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與國家大戰略

■ 《環球財經》編委 喬良

航空母艦在過去的兩個月內，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話題，緣起于4月20日，有關中國“瓦良格”航母最新改裝進度的一組圖片在外國論壇上出現，該組圖片拍攝時間是4月17日。中國航母即將下水試航的傳聞迅速通過互聯網傳遍世界。隨之而來的則是美國海軍“艾森豪威爾”號航母6月15日成功完成海試，以及6月16日法國宣布俄羅斯即將購買4艘法國“西北風”級(Mistral)直升機航母的消息。而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90周年紀念日，外媒因此推測，中國首艘航母試航是為建黨90周年獻禮。
中方對此的回應，最早則是在6月7日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結束海外訪問、離開美國前接受港媒采訪時，表示“現在航母在建，還沒建成，等建完再說”。這是迄今為止中國解放軍最高層級將領首度對外承認中國正在制造航母。聯系到今年以來不斷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各種對于中國航母的議論再度沸騰。連股市都來湊熱鬧，比如中國重工（601989.SH）、廣船國際（ 600685.SH）、中船股份（600072.SH）等所謂“航母概念股”，在近期疲軟的A股市場中表現強勁，被股評家們稱為“難得的亮點”。

中國航母牽動世界神經
有關航母的動向歷來都牽動著國與國的神經，俄羅斯購買法國航母的消息披露后，格魯吉亞及波羅的海國家立即表示不滿和對俄羅斯軍力不斷膨脹的擔憂。平靜時期的航母出訪，通常被認為是“炫耀肌肉”之舉；敏感時期的航母動向，更是一種刺激。去年11月前后，有關美國第7艦隊航空母艦“華盛頓號”參加韓美黃海軍演的消息，引起中國輿論的嘩然。雖然從《國際法》和《海洋法》的角度看，美國此舉無可厚非——黃海12海里以外都是公海了，在公海演習，只要提前宣布，其他國家也無奈，但是，中國人民的憤怒，其實是對美國人意圖的一種憤怒。
此番對于中國航母的消息，美國人也不輕松。雖然嘴上說不怕——一位美軍退役軍官說“我愿意看到中國的航母未來成為美軍的靶子”，還有人說中國的航母是一堆廢鐵，其實都是大話。若真如此，美國人會偷著樂，根本犯不上說這些廢話。
必須承認，美軍擁有比我們更強大的航母戰斗力，美國的航母均為核動力航母，排水量最小的也有8、9萬噸，最大的在12萬噸左右。但是中國航母既然存在了，就不會輕易成為你的靶子。反過來，如果你真把中國航母做靶子，你就必須做好你的航母也有可能成為中國反航母武器靶標的心理準備。這就是對等原則。現在面對中國敢說大話的只有美國，但他們也只是虛聲壯膽而已。其實美國航母只敢在黃海演習，卻決不敢在那兒作戰。黃海海域呈口袋形，全部寬度不到1000公里，在這么狹窄的地幅內，周邊大國，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甚至日本，都有在這個海域擊沉航母的能力。黃海早已過了大海戰的歲月。在巨艦大炮時期，這里是很好的作戰海域，但是在日俄大海戰之后，這個地方已經不可能再爆發大的海戰了。到了導彈時期，敵對雙方更是用不著開著艦炮去追逐打擊對手，用導彈就可以擊沉海上的任何目標，那么大個航母更是活靶子。航母是一個國家和平時期的利器和軍力象征，其象征意義甚至高過實際功效。真正到了戰場上，哪個國家能承受航母被擊沉的恥辱？早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時任國防部長的溫伯格就斷言，航母是未來戰爭中“浮動在海上的活棺材”。所以說，美軍高級將領不斷對中國的反航母導彈（及航母）放狠話，其實只是想威懾別人和給自己壯膽。

保障國家利益需要航母
雖然航母的軍事意義日趨下降，其過時的趨勢不可逆轉（后面我會詳細談到這一點），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航母還將發揮重大的作用。在我看來，中國的航母發展是趕上了“末班車”。航母的壽命比較長，通常在50年左右。世界各國在評論一個國家的實力時，航母仍是重要的指標之一。因為航母是和平時期的利器，可以有力地維護國家的海外利益。特別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還不具備擁有航母的能力時，擁有航母，就使這些國家實際上擁有了一種戰略威懾力。比如南海諸國多年來與中國在海上權益爭執不休，情勢復雜，利益犬牙交錯。解決南海爭端需要綜合手段，也離不開軍事力量作為支持。經濟能力和軍事能力的發展是相互聯系的。建造航母，需要以國家巨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而有了經濟能力的發展，就會有對軍事能力增長的需求；軍事能力增強，國家能力也會增長，從而形成推挽式前進。
