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歐美日各國開始重續被人為拖后了兩三年的2008年金融危機，并向社會和政治危機轉型，第三世界越來越多地被卷入，人類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對這一段歷史的源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但若說這跟35年前的毛澤東逝世與中國"四人幫"被抓有什么關系，恐怕不光大洋彼岸的美國人會詫異不已，即便中國人也可能會嗤之以鼻。

但熟悉歷史的人都明白，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意義，只有經歷歲月沉淀，才能愈發明晰。而某些歷史事件，甚至要經歷幾十、幾百、甚至千年的時間，人們才能發現他們的歷史價值。

如果我們站在35年后重新梳理毛澤東逝世這一段人類歷史，并將那些重大歷史事件相勾連，我們就會發現上述那些驚詫和嗤之以鼻--確實錯了。

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切，都是上個時代--冷戰時代秩序崩潰的結果。而冷戰時代崩潰的開始，就是上述人類歷史上的兩件大事：世界人民的革命領袖毛澤東逝世，與中國"四人幫"被抓。

冷戰秩序的瓦解

冷戰秩序崩潰的"青萍之末"始于中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蘇關系破裂首要的后果，就是中國在十多年后，在美蘇兩大體系之外，基本獨立建成了完整的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從而在七十年代初，使冷戰格局從兩大陣營演變為中美蘇大三角之下的兩強相爭。

之所以中國能在美蘇兩大霸主之間成為第三力量中心，原因是除了美蘇之外，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獨立的現代工業化體系和國防體系，并且完成了以基礎教育普及和完整的高校、科研院所為依托的現代科技研發體系，同時建成了覆蓋城鄉的現代醫療體系和工農業基礎設施。

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幾乎相當于一個獨立世界，其自成體系的獨立工業體系，讓美蘇的戰略圍堵失去意義。到七十年代，中國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在包括"大三線"等原內地廣大地區最基本的縣一級行政區，實現了工業化，培養了一批現代工業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國消化吸收了從蘇聯那里照抄過來的現代工業體系，以軍工為代表的高科技系統，不僅可按國外圖紙制造，而且已經走上自主研發升級的階段。

這些成就中的某些單項，美蘇兩國之外都有人達到，但中國作為一個系統的自成一體的獨立現代工業和文明體系，則除美蘇兩國之外無人可及。那些美蘇的盟國，即便是日本和德國等所謂工業強國，無不僅僅是美蘇兩大系統中的一個環節。

簡而言之，在這個階段，實現工業化了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并成功將人口轉化為人力資源的中國，不管倒向美蘇任何一方，都會使美蘇之間原本脆弱的平衡發生根本的逆轉。

此時，美蘇兩國對中國的態度卻迥異。

在西歐、日本實現經濟恢復和高速增長二十年后，經歷朝鮮、越南等多場戰爭的美國，不得不賴賬埋葬布雷頓森林體系，其力量處于明顯的下降通道中。而蘇聯則達到了輝煌的頂點--其產出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左右，擴張日盛，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蘇聯主動把中國推向美國--中蘇邊境的軍事對峙和沖突，完全是蘇聯在美蘇對抗中，認不清主要矛盾的不智之舉。這正中力量下降中的美國人的下懷。

于是，隨著毛澤東與尼克松緩和中美關系，新時代的大門打開了--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抓，為中國新領導集團"改革開放"開啟了新的歷史道路。

這正是"冷戰"秩序的瓦解序幕。

中國改革開放并決定性地倒向美國一邊，對此后漫長的人類歷史有兩大決定性后果：第一，中國不再承擔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停止對世界各國、尤其第三世界左翼力量的道義和物質支持；第二，中國加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分工體系，開始逐步沖擊并最終全面改變和重組這個體系。

就第一個后果而言，自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多次武裝入侵東歐國家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并與美國"和平競賽"后，加之中蘇論戰中蘇聯進一步被揭發出種種"變修"的官僚資本主義體制實質后，蘇聯道義上基本破產，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和發達世界的左翼力量大量轉向中國。

