史教材指南。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和實踐既是對傳統美國主流文化的一種挑戰，也是捍衛和擴大民權運動成果的一種政治手段和工具，同時也是對經濟和資本全球化所帶來的后果的一種嚴肅的理論探索。它改變了美國教育的內容，至少在美國歷史學領域內建立起了新的知識結構和內容，幫助培養了美國社會對不同種族、性別群體的權益敏感性。這一切對美國社會的發展無疑具有正面的作用。

201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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