此外，航母已經越來越多地投入到非戰爭軍事行動中，比如在海地的維和行動、東南亞海嘯賑災救援等。將來在出現危機的地區撤僑、撤出本國公民、打擊海盜、海上護航⋯⋯只要有海上需求，活動半徑大、作戰能力強的航母就會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在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中，只有中國沒有航母。隨著中國國家利益的延伸，海外利益的需求越來越大，對我國的海上護航能力和大洋深海作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保障海上資源獲得的安全性，這就產生了新的國家安全概念。另外，作為一個處在上升通道中的大國，也需要以此昭示國家形象。從這些意義上講，中國需要航母。航母與深海戰略密切相關，它的出現會提高我軍遠洋傳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但相比較美國而言，中國沒有海外基地，要走向遠洋，以今天的資源配置還遠遠不夠。從這一點看，我們除了航母，還格外需要發展海上補給艦。
在擁有航母之前，中國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海上運輸鏈條，運送中國發展所必須的能源、礦產、糧食等。對此，美國人指責中國搭順風車，免費搭了20多年。他們認為，美國為全世界提供了海上公共安全產品，中國人過去沒有參加任何海上護航行動，卻享受了海上航行的安全。當美國人提出“你們不能再免費搭車”時，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要自己“付費”了。“付費”不是把錢交給誰的問題，而是我們必須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
美國有智庫建議，在適航期間，就應該把中國航母擊沉。美國是一個頗有遠慮的國家，他們對任何可能的突發事件，甚至對任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都預有準備。比如對鐵桿盟國英國，美國早已制定好“如果有一天美國在北海與英國人爭奪石油，該怎么打”的作戰計劃，所以美國對中國有任何計劃不足為奇，問題只在于他敢不敢這么做。
對于今天的中國，關鍵的問題是以何種方式、以什么樣的成本、選擇什么樣的路徑發展的問題。按照胡錦濤主席的說法，中國選擇的是和諧世界、和平發展。我們不準備讓別國成為我們發展的代價和成本，更不希望自己成為別國發展的成本和代價。大國崛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美國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崛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完成崛起，至50年代中期成為世界最強國，這個過程用了將近70年時間。中國雖然快馬加鞭在追趕，但距離美國還有相當差距，我們必須對此有清醒認識，忌浮夸，忌炫耀，忌急功近利，而應保持韜光養晦。韜光養晦不是“認慫”和無為，而是不夸耀、不斗狠，埋頭苦建軟實力、巧實力。比如美國人在南海問題上就充分表現出“巧實力”博弈的技巧。它只跟越南搞了一次聯合演習，示范效應就出來了，把與中國有南海爭端的國家全都攪合在一起，達成一種潛在共識，來共同對付中國，給中國制造麻煩。我們建造航空母艦，與“韜光養晦”是否矛盾呢？一點兒也不，甚至剛好相反。它正好是“韜光養晦”的一種補充。這就好比一個人體量很大，卻沒有足夠強壯的骨骼，是不能支撐自己的。中國現在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如果骨骼不夠強大，就不能支持其行動。航母的出現，就是在增強中國的骨骼。
航母與深海戰略密切相關，它的出現會提高我軍遠洋傳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但從航母下水到形成真正的戰斗力，這個過程最快的是美國，大約需要兩三年。中國預計需要3〜7年才可以真正形成戰斗力。同時，相比較美國而言，中國沒有海外基地，從現在我們的軍事資源配置情況來看，不足以支持我們走向遠洋。所以，我們現在格外需要發展海上補給艦。
可以想見，中國的航母出現后，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會再次甚囂塵上。以往面對這種論調，我們采取的方式是不斷地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效果甚微。因為很多國家不會聽你解釋，他有他的認識。你想把一個人的觀念從他腦子里摳出去，換上你要給他的觀念，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當“中國威脅論”的概念已經形成的時候，通過主動宣傳去消解它，未必是一種很有效的方式。不如采取另一種方式，也就是醫學上所說的“脫敏”：當一個生物體對某個東西過敏的時候，醫生的藥方就是讓你脫敏。怎么脫？迎難而上，反復用過敏源去刺激你，慢慢你就會習慣了。對于“中國威脅論”患者，我們也可以用此方治療。你認為我威脅你，那我繼續加大力度，你慢慢習慣了，就會覺得不過如此，反而不覺得“威脅”了。這個習慣的過程就是脫敏的過程。當然，在如何做法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干。美國這些年不也一直用他的方式嚇唬中國？嚇唬到今天，中國人不是已經習慣了嗎？