此時，隨著中國文革導演的世界左翼運動出現高潮，中國在意識形態、道義等方面，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靈魂。這在美國的反戰和民權運動、歐洲68年的五月風暴，以及亞非拉眾多民族獨立運動中，都有明顯表現。

七十年代末中國的轉向和停止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援，不僅客觀上讓東亞、拉美等國的左翼政治團體和武裝無以為繼，更重要的是給整個世界左翼運動帶來了巨大的幻滅感，決定性地使七十年代末之后的整個世界左翼運動陷入低潮。

失去了中國在政治、道義、意識形態上的支撐，處在長期僵化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蘇聯，面對美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進攻，根本無還手之力。從赫魯曉夫時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后，蘇聯統治集團內部，發自內心地越來越不相信自己的制度，也越來越認為無法按原有的方式繼續統治。

更不幸的是，此時蘇聯已高度僵化的體制，只能選出戈爾巴喬夫這樣政治上"無比天真"，同時又缺乏政治謀略和斗爭經驗的領導。于是，1991年蘇聯解體，為冷戰秩序完全瓦解畫上了句號。

由此，由中國轉向開始的左翼退潮和力量削弱，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人類歷史進入后冷戰時代。這時，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的沖擊性后果，就逐漸呈現出來。

美國回光返照

之所以是"后冷戰時代"而不是一個全新命名的時代，是因為1991年以來迄今的人類歷史，并未產生類似英帝國霸權、冷戰秩序這樣的穩定秩序，而只是一個冷戰格局崩潰而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過渡階段。

后冷戰時代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呈現的是美國的"一霸獨大"--美國因暫時飽餐冷戰紅利而回光返照十年。

對美國來說，冷戰勝利紅利直接來自于兩方面。

從軍事遺產看，一方面，美國不必再消耗大量財富用于與蘇聯軍備競賽，美國軍費從八十年代末期占GDP近6%，直線下降到克林頓后期只占美國GDP的3%。另一方面，美國在冷戰時期積累的用于軍事目的的計算機和互聯網等技術，又可以放心被民用化。于是，美國出現了新的信息技術革命。而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因冷戰勝利積攢的全球信心，引導了世界資本源源不斷流向美國，從資金上配合了信息技術革命和美元霸權。

美國冷戰紅利的另一來源是中國。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越來越多地拆除了各國邊界的藩籬，包括發達國家。中國的開放，讓發達世界的制造業資本，找到了世界范圍內實現最優配置的新組合，中國向美國的大量廉價商品的出口，增進了美國民眾福利，壓低了美國CPI，進而是利率，讓美國經濟極大受益（按照美國口徑，中國對美順差從1990年的100億美元出頭，暴增到世紀末的800多億美元，十年翻兩番）。

于是，這個階段，美國經濟出現長期穩定的低通脹高增長，達到二戰后可類比五六十年代黃金時期的最好水平--4%，且繁榮期超長。當時，全世界眾多淺薄而無恥的經濟學家，一度為"克服了經濟周期"的所謂美國 "新經濟"而驚呼，充當吹鼓手。

但是，美國的回光返照和中國加入美國為首的全球分工體系也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

1992年后，當東亞、歐美資本蜂擁而入后，中國這個全球潛力最大的工業化國家所積攢的巨大工業制造和配套能力，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小國，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態勢不可遏抑。

于是，原本在美國主導的世界分工體系中可以過過小日子的東亞小國，很快喪失發達國家制造業外移的優勢地位，經濟開始泡沫化，逆差開始迅速擴大。在歐美剩余投機資本沖擊下，東亞危機出現--這反而更進一步加強了世界制造業轉移中國的趨勢。

九十年代的IT革命也進一步擠出了美國利潤越來越低、競爭力越來越差的傳統制造業。美國產業外移的趨勢從七八十年代的東部，蔓延到九十年代的西部、南部，以致整個國家，作為工業時代經濟基礎的制造業日趨衰敗。

另一方面，缺少社會主義的外部壓力和榜樣，資本的自由流動，都使美國底層力量受到削弱，社會運動沉寂，精英階層利益惡性膨脹，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動力喪失，五十至七十年代貧富差距縮小的趨勢被逆轉，整個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這種趨勢在不少國家都是一樣的。

