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階層裂痕加深促騷亂爆發
英國騷亂只是開始？
撰稿/吳 海
騷亂之后，清算開始。過去一周時間內，共有2250多人因涉嫌參與騷亂、縱火和搶劫被英國警方逮捕，超過1000人因騷亂遭起訴，僅13日一天，就有數十人出庭受審。
然而當看到一張張稚嫩的臉龐在鐵窗前迷茫時，疑問也隨之而來，是誰將他們推向犯罪的迷途？是因為他們自私自利、欠缺管教、無法無天，還是因為身處病態的社會使他們看不到未來的希望而迫使他們偏離正軌？
不得不說，英國政府是幸運的，面對如此大規模的騷亂，不同于中東、中亞、東歐、非洲、拉美等地的國家，無論卡梅倫讓暴力機器變得如何強硬，他們都無需擔憂被扣上“鎮壓民主”乃至“反人類罪”的大帽子，也不會受到某國對“自由”和“人權”的嚴重關切。甚至連媒體也不再是個憤青，半年前在中東動亂中表現的那種“義憤填膺”和“慷慨激昂”的激情蕩然無存，卻幾乎一邊倒地把那些曾為之搖旗吶喊的同類型抗議者斥為“暴徒”。
這就是西方政府和媒體赤裸裸的雙重標準——輿論為利益所裹挾。當騷亂降臨其周圍，他們不得不擺明態度。《太陽報》甚至稱，騷亂的一些場面是“羞恥的”；《每日電訊報》的主編則認為，暴徒必須被告誡尊重國家的法律；《衛報》也呼吁公眾支持警察的行為。
社會出現裂痕
在動亂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克里頓，西方媒體筆下的當地居民也似乎對動亂表現得深惡痛絕，而社會分裂悄然顯現。
《時代周刊》在一篇報道中極力凸顯了暴徒的惡劣行徑如何不得人心。他們找到了80歲的莫里斯·里夫斯(Maurice Reeves)——作為這次動亂的受害者，在他結婚紀念日的當天，里夫斯家族那幢擁有140年歷史的大宅子在騷亂中被付之一炬。
“從1867年開始它就在那兒，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和一次經濟大蕭條中得以幸存，但現在這個社區里的人卻把它燒掉了。”老頭兒心如刀絞。
盡管文章分析稱縱火者燒毀里夫斯別墅是為了把警察從商業區吸引過來，以便于他們更猖獗地劫掠。但作者還是直言里夫斯祖宅的被毀，表明那些掃蕩克里頓和其他城鎮的暴徒們是多么的肆無忌憚。
那些見證了里夫斯家遭遇的人們對那些參與騷亂的人似乎也極端憤慨。60歲的當地居民瑪麗蓮(Marilyn)回憶說，當她9歲的孫女問她是什么原因驅使那些人那樣做時。瑪麗蓮只說了一句：“他們是野蠻人。”
在當地人眼里，那群參與作亂的一二十歲的青年人，平時嘰嘰喳喳，不務正業，只會在街頭巷尾和炸雞店邊上游蕩。而他們打砸搶燒的動機也并不高尚，無非為了搶劫一些新鞋子和新手機。
動亂發生后，很多人希望政府強力鎮壓。一些人建議使用彩彈攻擊蒙面的示威者，這樣有助于在動亂后抓捕他們。另一些人則希望在部分地方實行宵禁。47歲的花店老板喬安妮(Joanne)甚至認為軍隊應參與平息動亂的活動，并建議他們使用塑料子彈。
為了克服警力的單薄，維穩力量不足的問題，在發生騷亂的兩天后，當地居民成立了一個由50人組成的義務治安隊，并準備在下次發生動亂時用他們的鐵鏈和板球棒來維持和平。他們希望依靠自身力量在自己的家園實現法律正義。
然而騷亂的支持者也大有人在，克里頓當地一個禮品店的牙買加裔老板鮑勃·馬利(Bob Marley)在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同情示威者。他認為政府官員和銀行家們應該被抨擊，因為在他們在積聚巨額財富并享受奢華生活的同時，底層人群卻為艱苦的過活而掙扎。鮑勃·馬利認為，英國還會有更多的騷亂，并將之與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相比。
鮑勃·馬利的話固然稍顯夸張，但也顯示出在英國基層不同種群之間已出現較為明顯的分歧——處于貧困邊緣的少數族裔和素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期待以激進的方式謀求變化，而較為富裕的主流白人群體則希望社會保持穩定。
誰才是肇事者？
青年人是天生的不滿者群體。他們常常懷揣理想，并充滿激情。然而當理想破滅，未來黯淡，那么一旦引線出現，就會點燃他們用暴力改變現狀的激情。很顯然，倫敦警方射向馬克·達根的那兩顆致命的子彈不幸成了這場騷亂的導火索。
然而當上千名青年人走上街頭、一心想破壞用以維持秩序和人權的法律時，人們就要思考這是青年人自身問題還是社會的問題？那些打砸店面、劫掠商品，以及傷害無辜的行為或許只是社會不滿帶來的一個連鎖反應。
近些年來，英國經濟始終表現欠佳。為減少財政壓力，卡梅倫政府上臺后采取了緊縮措施，大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與此同時，英國經濟狀況未見好轉，依然增長乏力，第二季度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0.2%，加上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遠超預期目標，人民尤其是社會底層民眾倍感生活艱辛。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此次倫敦騷亂發生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少數族裔集居的貧窮區。這些地區的民眾，多數依賴救濟金度日，政府削減福利開支無疑令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年輕的少數族裔們更容易因為前途渺茫而對社會心懷不滿。
相對于英國警方把此次騷亂的發生和蔓延與一些年輕人熱衷模仿暴力游戲GTA、微博、黑莓手機的免費加密通信功能相聯系，倫敦市前市長利文斯通的話則要中肯得多：“那些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非常絕望，政府需要聆聽他們的需求。”
年輕人的需求是能夠擁有一個看得見的、美好的未來，然而現狀卻與他們的愿望相左。《時代周刊》的專欄作者卡倫認為，在后工業化的西方社會，對年輕人來說，僅僅依靠努力工作和遵守游戲規則不再是一條通往成功的或有尊嚴的道路。因為在那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就像一個漏斗，把最近幾十年創造的財富的大部分過濾給了少數財富精英；而中產階級卻發現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同時，超過五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并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到找到新工作的前景。
社會流動性的減小，貧富差距拉大，階層裂痕加深，這些無疑都促成了騷亂的爆發和擴散。
這只是一個開始？
其實這次騷亂早有前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洲經濟舉步維艱，多國債臺高筑，各國相繼制定財政緊縮計劃，削減開支，而社會福利首當其沖。
政府動了民眾的奶酪，本已頗感生活艱難的民眾勢必要群起抗議。
去年11月，數百名示威者在抗議英國政府削減教育預算的過程中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今年稍早的3月，將近有50萬英國人走上街頭抗議卡梅倫政府大幅度削減教育、衛生、公共服務預算。
歐洲學者雅克波·彭蒂塞利(Jacopo Ponticelli)等人本月出版的一個研究報告顯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政府削減開支和社會動蕩具有極大的相關性。今年以來，發生在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法國、以色列和英國的抗議活動證明了這個模式仍在繼續。
卡倫認為，英國的此次騷亂，可能僅僅是歐洲經濟危機的一個糟糕前兆。隨著經濟持續低迷，緊縮計劃的影響加劇，年輕人始終無法得到施展才華的舞臺，政府將會面臨更多、更大的不滿，由此可能將使西方國家迎來一波廣泛性的、持續性的社會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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