重要的不是控制物流，而是資本流
事實上，在二戰后，航母作為戰略武器的作用在一度登峰造極之后，開始日漸下降。它的戰略價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巔峰的。1940年 11月，英國皇家海軍從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艦派出少量飛機攻擊在塔蘭托港內的意大利艦隊。這是軍事史上首次航空母艦用艦載機對水面目標及港口的攻擊，也標志著大炮巨艦主義的終結，航母的開始。但是塔蘭托戰役規模較小，“珍珠港事件”才是真正大規模使用航母艦隊發動軍事攻擊的經典戰役。“珍珠港事件”半年后，日本和美國之間的“中途島海戰”，則是航母對決的經典大洋戰役，當時美國人用3艘航母擊沉了日本人的4艘航母。這些經典戰役使航母成為立體控制海洋的利器，戰列艦之類的平面海上作戰平臺退出歷史舞臺。
此后，世界進入冷戰時期，航母的威懾功能勝過了它的作戰功能。美國航母最為“露臉”的一次行動，發生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1961年，美國第一艘核動力航母“企業號”面世。1962年美國偵察機拍攝到蘇聯在古巴部署中程彈道導彈的照片后，時任美國總統的肯尼迪下令出動8個航母編隊，攔截所有進入古巴海域的蘇聯船只，該事件以蘇聯被迫全部撤出所部署的導彈而告終。
二戰后，航母更重要的作用體現在對全球經濟活動的影響中。在全球處于海上貿易和海上物流的時代，誰控制了海洋，誰就相當于控制了整個世界。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連印度都希望能借助航母，把印度洋變成自己的內湖，所以它一直在做超出自己能力的努力，勉為其難地發展航母。只是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建造出來罷了。拿資源的流動來說，火車不能越洋，飛機運力不夠，輪船是最好的運輸平臺，航母則可以控制海上的運輸通道。這時候作為“海上巨無霸”的航母當然最有力量，也最有價值。因為它可以控制全球的物流——全球的經濟活動。
但當世界進入到美國“一超獨大”局面，并建立起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全球金融體系以后，航母的經濟控制作用就開始大為減弱。這時候，對美國來說，控制海洋、控制物流就已經不是最主要的戰略需求了，因為對于資源的控制和財富的轉移，統統可以通過美元交換的方式實現。一切資源和產品，一切財富都以美元計價，誰使用美元的數量最多、次數最多，誰更有花銷美元的能力，誰實際上就有了控制全球的財富和轉移財富的能力，這時候對實物的控制就開始讓位于對資本的控制。因為你控制多少資源和生產多少產品，最終都要變現為美元才能進行交易，所以，這時候美元為王，擁有美元，特別是擁有發行美元權力的國家才是資源和產品的最后擁有者。而這時通過海上物流運送的實物資源和產品，只是財富交換和轉移的一個流程而已，除了運輸方和海盜，誰也不可能在從物流中直接獲利。除非有國家和你死磕，非要把你的航道堵住不讓你過去，這種情況下，誰擁有航母當然能派上用場。但是在過去的40年里，除了海盜對海上安全有所威脅外，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過。僅有的一場稍微像樣點兒的海戰就是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的馬島之戰。
一個國家的軍事行為，歸根結底是為它的國家利益、經濟利益服務的。從這一層意義上講，航母的作用正在打折。特別是當美國的國家利益日漸表現在金融利益上時，更是如此。因為美國已經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控制全球的資源、資本的流向流速，改變投資環境。這個方式，就是美元。此時航母更重大的作用，不再是為實物資產，而是在為美元實現財富轉移而保駕護航。
今天，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越來越沒有雅量，越來越沒有胸懷，橫挑鼻子豎挑眼，處處設限。如果找不到限制手段、限制理由時，就站在輿論、道義制高點上橫加指責，甚至不惜雙重標準。就拿上面提到的美國指責中國在全球化中“搭便車”這一說法，乍一聽似乎言之成理。可恰恰對此我不認同。我覺得這就如同今天中國政府給中國老百姓提供公共安全產品一樣，是因為中國老百姓交了稅，理應享受這份公共服務。同理，中國之所以理所應當地享用“世界警察”美國人提供的世界安全，以及美元作為國際儲幣帶來的交易成本降低的好處，是因為中國人在用自己的產品和資源換美元的交易中，給美國交納了足夠豐厚的隱形鑄幣稅。