此時，中國產業出現了兩種態勢：一方面，由于出口加工業的興起，東南沿海一片繁榮；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大的外部軍事壓力，中國長期軍備廢弛，軍工訂單稀少并被推向市場，趨于破產；大多是國企的裝備制造業等重化工業，因國企病和發達國家的長驅直入中國市場，陷入嚴重整體破敗。

在政府財政上，原本依靠國企征稅的中國財政，逐漸降到只占GDP十分之一的絕境--中央財政因為十多年的財政包干制基礎上的財權分權，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地方政府借錢；而因國企普遍破產和經濟破敗，內地地方政府同樣入不敷出，鄉鎮不得不自尋財路，向貧苦農民大量征收。

這樣，中國呈現蕭條內地和繁榮沿海并存的冰火兩重天奇異景象。隨著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三農問題突出，底層被甩出，社會矛盾異常嚴峻，群體性事件達到高潮，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后社會矛盾最尖銳、社會最不穩定的時期。

中國社會的這種奇怪景象與高度的權力、利益分化，讓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立場的知識分子分裂，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政治態度也完全分裂。于是，中國人對中國到底是在崩潰之中還是在發展之中，激烈爭論，誰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論據。

美國人更為困惑。美國瓦解蘇聯后必須尋找和對付新的挑戰者，但他們難以確定，按當時的態勢，中國到底是不是這個新對手。他們可以選擇冒險趁機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或者是等待中國內部自亂后，不戰而勝。

克林頓后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中美撞機等事件都表明，美國統治集團中的保守主義強硬派已漸得主導，其對中國高層的政治意志、戰爭意志以及面對外敵的底線等戰略試探已經完成--他們試圖快刀斬亂麻，通過更直接的對抗和外部壓力，促使中國內部生變，瓦解中國，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的潛在威脅。

但美國的問題是，它是民主制國家。一般情況下，民主制可以避免最壞的統治，但卻是一種平庸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它從來都是既定利益格局的維護者、追認者，在常態中，各利益集團和各種主張誰也很難完全壓倒誰。除非南北戰爭與1929年大危機這樣高度危急的環境，美國統治階層很難完成意志整合。中國還未直接與美國對抗，但又是工業大國、人口大國、核大國，與中國更直接、激烈地對抗，風險太大，美國強硬派很難說服各利益集團冒險。

在美國統治集團首鼠兩端之際，美國長達二三十年的制造業外移，進而是產業空心化、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收入下降，以及資本過剩，進而是股市金融泡沫化，終于遭遇不可避免的經濟周期：美國遇到了2000年的IT泡沫破滅和大股災。繼而，美國更不幸地遇到了恐怖分子發動的911襲擊，除建國初期遭英國攻擊外，美國本土首遇外敵攻擊。

911式的恐怖襲擊，是中國轉向導致世界共運陷入低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失去號召力后，世界被壓迫階級和民族因找不到系統、理性的反抗武器，以宗教文化復古對既定世界秩序的無奈反抗。這種運動只是一種情緒宣泄，提供不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外的整體性、替代性方案。

但這完全打亂了受選舉政治左右的美國統治集團的戰略部署。

911后美國的戰略歧途

IT泡沫破滅后，美國不得不首先拯救經濟，維持國內穩定，它面臨這樣的局面：

格林斯潘長期低息貨幣政策和低息推動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以致經濟增長，都必須以低通脹為前提，而低通脹必須靠源源不斷的廉價中國商品來壓低CPI；從貨幣市場而言，只有中國廉價商品換來的美元不斷回流美國本土，才能讓貨幣供應更充分，也才能繼續壓低美國利率，為透支的美國人和政府繼續提供低廉信貸，為美國經濟提供有效需求。

911之后，美國保守主義調整了戰略，主要力量從對付中國，轉向對付恐怖主義，于是面臨這樣的地緣政治格局：

美國打擊恐怖分子和所謂的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權，這都必須有中國的配合：中國在聯合國能讓美國師出無名，如果中國給予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權或薩達姆政權以軍事援助，戰爭可能永無窮期。因此，美國必須跟中國搞好關系，防止與恐怖主義和中國兩線作戰。