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財政部6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4月底，外國債權人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達到約44891萬億美元，當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1525萬億美元。并且，中國現在是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但是，中國手握這么大筆的美元財富，卻很難購買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們想購買高科技的軍事技術，美國操縱的“巴統”（巴黎統籌委員會），使得整個歐洲國家不敢把先進的軍事技術和產品賣給我們，這就堵住了中國很大一塊消耗美元的去處。即使購買這些國家的民用高技術，美國政府也同樣限制，這不是夸大其詞，比如今年5月“奮進號”航天飛機升空，美國都禁止中國記者進場觀看，可見其對中國在高技術上的封鎖程度。而你若想購買美國資產，比如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美國國會反對；中國的華為收購美國的三葉公司，交易價值僅區區200萬美元，還是被美國以“國家安全”的理由被否決。中國最后發現凡是碰美國任何有價值的資產都行不通，最后只能轉到其他的方向去投資，應該說總可以了吧？但是，同樣不行。中國跟蘇丹合作，馬上就有人拿“達爾富爾事件”說事，用“人道主義災難”來抹黑中國的投資形象。而當中國的企業去購買力拓公司的時候，美國政府又通過陸克文插進一只腳，直到把這件事攪黃為止。
所有這些看似彼此并無關聯的事件，讓中國幾乎在任何一個方向都有錢沒處花，最后只有一個流向不受限制，那就是美國國債。而美國馬上就“量化寬松”，讓美元連帶美債貶值。有人說這一切都是市場行為，沒有陰謀；交易雙方都是自愿的，沒有強迫。
事情果真如此嗎？
美國確實沒有直接強迫過誰非要使用美元，但它通過數十年對全球金融體制和規則的設立，已對其他國家產生一種趨勢性要求，這種要求可以被看成是一種軟暴力、軟強迫。例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時任財長的保爾森來到中國，要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這里實際上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強迫。中國為什么只能購買美國國債？因為如上所述，我們轉了那么一大圈什么都很難買到，美元又在天天兌水貶值，能讓手里所持美元保值的惟一也是最后的方法，只剩下購買美國國債。好歹國債還有利息，能夠對沖掉一點美元貶值的幅度。在我看來，這就相當于美國人扎了一個羊圈，然后告訴你，你可以選擇不進去，卻又讓你無處可去，最后只能乖乖鉆進羊圈。
有鑒于以上種種，在研究軍事戰略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如果僅僅進行單一的軍事戰略研究根本就不可能研究出結果。特別是今天，從政治到經濟、從軍事到文化，美國的影響遍及全球時，任何戰略研究包括軍事戰略研究都不可能不觸及美國。
在研究過程中，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美國的軍事戰略看上去很純粹、很軍事，但是它的箭頭卻堅定指向它的國家利益，而且還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軍隊為國家利益服務”。戰爭只是美國實現國家利益的一種輔助手段，而它主要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還是通過美元。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它的國家利益主要表現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軍事戰略可以直接為實現其金融利益服務。這是一種新型戰爭。它可能成為一種國家間替代暴力戰爭的手段，從而演化成一種軟暴力、軟戰爭，而這種戰爭帶來的殺傷效果，卻絲毫不亞于一場暴力戰爭，如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向我們展示的那樣。
美國是如何用金融戰爭代替武力戰爭來控制全世界的？它的航母又是如何為美元服務的？

美國金融殖民戰略建構圖
人類自有帝國歷史以來，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基本上都是以一種相似的方式完成帝國積累財富、消耗財富的過程，就是占領別國的領土，掠奪別國的資源，奴役別國的人民。這是經典的殖民帝國模式。但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使美國意識到，必須避免重蹈古典帝國模式的覆轍。因為一戰中德國向老牌殖民帝國挑戰，想獲取自己的生存空間，結果失敗了。20多年后德國再度崛起，再次向老牌殖民帝國發起挑戰，又再度失敗了。美國毫無疑問記取了這個歷史教訓：如果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定要從老牌殖民帝國那里虎口奪食的話，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戰爭，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最后徒使他人得利。美國自己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最大的獲利者。
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小鎮上，盟國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和少量經濟學家云集在一起，經過幾番激烈爭吵，討價還價，商量出了一個世界貨幣體系，后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它的實質用一句話就可以講清楚：全世界的貨幣鎖定美元，而美元鎖定黃金。美國政府向全世界承諾，每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這個時候的美國有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世界上80%的黃金都捏在美國人手里，與此同時，美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生產能力和軍事機器。
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人一舉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直到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才宣告解體。
美國為什么要放棄這一確立了美元霸權地位的貨幣體系？這與一場戰爭有關。
1959年，美國卷入越南戰爭。在越南打了將近17年的仗，到1975年結束倉皇撤離西貢時，美國人一共被擊落上萬架飛機，丟掉了49000名官兵的生命，最后一無所獲！這場戰爭打掉美國8000億美元，相當于現在3萬億美元。相應地，美國的黃金儲備也日漸減少，到 1971年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美國已是捉襟見肘，錢不夠花了。而那時的美國人卻不能像今天應對金融危機這樣，實行“適度貨幣寬松政策”，打開印鈔機隨心所欲地印美元。因為有“布雷頓森林體系”橫在那里，沒有足夠多的黃金，就不能印足夠多的美元！這使美國陷入了空前的窘境。也因此有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這意味著美元不再以黃金做錨，而是作為一種信用貨幣出現，開創了徹底的紙幣時代——意味著美國政府在理論上可以隨意發鈔。
美國人當然也明白，超量印鈔就是自掘墳墓。當一國的貨幣貶得一文不值時，國家的地位也就跟著完蛋。于是美國政府出資立項，讓人去研究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對美國和全球的影響。
半年后，一位年輕的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的研究報告《黃金非貨幣化的影響》出爐。他在報告中提醒美國政府，美元跟黃金脫鉤在短時間內對美國有好處，因為美國可以在全世界還沒回過神來時多印鈔票，用沒有黃金背書的紙幣去占全世界的便宜。但長期看這對美國和全世界都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對美國，無疑是飲鴆止渴。
這份報告讓當時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如獲至寶。在他們看來，有好處的事情當然要干，只是有沒有一個辦法，讓美元流向世界，財富流向美國？讓多印美元的短期好處變成長期好處？換言之就是信用貨幣如何獲得信用？美國人知道，這需要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經濟影響力、科技創新力，還需要強大的軍事能力。這些美國都有，但這還不足以攏住或嚇住所有國家。對不屈從的國家，如何讓他們對美元保持信任？即使不信任，也能保持需求？美國人想到了一個關鍵辦法：讓美元與石油掛鉤。
機會很快就來了。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一場阿拉伯人旗開得勝的戰爭最終以被迫停戰告終，這讓阿拉伯世界非常郁悶。坐擁石油的阿拉伯人決定，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就從其他地方去獲得。于是，國際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決定用石油做武器，抬高油價打擊西方。這個辦法果然比戰爭來得更有效，很快西方就承受不住了。