但美國被恐怖分子的本土直接攻擊打昏了頭：烏合之眾的恐怖主義和塔利班這樣的小國政權，其實永遠不可能真正威脅美國霸權，美國真正的對手仍是大國中國。當然，選舉政治中，恐怖主義對美國民眾有巨大心理沖擊，打擊恐怖主義，小布什能撈到更多選票，也更易獲得國會支持。

這看上去是一筆左右逢源的買賣。不僅美國軍工集團和石油集團可從戰爭獲益，理論上說也是對中國的一步好棋：美國可以乘機把自己的勢力楔入阿富汗，在中亞的中國西部邊境腹地，為圍堵中國補上短板，還能進一步扼住比美國更需要中東石油的中國的脖子。等搞定中亞與中東，勒緊中國的絞索，再回頭收拾中國，美國在戰略上似乎更有利。

但美帝從來都高估自己，也從未吸取過朝戰、越戰的教訓。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戰攻堅中，如入無人之境，但卻在當地人的游擊和不對稱戰爭中陷入泥潭，十年來難以自拔。

重大歷史機遇，總是稍縱即逝，這回時間更站在了中國一邊--十年來，世界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勢頭正在達到高潮。

這是大勢所趨。按照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阿瑞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中的實證歷史研究，資本主義世界中心從熱那亞到荷蘭到英國到美國不斷轉換，從未有人可以永葆競爭力。

阿瑞吉揭示其中的歷史經濟邏輯在于，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這些中心，因成為貿易中心而帶動制造興起，變成產業資本主導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心，達到自己的歷史高峰，隨后才形成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支配權。

若干年之后，因生產過剩、工資上漲等導致利潤不斷降低，過剩的產業資本不得不一邊逐漸放棄或外移生產，一邊越來越多地進入金融投機領域追逐更高利潤。于是，資本主義中心便由產業資本主導而發展到金融資本主導。

最后，發展到金融資本的資本主義中心，在大的金融危機之中破產衰落，資本主義中心轉移。

阿瑞吉的研究發現，在世界資本主義中心的不斷轉換中，每個中心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形式，都曾全部或基本經歷商業、產業到金融資本的不斷升級，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上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歷史循環，而不是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中所論述的線性發展。

美國并不能逃脫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演變的這些基本邏輯。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美國工業利潤降低、競爭力下降，產業外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隨著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取得主導，美國政府逐漸放松了金融管制和資本管制。另一方面，隨著布雷德森林體系崩潰，黃金對美元發行量的約束消失，印鈔票和以錢生錢的游戲，腐蝕了政客和資本家，腐朽寄生的華爾街逐漸主導了這個國家--美國這個世界中心迅速發展到壟斷金融資本統治的最后階段。

美國政客、資本家和普通民眾，被"中美國"式的經濟增長和反恐戰略合作綁架，十年一夢。

但中國在這十年卻實現了很多突破：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徹底讓中國領導集團驚醒，"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有了痛切教訓，中國政府對軍工的投入和撥款不斷加碼，面臨崩潰的整個軍工系統及其支撐的高科技研發體系重煥生機；

以房地產、城市化帶動，加之隨后2004年前后"國企改革大討論"對新自由主義的狙擊，中國大型國企的出讓暫停，國企主導的中國裝備制造等重化工業，也因市場需求帶動而重煥生機，成為世界最大的鋼鐵、水泥、化纖以及裝備制造國家，實現了產業升級；

原本就具有競爭力的中國紡織、玩具、家電等輕工業，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降低或部分拆除了很多國家的貿易壁壘，更加如魚得水，幾乎擊垮了多數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贏得了世界一半左右到80%的市場份額。

中國成為無可置疑的世界制造業中心。2004年之后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表明，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因內地國企普遍破產而出現的內地去工業化過程中甩出的工業人口，以及廣大農村從未被卷入工業化進程的農業人口，已被迅速整合到工業文明當中。