這時，時任美國財長的西蒙（William E. Simon）秘密飛到沙特，拜會沙特石油大臣、首任歐佩克秘書長艾哈邁德·扎基·亞馬尼（Ahmed Zaki Yamani），告訴他：你們想把油價打多高我們不管，但是要想不讓美國人與你們為敵，你們必須接受一個條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結算。沙特人同意了這個要求。從此，全世界的石油交易與美元掛鉤，而美元的信用也就在此后40年里，牢牢地與全球的能源需求掛上了鉤。你可以不信任美元，但不可以不信任石油；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不能不使用能源。只要你的國家需要發展，必然要消耗能源，最好的能源在當時在今天都是石油。要獲得石油，只要不是產油國，就必須要用美元去買。別國獲得美元的方式只有一種：出賣資源或者出賣產品。而定價權在美國手里，無論是對資源還是產品，它都可以壓低價格，從而使美國人在發行新美元，也就是發行高能貨幣的時候，賺得第一道便宜。
不僅僅是石油，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美國通過“全球化”完成了一個制造業大國向金融業大國的轉型，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從而使得美元不僅僅與石油掛鉤，而且與全世界的制造品也形成了緊密聯系。
為了使各國心甘情愿地接受這一事實，美國人用比較優勢理論把全世界分成了兩塊，一塊是美國——美國人認為它的優勢就在于生產美元；另一塊是全世界。比如，中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于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你的發展就應該且必須借助這一優勢，別無選擇地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他國家以此類推。美國通過輸出“比較優勢”理論，把本國所謂的垃圾產業、夕陽產業紛紛轉移到其他國家，轉移到新興國家包括中國，而讓它70%的就業人口轉向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全球產業大分工的格局就此形成：美國人負責生產美元，而全世界負責生產用美元交換的產品。這就是這一輪所謂“全球化”的本質。
美國用自己的金融體系，把全世界與美國緊緊捆綁在一起，這種由美國向世界輸出美元，而世界向美國提供產品的交易模式，其結果就是全球財富快速向美國集中。美國在1990年前的200多年里，GDP最高時才不過達到7萬億美元，而在最近短短20年里，GDP居然翻了一番，達到14萬億美元。美國就是這樣通過美元，對全世界實現了金融殖民。
而手持美元的別的國家呢？最終由于不是你自己國家的本幣，再加上恐慌于美元的不斷兌水，為了不讓它變成廢紙，如果不急著把它變成實物財富（而美國會竭力在此制造障礙），就只能讓它回流美國，去購買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元資產，從而維系美國經濟運行所必要的流動性。
為什么不擔心經常項目長期處于逆差狀態的美國，卻十分擔心短期的資本項目出現逆差？因為美國需要大量的世界資本回流美國，才能保持這個儲蓄率接近于零的龐大帝國正常經濟生活的流動性，否則，大部分美國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難以為繼。美國資本項目順差的額度在2001年前后，大約是每年7000億美元，也就是說需要每天凈流入美國20億美元。一旦這方面出現虧空，美國就必然會想方設法、竭盡全力地保證資本回流。
如何讓全世界保持甚至加大對美元的需求？又如何讓美元能夠順利回流美國？

為美元而戰！   
過去20年里，美國是世界上惟一連打過四場對外戰爭的國家——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這里還不包括今年參與的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這四場戰爭，發生在三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開戰理由看上去都十分充分且冠冕堂皇，誰會把它們與一張輕飄飄的綠紙聯系在一起？
為美元而戰，這就是美式戰爭的全部秘密。
美國人為什么要打伊拉克戰爭？答曰：為了石油。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么美國占領伊拉克后，卻不從伊拉克免費拉走一桶石油？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學講師琳達·比爾姆斯在2008年合著的《3萬億美元的戰爭》一書中指出，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全球油價暴漲主因。