現在，主要工業品占據世界50% 到80%產量的中國，即便按當下美元匯率計算，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這些成就都遠超過當初的蘇聯、日本（蘇聯鼎盛時工業總產值占美國80%），同時還普及了基礎教育，大眾化了高等教育，建成了在高鐵等某些領域超越美國的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每年培養出全世界最多的工人和研究人員。

短期看，"中美國"的增長方式，純粹是貧窮的中國為富裕的美國輸血，中國老百姓遭遇了巨大的福利損失；長期看，美國產業外移和空心化，靠借錢度日，是在飲鴆止渴，喪失了最根本的競爭力，而中國則變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債權國和美國最大的債主，資本主義世界中心轉移到中國的趨勢不可阻擋。

當產業空心化了的美國再次被金融危機擊潰后，奧巴馬不得不決定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但此時，掌握了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具有了威懾美國與歐洲的經濟核武器，能夠隨時癱瘓美國和世界金融系統，美國無論是總統還是國會，已無力、更無勇氣與中國決裂。

回頭去看，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美國只有2000年前后一次機會。這時中國軍備廢弛，軍工和重工業破產，階級矛盾尖銳，人心渙散，精英集團自信殆失。

此時，在與中國利益攸關的朝鮮或者臺灣，美國如果唆使當事者挑起戰爭或宣布獨立，并給予強大后援，中國將騎虎難下：中國官場腐敗達到一個高峰，賣官鬻爵者甚眾，內地政府系統入不敷出到薪俸不給，國企系統貪腐幾致國企全線崩潰；中國軍隊經了近二十年商，期間未有一次實戰，官腐兵惰；社會上，群體性事件達到高峰，"遍地英雄下夕煙"。

面對強大外部壓力觸發的內部分裂和混亂，中國要么不戰自潰，要么戰敗自潰，戰而勝之的幾率，當是新中國迄今史上最低。

但是，這個機會永遠地過去了。

為什么中國沒有崩潰或拉美化？

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眼光看，中國發展到今天確實是一個奇跡。

中國沒有如蘇聯到俄羅斯那樣出現崩潰，原因頗為復雜，研究者眾多。概括起來，可能主要有這樣一些原因：

中國始終保持了政治穩定和秩序，而蘇聯出現了政治崩潰和國家治理的大混亂；改革開放后至今，中國還處在工業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高潮，而蘇聯斯大林時代已經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擁有幾千年農業時代的市場經濟經驗，建國后從未建立真正的蘇式計劃經濟，國企實行中央與幾級地方政府的分級所有，公社與村鎮等鄉鎮企業也未被納入計劃中，因而原本就是一個計劃與市場結合的混合經濟體制，體制彈性非常大，各主體市場經濟經驗豐富；中國漸進式增量改革中，原有國企生產組織體系雖然困難越來越多，但并未短期內崩潰，為整個經濟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和環境；在最困難的九十年代中后期，雖然內地破敗，但中國沿海繁榮的出口型經濟，緩和了危機，提供了就業、財政等社會和國家穩定的經濟支撐。

為什么中國沒有如第三世界大部分國家一樣，經濟開放后，都發展成依附性經濟進而拉美化？這與中國的起點和體量有關。

首先，如前文所述，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全世界在美蘇之外，唯一自成一體的工業經濟體，從輕工業到裝備工業、石化工業，到核工業、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業，中國都積累了制造和自主研發的能力，因而具備自我產業升級能力。

其次，中國經濟三四十年積累，體量足夠大。中國的經濟規模大到經過90年代的激進私有化和外賣過程，十年還未賣光。尤其重化工領域的核心產業，進入新世紀時多還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經濟規模小的小國，幾年之間主要產業就能被賣得精光。

再次，中國政府從不曾放棄對金融、主要資源、重要軍工以及電力電信等基礎和戰略產業的控制。

最后，中國官方和民間都保留了全球最強大的左派傳統，直接制約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利益集團的獨大，也制約了政府市場化、私有化等政策進一步激進化。2004年前后的國企和改革大討論就是例證。

當然，所有支持中國發展至今的前提是，中國革命建立新中國政權后，從毛時代開始，便形成一個可與美蘇比肩的獨立意識形態和獨立國家政權，這而與第二、第三世界其他所有國家均為政治或經濟依附性國家不同。

除了開放之外，十年來房地產激活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支柱。全世界對此已經耳熟能詳。但要多說一句的是，這并不是其他國家可以隨意仿效的，只有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加上中國共產黨的國家體制才能發生：黨管干部的中國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和地方官員因此的競爭，加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國有制這些限定條件。

中國崛起的顛覆性沖擊

然而，中國的崛起與亞洲四小龍不同，也與日德崛起不同。中國產業崛起不是沖擊處于同一產業層次或者更高產業層次的幾個國家，而是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鏈上、中、下游的所有環節造成系統性沖擊。原因是：

首先，中國的體量太大。不惟中國人口規模超過了所有主要發達國家之和，更可怕的是，由于中國革命時代形成的幾乎是全世界最為徹底的婦女解放傳統，中國婦女普遍參加社會工作，這讓中國同等人口的勞動力數量，遠高于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同樣重要的是，毛時代建立的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系統，使得中國的龐大人口順利轉化為最豐富的各層次人力資源。

其次，如前文所述，毛時代的獨立工業體系，在低端輕工業、中端重化工業以及高端航空航天、新材料、信息技術等高科技產業，實現了各層次各產業的系統覆蓋，有全領域技術、人才等產業積累。

再次，由于中國地域廣闊而東中西部發展差距大，中國高端產業在發達地區發展起來之后，低端產業2004年之后實現了內部梯度轉移，并不需要立即外移。

于是，中國龐大的產業積累和人力資源積累，憑借廣闊的國內市場起步，在支持出口的政策支撐下，逐漸在各層次各產業依次都會形成越來越強大的競爭力，對發達國家到新興國家，到落后國家，形成全方位沖擊，或者說系統性沖擊。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停援，加上其他原因，就曾導致部分亞非小國出現社會政治動蕩和政權更迭；九十年代，中國沿海的加工制造業，則重組了東亞和世界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的分工格局，導致東亞整個區域出現社會政治動蕩。

911后的十年，中國開始全面沖擊一切國家。

在資本、技術更密集的造船、鋼鐵、石化、裝備等重化工領域，中國搶了歐洲、日本和韓國等發達或新興國家的飯碗，逼迫他們要么進一步產業升級，如韓國；要么吃老本并借錢度日，如歐洲、日本；要么印鈔度日，如美國。

在紡織服裝、玩具、小電器等輕工業領域，中國繼續沖擊中東、北非和拉美那些半工業化國家。他們很多已無路可走，比如埃及，只好革命，比如墨西哥，很多地方已經完全失控并被販毒組織控制；出現有魄力的政治家的地方，比如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他們只好搞社會主義，以國有化來對抗沖擊；只有那些上天眷顧、還能賣大量資源給中國的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巴西等，看上去還過得不錯，似乎成了新興國家。

即便在航空航天、新能源、IT等高端領域，中國也已經開始沖擊美國、德國等少數國家才能具有的優勢。美、德、日等國高端產業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只能擠出和壓制這些地方的同類產業，但在中國的投資，很快會發生技術和產業外溢，被具有產業基礎的中國同行不斷消化吸收以至超越。

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開放世界，產業必然向更有競爭力的中國轉移。資本家歡欣鼓舞，因為可以提高利潤和競爭力，但發達世界的勞動者必須忍受工資下降和越來越多的失業，生活更加困窘。在發展中國家，被中國擠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能再為政府提供稅收，不能再為工人提供工作，政府和老百姓都越來越窮，惡性循環。

貧富分化進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矛盾，在被中國重組的世界分工體系中，已發展到新極致。

為了留住資本家的投資，維持經濟增長，發達國家政府不得不降低并維持低稅低息，從而降低了財政潛力；為了緩和兩極分化導致的社會矛盾，解決下層的生存，同時刺激他們借錢消費，最終得到選票，發達國家政客不得不維持低息，維持福利。