石油交易以美元結算，油價飆升也就意味著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說，美國人通過戰爭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伊拉克戰爭之前，國際原油價格約為38美元一桶，戰爭結束后飆升到近150美元一桶，相當于一場戰爭把全球對美元的需求打高了近4倍。當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購買石油時，最高興的除了產油國，就是美國政府。以給全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名義開動美元印鈔機，對美國來說，不僅意味著更多的鑄幣稅收入，還意味著更多的“綠紙換實物”。
戰爭不僅可以打出全世界對美元的需求，還可以打壞別國、別的地區的投資環境，在降低別國貨幣信用的同時，像驅趕羊群一樣把美元驅趕回美國，維系美國經濟的流動性。科索沃戰爭即是如此。
1999年3月，在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前提下，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人道主義干預的名義，悍然打響了科索沃戰爭。此前，作為戰爭的輿論準備，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西方媒體聯手撒了一個彌天大謊：說米洛舍維奇的南聯盟政權在科索沃屠殺了9萬阿族人。事后證明這完全是一個謠言。
美國為什么確定要打這場戰爭？看看當年的國際大事年歷就明白了。就在戰爭打響前三個月，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作為一種全新的國際結算貨幣，歐元一上來就對美元霸權地位構成了挑戰和威脅。72天的科索沃戰爭最重要結果，不僅僅打垮了米洛舍維奇政權，還重創了歐元。歐元與美元的匯率，由啟動時的1歐元兌換1.07美元，變為0.82美元兌換1歐元，歐元跌幅達30%。可以說，為了打擊歐元，維系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絕不會手軟。從這個角度上看，科索沃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
此外，在科索沃戰爭爆發前，有關資料數據顯示，約有7000多億美元的熱錢在歐洲游蕩。戰爭打響后，有4000多億美元立刻從歐洲抽逃，其中2000多億去了美國，另外的2000多億則去了中國香港。
一個投資界的常識是，熱錢囤積香港，通常都是想拿香港作為跳板，進入中國內地。而恰在這時，美國人用5枚精確制導炸彈，“誤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一周后滯留香港的2000多億熱錢從香港抽逃，最后去了哪兒呢？美國。也就是說，從歐洲抽逃出來的4000多億美元的熱錢，最后全部流到了美國，去支持美國已經連續90多個月的經濟繁榮，一直到小布什上臺，這個經濟繁榮期才告結束。
同理，2001年美國倉促打響阿富汗戰爭，不是為了反恐，而是要打回全球資本對美國投資環境的信心。
為什么說美國是倉促打響阿富汗戰爭？因為在1980年后美國發動的局部戰爭中，其戰爭準備時間都在半年左右。阿富汗戰爭卻是個例外，不到兩個月就倉促打響。倉促到什么程度呢？美國人在打到一半的時候，居然就把巡航導彈打光了，怎么辦呢？五角大樓只好下令打開核武器庫，取出核巡航導彈，拆下核彈頭，換上常規彈頭，又打了近千枚，才把阿富汗打下來。
美國人為什么要匆忙發動這場戰爭？因為時間不允許，美國的經濟形勢不允許。“9·11”發生后，大量的資金開始撤離美國。有數據稱9~11月間，有三四千億美元撤離了美國。所以美國迫切需要用一場戰爭，打回全世界投資人對美國的信心。
果然，當阿富汗戰爭打響后，道瓊斯指數就在短期下探后很快回升，華爾街一片叫好，隨著戰況進展順利，大量的資金又陸續回到了美國。由此我們看出，美國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現代戰爭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資環境不好而短期內又無法改變的話，那就用戰爭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壞，反襯出美國相對的好。這就是美國的軍事為金融服務的戰略路徑。
有意思的是，據海軍軍事專家李杰介紹，“從1976年以來，美國人對于航母的爭論次數不下10次，試圖尋找另一種手段來取代維護費用高昂的航母，用較少的錢來保證足夠的軍事力量。可是幾經討論，最終各方只能承認，美國只有發展航空母艦才能保證‘武力投射’的機動性和威懾性。所以，無論在科索沃戰爭還是在對利比亞的空襲中，美國航母依然活躍于國際舞臺上。”這個爭論的時間節點——1976年，與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石油“掛鉤”不遠。也可以這么說，正是出于保障美元信用的重任，航母才得以不下崗。

捍衛美元的軟性戰爭