于是，一邊支出增加一邊收入減少，政府和民眾都陷入債務危機。當政府和百姓入不敷出到了一個極限的時候，各個世界的債務危機、金融危機陸續爆發，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整個世界，開始趨于混亂和崩潰。

政客、學者和媒體喋喋不休地指責發達世界福利過多、借貸度日，但如果早先就削減甚至取消福利，活不下去的底層民眾早就造反了；如果不借貸度日，過不下去的政府早垮臺了，過不下去的老百姓也一樣早走上街頭造反了。

問題不在福利社會，也不在借貸度日。世界發展到今天的關鍵是，人口眾多的獨立工業化國家--中國加入世界分工體系，不但摧毀了早先蘇聯那個系統，也不斷削弱、摧毀了此后美國主導的從不發達到發達世界的整個工業和經濟系統。2008年美國開始的美日歐經濟危機表明，中國摧毀了原有世界分工體系導致的系統性危機已經開始。

越來越不事生產的世界各國，靠中國不計環境和社會成本的廉價商品輸血已太長時間，他們寅吃卯糧的時間也太長。但精英們害怕改變，害怕離開中國輸血過苦日子?，F在，即便是有經濟和社會危機逼迫，精英們也不愿輕易改變。歐洲、美國、日本，莫不如是。

現在，網上那句調侃的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用于說中國的話，絕對確切。

未來

由于中國人口是蘇聯的8倍和美國的4倍多，是整個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國繼續發展的工業化和完全城市化，將讓世界無法應對：

世界從未經歷過如此眾多的人口不受國界、語言、文化障礙地全部整合在一起，完成工業化。此前，在金字塔頂尖的完全工業化的人口，包括美、蘇、日、德、法、英等各國，加起來都遠不到10億，還被國界、語言、文化等分隔在不同國家，分工效率遠不及整合后的中國。

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還將繼續迅速提高，十到二十年內，中國還有很大成長空間。

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例，雖然"民工荒"已在中國出現多年，工人工資上漲迅速，但中國這些領域十年內還將保持競爭力：一方面輕紡工業和加工業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會節省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另一方面，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會節省出上億工人。

如果這樣，亞非拉那些資源較少的半工業化國家，甚至東歐、南歐國家，他們的失業、貧困、債務等經濟和社會政治困難還將深入發展。

再看裝備制造等重化工業。這些行業中國開始大力發展還不超過十年時間，但已經擊敗了歐洲、亞洲大部分國家，目前僅剩德國、日本、法國的高端產品還在與中國奮戰。十年后，中國在高端領域將完全可以與德、日直面競爭，他們勝算很小。

美國以航空等軍工為代表的高新產業是個例外。中國至少還需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追趕得上。但那時之后，美國可能除了農業和礦產等資源性產業，也將難與中國競爭。

這種局面將帶來一個史無前例的問題：按現有生產和分配方式，中國一國的工業能力就能養活整個世界近70億人口，而其他多數國家的多數人口將變成過剩人口--他們也沒有足夠多的產品與資源與中國交換，將何以為生？

這根本無解。但可以換個思路反問的是：他們為什么不嘗試自己生產，而不是靠從中國進口？

在2008危機的第一波，二十國集團的領導人達成共識：鑒于1929年危機的前車之鑒，避免進一步衰退，大家要共同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但那是在經濟危機的初期，社會政治危機還沒有激化。如果危機如2011年這樣繼續深化，政客們將一定會優先解決國內社會穩定。

實際上，對不發達國家而言，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其實損失不大，因為他們原本就沒從這個體系得到什么，也沒什么好失去。最大的困難是，他們政治上并不獨立，能否承受足夠大的外部壓力和必需工業品的禁運制裁--歷史上，這常常引起列強的外部干預。

但對那些發達國家而言，從中國"斷奶"， 老百姓的購買能力可能瞬間下降一半，甚至更多，商業資本的利潤也會大幅下降。即便發達國家的各利益集團能說服或者壓服那些外貿部門的資本，在政治上承受這些后果，居高不下的通脹進而利率，也會讓他們面臨巨大經濟困難。更重要的是，這并不會降低他們的國內兩極分化，緩解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操作不當，高企的通脹會激起底層的造反運動。

但不管怎么樣，隨著危機深化，全球無政府狀態中的各國，一定進一步走向貿易保護主義。這不僅將導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和危機的深化，還將引起政治危機--這時候，可能需要直接用武力或者資助代理人來捍衛自由貿易原則了。從資本主義興起的奴隸貿易和壟斷貿易開始，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上個世紀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這么打起來的。只不過，這次主角可能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但作為主角，中國遇到的問題與當初的美國崛起時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剛剛在工業上崛起后，它的軍事實力不足以壓倒老霸主。短期內，這將制約中國的行為，但隨著十到二十年后中國軍力對美劣勢逐步消除，中國的軍事行為將更加大膽。也就是說，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中國的繼續發展還帶來另一個問題：世界有開采價值的金屬、能源等現有資源儲量，即便只供應中國一國的人口，也不足以讓中國大多數人過上他們向往的美式生活方式。二三十年內，世界主要資源耗竭，人類如何生存？

這一問題及其后果同樣難以估計。只有可控核聚變能大體解決能源問題，但人類目前在這個領域的投入似乎看不到短期突破的跡象。工業革命以來的整個工業文明很可能很快就遇到生死考驗，大家都裝作看不到，以為如同以往一樣，總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資源枯竭是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兩三百年消耗后，遇到的新問題。但從資本主義文明系統而言，我們并沒有遇到新的問題。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各地區與國家經濟不平衡增長總是鐵律。按阿瑞吉揭示的資本主義權力中心演變規律，每當中心發生轉移，力量平衡被打破，必然伴隨著世界秩序的混亂。這一方面是因為原有的中心國家或霸權不甘心放棄對己有利的既定利益格局，而新霸權必須推翻老霸權，爭取于己有利的利益格局和權力，另一方面是因為世界生產中心的轉移與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總是不同步。

以離我們最近的美國霸權為例。十九世紀末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工業國后，只是資本主義生產中心和區域強國，世界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中心仍長期留在英國和西歐。在經歷長達半個世紀的混亂，發生多次經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日本、蘇聯工業先后相繼崛起，英國工業不斷相對衰落，付出上億人口死亡為代價，這反復的博弈、革命、戰爭才奠立穩定的新秩序。

也將是說，美國花了半個世紀，完成了從資本主義世界生產中心，到政治、文化中心和意識形態中心的轉移與整合，成為權力中心--這個整合并不成功，因為出現一個與其拼死較量的社會主義系統。直到四十多年后搞垮蘇聯，美國才瞬間獨霸天下--短短十年回光返照，很快又衰落。

中國是同樣的路徑。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力量中心，但并未同步成為權力中心。如果人類不滅亡，在中美之間漫長的權力轉換期內，人類面臨著巨大的混亂和動蕩。2008年從美國開始然后蔓延到整個世界的金融、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不僅席卷了歐美日發達世界，還席卷了北非、西亞、南亞、拉美等落后國家，大混亂已經開始。

中國要結束這種混亂，比當初的英、美、蘇更難。

十九世紀末到二戰后，美蘇面對的世界，有兩種現成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文明模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且都有成功范例。但今天，西方世界的沒落和崩潰，橫掃了資本主義的威信，當初蘇聯的崩潰和中國的轉向，也極大削弱了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現在，世界各國的統治者們都失去了道義感召力，也提不出新的替代性方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意識形態和文明模式。我們面對的是市場經濟下的工業文明的廢墟，方向不明，前途未卜。

毫無疑問，目前已經開始的整個人類的混亂，絕不僅僅是一場經濟危機，而是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資本主義文明在資源危機前面，其不可持續性無比清晰和深刻。

但由于長期以來作為資本主義對立面的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現在無法定論：這僅僅是新一次權力中心轉換引起的大混亂與大動蕩，過后再重建中心與外圍的秩序，還是會為人類帶來新的方向和文明？

歷史上，資本主義的每次大危機，都是社會主義興起的重大機遇?，F在，如何將"改朝換代"式的資本主義世界權力中心轉換，變為新文明崛起的機遇，便成了一個特別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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