據說，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就職當天對同僚告誡道：在這里（美聯儲）你們可以談論一切，就是不許談論美元。因為一旦失去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也就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因此為了維系這張“綠紙”的信用，美國無所不用其極。用軍事戰爭變相打擊歐元是一例，用金融戰爭直接打擊日元則是另一種玩法。
眾所周知，1985年美國通過“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成功打擊和遏制了日本出口的勢頭。可令美國始料不及的是，簽訂“廣場協議”之時的日元已經成功地邁入了國際化進程，已經是國際可兌換貨幣，在東南亞甚至一定程度上成為和美元比肩的硬通貨，有的國家已把它作為儲備貨幣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欣喜地發現，當日元從252日元兌換1美元上升到80 多日元兌換1美元時候，日元一下子變得值錢了。于是，日本人非常迅速地抓住了這個時機，掉轉頭來，從原來的產品擴張轉向資本擴張。那時的日本開始狂買紐約帝國大廈，狂買哥倫比亞兄弟電影公司、甚至發出了“買下美國”的豪言壯語。
這讓美國一度頗感緊張，驚呼“日本想買下美國的靈魂”，在這樣一種勢頭下，美國人通過瑞士國際清算銀行提出了“巴塞爾協議”（巴塞爾一號協議），也就是8%的銀行儲備金率的問題。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針對全世界所有銀行為規避金融風險制定的游戲規則。但實際上它主要針對的是當時日本的資本擴張勢頭。日本對此當然不接受，它與當時全球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德國連手，一起拒絕簽字。
在不具備戰爭條件的情況下，美國人怎么辦？美國人用了一個非常聰明的辦法，就是和英國簽訂了雙邊巴塞爾協議。兩國率先實行巴塞爾協議，率先執行8%的銀行儲蓄準備金制度。但這個協議最有意思的條文，不是雙方準備為全球做表率自律的問題，而是它的最后一條，即：今后凡與我兩國銀行打交道的任何國家的銀行，都必須實行8%銀行準備金率。這樣一來，美國人用多邊協議未能拴住日本，卻用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就范。因為這世界上還有哪國的銀行，既不在倫敦金融交易中心，又不在紐約金融交易中心進行業務往來或結算呢？美國用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巴塞爾協議上來，而這一回來的結果，最終導致了日本的證券業和房地產業泡沫的破裂，從而走上了“失去的十年”。

崛起中的中國亟需加強保障國家安全
如今中國的情形與日本有幾分相似之處。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人民幣也正在加緊國際化進程，未來勢必對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形成挑戰。美國已將中國視為全球頭號對手。
過去美國人喜歡說，當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現麻煩，美國總統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們的航空母艦在哪里？如今，在資本流已成為全球經濟生活主流的時代，美國人已經意識到需要一種能與資本的流速相匹配的快變量手段，才可能控制或改變全球資本的流速和流向。
為此，五角大樓對其軍事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盡快建立“全球快速打擊系統”（比如說建立空天司令部，建立全球第一支網軍，又比如說全球第一架空天飛機的試飛，再比如說正在研發的5倍于音速的巡航導彈等）。這一系統要求美軍的軍事打擊能力，能比航母為代表的傳統軍事手段更快捷地打擊地球上任何目標，打擊時限也一再縮短，從號稱一小時打遍全球，縮短到28分鐘打遍全球。五角大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注重美軍的速度，而這一切，都與資本的流速和流向有關。因為美國人心里最清楚，今天的美國是一個建立在紙幣上的帝國。要讓這個帝國不垮塌，就必須保持美元的霸權。誰威脅到美元的霸權，美國就會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所有它能操縱的手段，予以無情打擊。
崛起中的中國，必須對此有清醒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保障我國的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的責任，任重道遠。中國航母的出現，是我們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走出的重要一步，未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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